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利益包括意识形态利益、声誉利益、权威利益等内容。当国家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决策的主要依据时，该国认定的就是意识形态能够为其带来的政治利益，这种政治利益是与国家声誉、国家权威相挂钩的。冷战期间的美国和苏联都是典型的例子。为了维持各自阵营的声誉和权威，美国和苏联都不惜经济代价而相互争夺，争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优越性。如果一方能够显示己方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优越性，其吸引力就会更大，国家权威就会更强，国家声誉就会更好，而其获得的国家政治利益也就更多。所有这些利益完全由国家决策者主观认定，它们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物质需求而得到解释的。很明显，它们属于国家的精神利益。
文化利益是国家在保护本土文化和增进本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时涉及到的利益，明显属于国家精神层次的需求。在国家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新世纪，文化利益正受到不同国家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历史变迁
回顾新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我国先后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每个时代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利益观既有传承性，同时又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开明的集权制国家，我国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基本上就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观，所以本文将重点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最主要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情况。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利益观”到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的经济利益观”，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务实主义的综合利益观”，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1、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
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长期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一生并没有专门论述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在其著作中也很难找到“国家利益”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其实，毛泽东对国家利益的认识还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将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放在了首位。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制定外交决策的时候只考虑意识形态因素而忽视了国家利益。但按照本文的界定，意识形态属于国家的政治利益范畴，毛泽东是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放在了首要位置。1949年，毛泽东就明确表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立即制定了“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另起炉灶”等三大外交方针，坚定地站在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毛泽东首先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建交“必须经过商谈”。毛泽东还利用各种场合宣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极力维护苏联的社会主义领导地位，反对任何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60年初，中苏开始出现分歧，毛泽东在坚持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从1963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国连续发表了9篇针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评论文章，与苏联进行了意识形态的大论战。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利益观还体现在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上。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认知下，毛泽东支援了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埃及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斗争、伊拉克推翻费萨尔王朝斗争、阿拉伯国家抗击以色列扩张的斗争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抗美斗争等。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完全是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声誉，扩大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影响，以增进中国的国家政治利益。
毛泽东的政治利益观还表现在对中国国际地位和政治独立性的维护上。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一直坚决捍卫中国的利益。在50年代，毛泽东派遣周恩来等人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在阐述中国社会主义主张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一直强烈要求联合国驱逐台湾代表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当联合国于1971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时，毛泽东立即派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会议，宣传中国的主张，扩展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反复强调中国在支持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时不会称霸，有力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毛泽东还极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政治独立性。50年代，苏联曾无理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企图以此影响中国的政治。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7] 尽管毛泽东制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他并不是对苏联亦步亦趋。在与苏联关系上，毛泽东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政治独立性。
除了极力维护中国的政治利益外，毛泽东还非常重视中国的安全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将长期处于混乱和列强欺凌的中国解放出来，使中国走上了民族自强的道路。所以毛泽东对这些来自不易的革命成果极为珍惜，在有限的技术和物力条件下发展了中国的国防，以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典型例子就是决定参加朝鲜战争。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国内很少有人主张派兵朝鲜。但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一方面有意识形态利益因素的考虑，另一方面就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周恩来认为：美国可能会从台湾、朝鲜和越南三个方向实行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还是选择在朝鲜与美国较量为好。[8]在10月24日的一份报告中，周恩来认为美国的打算是先“稳住中国”，过三八线后“再搞中国”。 [9]周恩来的话其实就代表毛泽东的意见。在认为中国的安全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国自身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出兵。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为了捍卫中国的国家安全。50年代毛泽东曾两次决定炮击金门，60年代支援北越抗击南越和美国，同时又独立发展核武器，所有这些决策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安全。70年代，毛泽东改变了对美政策，决定同美国恢复正常关系，同样也是在中国受到苏联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才作出的决定，其真正目的是保障中国的安全。
总的看来，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是一种政治利益观。他最为重视的是国家的政治利益、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政治利益，同时也注重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有着诗人般浪漫气质与豪情的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又是一种理想化的利益观。他依靠个人的极高威望和绝对权威，从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出发，确定了自己对首要国家利益的认知，但这种认知脱离了中国的一些实际情况和人民的经济需求。正如国内一位学者所言，毛泽东“对经济利益考虑相对较少，更多地突出了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甚至为了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承担起一些超越国家能力的经济责任”。 [10]
2、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至为深远。他长期参与和主持我国的内政和外交工作，对我国的国家利益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国家利益的论述逐渐增多，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利益观。邓小平将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所有国家利益的首要地位，同时也注重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但与毛泽东不一样，他摒弃了政治利益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而更为关注中国主权独立性的政治利益。
与毛泽东重政治而轻视经济的国家利益观不同，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最大特点是将国家的经济发展视为国家最大、最根本的利益。1979年10月，邓小平说道：“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11]邓小平逐渐改变了“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的看法，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反复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将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在重视经济利益的同时，邓小平摒弃了国家利益认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 [12] 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13] 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了他将国家的现实利益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的领导人” [14]。在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认知中，意识形态因素给国家带来的有限政治利益远远比不上现实的经济利益重要，所以他摒弃了毛泽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利益的认知和做法，转而以国家的现实利益作为外交决策和处理国家关系的根据。[15]
在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利益的同时，邓小平同样注重国家的政治独立性和国家安全利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到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人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6]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由于认为“现在世界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 [17]，邓小平将经济利益作为国家的首要利益。不过当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邓小平又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安全利益置于首位。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针对西方的煽动和颠覆活动，邓小平说道：“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18]邓小平对国家主权利益的重视还体现在对香港、台湾问题的态度上。在就香港问题与英国进行谈判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 在谈及台湾问题上，邓小平指出：“万万不能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20]可见，邓小平是非常重视国家的安全利益的。
另外，邓小平也重视国家的政治利益，不过其内涵与毛泽东重视的政治利益不一样。毛泽东所重视的是由意识形态带来的国家声誉、国际地位等政治利益，而邓小平强调的则是“国权”和“国格”的政治利益。邓小平认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 [21]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问题，邓小平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他认为中国“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一方面，在多极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算一极，“怎么样也算一极”；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小国，因为“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就发展水平来说，是个小国，顶多也是个中小国家，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中国是个真正的发展中国家。[22]可以看出，邓小平非常重视国家的政治利益，不过他既不盲目追求意识形态给国家带来的有限政治利益，也没有不切实际地追求国家的国际地位，而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国情，将民族的独立和自尊等“国格”、“国权”问题视为国家主要的政治利益问题。
总之，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利益观，将国家的经济发展利益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将国家主权独立等安全利益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实事求是地追求适当的政治利益。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国家利益观相比，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正如国内一位学者所言，“邓小平是彻底的现实主义大师”。 [23] 邓小平在看待和处理国家利益问题时，将国家的现实经济与发展利益置于异常重要的位置，将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将“实事求是”原则贯穿于国家利益认知的始终。所有这些都是邓小平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的表现。
3、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国家利益观
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国家利益观的核心，同时又根据新时期的环境变化作出了一定的调整。他们的国家利益观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家利益观，即同时注重国家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