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将在冲突与融合的交互中走向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阶段。文化与生产的密切联系决定着一种生产方式总是要求相应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方式的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各民族文化都将被带入全面的交往之中。技术、人员、资本和经济的世界范围的流动，使得各国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使得冲突的机会较以前会增加。同时，各民族文化之间还存在被“误读”的可能性。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间的挑战、摩擦和冲突势必不可避免。但这也为各民族文化之间增进交流与互补创造了机会。世界上有众多优秀文明。在人类历史近6000年里，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现在，全世界约有63种宗教，192个国家，292个民族，6700多种语言。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和优秀的文化，都是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以及不同民族世世代代、辛辛苦苦建立并传承下来的。这是全人类所共有的不可多得的财富，我们一定要十分珍惜，并敢于和善于大胆借鉴。纵观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不同文化既相互开放、碰撞、冲突，又相互交流、整合、吸纳，这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在经济全球化之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是有限且缓慢的，而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为各民族文化的互补和相互促进提供了物质条件，世界文化的交流更加直接和频繁。在这种直接和频繁的文化交流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自然是基于本民族文化的积淀，于是外来文化和自身文化就会逐渐融合，而使自身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得以优化，也就使全球文化在各民族文化的认同中达到一个新的阶段，出现新的、多样化的特点。对此，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
第二、经济转型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并存
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经济转型带来的并非简单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式经济的转变，而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转型。从文化生态来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冲突与融合并存。经济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通过政府主导或民间自发等途径共存于中国社会，于是出现了交汇、碰撞、抗拒、批判、接受、融合一系列过程。
首先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主要表现在开放的文化心态与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的冲突、计划经济文化模式与市场经济文化模式之间的冲突、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冲突、民主意识与特权思想的冲突。13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与开放的文化心态之间冲突不断发生，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渐频繁，开放的文化心态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和赞赏，与传统文化呈现共生共荣的局面。
其次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文化的地域性来说存在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本土文化自“五四”以后已经有了质的跃升，它既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新思想、新文化，又把马克思主义这种体现人类解放和时代特征的先进思想融入到本土文化中，再加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遭遇到重大挫折，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振兴中华的一致性，使得拥有深厚底蕴、强大凝聚力和民族精神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竞争中并未处于明显下风，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使得我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有很大增强。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仍保持着自身鲜明的特色，不至于被淹没。第二，在全球化浪潮中，全球观念的文化与本土观念的文化的冲突。从早期的西方殖民主义到当代的西方普世主义，都把西方文化看作是最优秀最完美的文化，因而应当把它推广到全世界，而当今西方国家的一些政要更把这种“普世文化”、“普世价值”视为一种重要的“软权力资源”，是推行其全球战略的有效工具。因此，这种普世主义就与非西方国家的本土文化、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尖锐的对抗。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社会的开放和民主化进程中，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民主意识、权力制约、法制意识和竞争、效率等观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或赞同，因为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已展示了这些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和可能迸发出的巨大力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交流和融合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且，随着西方现代性的价值缺损日渐明显，这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直至融合的结果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和反思。
第三、文化与经济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人口、资源、资本等都曾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文化因素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更加凸现了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现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高新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速度越来越快，文化因素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之中，使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科技、信息和人才等文化因素，正在丰富和扩充原有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人才素质的提高，经济竞争越来越依赖于文化资源要素的竞争，社会财富越来越向拥有文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
文化要素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现代社会，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日益融为一体。只有具有文化含量、文化品位、文化个性，不仅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而且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才能在产品竞争中胜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文化成分越来越多，文化品位越来越高，企业整体素质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文化优势也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日益重要的环境优势，文化底蕴、文化氛围和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重要的软环境，文化软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产业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越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占据有利地位。总之，文化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高经济质量的重要力量。而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我国文化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又促进了新时代文化的繁荣，壮大了文化的影响力。文化与经济之间呈现和谐发展、协调并进的良好局面。
（3）经济全球化和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生态建设
在经济的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和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出现或正面或负面的变化，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这一变化的存在，认识到其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因势利导，规范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正如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指出的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必然要求加强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建设，建设能积极应对、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健康文化生态，能给予转型期经济发展以正确引导、调适，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首先应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倡导和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其次应重塑经济文化。社会需要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重视以创新为代表的开放价值观；政府则需要尊重创业者，保护纳税人，从“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中关村、深圳和温州的创新创业文化为我们探索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经济的转型，需要经济文化的重塑，这既包括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也需要政府为创新创业创造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前者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变迁革新路径，而后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文化制度变迁革新路径。
？再次，在文化建设中加强经济力量的支撑作用。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国外文化的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加大。新生文化与旧文化的同时存在，文化发展又存在时滞性，文化代沟出现。文化代沟的深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成正比，与大众传媒速度成反比。所以我们应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发展通讯和大众传媒事业，加大信息的传播与流通，使更多的信息能被老百姓认知。同时以教育提高人们的素质，帮助人们对信息实行甄别与筛选，解放人的思想，以更为先进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不同文化。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没有经济力量的支撑是不可行的。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都需要我们去兴办、建立一系列的场所或设施，这就需要我们投入大量以人力、物力为表现形态的经济力量。
3、文化生态与政治进程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14从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来看，政治对文化发展规制的敏感时期往往是在威权社会中，在威权社会中，由于文化直接与集权统治者的统治秩序息息相关，统治者常常会运用一些非文化的手段来或限制、或利用文化，从而规制了文化的发展路向。而任何社会政治体系及其中的政治活动都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氛围之中，任何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都要受这种经济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影响。文化即使不能改变政治，也会给政治带来巨大的变革压力，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健康的文化生态对社会民众的和谐、政治的稳定和进步将是极大的促进。
（1）传统文化生态对政治进程的影响
由于长期不发达的中国政治文明历史以及造成这种不发达的各种社会存在和社会环境，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文化积淀，这种积淀构成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极为深刻。
首先是小农经济的农业文化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表明，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发展，首先是从物质文明开始的。没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物质文明的发展是以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为基础。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生产方式，正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形成的农业文化严重束缚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中，几乎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圈，对外界需求甚少，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更谈不上让他们去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具有政治文明意识；其二，在小农经济中，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民来说，政治就意味着缴租、纳粮、服劳役。农民也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因为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来说只有官府才能保护他们，即农民是通过放弃自己的政治人格和参与权利来换取自己的政治生存的，而不是利用这种人格和权利去争取政治生存。由于历史的惯性，这种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