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也就是说，人们只赋予选定的行为以“绝对价值”，而不管它们是为了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者出于责任感、荣誉和忠诚等方面之目的。具体地讲。价值理性仅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
4.社会分层思想
韦伯的社会学集中围绕着三个主题：社会分层、组织和政治。其中，社会分层提供了韦伯关于社会的核心理论，通过社会分层可以发现社会的驱动力。他提出社会分层的三种方式，即，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层。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作用是特别细微的。文化分层尤其重要，文化分层是所有分层种类中最复杂最细微的。文化等级分层是世界的实质。
韦伯发现了三种秩序维系着人们与其他那些可能素未谋面的人，即，经济、政治和文化。之所以会有人在工厂出售他们的劳动存在，是因为全国性的劳动分工。从一种重复起到另一种重复慢慢地变化，每一种秩序都影响人们的行为，营造人们必须自我谋生所处的条件，决定他们的世界观和所要交往的人们。如果我们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相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之上的个体在群体之中的社会分层，将能更理解地来看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的众多人群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很多自从研究韦伯时期开始已经表明：人们正是在这样一些面对面的群体之中获得他们的认同、价值和世界观。因此说，社会的多样性是由其主要设置——商业、政府、军队、教堂、学校所产生的。同时，不同群体的成员在这些习以为常的网络中因他们的位置被拴在一起。
韦伯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在政治斗争中或在文化领域里，有共同位置和共同利益的人很有可能在一起行动或交往并排斥其他那些非他们同类的平等伙伴的人。在经济市场里，阶级是由那些经历着类似工作条件的人们聚合而成。经济地位让人们有了明确的利益，人们也因此在他们的经济利益驱动下行动，产生的冲突的剧烈程度都有赖于那个特定社会的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文化分层之间的关系。
韦伯认为，政治也像经济一样，是一个斗争普遍存在的领域。因此，个体既可能根据他们的政治利益也可能根均他们的经济利益来分层。并且，政治利益群体可能会和经济利益群体重合。 因此，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分层和政治群体形成的类别依赖于其自身的政治制度的性质。
让文化进入社会分层的第三种方式，这是韦伯本人的一大发现。韦伯把社会看作是各种力量间永远变动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政治分层会被经济联盟所影响，反之亦然，这两种社会分层都和文化分层相互联系。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作用是特别细微的。韦伯认为，除了由阶级和权力产生的社会分层之外，在文化领域里还有众多的可能等级。文化分层尤其重要，是因为它最接近于大多数人实际看世界的方式。文化分层因而也就是所有分层种类中最复杂最细微的。相对而言，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几乎没有明确的政治群体和经济群体，但文化等级的多样和支系却能够被极大地精炼出来，尤其是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事实上，文化分层甚至可以将地位等级的线条再细划到让每一群体或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程度。
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级制度可以为彼此而互相让步。韦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假设了使这三种等级划分方式得以统一的趋势。富有者尽力变得有权力和有文化涵养，当权者运用他们的影响变得富有并被高层文化圈所环绕，文化精英则努力发挥他们的影响以获取财富和权力。但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周期性变化和争斗又打乱了阶级、权力群体和身份群体的组成。我们只能发现这三种分层制度反复地统一、瓦解、重组。历史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其中，不仅有骑士反对官员、官僚反对政治家、地主反对金融家、工业家反对工会、教士反对科学知识分子，而且这些秩序中的每一种也都反对其他。社会分层的过程不仅构建了日常生活的框架，而且也让我们得出韦伯也曾得出的结论：“它们才是历史的动力”。
（七）熊彼特（J.A.Schumpeter）的社会经济学思想简介
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他以创新理论为核心，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现、动力和运行机制，分析了经济发展模式并探索了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是对近代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如此，熊彼特也是社会经济学的早期先驱者之一。熊彼特的社会经济学思想明显分为两个不同时期。他的早期社会经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用经济和社会文化习俗的关联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强调对社会整体的考察及经济与社会因素内在关联的思考。他认为：“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人为地提出了经济的事实。……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显然，熊彼特主张从整个社会生活上发来研究社会经济学，应从中选取值得研究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强调现实中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存在。不仅如此，熊彼特已开始关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之处。虽然把经济现象独立进行考察，才可能进行相对客观的分析，但必须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经济现象和非经济现象在表面上是很难区分的，经济现象分析经济现象存在诸多融合之处和共同的特征。尽管经济因素的确是构成某些阶级，如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但过分关注经济因素带来的影响会让我们的研究误误入歧途。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传统的社会习俗、个体的、性格和行为服从于传统的社会安排，而各个社会层面都可以被综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我们不难发现熊彼特的早期社会经济学思想已非常强调从经济与社会的相互联系和互动的角度来研究经济演化轨迹。
熊彼特的成熟社会经济学思想别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说熊彼特的早期社会经济学研究更侧重于经济学而非整个社会学领域的话，则其后来的研究使其认识到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经济现象认识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思想也从早期较偏袒门格尔的分析方法、轻视历史学派转变到对施穆勒观点的鼎力支持，高度评价其观点为社会经济学研究史上史无前例的成果。他提出了三种有助于认清经济现象的社会经济学研究思路：即经济现象包括了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学。经济理论通常与经济事实密切关联，甚至可转为具体理论，而经济史不应总与事实相违背，而是可以不断被事实证明的。熊彼特认为社会经济学视为施穆勒发现的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思路。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熊彼特对社会经济学研究的两大路径日渐清晰：其一是从宏观社会学的研究转向更具操作性的经济学研究；其二是借助于其它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来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深度融合构成熊彼特社会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贯穿于他后来的研究生涯，并在《经济分析史》得以充分体现。
熊彼特成熟社会经济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他从经济史的视角分析经济社会现象及其演化轨迹。他认为经济学就像是一个诸多领域错综复杂的交织物，而经济学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构成学来就是经济史。首先，经济史记录了经济事实的发生；其次，经济事实并非独立于社会现实，因而经济史有助于更好了解经济事实和非经济事实及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经济学研究的可能的种种错误最终都可归咎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史知识。
（八）卡尔·波兰尼（K.Polanyi）的社会经济学思想简介
匈牙利裔尤太社会思想家卡尔·波兰尼（1886—1964）被视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在经济学、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波兰尼做出了具有深刻洞察力和高度预见性的理论贡献。在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面临的种种社会经济挑战中，研究波兰尼的社会经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