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西：资产形式的转化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非经营转经营需要研究。城市创新过程中的信息非常关键，各个城市都不一样，信息问题是共同的。还有你提到科技创新概念不能泛化，很有启发。
连玉明：我想讲点科技以外的话，就是农村与当前城市的创新与发展。我讲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关于城市创新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当前城市化的问题。现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进入了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的城市化率无论如何今年会突破50%，这是一个事实。在50%这样的基点上怎么看待城市面临的挑战？我感到这是很重大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当城市化率介于40%-60%中间时，是该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而50%这个基点更重要，因为它正在定型化社会结构，关系到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管理问题。现在看，从40%到50%这个阶段，中国社会正在走向两极分化的结构。是不是会定型为这样的结构，后10年非常关键。
第二，我想谈谈城市创新与发展的社会风险。我们研究城市创新的时候，发现更多的是应对风险问题，我们认为当前5种不稳定因素和9个大的纠纷成为当前主要社会风险。5个不稳定因素包括：一是贫富分化的进一步扩大，吉尼系数0.5已经成为事实；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比如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贪污腐败，这几乎成为社会共识；三是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群体事件和恶性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呈现了上升趋势；四是仇富、仇权、仇官的社会心理日益突出；五是非传统问题正在成为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
除了这五个不稳定因素，我们最近调研发现还有9大纠纷，也是非常重大的社会风险。包括征地纠纷、拆迁纠纷、物业纠纷、改制纠纷、医患纠纷、劳资纠纷、污染纠纷、借贷纠纷、外地人和本地人纠纷。这九大纠纷表面上看是社会现象，实际上酝酿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比如前几天北京市同仁医院出现杀医生事件，他不是针对这个医生来的，就是对社会的不满。
所以，在5个不稳定因素和9个纠纷背后，提出来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大家说是“五全两信”，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生产安全、网络安全，这是表面的，再加上政府失去公信、社会失去诚信，造成了现在最大的社会风险。我觉得这种社会风险可能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最后一点，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讲政策与绩效的评估怎么办？如果城市主要是指政府的话，我觉得政府还很难讲绩效，更多的是讲政绩。所以从政绩来讲，我们最近研究一个问题就是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纳入到决策的程序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知道有安评有环评，但是没有网评，我们做的课题就是把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纳入到决策程序，要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体系当中。第一，要强化对重大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的社会评估。在重大项目的实施中要更加注重群众的利益，在重大政策的决定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重大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第二，构建四位一体的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体系，特别是围绕程序、政策、方案、诉求四个方面。比如说程序中间是合法性，政策中间是合理性，方案中间是可行性，诉求中间是可控性，特别是现在对诉求的评估基本上是不搞的。我们现在搞方案的过程中，每个项目要搞文评，发改委说现在不可能，不是说有了一个项目该不该上？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符合群众利益。第三，社会稳定的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有一个顶层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比如说有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还有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民意的诉求机制、制度的保障机制、安全的预定机制，这些机制现在都是有问题。
最近我觉得研讨会很活跃，种种的研讨和猜测是一个好现象，好象回到了1992年左右的氛围。现在我们研究创新与管理，一方面要注重内涵，但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一些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陈文玲：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城市创新，还有国内外创新型城市基本经验和教训，还有一个科技创新。我想从城市创新的角度对科技创新谈几点看法。
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46.96%，“十二五”期间我们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8%，按照这个速度我们2020年可能达到58%，到2030年会在65%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到了2040年城市化率会在70%左右，205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就基本结束了。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像一些小国城市化率可以达到90%—95%。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需要一定的农业耕地，保留一定的农民。这样中国城市化率到70%就应该基本结束。所以在目前来说，和前33年比，城市化率是降下来了，前33年平均是1.2%，后面30年城市化率仍然处于高速发展期，城市发展对中国来说举足轻重。
我们曾经算了一个帐，未来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城市人口可能会达到9亿人左右，比美国、日本、欧盟三大经济体城市人口的总合还要多。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或者是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最重要的还是表现在城市的竞争力或者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城市问题非常重要，城市创新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应有之义。
城市创新到底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城市创新就是要从城市的形态上进行创新，摆脱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什么叫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拉大城市框架，城市越做越大，建起高楼大厦、广场绿地、标志性建筑，扩张、拉大地表之上的建筑。其实现代的城市形态应该是循环型城市、生态型城市、绿色型城市、宜居城市，宜居城市又是核心。
第二，城市结构的创新。我们原来的城市都是单体，大城市、小城市、县城都是单体。未来城市的结构一定是一个群落，由于信息化，由于基础设施的对接，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趋同，由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未来的城市将是一个群落性的。什么叫现代城市群落呢？是要有国际化的大趋势，国家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然后加上广大的农村，城乡相间、大中小匹配的网络化群体。国务院批准了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另外我看最近批了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在一个城市群落里面是领头羊，国家中心城市在一个群落里面是重要的支撑，区域中心城市是若干个增长极，然后再加上城乡的一体化，这是城市群落的结构。
第三，城市功能的创新。现在我们城市发展起来了，但是城市功能非常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地表部分，下面这部分实际上都是分割的，年年拆、年年挖，年年铺，根本没有一体化的建设。上海的一座楼塌了就是因为楼下面没有建停车场，楼建了起来之后发现没有停车场了，然后又挖停车场，挖着挖着就把楼塌了，整体倾斜，玻璃一块没有碎。现在的城市发展就像这个楼一样，上面是建的摩天大厦，但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排水网络、电这些功能没有配套。还一个，我们的社区管理很落后。香港才600多平方公里，不过才用了30%的土地开发，其他的全部是储备土地。道路全部是人车分离，人的安全权利一定比车重要。城市的功能创新就需要技术支撑。比如说城市的信息化、城市的网络化、城市的云计算，怎么样把城市的管理数据运用到把城市管好。城市现在面临的最大矛盾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的城市功能调整，将来的城市定位很难定。
第四，城市管理理念的创新。城市到底是各级行政长官的城市，还是市民的城市呢？我看西方城市最先进的理念就是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市长是市民的市长，一个市长就是为市民服务的。另外，整个城市安全生活的理念，现在城市也好，农村也好，最大的幸福感被削弱的是我们的不安全感，特别是食品的不安全感。那么到底怎么样来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如何把一些安全的常识告诉大家？在城市管理里面理念、理论还有我们支撑城市运行管理的东西不变革，一个城市很难管好。谢谢。
唐华东：我觉得创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体制对创新的影响非常大。
现在咱们国家创新的体制还是国家主导，研究日本的筑波和美国的硅谷比较可以发现，为什么美国的硅谷比日本的筑波更加有活力？他们根本的差别是在体制上，日本是政府主导的，美国的硅谷是市场主导的。所以什么样的创新最有活力呢？我觉得体制很重要，就是市场主导的体制。我们现在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在创新中的地位还没有充分体现，这是一个重大的体制问题。非经营性资产转化为经营资产本身有体制问题，现在事业单位在改革，如果推向市场就可以经营。还有一个重大体制问题就是创新的评估体制，因为都是政府主导创新，政府的机构在评估。这种一元化的评估体制不利于创新。应当建立一种市场为主导的，多元的评估机制。像国际一流的评估机构都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咱们中国就没有这样一个真正受到大家认可的评估机构。这是两方面的体制问题，一个是所有制的问题，一个是评估机制问题。
第二是人的方面。现在缺乏对人在创新方面的激励机制。国家说的很多，但是落实得很少。具体障碍特别多，搞创业、搞创新还有很多潜规则。没有这样的活跃机制，很多人才事实上还聚集在体制之内，没有真正参与到创新当中去。
第三个是资金对创新的影响。资金基本上还是以政府主导，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这种机制对资金的有效使用是不够的。政府的资金主要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创新资金使用效率一般来讲是非常低的，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民营企业的资金虽然在不断增长，但是很多资金鼓励措施享受不到，上市总是先让国企上，创业板推出来了，但是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一些诚信的问题，诚信的缺失，道德的问题，现在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重要。企业上市就是为了圈钱套现，上市以后不再创新，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对创新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还有一个信息化对创新的巨大推动。
我想到刚才专家说的城市群，全国可以一体化，用信息网络、云计算来管理全国的城市，所有的国际化、建设、管理、发展都可以统一起来，但是谁统一管？全国来一个市长？因此信息化非常重要，没有信息无从谈创新。但这方面也有体制问题。前几天见到一个超星数字图书馆，超星这个公司做的世界性的图书馆，上这个图书馆就可以看全世界所有图书馆的资料，也可以下载，这就是充分占有信息。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在做，政府还没有想到这些。企业做了10年，实际上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侯万军：我想谈一些感想，回应前面几位专家的观点。我有一个印象，研发人数中国占全球第一，科研投入占全球第二，论文好象占第三。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从科技投入对创新和研发活动的制约大大下降了。现在很多地方不是钱的问题，关键是钱以外的问题。我们现在有条件有能力，也是时候来反思我们的过去。
现在三大创新中，现在原始创新还基本上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为代表，我们的原始创新还非常非常薄弱。消化引进吸收再创新，我们消化引进吸收了一大批，但是再创新很少，原来的市场换技术并不理想。在集成创新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成果，很多都是集成创新。大家意识到了协同创新方面，为什么领导现在特别强调协同创新，因为现在协同创新在创新活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把它作为重点来强调一下。
刚才听了几位专家的发言，我有几个同感：
一个是我们对创新活动这些成果的评价和激励的导向作用，就是创新成果怎么评价？现在不同的创新成果、不同的标准要有不同的评价，包括奖励。评价和奖励起风向标的作用，现在反映奖励太多，特别是政府奖励太多，在导向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一系列的问题就产生了。
第二，创新主体或者创新团队的依托问题。创新主体到底是谁？我们过去讲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它是不同层面的问题。还有对创新人员，就是人才积极性的调动，特别是年轻人积极性的调动，这涉及到一个体制问题，就是创新机制的体制问题。
第三，创新资源的共享平台，特别是政府投资的一部分，涉及到公共服务的这部分，或者中小企业技术服务的这部分，创新资源的共享平台是个大问题。我们在科技方面经常讲几句话，一是封闭，一是分散，结果是低效，大量的科研机构相互分割，课题资源相互分散，造成了重复投入。我们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我们投入了那么多的钱，到底绩效怎么样，应该有一个评价。至于怎么评价，这是我们现在重点考虑的问题，而且必须放在效能上，对政策的标准、对科研单位的标准、对企业化的标准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再一个对创新环境的营造，或者是教育的培养和创新环境的营造。我们应该从全社会，从国民教育阶段，甚至是从幼儿园阶段就要激发孩子的创新潜能，而不是靠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育，这是对我们的一大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