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认为，诚信是企业能否向前发展的关键。他说：“在香港还是其他地方做生意，信用最重要。一时的损失将来还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损失了诚信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
“我深刻感受到：资金，它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诚信则是生命，有时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做生意要以诚待人，不能投机取巧。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诚信。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应付那多么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我的，这些都是因为我讲诚信。”
何谓诚信《说文解字》把信和诚互为解释，信即诚，诚即信。古时候的信息交流没有别的方式，只能凭人带个口信，而传递口信之人必须以实相告，这就是诚或信的本义。“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中国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立身处世之本。靠这样一个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中国是靠礼义行事的德治国家，言行靠自律与自省。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作为一个有德行而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他的做人的基本原则。与朋友交往要诚信。“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为官从政要“谨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个做事做人均无信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因为人们均不齿于那些言而无信的人。所以，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离不开诚的，诚是信的基础和保证，诚挚待人，才能严守信义。诚信主要内容是既不自欺，亦不欺人，它包含着忠诚于自己和诚实地对待别人的双重意义。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就把“诚”说成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礼记·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不自欺也。”朱熹也说：“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所以对个人而言，诚信就是要真心实意地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存善去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对他人不存诈伪之心，不说假话，不办假事，开诚布公，以诚相待。一个人只有具备既不自欺又不欺人的优良品质，才能与他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诚信的事例。
《史记·晋世家》中记载重耳流亡楚国，楚成王厚待之，问重耳：“子即反（返）国，何以报寡人？”重耳说：“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避）王三舍（九十里）。”后晋楚争霸，矛盾激化，楚将子玉进军击晋师。晋文公守约“避三舍”，退到成濮，始与楚军战，楚军败。晋文公守信的故事在《左传》中也有记载：
晋文公为周王室平乱有功，周襄王赐其温、原两地，两地之主不服，便起兵伐原，与士大夫约定三日攻下原，到期原不降，文公下令撤军。前往侦察的谍报人员回来说，原快要投降了，有的官员说：“原将降矣，君不如待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原人闻之，敬佩文公有信就投降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魏晋时期的有个叫卓恕的人，为人笃信，言不食诺。他曾从建业回上虞老家，临行与太傅诸葛有约，某日再来拜会。到了那天，诸葛设宴专等。赴宴的人都认为从会稽到建业相距千里，路途之中很难说不会遇到风波之险，怎能如期。可是，“须臾恕至，一座皆惊。”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信义身体力行，其治军也是如此，因而得军心，才能以五万兵力抗击魏国二十万大军，使魏主将司马懿畏蜀如虎。他在祁山打败魏军杀其名将张，正是因其能以信治军。张率领雍凉锐卒，潜师密进，直向剑阁。时诸葛亮在祁山，蜀军轮换将士之令已发出，而新来的将兵未到，参佐认为敌军势盛，建议轮换回蜀的将兵权宜再留一月，否则很难抗击来犯敌军。诸葛亮不同意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战难，义所不废。”于是，将应轮换回蜀的将士全部遣返。这种全军去留的都非常感激诸葛亮的守信和关怀，应去者自动要求愿留一战，留者也表示效死击敌，都说：“诸葛公之恩，死犹未报也。”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大败魏军，杀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
大家可能都听过说过曾子不失信于小孩子的故事：
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上街，孩子哭闹着也要去，妻子就随口说道：“别哭了，等回来就杀猪给你吃。”过了几个时辰，妻子回来了，孩子高兴地要吃猪肉。妻子却不杀猪了，孩子就大哭起来。这时曾子回来了，问明了情况，马上就动手杀猪。曾子的妻子说：“哄哄小孩子的话，为什么要当真呢？”曾子说：“大人言而无信，小孩子也会这样，长大了就不会守信了。”
诚信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通行证。要拥有诚信的声誉，就要注意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大事要讲诚信；小事也要讲诚信；对亲友要讲诚信，对萍水相逢的人也要讲诚信，对成人要讲诚信，对孩子也要讲诚信。
然而，诚信并不是没有原则，没有标准。
真理、正义和公平就是诚信的原则和标准。朱熹说，人与人要约“合义则言，不合义则不言。言义，则其言必可践而行之矣！”这就是说，“轻诺寡信则殆。”在动荡的社会中，人心叵测，因而背信弃义的事也是经常发生。食言而肥的人，所在多有，又如张仪苏秦的故事。又如春秋战国的“盟誓”之风，其无信义可说是朝令夕改，一日三变。因此，“求事”、“要约”、“做人”，信与不信，当看合不合理、合不合义；不合理、义，就如孔子所说：“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轻言寡信，如苍梧浇娶妻而美，让于其兄；尾生笃信，水至不去而死，这种不合理义的迂腐诚信，只能是有害无益，古人已有非义，今人又何足取？
《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孔子认为治国政，“民信”比之“足食”、“足兵”还重要。因为百姓不信任国家，国家就不可能屹立。这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你不取得人们的信任，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因为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就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凭个人的才能是闯不了天下，成不了大事的。
为何要讲诚信诚信是成大事者的基本做人准则，青年人做人做事，要讲“诚信”二字，培养诚实守信的品格。
诚是一个人的根本，待人以诚，就是信义为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智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诚能化万物，也就是所谓的“诚则灵”，相反，心不诚则不灵，行则不通，事则不成。一个心灵的丑恶、为人虚伪的人根本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明人朱舜水说得更直接：“修身处世，一诚之外便无余事。故曰：‘君子诚之为贵。’自天子至庶人，未有舍诚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盗名矜得计哉？”所以，诚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只有保证诚信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他的支持。
诚信是为人处世的根本。“信、智、勇”更是人自立于社会的三个条件，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信”是一个会意字，“人”、“言”合体。“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人与人、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的立身处世之本。
人无信不立，市场经济更是如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维系社会经济联系的政府信用逐步向伞业信用和个人信用转变，市场经济开始向更高一级的信用经济迈进。
诚信是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诚实守信日积月累就能够形成良好的信誉，就会在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中处于有利地位。信誉不仅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无形财富，也是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无形财富。这种无形财富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甚至比有形资产更为珍贵。没有钱，可以融资，而诚信是无法借到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没有诚信最终只有死路—条。
诚实守信，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成为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这种横向联系以契约和信用规范着企业和人们的行为。没有诚信，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也就不能健康发展了。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强调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若一方丧失了信用，那么这种价值规律就遭到了破坏。因此，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
诚信也是衡量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有严格的制度来维持诚信。例如，法国不仅有一套完整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而且还在财政部设立“竞争、消费和反舞弊总局”，专事反欺诈、反暴利、维护诚信的原则，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美国法律严格规定，企业会因欺骗诈骗情节轻重而区分。
业界在这种法制环境中均奉诚信为神圣至上的经营理念。大部分企业严守着诚信的原则，因为他们明白，良好的诚信心是搏击市场的重要基础，丢掉诚信心无异于自取灭亡。
现在，诚实守信正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守则。缺乏诚信，结果只能是事业失败。只有靠诚信，努力奋斗，才有可能走上成功的道路。我们只有讲诚信，才能建立起正常的生活和经济秩序。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也只有诚实守信，无欺无诈，才能互相信任，和谐共存。
诚信不仅是社会每个人所应遵从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而且也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诚信待人才能感动他人，而说话不算数，处处欺骗别人，就算是在家门口也寸步难行。
诚信会使我们内心坦然，而说谎、虚假、欺瞒，则会折磨你的良心，让你的心境处在一种灰暗、忐忑不安、时刻紧张的状态中。这种自我折磨正是不诚实的必然结果。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死因在很长时间里都让人费解。人们只知道，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年迈的马克·吐温独自在大雪中站了3个小时，结果得了严重的肺炎，不幸去世。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后来人们从马克·吐温留下的文字中，找到了答案。
原来，马克·吐温曾经有过一个痛苦的心理经历。一次，他的夫人外出，临走时再三叮嘱他照管好出世还不到四个月的婴儿。马克·吐温连声答应。他把盛放孩子的摇篮推到走廊里，自己坐在一张摇椅上看书，以便就近照料。当时正值冬天，室外气温低到零下19度。由于阅读入神，这位大作家忘掉了周围的一切，甚至连孩子的哭声也没有听到。当他放下书时，才突然想起还睡在走廊里。他慌忙去看，发现摇篮中的孩子早把被子踢在一边，已经冻得奄奄一息了。当他的妻子回来后，马克·吐温没敢说出真相，怕妻子责怪和懊恨。他的妻子只当孩子受了风寒。后来，这孩子死了。夫妇俩为此悲痛欲绝。马克·吐温深感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内疚万分。但他也一直没有说出真情，怕妻子受到更大打击。他一直隐瞒着事实，直到妻子去世之后，他才在自传中陈述了这件使他抱憾终生的往事，并且以在大雪中受冻惩罚自己。
马克·吐温没敢对妻子讲真话，固然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隐瞒事实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内心痛苦。马克·吐温不愧是个诚实的人，在妻子去世后，便勇敢地公开了事实，他不求人们的宽恕，也不躲避这样做可能带来的谴责或指控，他惟一要求的是良心的安宁。
只有诚信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历史事实都反复证明，凡得人信任的就可能成事，春秋时的齐桓公能成霸业，守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齐桓公小白，是春秋时齐国国君，他是春秋时第一个霸主。他曾多次令诸侯订立盟约，即使订立了不利于己的盟约，他也能遵守，因而树威于诸候，故诸候都拥护他为霸主，听从其约束。
小白是齐襄公弟，襄公被杀死，他从莒回国取得政权，任用管仲进行改革，国力富细，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争为霸主。他起兵伐鲁。当鲁国将败之时，鲁庄公请献遂邑求和，桓公同意，与鲁会盟于柯。鲁将盟时，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说：“反鲁之侵地！”桓公不得已答应了，于是曹沫便回到鲁臣的坐位。桓公后悔，想不归还占据的鲁地并杀掉曹沫，管仲说：“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授，不可。”于是，桓公将侵占的鲁地归还鲁国。诸侯听到这事，认为桓公言而有信，能遵守盟约，都愿意归附齐国。后来诸侯与桓公会盟于甄，桓公成为天下霸主。
查尔斯·克拉克先生说：
“很多人能成大事靠的就是获得他人的信任。但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商人对于获得他人的信任一事漫不经心、不以为然，不肯在这一方面花些心血和精力。这种人肯定不会长久地发达，用不了多久就要失败。我奉劝想在商业上有所作为的青年人：你应该随时随地去加强你的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