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够带给人们快乐和幸福，而快乐与幸福生活是需要人的创造力和激情来维护的。没有创造力，没有激情的性无快乐幸福可言。由于人的创造力和激情的大小取决于人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所以只有把人们从必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他们的潜能，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做出自由选择，他们才能感受到空前的幸福。正因为如此，自由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外许多文学作品都有主人公为追求爱的自由而抛弃荣华富贵，甚至生命的动人描写。例如，列夫·托尔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故事就让人刻骨铭心。
主人公安娜是个年轻美貌的贵妇，她拥有一位体面的丈夫和令人望而生羡的社会地位，过着殷实豪华的贵族生活。可是在这样一个"拜物"的世界里，有着如火激情的安娜却感到空虚寂寞。为了摆脱没有爱情的生活，为了追求情感的自由，安娜勇敢地离开了她的达官显贵丈夫卡列宁，宁愿跟着年轻的渥论斯基到乡村过普通人的日子。然而，现实并不能如她所愿。与渥沦斯基结合的有限快乐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激情后的冷淡厌倦给了她不幸命运的最后一击。最后，安娜以她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倔强性格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她倒在疾驰而过的车轮下，美丽的眼睛中那时时燃烧着的，渴求自由的火焰终于永远地熄灭了。
安娜的故事之所以能引起大众内心的强烈共鸣，是因为尽情地挥洒爱情也是许多普通人的梦想。既具精神特质，又具生物特性的人永远是一个矛盾的动物。在日常生活中，人总是既渴望享乐，又想活得体面；既希望一辈子活色生香，又想要几世的深邃丰满。生命之轻于生命之重能否兼得，或许是人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现实生活中人对于的性与情的自由的向往常常会受到很多限制。除了法定的婚姻关系的限制外，人们的价值选择还要受经济的、政治的、或声望等因素的限制。爱情是浪漫的，生活却是现实的。现实生活中仅仅有爱情是不够的。人要有尊严地活着，就必须有最起码的生活物质条件。所以，大多数普通人的婚姻并不完全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其中有很大有成分是双方实力博弈的结果。女大学生嫁大款，年轻的男白领想娶有房之女为妻都带有某种价值选择的无奈。
出自非自由意志的价值选择导致了婚姻的异化。关于婚姻的异化，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第1小节中已有详细论述，在这里，我们只是从个人幸福的角度讨论性的异化对人的幸福感造成的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婚姻的异化是指个人的婚姻不受自身需要主宰，而受外界力量等支配时所产生感受。“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这种体验方式中，个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或者如人们所说的他变得与自己疏远起来。他体验不到自己是自我世界的中心、自己行动的创造者-----而他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却变成了他的主人，他要服从它们，甚至他要崇拜它们。”176
异化的存在使得婚姻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人在异化的婚姻中毫无幸福可言。虽然如此，在许多历史阶段上，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容忍异化婚姻的存在。在我国70年代以前，许多毫无感情基础，也完全没有性生活的夫妻为了孩子仍然会维持一个名义的家庭。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近年来离婚率节节攀高，说明人的本性对自由的向往决定了人不会永远甘于这种异化的婚姻。
人对幸福的渴望和人的自由本性使人总是希望突破环境的限制，导致性价值目标的改变。例如，最初以物质需求为主的性价值目标，在生活的境遇获得改善后就会转化为对精神价值目标的追求，情感会取代原来的价值目标成为人们当前最大的目标。这时，已满足了的物质需求变成了阻碍人的自由意志的桎梏。急于挣脱桎梏的人们可能会饥不择食地选择不合理的，甚至不合法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幸福”。
盲目追求个性自由和个人“幸福”对家庭、对社会性秩序和性和谐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人们追求幸福和自由本身并没有过错，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是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但是，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建立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正如黑格尔所说，“自由以必然为前提。”177恩格斯曾经给自由下过定义：“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78
在性伦理中，自由是指人具有按照必然性来改变偶然性，从而选择某种可能性的活动，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即对社会存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是说，人能否通过自由意志获得幸福要受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制约，人只有运用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作出与社会发展方向一致的正确选择，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4、幸福的伦理基础
幸福应当是一种善，是一种个人需求与社会理想和谐统一的状态。尽管个人的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是通过性伦理的构建达到相对统一却是可行的。善是性伦理追求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性伦理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每一个个体所面临的善是那些？幸福的伦理基础是怎样的？个人所追求的幸福是否真正的幸福？自我能否与他人共享这种幸福？
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感官快感可能会给人带来一时的快乐，但却不能使人获得恒久的幸福。曾经有人对服刑人员作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除少数极端分子和变态狂外，大多数服刑者都承认，他们通过犯罪而获取的利益和享受只能给他们带来一时的快乐，即使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其内心也会因给他人造成的伤害而感到不安。例如，通过强奸而满足自己的兽欲就毫无幸福可言。
伦理学对善的追求是一个价值求和和价值创造的过程，幸福是一种价值，伦理的善就是个人幸福的求和，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价值---全体公民的幸福。这是一个道德理想，它的实现牵涉到作为部分的个体与和作为整体的社会。
诚然，幸福首先是个体的价值，“如果一个部分本身有价值，并且这个价值恰好不受这个整体的部分存在决定，而且在这个？部分存在中是有效的，那么它对于整体的价值来说就是先验地？‘意义重大’的。在它自身价值本性中所发生的每个变更，都？会影响着整体的价值。”179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个人的幸福也是一种价值，则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看，这种价值就“先验地”对于整体的价值实现有重大影响。性伦理学必须以最在限度地增进公民幸福为最大的善。
在另一方面，整体也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本身没有价值，但对于它的结构或对于内在价值部分的结构？是先决条件的部分。例如，公正不是整体自身的需要，而是实现整体中各部分（个体）价值的先决条件。这些要素也就有了一种推论价值或“先决条件价值”。通过这种联结，应当出现一个比价值构成要？素组成的集合的统一体要多的价值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价值不是个体价值的算术累加，而是根据个体价值的相互影响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因此，把它们以一种像我们在音乐中谈到作？曲那样的方式把它们组合起来，以达到一种音节之间真正的和谐。“单个要素的感？官的或情感的价值在某些意义上有助于整体价值，但它们不能？组装成为整体价值，而只是作为一个对于它们来说全新的一个？来为整体价值奠定基础。”同上P22
这就是说，社会整体的价值、整体的善和幸福是一种和谐。性伦理就是这种和谐的伦理基础。实际上，包括性伦理、性禁忌和习俗在内的许多规范都是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包含了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对性存在的必然性的认识，有助于性和谐的实现。
例如，社会舆论之所以会对女大学生嫁个爷爷辈的名人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是受婚姻应当男女双方年龄相当的习俗（可以视为一种不成文的道德规范）的影响。习俗之所以给婚姻一个年龄相当的限制，实际上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从年龄与辈份的联系上考虑，这是伦理性限制；二是从生理条件的差异性可能产生生活的不和谐方面考虑，这是生理性限制（也可以叫做自然性限制）。
年龄限制并不象某些人所认为的是“不人道”，恰恰相反，这种限制是人类性生活实践的结果，具有很深刻的现实的社会意义。即，这种限制可以降低婚姻失败的可能性，避免社会风尚滑坡，避免社会道德的沦丧，避免极端暴力事件的发生。我们不否认存在着跨越年龄和身份界限的爱，不否认某些婚外恋有着浓厚的感情基础。但是这种违背自然律和道德律的爱情往往需要人们付出极高的代价。
在人们的感情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的偶然性。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从相遇、相识、相知到相爱，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的集合。当他们以婚姻的形式结合后，还要面临一系列可能性的选择。面对几乎是无穷的可能性，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性伦理能够帮助人们识别这种偶然性，避免某些因一时冲动造成的不良后果。例如，性伦理对贞操的提倡会避免许多因为婚外恋或婚前性行为对主体造成的伤害，避免未婚先孕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
为了实现这种幸福与和谐，性伦理必然要对人们的某些不正当的需求进行限制。这种限制不是要限制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是要帮助人们识别偶然性，认识自由和幸福的本质，在认识自由和幸福的基础创造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幸福的条件。幸福说到底是一种伦理的幸福，离开了社会伦理基础，那种抽象的纯粹个人意志的主观幸福是不存在的。
三、 性伦理中的发展尺度
性，一方面关系到人类的繁衍，关系到人口的质量和人口的数量；另一方面，性，也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社会秩序。人类的性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在于，性欲是性的生理存在，受纯粹的自然律的控制；婚姻和家庭则是性的社会存在，必须受社会规范的制约。社会规范能保证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有序地进行，并构成一种和谐的“生产”环境。这种规范就是以合法婚姻为基础的道德、法律规范。因此，性伦理的社会发展原则应当包含，有利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人口质量和数量的伦理保证；有利于维持人口再生产有序进行的伦理保证。
1、有利于人类种的繁衍
任何社会存在和发展，都是以一定质和量的人口为前提的。“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个方面…其中一个就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80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通过两性关系而实现的，它一方面要受自然因素----地理环境、生理条件、食品、大气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受习俗、道德、法律等规范的约束。例如，禁止近亲结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种的退化。
性规范是人口出生的质量和数量的伦理保证。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性规范对人口生产的影响主要是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因为那时生产力低下，人口的数量决定着一个部落或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早期的性伦理总是与生育密切相关。如，儒家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条。在中国古代，一个家族男人多，一个家庭儿子？多，就意味着家族势力强大，就是家庭人丁兴旺的象征。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性伦理目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进化，人口再生产受自然力的约束越来越小，人们不再追求人口的数量，但是，性伦理对于人口再生产的控制作用并没有削弱。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竞争的加剧使人们越来越重视人口的质量，性伦理对人口的控制作用也从单纯地追求数量转而追求人口的质量。这种控制作用主要表现在，性伦理对乱伦、血亲等性关系的限制抑制了基因缺陷儿童的出生，从人口再生产的源头上控制了人口生产的质量。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决定出生人口素质的是胎儿质量。虽然影响胎儿质量的因素很多，但遗传因素，即父母的遗传素质和胎儿的基因型占主导地位。胎儿的基因型控制着胎儿的生长发育和胎体对外源性环境因素的感受性。
人类的遗传性状都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基因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决定着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当基因有缺陷而影响到它行使正常功能时，就会发生疾病。人体细胞5万—10万个基因，至今已确定了的单基因性状就有6500多种。其中相当多的现代医学家和遗传学家认为，基因性状异常表现为遗传病。除外伤外，几乎所有的人类疾病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参与，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遗传病。181
遗传学认为，普通人身上都带有至少20种致病的隐性基因，但由于与之对应的染色体上的等位基因往往是正常的，结合后致病基因被正常基因掩盖，因而仍然表现正常，成为隐性遗传病。在随机婚配中，由于夫妻二人毫无血亲关系，所以相同基因很少，他们所携带的隐性致病基因也不同，所以不容易使后代得遗传病。遗传学者认为，如能完全禁止表（堂）兄妹结婚，可降低少年型白内障发病率的15％；降低先天性聋哑发病率的20％；降低色素性干皮症发生率的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