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伯利和米恩斯（1932）的分析进一步确定了经理对股东利益侵害的研究基调，在此基础上，学者也更为具体的研究了经理侵害股东利益的方式。鲍莫尔（Baumol，1959、1961）指出经理通过追求企业销售收入的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来增进了自己的利益损害股东的利益。马瑞斯（Marris，1964）则认为经理是通过追求企业成长率的最大化，来损害股东的利益增进自己的利益。詹森（Jensen，1976）指出当企业拥有充足现金流时，会出现经理的过度投资（over—invest）行为。他认为过度投资是指经理将现金投资于未来净现值小于零的项目。詹森还认为过度投资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而股东的收益却并没有随之增加，过度投资满足了经理的私利，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詹森和麦克林（Jesene Mecline，1976）将“经理侵害论”进一步理论化，并提出了代理成本概念和系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此后，谢尔弗和维斯尼（Shieleifer vishny，1989）总结性的认为代理问题的新发展特征是以“经理专用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指出“经理专用投资”是企业的经理倾向与在与自己特定能力相关的领域进行投资。他们认为，由于“经理专用投资”的不可回收性，其也是经理“离心离德”活动的重点。因为，经理将公司资源投资到那些在他的管理下比其它最好的替代者管理下更有价值的资产上，使自己对股东来说具有更大价值，而且替代成本高昂。由此，经理也可以增进自己从其它方面的利益，如高薪和奢侈的在职消费等。
总体来看，学者对掌握企业控制权的经理行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论证了斯密所提出的“经理侵害论”的合理性。但是，这些论述仍然只是从经验现象上对经理行为的论述。理论和现实都迫切需要说明：既然有大量的经理侵害股东利益现象的存在，那么，为什么这种被斯密誉为“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制度形式”—股份公司并没有倒退回归到古典的业主制企业，反而会成为当今社会主流的企业形态呢？
2.1.3股东与经理间利益冲突发生机理的一个述评
在马克思与斯密的分析框架下，学者对股东和经理利益冲突的成因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而且分析所形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股东和经理间利益冲突产生的一般机理。
股东与经理作为组成企业组织的重要的要素合作两方，他们合作的最初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企业“合作剩余”或者说“组织租金”的生产创造和分配来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即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希望，通过做大企业组织租金这块“馅饼”来满足各自的利益。从这点来看，股东与经理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但是，如同青木（AoKi，1984）所述的那样，如果可以无限做大组织租金这块“馅饼”，那么，股东与经理差异化的利益诉求终究还是能够得到实现的，二者之间也就不存在利益冲突。然而，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要素合作各方在企业中的投入是既定的。加之企业外部市场环境的约束，企业组织租金的产出存在着一个“生产可能性边界”。也即企业组织租金的产出将呈现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约束特征。在此状况下，企业的组织租金也就不可能完全满足要素合作各方的利益诉求。企业要素合作各方差异化利益诉求的实现也就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关系特征，即会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一方受益时而又有另一方受损的情况。
另一方面，股东与经理之间又存在着目标函数上的差异。具体而言，股东主要期望从企业中以最快速度、最大化的获取股利回报；而经营者则期望从企业中最大化的获取包括薪酬、在职消费以及职业声誉在内的利益（Wliamson，1985）。进一步而言，学者对股东与经理之间目标函数差异的分析，融入对股东与经理“经济人”行为的判断。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的股东与经理是私利最大化的追求者。股东倾向于通过股利的最大化在短期内尽快收回投资。而企业的经理则倾向于将“合作剩余”最大限度的留存在企业内部，因为这将有助与企业规模的扩大，进而有利于经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以上企业组织中存在着的系列特征：企业组织租金的产出约束和股东和经营者“经济人”理性下各自对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及各自目标函数上的差异，成为了股东与经营者间利益冲突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既使存在这些前提条件，股东与经理间利益冲突依然是潜在的。现实中，股东与经理间利益冲突的产生，更为重要的在于是否会产生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实际损害。
为此，就需要明确二者之间的利益边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企业平均利润的本质是剩余价值，其在量上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但是，这种分割并未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以及它的起源和存在条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职能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共同参与对劳动的剥削。同时，从《资本论》中对工人在自己的合作工厂中，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的论述来看，企业组织内部股东和经理之间合理的利益边界应该是：股东仅仅从企业组织中获取利息，而由经理、工人构成的总体工人共同分享企业的平均利润（剩余价值）。
德姆赛茨（Harold Demsetz，1983）并不认同经理通过在职消费损害了股东利益的观点，他认为，“那些指责股份公司为在职消费者大开方便之门的人可能瞄错了靶子。”在德姆赛茨看来，“经理侵害论”成立是有条件的。只有将经理的在职消费与股东的在职消费进行比较，发现企业在取得同等利润情况下，前者大于后者，才能说明经理通过在职消费的形式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因此，他认为，“所有权结构是竞争选择的内生结果，在这一选择中，各种成本优势和劣势相互平衡从而产生了均衡企业组织，你不能简单地说分散所有权没能产生最大利润，或者没能最大化企业价值，或者没能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分析在职消费和所有者控制权不能撇开均衡组织的其他特征。”
实际上，作为“经济人”的股东将资本投入到企业中使用，其期望从企业中获取的主要是股利（stock dividend简写为SD）。而由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股东的股利回报实际上又是一个区间值；这个区间值的上限是企业净利润（profit简写为P），下限是银行利息（interest简写为I）。我们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I＜SD＜P。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股东期望从企业中获取的最大收益为企业全部的利润；另一方面，按照资本的平均利润理论，股东将资本转让给经理使用，获取的股利回报也应不低于利息I，否则股东会将资本存入银行。同时，由于债权人将资本转让给经理使用时，通常要求企业提供物质抵押或者第三方担保。而股东将资本转让给经理使用时，并不要求企业提供抵押或者担保。因此，一般认为，股东较债权人将资本转让给经理使用时面临较大的风险，做为一种对风险的“贴水”，股东应从企业中获取的最低股利回报应不低于银行利息。
而相对与股东的利益诉求，经营者期望从企业中获取的回报（我们用W表示）实际上也是一个区间值；首先，由于经营者特殊的才能和对企业的付出，其期望从企业中获取回报的最低值应不低于市场上熟练工人的工资W1。其次，作为“经济人”的经营者也期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即其期望从企业中获取的最高回报也应为净资产利润P。我们也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经理的期望值：W1＜W＜P。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股东和经理利益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股东和经理所期望从企业中获得的利益回报，与其应当从企业中获得的回报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当掌握企业控制权的经理并未让股东获得其最低应得的收益I，或者使股东投入到企业中的股本也受到“蚕食”的威胁时，股东和经理间的利益冲突才极有可能产生。而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当股东从企业的利润中获取过多，导致经理的收益低于市场上熟练工人的工资W1时，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有可能产生。从这点上来看，股东和经理利益冲突又是在一个弹性值区间内产生，具体而言，股东和经理实际上是在以上所述的弹性利益期望值内，达到一种利益关系上的均衡。
以上的分析也说明，对企业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分析，应以辩证的视角来加以审视。企业股东和经理间利益冲突的产生可能是由股东对经理利益的侵害造成的，也可能是由经理对股东利益的侵害造成的。具体情况应结合实证材料做更为进一步的分析。
第二节股东与经理间利益冲突的实证分析
2.2.1国有企业股东红利的导出困境
如前所述，传统理论认为代理问题被认为是企业治理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传统理论对此的研究，是局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下的企业。改革之初，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产权类型看，我国的企业大多属于公有产权而非私有产权。而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1972）认为公有制产权下代理问题具有普遍性，他们在对前苏联公有制产权下的企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苏联的管理者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同资本主义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关系相类似。国家对管理者所期望的行为模式的侦察、监督与执行成本显然要大于零，而且事实上可能很大。苏联的管理者可能在他自己对这些成本的估计中，削弱了国家的企业所有制，或在同样的事情上使用企业的资源时，以牺牲政府的目标为代价来增加他个人的满足。”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中，企业的管理者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加自己的个人效用，并损害企业股东的利益。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也曾指出“即使不出现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只要在任何场合包含有两人或者以上的合作性工作（就像本文的合作写作那样），就会出现代理成本。”林毅夫（1995）也认为，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不仅国外有，中国也同样存在。事实上，我国国企改革的实践也证实了以上以上学者的判断。
改革之后，随着我国政府相继颁布实施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1979），《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1984）、《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1992），我国国企厂长经理的所获得的对企业的控制权不断扩大。而在国企的厂长经理的控制权不断扩大后，国企的代理问题也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80年代后，我国的国企兴起了一股兴办“三产热”的浪潮，而大量的研究证明这些附属的“三产单位”成为了此时国企的厂长经理转移利润和资产的去处。通过关联交易，一些与厂长、经理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三产单位”获得了从母体企业转移出来的利润，这些利润小部分用以支付“职工”的福利，大部分则成为企业领导人的钱袋子（张晖明，1998，P175）。另外，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国企通过采取“折价”与外方合资、合作的方式，将企业的资产流出，转移到与自己利益关联的合资公司。韩朝华（1995）通过对南昌化工原料厂与美国PPG公司合资生产白炭黑案例的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我国企业内部的厂长经理从个人利益出发，借合资之名，行资产转移之实，而不惜使股东利益受损的典型事实。同时，这一时期还爆发了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褚时健贪污案、于志安携款外逃案等诸多的国企高管利用职务犯罪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