二、微观原因
微观因素包括政府因素、行业协会因素以及企业自身的因素。
（一）政府因素
众所周知，补贴主要是一国的政府行为，因此，政府因素是国外对华采取反补贴措施的重要原因。
1.我国的特殊国情
虽然从1979年开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发展至今，经济方面已与国际接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国情的特殊，我国确保留了相当一部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策，这些政策多多少少都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在加入WTO我国政府承诺取消一定数量的出口补贴，这使得对我国企业应对国外的反补贴诉讼中处理非常不利的地位。虽然如此，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国各级政府的补贴政策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最明显的就是对农产品的补贴政策。这使得国外有机会对我国实施反补贴调查和诉讼。
2.我国的补贴政策与《SCM协议》存在着差距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补贴政策也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恨多的补贴政策都与《SCM协议》相驳。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部分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投入”效应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性规定或实践中的种种做法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有些都属于《SCM协议》规定中的专向性补贴，诸如我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因此，我国这些补贴政策很容易遭到国外的反补贴调查，以致征收反补贴税。
3.经验的缺乏
由于补贴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对于反补贴的应对主要也是政府的行为。在加入WTO前，我国提交了一份清单，清单上所列的就是可能存在的可诉性补贴和禁止性补贴，在提交清单的同时，我国也作了逐步取消和清理这些可能存在的补贴的承诺。这件事情已经表情了早在好几年前，我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我国国内存在着一些不符合WTO规则要求的补贴存在，由于处理经验的缺乏，在实际面对反补贴调查时，我国政府还是显得措手不及。
除此之外当一国遭遇反补贴调查时，需要该国的政府作出答卷。而我国在2004年前，几乎从未遭到国外的反补贴调查，因此也相对缺乏回答此类问卷的经验。在政府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时，国外调查机关不能根据答卷上的信息计算相关的补贴额。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口国的调查机关往往会做出不利于我国的决定。
（二）行业协会因素
与国外的行业协会相比，我国行业协会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发挥的作用也是微不足道。但是国外行业协会在发起反补贴调查这个环节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来讲，西方国家行业协会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
1.参与立法；
2.为政府服务，即如何向政府提供本行业发展趋势的报告，提出行业经济政策、制定行业标准；负责贸易保护、市场损害调查、协调贸易纠纷；甚至陪同总统出访，进而与被方位国家达成大宗交易等。
3.为企业服务，如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行为，规划行业发展，提升行业竞争力，维护本行业的企业利益，西方国家甚至连出口配额大多都是由行业系会负责分配的。
在我国，首先行业协会却是一个相对不受重视的机构，其次行业协会对企业管理、协调的力度不够，也是反补贴诉讼的诱发原因之一。行业协会作为企业的忠实代表，和政府管理的协助者，应该做好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桥梁工作，帮助国内各企业收集国内外信息，实施行业自律，有效制定出口价格和规范贸易秩序，行业协会的松散管理，最终将使各企业像一盘散沙，在国外汹涌而来的反补贴攻势面前不堪一击。
（三）出口企业及产品因素
出口企业及产品方面的因素很多，错综复杂，较为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1.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存在问题
我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是我国出口数量最多的产品，产品的附加值偏低，进入进口国后相对价格也比较低，非常有竞争力。就拿工业制成品来说，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在国际上比较具有竞争力，进入进口国后价格也比较低，可以想象，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制成品产业，一定会采取某些贸易保护措施，而反补贴措施就在其考虑范围内。
2.出口市场过于集中
海关的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欧美市场占了我国所有出口市场的65%左右，这其中包括了我国直接出口和经过香港的转出口。可见，我国的出口市场是相当的集中，这就存在贸易摩擦的隐患。尤其是在近两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欧美不仅要保护，更要扶持，复苏本国经济，最便捷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贸易战”，采取措施，阻止国外产品过分瓜分本国经济利益。中国出口产品的低价格，大的市场占有率，肯定是首当其冲的贸易战目标对象。
3.出口企业存在不良的短期经济行为
由于我国出口目标市场非常集中，而且出口企业长期以来一直信奉“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导致众多出口企业都将产品出口到某个被看好的进口国，如此一来，各个企业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不惜以“价格”作为武器，相互压价。更甚者，有些企业为了拓展新市场，往往都会利用“低价”这个手段去引诱进口国内的消费者。这些企业的不良短期经济行为，无论产品是否真的受到补贴，都导致出口产品在进口市场优惠价格，让国外相关行业以造成损害
为借口，发起反补贴调查。
4.出口企业的反倾销应诉能力提高
反倾销一直是世界各国对我国惯用的手段，截止到2008年底，已经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大约640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给我国带来了将近16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并且导致我国有51万余人口的潜在失业。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屡遭反倾销诉讼经历，使得他们应诉反倾销的能力不断提高，应诉率和胜诉率也有明显的增加。各国也已经察觉到中国出口企业的这些明显变化，因此转而寻求其他可以利用的贸易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和相关产业。
第五节 我国应对国际反补贴的对策
基于国外对华反补贴的原因分析，本节的主要任务是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和对策。本节将针对政策的三个主体——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分别来论述。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企业是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国外对华反补贴的受害者，行业协会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个桥梁，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政府的应对策略
现今，特别是在某些西方国家以反补贴作为反不公平竞争的盾牌，实际推行的确是贸易保护主义，有效的应对国际反补贴诉讼，不仅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实施正确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也对我国处理因补贴与反补贴产生的双边或者多边纠纷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及时调整我国的补贴政策
1、政府应在大政策方面做出调整
政府应该在大的政策方面做出调整，逐步取消禁止性补贴。
比如，出口补贴是《SCM协议》中所明令禁止的，但是出口退税确实是非常有效的鼓励出口的手段。《SCM协议》附件二中明确规定：“间接税减让表允许对出口产品生产投入消耗的前阶段累计间接税实行豁免、减免或延期。”由此可见，只要出口退税的金额不超过该产品实际所含间接税金额，即出现“超额退税”时，出口退税就不属于出口补贴。目前，我国出口商品征增值税为17%，实际退税9%或11%，尚未能彻底退税，也就是说，我国在充分利用 WTO规则促进出口方面仍有余地。
再比如，我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在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对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对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的进出口关税、所得税、增值税及税收抵扣都有优惠政策。其实这种现象是属于带有专向性的补贴，在《SCM协议》中是明令所禁止的。可是，政府如果将这些优惠政策投入到对这些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中，那么这就不再是专向性的补贴，而属于不可诉补贴了，是被《SCM协议》所认可的。
2、关注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优惠政策，及时掌握各级政府补贴信息，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滥用补贴政策
政府首先要有针对性的取消各级地方政府给予《SCM协议》中禁止性补贴的权利，近年来，我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很多政策措施都是违反《SCM协议》的。比如，一些地区和部门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提供比国家规定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或者擅自设立开发区等等，这些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都与《SCM协议》中的相关内容相驳。
于此同时，我国部分区县政府出于对自身的利益考虑，一般不愿意将管辖区内的补贴信息提供给上级政府。例如在加拿大紧固件反补贴调查中，我国政府就向加拿大相关部门称中国政府无法获得这些补贴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时归地方政府控制的。
鉴于这样的事实，我国政府应该实时关注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优惠政策，及时掌握各级政府的补贴信息，发现不合理的或者属于“专项性”补贴的，应逐步取消，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滥用补贴政策，尽量使我国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政策符合《SCM协议》要求，让外国政府无可挑剔。
总的来说补贴政策调整的一个大思路是清晰明了的，即及时取消禁止性的各类补贴，引导产业合理利用可诉性补贴，充分运用不可诉补贴。政府重视并重点实施不可诉补贴是长远之计。
（二）加大优惠政策的透明度
在我国遭遇的反补贴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我国的一些优惠政策不够透明。
所谓透明度缺乏主要包括：
1.在具体审批和执行优惠政策时，通常由于政府的权利比较大，一些符合标准条件的企业可能不能获得优惠政策的待遇。
2.我国官方对某些优惠政策含糊其辞，措辞模糊，不严谨，实施的标准不清晰，甚至有些优惠政策都没有及时有效地公开。
这些优惠政策的审批与执行的过程中不透明，是由于我国相关的法制建设进度缓慢，内容不完善造成的。但是外国政府和行业却是认为是我国政府行为随意，构成了事实上的“专项性”补贴。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这方面的透明力度，做到政策透明，标准统一。
（三）优化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
当前，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我国补贴信息的获得途径通常是在网上搜索我国政府官方网站上的补贴信息，将这些信息视为调查的依据，并作为控诉我国政府补贴的强有力的证据。所以，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尽快优化我国政府相关官方网站的公开信息和项目，对于那些明显不符合《SCM协议》的措施都应该从网站上和对外宣传品进行清理和删除，在没有确实把握的补贴政策，不在做网上的对外宣传。
（四）加强相关人才培养
由于大部分的反补贴法都源于WTO的《SCM协议》，同时各成员国又根据相关国情做了修改，致使每个国家关于补贴和反补贴的立法都大不相同。加之，相对于反倾销，我国对于应对反补贴的经历是少之又少，相关人才是相当的匾乏。
因此，对于反补贴人才的培养是迫在眉睫。这些人才不仅要求其熟悉《SCM协议》的各个条款，熟知我国的相关补贴现状，更要求其能精通各国语言，深入研究相关成员国的补贴立法。我国政府在反补贴人才的培养上，应该提起相当的重视。
（五）建并完善反补贴预警体系
我国应该加强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市场状况以及进出口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的检测，建立损害预警模型，实现产业保护工作的前置化。随着国内产业法律意识和维护意识的逐步提高，反补贴预警体系的建立变得尤为重要。提前防范，提前预警，可以让我国政府在面对国外来势汹汹的反补贴诉讼时，变被动为主动，更及时的提前掌握信息，从而能达到保护我国相关产业的效果。
（六）从案例分析中借鉴经验
认真研究WTO成员间补贴与反补贴案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案件，了解案件的缘由、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程序以及案件涉及的《SCM协议》的实体等问题，以便我国得以借鉴，这对我国制定反补贴规则和应对反补贴案件大有裨益。
（七）从案例分析中借鉴经验
认真研究WTO成员间补贴与反补贴案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案件，了解案件的缘由、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程序以及案件涉及的《SCM协议》的实体等问题，以便我国得以借鉴，这对我国制定反补贴规则和应对反补贴案件大有裨益。
我们现在应重视研究补贴与反补贴的法律、法规，调查、了解、分析中国某些经济政策、外资政策、贸易政策与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规则的相符性，研究西方国家对中国适用反补贴可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我们已有25年之多的应对反倾销的经验和教训，但在应对反补贴案件上还是新手。因此，要积极借鉴抗辩反倾销案件的经验，要探讨研究抗辩反补贴案的知识和技巧，善于聘用在反补贴案上有经验的律师。通过研究，适时调整相关经济政策与措施，拟订出行之有效的应对国外尤其是欧美国家反补贴的政策与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