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形态论
艺海观潮
杨立元（河北）
新现实主义小说作为20世纪末的一种主要的文学潮流，它所涵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是因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们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对世纪末的中国的各种现状和实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察。这样，他们的作品就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和揭示社会转型期尖锐、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成为一幅波澜壮阔、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长卷。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审美表现形态也是多样化的，如：改革小说、乡村小说、反腐小说、官场小说、下岗小说等。
一、育实、深刻地凸现改革主战场的艰难进程
文学进人新时期以来，反映改革的真实境况、揭示改革的历史进程的改革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形态。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改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各种矛盾症结浮出水面，一些问题积重难返，但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丧失对改革的信心，仍艰难苦斗、奋力前行。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们也没有放弃表现这种生活现象的责任，仍执著地为前行者鼓与呼。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作品成为这个时期“改革小说”的代表。
《人间正道》以经济欠发达的平川地区一千多万人民为改变贫穷面貌展开的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展现了上至省委下至基层百姓的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面，显示出了叱咤风云、撼人心魄的宏伟气势。首先，《人间正道》深刻地揭示了改革进程中的重重困难和尖锐矛盾斗争。小说一开始便把人们带人一个充满矛盾的漩涡中：中共平川市委书记郭槐秋在现实巨大困难的缠绕中，心力交瘁，突然死亡。后继者将如何解决困难，走向开放，这是一个亟需中共平川市委一班人解决的问题。同时，过去积留的问题也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的巨大羁绊。大漠县的农民为争夺水源而发生械斗，民郊县乡镇煤炭集团的农民砸了变电站而造成大面积停电，国有胜利煤矿的大食堂面临断炊之虞。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头等大事，否则，实现经济腾飞只能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平川地区八县二市的一千多万人民在广袤的土地上展开了大建设、大发展的战斗。在经过艰苦奋斗、流血流汗的拼搏以后，终于使平川地区的历史性问题得到解决，其他方面的建设也相继完成，大批人才和外商也大量拥人，终于使平川经济腾飞。其次，《人间正道》成功地塑造了中共平川市委书记吴明雄、市长束华如和陈忠阳、曹务平、尚德全等一大批无私无畏、鞠躬尽瘁、献身改革的英雄群像。吴明雄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临危受命。他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高于他人的胆识智慧及宽广的襟怀。他深谙平川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矛盾冲突。他上任伊始，便制定了“解放思想、负重前进、自加压力、水陆并举”的发展方针，这种方针的制定、实施和成功来自于他对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正确估量，源于他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深思远虑的睿智。他带领平川人民艰苦奋斗、拼搏牺牲，终于突破困境和重围，开创了改革的新局面。应该说，这是一个改革中的典型人物。他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在改革困境中，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那种不避艰险、不畏困难、大胆开拓、勇往直前的献身精神和奋斗意识。
《车间主任》同样是正面歌颂工业改革的力作。随着改革进程的深人，工业作为改革的主战场遇到了重重的阻碍。工人阶级一直被人们所尊崇的地位，也随着工厂的破产、企业的兼并而一落千丈。工人阶级的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主体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还要不要保持？工人阶级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以厂为家的优秀品质还要不要发扬？这在《车间主任》中得到了明确的回答。在《车间主任》这部长篇小说中，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工人们的生活境况和精神面貌。它一方面揭示出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工人们的观念和情感的阵痛、生产和生存的困难，呼唤和期盼社会关注企业和工人的境遇，正视市场经济下人们心理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人们对于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的蔓延和丑陋行为的放纵的不满和抗争。同时，它还深刻地揭示出人们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深层变化，以及企业在向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的精神伟力，表现出社会进步的新希望、新契机。
值得一提的还有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风暴潮》、肖克凡的《最后一个工厂》。《大厂》这部被称为第二个《乔厂长上任记》的作品，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被工人们称作“这是我们身边的生活”。这篇作品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工人阶级多年来所形成的无私奉献、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在社会转型期还要不要发扬，并如何赋予其新质，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美德。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希望和力量，看到了人间的真情和真心。它的价值在于“写出了困境中人们的种种心态和不屈不挠的苦斗精神，写出了人们在患难中的真情”，并“致力于价值重建”。
二、真切、生动地叙写农村改革的冲突和嬗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大国，写出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历程一直是作家们所关注的重点。进人新时期以来，“乡村小说”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包产》描写了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人的尊严也得到了恢复。而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则反映了农民有了粮食以后，并不能真正的富足，光凭种田并不能完全致富，还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到城里去开拓生路。到了90年代中后期，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谭文峰、向本贵、张继、刘玉堂等人的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直接切人农村改革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展示农民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痛苦、迷惘、觉醒和奋斗的历程。如《分享艰难》、《挑担茶叶进北京》、《奔小康的王老祥》、《穷人》、《醉鼓》、《太极地》、《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天壤》、《走过乡村》、《山坡秋景》、《多彩的乡村》等。这些作品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农村改革的矛盾和走势，表现了农民由长期受上级指令和政策的指控而走向自我觉醒、自我选择的确立自主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揭示了现阶段的农民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道德的迷失、文明的沦丧以及在各种税费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的生活境况。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历史的变迁中命运的变化和观念的更移，真实地摄录了农民在社会进程中行进的艰难步履和心灵的流变过程。
首先，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土地观念的变化。由《陈奂生包产》到《鸡窝洼的人家》，再到《九月还乡》、《天壤》，可以明晰地看到农民承包土地——离开土地——回归土地的进程，看到农民心灵放飞到回归的轨迹，但这个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回过程，而是人格精神、价值观念的升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心理结构减去了保守偏狭的意识，添加了革新创造的成分。它证明了那种因循土里刨食、勤劳节俭的祖辈遗传下来的劳作方式是永远也富裕不起来的，而只能被时代所奚落；同时也说明了有了粮食并不等于“什么也都有了”，吃饱了肚子并不等于进了小康。进人21世纪的农民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这种审美新质和心灵的富裕在于农民走出土地到城市中所获得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那种固守土地和传统方式的山山们（《鸡窝洼的人家》）将永远是贫穷的，心灵也永远是贫乏的。而脱离土地、学会赚钱的禾禾（《鸡窝洼的人家》）和赚了钱又还乡的九月（《九月还乡》）则表现了当代农民的一种精神向度，一种时代精神。即使是迷恋土地的韩成贵（《天壤》）在经历了经商以后，土地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那种死守死做的山山们是不同的。韩成贵在离开土地以后，失去土地的痛苦使他懂得了土地的金贵和如何开发、利用土地。这种痛苦的精神炼狱过程使他的思想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他认为，只有土地的富足，才是人类的富足；只有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这种土地观念的变化正是当代的农民在经历了进城、还乡的过程后的心灵的蜕变。
其次，这些作品真切地表现了农民思想的新质和精神的升华。农民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逐渐蜕掉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而在精神境界上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从而产生一种新变，在心理结构中添加新质，这样，才能使其思想与日新月异的外在世界接轨，从而推动农村改革的进程。如何申的《奔小康的王老祥》、《穷人》，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及其续篇《冻土地带》等作品。《九月还乡》中的九月在进城以后，被流氓厂长所侮辱，后来又被迫作了“三陪女”。她不甘心沉沦，决心用卖身子的钱来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回到家乡以后，村长又逼她去陪客户，以给村里的企业揽下业务。她坚持走自己的路。她开垦荒地、兴办酱菜厂，带领乡亲们致富，后来又被乡亲们选为村长，使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九月是农村中不甘心贫困和落后的年轻人的代表。为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她做出了种种尝试，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她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行的脚步，仍在寻找和创建自己理想的物质和精神家园。在九月的身上凝聚着所有还乡人的理想和愿望：她们渴望在家乡的土地上疗治和修补精神的创伤，重新建构理想的世界；在家乡的“冻土地带”上开垦、播种，泼洒心血和汗水，渴求结出理想的果实。九月们是农村年轻人的一个特殊群体，而王老祥（《奔小康的王老祥》）和范老五（《穷人》）则是老一代农民的代表。王老祥面对县法院来的传票和无理的判决，决心代表乡亲们去应诉，打不赢官司决不回来。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自主精神的确立只有在走向改革开放的今日才可能有。范老五虽然家境贫穷，仍然供孩子们上大学，为的是让孩子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显然与过去“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狭隘意识大相径庭。即使在受捐的钱被大水冲走以后，他也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对未来充满信心。这充分表现出中国当代农民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思想觉悟的变化和提高。
再次，这些作品还深刻地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腐败、乡风民情的堕落。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恬淡静谧的乡村文明被污化了，朴实忠厚的乡民品德被污染了，金钱似乎可以改变一切，因为它导致了人们心灵的迷乱、人格的丢弃、理想的背离。对此，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家们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和愤懑，并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如关仁山的《太极地》描写的是在“渤海湾沙岸与泥岸的衔接处”有一块“神秘莫测”的“太极地”，因盛产矿泥而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交合点，随着外商的建厂导致了乡镇政权的腐败和民风乡情的堕落。乡镇干部们利用假引资而为升官增加资本，并利用公款到国外旅游，乡民们也随着进厂当工人逐渐丢弃朴实和善良，尤其是邱满子这个原本善良的乡村青年也变得精明世俗，他利用爱情和乡情软硬兼施地平息了罢工风潮，终于爬上了梦寐以求的副乡长的位子，而这种升迁是以牺牲国格和人格为代价的。在《分享艰难》中，乡镇企业家洪塔山强奸了镇党委书记孔太平的表妹田毛毛以后，孔太平为了保住乡镇经济而向洪塔山妥协。这深刻地说明了金钱对乡村文明的污染以及它在经济社会里所占的位置。这种金钱的强盛和道德的衰败说明了重新建构精神文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三、深刻、尖锐地表现反腐败斗争的复杂和艰难
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和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多年来形成的道德习惯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围墙。长期以来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物欲需求逐渐浮出，被压抑封存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日益蔓延，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经不住转型期的考验，贪图安逸享乐、追求金钱美色、侵吞人民血汗、挥霍国家资财，甚至无所不用其极，成为贪婪成性、十恶不赦的蠹虫。这样，腐败就成为阻抑社会前进和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所以，“反腐小说”就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创作的焦点问题，一大批反腐文学应运而生。如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张平的《十面埋伏》、《抉择》，周梅森的《中国制造》、《至高利益》，阿宁的《天平谣》等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切人反腐倡廉这一社会重大主题，展现了惊心动魄的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腐败者贪赃枉法、权钱交易、腐败堕落的丑恶灵魂，歌颂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与腐败势力所作的坚决斗争，塑造了一大批鲜明生动的反腐斗争的英雄志士，构成了世纪末一道最靓丽的文学景观。
这些作品不仅仅描写了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而是更加深人地开掘了产生腐败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并寻求根除腐败的方法和途径，引发人们向更深层次思考。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开了反腐文学的先河。这部小说通过揭露和处理一桩挪用巨额公款大案的整个过程，直逼社会改革中所出现的重大矛盾和时弊，批判了阻碍社会前进的羁绊和痈疾，并深挖了腐败所产生的根源。那就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中所固有的自私自利、狭隘贪婪的负面效应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恶性膨胀，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在现阶段的滋生蔓延。田副省长们利用党和人民给他们的权利，大肆掠夺钱财，侵吞人民的血汗，贪图安逸享乐，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作者在另一篇作品《大雪无痕》中通过股票行贿受贿案和周密杀人案，反映了正义战胜邪恶、人民反对腐败的力量和信心，并从更深层次上对腐败滋生蔓延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的思考和探究。作品认为，“腐败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与体制、思想伦理道德、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相连。”这样，作品就深刻地揭示出了像周密这样的党的高级干部走向腐败堕落的原因，其中有个人的素质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现存体制的不完善、不健全，要杜绝、根除腐败，最根本的还是加速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健全国家体制。
这些作品还歌颂了正义力量战胜腐败和邪恶势力的勇气和信心，以及党和人民对惩治腐败、反腐倡廉的不懈努力和深切希望。如《抉择》中的李高成虽处于腐败势力的重围之中，但他在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中，作出了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边的抉择。在他的身边汇聚着一群无私无畏的人民。如在凛冽的寒风中，工人们聚集在广场上迎接他的到来，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工人代表的肺腑之言给他以强烈的震撼，在他住院期间工人们聚集在医院门口等待着与他谈话。正是这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才使他坚定地与腐败分子进行斗争。最为重要的还是各级党的领导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从省委书记万永年到市委书记杨诚都给予他极大的信任和支持，这大大坚定了他与腐败分子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在《大雪无痕》中的方雨林、廖红宇等普通群众对腐败现象恨之人骨，表现出了与腐败势力殊死相拼的大无畏的勇气。廖红宇具有强烈的反腐败精神，她把反腐败视为公民的神圣职责。她坚信，只要党和人民敢于反腐败，腐败就不会兴风作浪。
新现实主义小说还注意追究腐败产生的基础和根源。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党和国家所制定的方针都是遏制腐败和反对腐败的，为什么腐败屡禁不止呢？这需要从中国社会的深层来探究。反腐败必须要从社会基层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从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来打破“腐败无所谓”这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笼罩。其次，对权力的监督和制控也是反腐败的一个强力举措。《抉择》深刻地揭示了“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的滥用。”权力的滥用产生了腐败，腐败又进一步导致权力的滥用。要制止腐败，就要建立、健全权力的监督机制，加强法制的监督和力度。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还触目惊心地看到了腐败势力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强力渗透和巨大破坏，看到了反腐败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它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由政治为中心到由经济为中心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分子不仅仅要掌握政治权利，而且还要掌握经济权利，以形成一个从政治权利集团中脱胎出来的经济权利集团，进而形成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垄断集团。可见，腐败是万恶之源。腐败所腐蚀的是我们的国家的安定团结、生活的和谐美好。这就促使我们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和强度，增强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
四、细腻、传神地描绘官场内部的形色声相
以揭示官场内幕为中心的“官场小说”近年来逐渐风行起来，成为文学创作的热点。这种小说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从社会原因看，它是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与体制变革调整磨合的文化投影，是世纪末世俗生活的一种曲折表现，一种艺术折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干部禁不住诱惑，纷纷“下水”、“中弹”。这样，在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社会弊端和缺陷集中体现在官场中。物欲的膨胀、精神的萎缩、公众意识的丢失、个人欲望的膨胀使一些官场人物成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利欲熏心的腐败分子。也正是这样的官场腐败导致了社会的腐败。这就为“官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适宜的创作氛围。从文化背景和读者的审美需求看，过去，官场遮蔽的内幕一般不公示于人，仅限于街头巷尾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而现在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直逼过去敬若神明的官界，迫切想知道这些“公仆”们是怎样搜刮民财、吃喝嫖赌、奢靡挥霍的。所以，揭露这些人的丑陋和邪恶既是公众的要求，也是社会的需要。“官场小说”也正是迎合了读者的审美需要。而世纪末的世俗文化的大背景也为“官场小说”提供了最好的表现时机。这些小说真实准确地揭示出了官场的内幕，让人们看清“公仆”是怎样的在金钱、女色中堕落的。它告诫人们应如何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微杜渐，洁身自好。
“官场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灰色的。也就是说，作品中的人物一般都是以争权夺势、以权谋私、寻花问柳的腐败行为为描写对象的，尽管这不是干部队伍中的主流行为，但却反映了官场中异化的倾向。它向我们深刻、细腻地揭示了我们党的干部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腐败的。在《至高利益》中，省委常委、副省长赵启功贪财好色，陈仲成为了向上爬，竟将自己的老婆献给他；赵启功、陈仲成都拜倒在女经理赵娟娟的石榴裙下，像狗一样被其使用；《羊的门》中心高气傲的呼国庆、飞扬跋扈的王华欣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卖官》中的黄山柏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当面向市委书记提出卖官以中饱私囊；《腐败分子潘长水》中的潘长水贪婪女色，在女色的勾引下腐败堕落，并恬不知耻地将性行为称为“参加劳动”。当然，有些作品也详细地写出了一些官员们在集体腐败的大趋势下的被迫和无奈，并不得不跟风的趋同心理。如田东照的“官场系列”小说所表现的就是这种倾向。《跑官》中的郭明瑞由于不愿跑官，而一直未能升迁，直至最后关头，为了捞个职务，才在亲友们的劝说下，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跑官之路。《买官》中的陈晓南也是一个不懂升迁之道的乡镇书记，为了买官而到处碰壁、备受煎熬。当他终于升迁以后，别人向他买官时，他又惶恐不安，心力交瘁。《卖官》中的市委书记陆浩宇一向廉洁奉公，但临近退休时却禁不住妻儿的劝说而想通过卖官捞些钱财，但心里却充满矛盾和痛苦，最后终于清醒，守护住了道德。这些作品写出了人性和理性的深度，摒弃了那种展览式地描摹腐败丑行的惯常行为，以及一味地暴露阴暗面的片面写法。这样，它不仅写出了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大环境中，一些党的干部被迫屈从和趋同的心理，而且写出了在矛盾仿徨中又能坚持住人格操守和党性原则的正直行为。这无疑是可信的，也是可取的。
在“官场小说”中也深刻地揭示了外在社会环境对官场的腐蚀和侵浸。我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钱财，而一些私营企业家和暴发户们也利用手中的金钱收买政府官员们，寻找他们的保护伞和党内代理人。有些甚至用钱来买权，然后再用权去捞钱。也有些人用钱帮助官员们去买官，让这些买了官的人为自己所驱使，让他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这种权钱交易、以钱买官、用钱雇佣官的种种不法行为，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民风。如阿宁的《无根令》、《另一种禽兽》。在《无根令》中写出了民营企业家对政权的强力渗透。在《另一种禽兽》中也同样写出了大款对官员们的腐蚀和收买。这些作品深刻地告诫我们：在商品社会里，如果我们的官员们不加强自身改造和提高党性，在金钱面前就很容易失去定力、当俘虏，这不但使自身堕落腐败，而且也败坏我们党的形象。
“官场小说”不仅写出了官场的内幕、使官员们现形，而且也深刻地揭示出了产生这种腐败的原因。中国历来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权大于法，甚至可以取代于法。在社会主义现行阶段仍然没有消除这个弊端，这无疑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本乡有案》中的苗志高一步步走向堕落、直至腐败变质，最后在饭店嫖娼被公安机关当场抓住时才受到惩处。而这期间，他的违法乱纪却无人问津。正如县委书记在苗志高事发之后对乡镇干部们所讲的那样：“我们党组织这张网，漏洞大得很啊！”只有从上至下，从国家到个人制定和遵守严格的反腐措施，并诉之于实施，才能有效控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五、深刻、关切地反映下岗人员的生活境况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一些工厂由于不适应经济的发展而在“优胜劣汰”的原则制控下被迫下马关停并转，这些工厂的工人也就成了下岗人员。这样，“下岗小说”也就走进了我们的视线。下岗曾经是我们不愿接受和认同的事实，但它终于成为世纪末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下岗人员仅靠那点微薄的救济金是难以解决无米之炊的，所以我们期望文学成为一种精神慰藉。这样，“下岗文学”就以它独特的审美品格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一支新军，成为文学的热点。
在“下岗小说”中，有这样几种审美趋向：
一种是表现领导层对下岗人员的关心，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作品。如谈歌的《城市》表现出各级领导干部对下岗工人的关心和爱护。市长杨海民和副市长方与林虽有很深的宿怨，但为了解决全市下岗工人这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焦点问题，两人却走到了一起。他们殚精竭虑，费尽周折。杨海民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下厂进行调查，并不坐轿车坐三轮，安抚亏损企业职工，给上访的老汉下跪，了解下岗市场问题。方与林在接任基金会主任以后，为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问题，他忙得焦头烂额，甚至硬性向社会摊派，因而得罪一些人。为了筹到巨款，他不惜以自身健康为代价，不会喝酒的他竟然喝了30杯酒，以至醉倒在地。最后，他仍被免去了职务。但为了解决下岗这个影响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他仍然要求去乡镇企业搞调查。他面对全市下岗工人问心无愧，因为“拿到手的几个亿基金，没有乱用一分钱”。杨海民满眼是泪地对他说：“全市的80万下岗职工一定会感谢你的。”
一种是反映下岗工人自强自立而又饱经磨难历程的作品。如李佩甫的《学习微笑》、阿宁的《乡徙》。在《学习微笑》中，李小水并没有因为学会了微笑而使工厂免受破产和自己下岗的命运，她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自谋出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天地。《乡徙》独具特色，成为下岗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某国营大厂的下岗女工黄秀芳为生活所迫而到一家乡镇企业去打工，因她技术出众，被刘厂长所看重。因为刘厂长需要大厂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他也在情感上也喜欢劳动出身的人，黄秀芳当上了车间副主任，专门负责技术练兵，但她却婉言机智地回绝了刘厂长的情感投放。虽然刘厂长依重她，但她却被刘厂长的亲信所不容。这个乡镇小厂完全被一种裙带式的人情关系网所控制和笼罩，这是连刘厂长也左右不了的，因而她最终只能被解雇。可见，虽然刘厂长也有民营企业老板的坏毛病，但这并不是工厂的“重疾”，关键的还是小农经济的家长式管理。从表象上看，她与车间主任的矛盾是因为刘厂长的移情别恋，但实质上还是大工业的管理制度与小农式的管理制度即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刘厂长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后不得不解雇她。黄秀芳的“乡徙”历程最后以失败而结束。这种几千年积留下来的落后的农民意识是制约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羁绊，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乡镇企业阻抑发展甚至破产的痼疾。要使中国的乡镇企业向前发展，就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而向大工业的境界迈进，这是这篇小说的重要意义所在。应该说，黄秀芳的“乡徙”并没有失败。因为通过这次磨练和磨难，她的心理和能力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她的技术和品德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赏。这无疑会使她从沮丧、沉沦走向自立、自强，也使她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和希望。
一种是描述下岗人照顾下岗人的作品。如魏光焰的《胡嫂》。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位下岗女工因母亲病重自己难以照顾料理，只好又找了一位下岗女工。这样两个下岗女工因生活的窘迫而走到了一起，由开始的误解到相互的同情、关怀，以至最后相濡以沫、亲同姐妹。作品没有大起大伏的事件，而只是通过波澜不惊的家庭小事显现下岗人的吃苦耐劳和忍让奉献的精神。作品以一个下岗女工的视角，细腻、真切地描述了下岗女工胡嫂的经历，她虽50多岁为了生存还要和小一辈的人来竞争就业岗位。她默默地忍受着世俗的挑剔，掏尽身上的精力储存，在别人的杯光著影中感受凄凉。然而，她却有一颗美好善良的心和忍辱负重的韧性。“我”作为胡嫂的情感对应，起始对胡嫂的怜悯而招她做保姆，后又因她种种的“怪脾气”和小市民的习气而开始后悔。可胡嫂却支持、理解“我”：为了让“我”的妈妈能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她尽了最大的努力，“终日马不停蹄地舍出命来做”，终于使妈妈的病有了一些好转。她为了帮助“我”写书，承包了所有的家务活，并让“我”“多写下岗的”作品。这使“我”备受感动。尤其是“哭灵”时，胡嫂对妈妈的死，肝肠欲断，声泪俱下，令“我”和家人深受感动。此时“我”完全打碎了对胡嫂的旧有印象，“看着胡嫂憨厚的背影我甚至想：她要是永远留在我家，再也不走那多好。”胡嫂起始完全是“我”的改造和培养对象，因为“保姆的形象即是主人的形象”，可后来胡嫂却成了“我”学习的楷模、效仿的榜样。
在这些“下岗小说”中充满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它深深地震动着我们的心弦，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和长久的思索。
新现实主义小说就是以这种多样化的审美形态来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这种审美形态的多样化也是社会生活多元化的一种审美反映。它真实、真切地描绘和剖解着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态，成为社会历程的真实记录，也成为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