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关于“故乡”的回忆，故乡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的土壤，有人，有土，有情，有天。如果历史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那么它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算不上，仅是一架阴森的骷髅。
文/王颖（扬州中学学生）
（编者注：王颖为江苏省扬州中学高中学生，2012年，她以《土地土地》一文参加了“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并获一等奖。王颖从母亲的一句话中，开始了好奇的探究和发现，并通过亲人的访问和乡人的调查，发现了一段与己相关却从未听闻的历史。这是一个发现土地，以及发现人与土地生死关系的故事。）
找到“土地”这个切入点，看似巧合，实非偶然。
与那块土地直接相关的人，是我的外婆。外婆走得早，年幼的我尚且对生与死没有准确的概念，关于“外婆为什么会死”这个问题，妈妈的回答是外婆命苦，再不愿往下说。直到一次和我逛东关街，她指着路旁的青砖墙告诉我：当年你曾外祖父家房子外的围墙也有这么高。藏在心底就要遗忘的问题涌上了心头：外婆怎么会命苦？我曾祖父是做什么的？那所房子现在哪里去了……
当得知曾外祖父是“地主”时，心里有些小虚荣，未想到祖上竟有此光辉。顿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飘飘然之感。转念又想到历史书上“打土豪、分田地”等内容，“地主”可不就是周扒皮之类的混蛋恶霸，是咱人民的敌人嘛，一丝嫌恶搅合进来，真是万分纠结。对待“地主”的心情如同现代人对待“土豪”，羡慕和嫌恶兼而有之。
曾外祖父家男丁多，多产的粮食可以卖不少钱，他用卖粮食的钱来买土地。越近年关，曾外祖父家就越热闹。来卖地的同庄子的农民，大都分为两类：一是家中实在是田少人多，再勤恳也余不下粮；二是家中土地充裕，自己好吃懒做。这就解释了土地的分配最终难免走向兼并的原因，因为生活要的不是土，而是土里生长出的“银子”，没有钱，只能卖地。这样生动而符合逻辑的解释，教材上是不会出现的。曾外祖父打发了农民之后还要应对骂开来的妻子，家里虽然田多，日子并不充裕。
同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曾外祖父怎么就能多产粮食呢？母亲说大概是因为他的精明，人家要卖地给他，他不会当面答应，当天晚上会偷偷地跑到地里去走一圈。一个资深的老农民，通过步数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地是不是足够大，他还会偷偷地拿地里的土回家试种，看这个土地是否足够肥沃。
母亲的话向我描绘的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为帮助别人才拥有许多土地，却因这些土地被误解，被欺凌。我从主观上相信我的母亲，同情我祖辈不幸的遭遇，有一种叫不平的心情会悄然滋生。我不知道向谁去申诉，不知道除了家人之外还有谁愿意听这个故事，不知道还有谁还记得这些故事。
于是我选择将此事逐渐淡忘，如果没有“中学生写史大赛”，不用几年这件事就会被我彻底遗忘。当我的老师将大赛宣传片播放出来时，曾外祖父的故事一下子就从记忆里跳出，故事与大赛的要求那样吻合。我想这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个回归记忆，追寻真相的平台。尽管时间很紧迫，我已下定决心要参加。
真实的故事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完全不用苦思冥想出人物的姓名、年龄、性格特点。这让写作变得轻松不少，很多时候，是故事本身在牵引着自己走，而不是用键盘生硬地敲打故事。历史本身就顺应着事件发生的逻辑，虚构的细节是无法和事件节点相吻合的。就以我外婆为例，曾外祖父去世前对外婆说：“这辈子，要找最穷最穷的人嫁。”外婆生于1946年，曾外祖父去世时她正好20岁，正是嫁人的年纪。
人物以及视角的选择困扰了我很久，初步曾外祖父周登发定为主人翁，还是有点犹豫。毕竟周登发这个人物太小，既不是参与长征的红军，也不是共产党的地下专员，更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充其量是一个受害者，但受害比他更严重的还大有人在。然转念又想，既然是受害者，便是真正经历过那段历史。中国的历史多是写帝王将相，小老百姓像是历史汪洋中的一粒细沙，渺小得无法找寻，殊不知，一粒细沙再小，也是来自于人来人往的沙滩之上。有人处，便有历史。曾外祖父家，不过是那个时期一类人的小小缩影。这里，仅当我是用一粒沙代表了一片沙滩。
初稿当真是满怀热情一气呵成，拿去交给老师，又被退回修改。自己再读，确实有不少的人称错乱，事件与事件的联系不清晰。再问母亲，她能提供的信息也很少。为了将断点的圆圈画完整，我找到了我的舅公，也就是曾外祖父的大儿子。向舅公说明了来意，他没有向我讲述，而是告诉我最好不要写这篇文章。又提到“抓起来”“政治”等字眼，或许是“叛逆”在作祟，我本着“反正我说的是真话，没什么好怕的”这一想法，等到了舅公的妥协。
从舅公的讲述中，我不仅得知了曾外祖父兄弟俩的确切姓名，还纠正了“地主”“富农”的出现时间。长时间以来，“土改”和“文革”因其悲剧性如同糨糊般混淆在我脑中。早在土改之时，曾外祖父就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好在“土改”虽然没收了大部分土地，最后还分得了18亩，一家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真正的苦难到文革才开始。
半夜里，家里突然闯进了一群庄子里的农民，曾外祖父周登发和妻子、弟弟周登宝和孩子们都被这群人赶到了院子里，一部分农民留在了院子里，看着周登发他们，剩下的农民浩浩荡荡冲进屋子，厨房里的碗筷有的被抱走，有的直接被摔在地上，房间里的脸盆架倒了出来，铜盆落在地上，不一会，又被人捡起，拎在手上出去了。家里预备过年的咸鱼咸肉被提了出来，几个人哄上一抢便没了。两三个人正扯着一团大红毛线，周登发的小女儿刚想哭喊，她的母亲就已捂住她的嘴巴，她闷闷地叫了几声，在砸抢之声中渺不可闻。连曾外祖父套在脚上的鞋子都没有放过。
地主是要批斗的，曾外祖父的弟弟周登宝挡在他前面，周登宝道：“老大，一根油条你我都一人一半，今日的祸我也替你分担。你只照顾好嫂嫂和侄子们。”周登发只能看着弟弟被那群人绑着，脱了外裤，站在冷水桶里。一盆一盆的冷水从周登宝的头顶浇下，水桶里的周登宝，双腿发抖，浑身哆嗦，嘴唇也是青紫。到天亮时，周登宝才被人从冷水桶里捞出来，双腿已走不了路。
我看见舅公的手因患帕金森综合征而颤抖，这一切让我觉得不可置信。以往对“文革”的印象仅来自于文学及影视作品，苦难也只是那些角色的苦难。我从未想过这同时期的故事离我这么近，痛得像后脑被人狠狠敲了一棍。
在我动笔修改的那段期间，舅公一个下午连续打了四个电话给我，反复提醒我写作要注意尺度，甚至一度想让我放弃。我可以理解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后怕的心理，也感受了一个长辈对后辈的关爱。我知道那篇文章的意义不在批判，我更相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年代。
“土地改革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解决了封建制下人身对土地的依附，给与人身自由，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这是网络上对土改主要意义的概述。土改的重要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没有彻底的土改，农民还是没有土地，地主仍然可以随便剥削，农村的生产力得不到解放，政权无法有效巩固。很多人都把地主的形象定义为“周扒皮”这一类恶霸混蛋。但实际上土改时很多的“地主”“富农”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智慧、努力挣下了自己的家产，由于在土改之中被划定了成分，导致自己，乃至全家人一生的痛苦。
在电脑上敲完正文的最后一个字，文章的标题也有了。不需要任何修饰语，我打出“土地土地”四个字。两声“土地”像是悲叹，像是呐喊。土地二字朴素而沉重，仿佛有压迫感从面前袭来，很快又消失了。反复浏览着修改稿，像是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史命。我从容交稿，此时获奖与否已不再重要。
在此之前，若问我历史是什么，我会很老实地说，它仅仅是一门高考学科，每个事件都是公式般的背景、经过、意义、影响，背熟它们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历史是和记忆相关的学科，历史教科书是一个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方式。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途径：摄影、录音、纪念馆……对中学生来说，参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写史，无疑是最为快捷轻松的方式。一旦参与进来，就像换了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平时看不见的、广阔生动的世界。无意识的，我们成为历史的一员，可以近距离感受历史的脉搏和心跳。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历史是关于“故乡”的回忆，故乡是快乐和痛苦交织的土壤，有人、有土、有情、有天。如果历史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那么它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算不上，仅是一架阴森的骷髅。不可否认小人物们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他们也是历史的弱者，一只无形的手捂住他们控诉的口，留下一把把辛酸的血泪。我们要做的，是从家庭开始，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故事。在时间的沙海中寻找历史的碎片，将它们拼接完整，这是我们后来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由个人的记忆，到民族的记忆，再成为国家的记忆，这才是我心中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