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全球化使国际关系的主权至上原则面临严峻挑战。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主权至上原则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一块基石。但是，伴随着上述国际共同问题的出现，使问题的解决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于是全球化呼唤相应程度的国际治理，需要超国家权力。一些发达国家凭其优势力量，借口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给一些国家贴上“失败国家”、“无赖国家”的标签，宣扬“先发制人”、“人权高于主权”等理论，给主权至上也造成了重大冲击。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屡屡运用双重标准对我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甚至将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警惕。
第四、伴随问题领域复杂化和利益关联多样化，国家间的敌友关系开始变得不明显，敌友阵线不分明。国际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亦无永恒的敌人，但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和冷战时期，世界的敌友关系是相对清楚的。冷战结束后，传统意义上的“敌人”似乎一下消失了，经济利益和文化交往变得更加重要。这种情况下，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一种常态，国际斗争的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形成了重大挑战。比如，一个常见且重要的例子是，近年来针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越来越多。从1996—2005年，在世界遭受反倾销调查并最终遭受针对其出口产品采取措施最多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排行榜上，中国连续10年名列第一 。有人甚至认为，如何顺利度过贸易摩擦高发期，是未来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需要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
第五、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冷战思维还继续存在。尤其是我国生存于其中的东亚地区，冷战时的国际格局不仅没有根本改变，反而强化了。日美同盟关系的加强、朝鲜半岛的对峙、台湾问题上的麻烦不断、以及美印关系的发展、美军渗入中亚等情形，表明我国建立和谐世界的努力任重道远。一些西方人士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这似乎成了一条‘铁律’” 。故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世界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围堵中国论”，这种情况下如何化解敌意、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赢得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是一大考验。
4、全球化也意味着风险全球化
人类总要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风险，现代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风险社会。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伴随着高风险的经济体制，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正是这样一个大转型时期，“可以说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风险并发症’，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风险在中国几乎都具备。”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风险传播也全球化了，乌尔里希·贝克甚至认为出现了世界风险社会。风险的跨地域传播，给中国应对风险加大了难度。
当今风险的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地球生态环境风险。除了土地沙化、气候变暖、各种污染等情形外，艾滋病、疯牛病、禽流感、非典型性肺炎等又让人类感到了巨大恐慌。如前述，这些情形加剧了国际事务的复杂性，甚至有可能引起国际冲突。二是全球经济风险。比如连续发生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2年南美金融危机等，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给中国经济也曾带来重大冲击。三是国际政治风险。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国际政治斗争仍主要处于霍布斯状态，无序和“丛林规则”是其明显的特点。在恐怖主义猖獗的同时，以“反恐”为名的新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霸道行径也显得愈来愈肆无忌惮。正如章国锋所言：“全球化使战争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加大了。”
上述这些风险都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风险，也可以说它就是发展的副产品。这是与传统风险大不相同之处。这个特点再次说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趋利避害，是我国在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 、我国社会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新世纪新时期，我国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取得了新的重大进步，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际地位和影响明显提高。这是我们日常生活最易感受到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主要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包括全球化因素在内的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挑战。小平同志曾讲：“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恐怕比小平当年讲这话时更复杂，更难于处理。
（一）经济发展与经济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据统计，1978年至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7％，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水平 。2006年中国GDP达到209407亿元，跃居世界第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6年的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87元。实践表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绩和功效不容否定。不过，由于全球化加强了相对落后国家对于效率追求的刚性压力，同时又使各种经济风险有可能快速地向全球扩散，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它明显地加剧了我国经济方面一些深层次矛盾。比如地区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发展失衡、劳动关系失衡等就直接地和受到全球化深刻影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处理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
1、城乡发展失衡问题
我国的城乡发展失衡问题其实也是与全球化背景相关联的。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在客观上加重了发展中国家对效率追求的刚性压力，因此，像中国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比较落后的国家要想实现经济上对先进国家的较快赶超，就只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实行城市优先的战略，甚至最终农村问题的解决还得依靠城市的发展而非依靠农村自身。这种发展逻辑，必然导致我国的城乡发展失衡将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
验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乡差距的发展状况，也与此大致相似。1978到1984年间，由于农村率先改革和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我国曾有过城乡差距缩小的时期。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是2.6：1，到1984年则为1.8：1。但1984年我国开始转入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后，城乡差距就开始明显扩大。1992—1996年间，因国家两次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曾渐有好转。但1996年后问题再次严重起来。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23∶1，经过随后两年徘徊，2006年更达3．27：1，创20余年来新高（见表）。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收入，扣除农民收入中包括要交纳的税费以及生产投入，有学者认为，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实际相比甚至可能在6∶1以上 ，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
表2.1：1990-2006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比较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
1990 14.9 9.9 1：2.20
1995 29.2 22.5 1：2.71
2000 1.95 7.27 1：2.78
2003 5.92 9.98 1：3.23
2004 11.98 11.21 1：3.21
2005 10.85 11.37 1：3.22
2006 10.2 12.07 1：3.27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除了收入差距，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公共投入、就业等方面也存在严重差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5800多亿元， 其中77%用在占总人口数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而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了4.1个百分点。医疗方面的差距更是明显。近年来，由于医疗价格大幅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又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农村基础设施总体情况较差，很多地方的道路、桥梁年久失修，缺乏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严重影响了农业防灾抗灾能力。
引起上述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种种差距之间，收入差距与其他差距间具有相互因果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又具有自我积累的性质，即农村贫穷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原本贫穷。这无疑进一步放大了在效率的刚性压力下采取城市优先战略所加剧的城乡差距。
2、地区发展失衡
中国东临大洋，西接内陆，这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在海洋运输占据国际贸易主渠道的时代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可能，近代时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如此。这个基本事实也必然导致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东西部地区差距在一定时期内扩大的可能。
下表是十余年来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绝对数比较：
表2.2：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元
年份
地区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东部地区 2236 7247 11334 23621
中部地区 1338 3708 5982 11130
西部地区 1157 3044 4687 9324
资料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此表明显反映了东部与中西部差距逐渐扩大的事实。1990年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东部的52%，2005年则只有39%了。另据资料显示，2003年，上海人均GDP高达26718元，而贵州只有3603元，前者为后者的13倍。而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些学者注意到，一些地区为了追求政绩，在地区之间构筑产品和要素流动壁垒，以邻为壑，对国外的开放度往往还反倒超过了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的开放度。也有不少地区为吸引外资，进行底线竞争，结果加剧了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可持续发展根基动摇。种种情况显示，我国的地区发展失衡绝不能忽略全球化因素。
3、收入分配失衡
全球化时代相对落后国家面临效率刚性压力的客观情势，使得我们必须有意无意地按此客观规律行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改革必须实行“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战略的一个深层原因。如前述，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加大地区差距，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必然加大收入差距。换句话说，虽然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复杂，但至少全球化因素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通常，把整个社会按照一定比例分成几个组别，可以方便地比较收入分配差距情况。下表即是关于我国城市地区不同人群自1995年后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的情况变化表：
表2.3：近十余年来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情况 单位：元
类别
年份 最低收入户（10%） 低收入户（10%） 中等偏下户（20%） 中等收入户（20%） 中等偏上户（20%） 高收入户（10%） 最高收入户（10%）
1995 1923.8 2505.6 3040.9 3698.4 4512.2 5503.7 7538.0
2000 2653.0 3633.5 4623.5 5897.9 7487.4 9434.2 13311.0
2001 2802.8 3856.5 4946.6 6366.2 8164.2 10374.9 15114.9
2002 2408.6 3649.2 4932.0 6656.8 8869.5 11772.8 18995.9
2003 2590.1 3970.0 5377.2 7278.8 9763.4 13123.1 21837.3
2004 2862.4 4429.1 6024.1 8166.5 11050.9 14970.9 25377.2
2005 3134.9 4885.3 6710.6 9190.1 12603.4 17202.9 28773.1
2006 3568.7 5540.7 7554.2 10269.7 14049.2 14069.0 31967.3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