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
《歌者》记事
2002年9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几个朋友聊天，说拍个片子吧。在看多了别人的电影后，这个提议得到了异口同声的附和，我们拍个片子吧！这是绝大多数热爱电影的人心里一个秘密的愿望。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秘密会在一年之后成为现实。
拍什么呢？既然要拍个片子，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一个写小说的朋友说到了“板界”，就是专门为死了人的家里办丧事时唱歌的乐队，这在重庆是个特别的民俗，很有意思。家里有人去世，在小区里搭个棚，安排好灵堂，请他们来，唱一唱，闹一闹，一方面可以寄托家人的哀思，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亲人们从单纯而无望的悲伤里解脱出来，同时还可以给邻居们一个交代，并满足大家看看演出的好奇。这个写小说的朋友说他本来想以此为背景写一个中篇，看看这里的人们究竟怎样生活。第二天，写小说的朋友发来了一个梗概，确切地说是一个动机，只有一句话：“为婚礼和葬礼而歌，那些为新人和死人歌唱的人们，他们的生命是怎样呢？如果是一位女子，带着她的小儿，奔走于各式各样的婚礼和葬礼之间呢？”
我被这句话抓住了。我开始在脑海里想像那些画面，灵棚、花圈、家属的悲伤和隐忍、歌手、乐队、歌哭、看热闹的人们……活生生一幅市井生活画卷。我很快写出了一份千字故事梗概，设立了基本的框架和走向，开始找朋友们讨论。总共讨论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无数个夜晚，无数次聚会，伴着啤酒和香烟，朋友们把这个故事一步步推向深人，同时也推向现实，而我们的现实很简单：没钱。
到后来开拍前，剧本共写了六稿，近两万字，写剧本前还进行了两到三个月的采访。跟随“板界”的人们，去演出的现场，感受别人的不快乐的气氛，后来整理的采访录音就有50万字，整理后有20万字坚硬的东西。剧本里的很多事件，凡是跟“板界”有关的，几乎全部来自这些采访。因为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板界”的生活并不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必须去寻找，去挑选，去判断它是否适合这个计划中的影片。
2004年3月，剧组基本建立起来了。所有成员都是朋友、同事、同学，或者朋友的朋友，所有人都很兴奋，觉得电影的梦想，就要在我们面前美妙地展开，而对困难和挫折，明显地估计不足。
找钱的日子，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我不想在这里说得太多，因为很多事情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在经历了无数次地跟可能投资的人讲故事，无数次地请人喝茶、吃饭，无数次地看到一线希望然后随即希望破灭，以及一场让全国人民陷人恐慌的SARS之后，我们得到了一点微薄的经费。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们，那些兄弟、姐妹、老师和领导，感谢重庆电视台，是他们的无私，促使我们义无返顾地坚持下去。
2004年9月21日，我们开机了。10月8日，拍摄完最后一个镜头。
《歌者》影片
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影片，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说什么都可能成为一份自我的供词，成为种种失误和不满意的辩解。片子能拍出来，我想我们已经尽力了。
告别那一段痛苦且快乐的经历，好像积攒了一股什么力量，是对拍电影的迷恋，继而获得的一种对自我的重新审视。我发现，在那样一部离我生活比较远的电影里，我的热情更多来自电影本身，来自感受到拍摄现场对我生活的意义。而关于那个特殊的群体，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一个外来者，甚至说是一个闯人者。我所关心的两个女人的生活，被奇怪的“板界”的气质吞没，至少，这样的奇怪是大多数热心者之于影片的期许。我想我有点让他们失望了。《歌者》的问题，在于我自己对于这种期许和内心表达的控制不力，其结果就是不够湿润和丰满，或者说，我并没有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交代，在诸多方面都能获得讨好的效果。而且，那样的制片方式，实在由不得你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考虑，整个拍摄期间，除了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去真正接近你的场景、演员和其他的要素（有时候仅仅是一点光线是否要落在窗台前的鸡蛋上，但这是重要的），其余的时候被无尽的准备和各种临时的问题所折磨，花了三个小时来布置和协调，拍摄的时间却只有十五分钟。这不是谁的问题或过错，因为没有人错，没有人应该去承担这诬枉的现实。这只能说明我控制现场的能力，必须在现实和想像之间找到一个更为蹊跷而神秘的位置。
《歌者》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开始，它让所有的关于电影的设想重新回到地面上来，而不是在空中漂浮和摇摆。我甚至没有勇气去做《歌者》的后期推广，它牵涉的层面，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只能说，让它结束吧，让它成为回忆中一个可以再次借鉴的机会，尽管这样的借鉴并不总是意味着真正有力的帮助。
我想，能不能以更加小型化的团队，相互都清楚对方的习惯和气息，在一个尽量熟悉的环境里，来一次想像，和应该更加纯粹的尝试？
《稻收》就这样开始。
关于《稻收》
2004年7月，写出了故事梗概，和朋友们讨论，逐渐成形。很简单，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回到家乡的故事：
八月，小松大学毕业，收到父亲病重的消息，他要回家探望，但没有钱。无奈之下，一个偶然的机会，抢走了别人的包，还打伤了别人。
小松回到家乡，把钱给了大哥。大哥对他的态度却不冷不热。
小松一个人到病房看望父亲，默然。
小松去参加高中同学的聚会。同学们羡慕小松能读大学，小松却找不到更多的话说。聚会上有一个叫小倩的女孩，和小松曾经有过一段感情。小倩已经结婚了。新家安在县城里，丈夫在县公安局工作，也是他们当年的同学。两人几年没有见面，一时尴尬。小倩还是喜欢小松的，只是时事变化，旧情也只能当做回忆。小倩的丈夫不无醋意。
小松约小倩去以前读书的学校看看。在教学楼的天台上放眼望去，一片金黄色的稻田。捉拿小松的消息传到了公安局，小倩的丈夫给小倩说了。
几天过后，父亲去世。小松没能守在父亲身边。大哥愤怒至极。小松却怎么也哭不出来。
小松去帮小倩家收割水稻。警车停在了田边的马路上，小松主动朝警车走去。
警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两旁满是成熟的稻子。车停了。小倩的丈夫让小松下车。打开了他的手铐。然后调头离去。
小松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八月末的乡村，一派丰收的景象。
长久以来，关于家乡的记忆一直盘踞在我的心里。每到八月，稻子成熟的季节，我总是忍不住回去看看，金黄色的田野，远处的低缓的山丘，以及傍晚时分飘荡在山丘底部的淡青色的雾霭，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诗意。但奇怪的是，想像中对“家乡”那种所谓的眷恋，却越来越淡，越来越远了。
我想这跟我近几年的城市生活有关。不是说城市让我离开了家乡，而是我已经找不到以怎样的身份去看待我的家乡和现在居住的城市。从小到大，跟随父母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父母都是中学教师，他们工作的调动导致我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呆上很长时间），并没有与哪一个具体的“地方”发生深刻的牵连。开始读中学了，却又离开他们独立生活，尽管每隔一段时间要回家一趟，但我开始学会了如何一个人面对自己的内心。读大学了，走得更远，以至于一年中只有两次回家的机会。
这样的生活，结果是我在城市里实际上还是一个“外地人”，而回到家乡却成了一个“城里人”，我不知道，在城市和家乡之间，我到底在哪里。所以，片子里面，小松的尴尬一大半来自于我的尴尬，回去后找不到原来的路，开同学会没有更多话说，寻找多年的梦想或许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8月初，我回到家乡拍摄一个关于乡村教师的系列纪录片，和几个同事呆在一起，采访那些奋斗在底层第一线的老师们，感慨良多。20天之后，赶回重庆做自己那一集的后期，留下美术陈科和录音王德刚，负责看景和选演员。男主演李小松是我多年的同学和朋友，早就定了，写本子的时候就考虑让他来演，他的性格很贴近小松这个角色，温和，善良，被动。女主角章晋是他的嫂子，确定她来演小倩的同时找来了她的丈夫，也就是片中的警察，戏里戏外都是夫妻，有点小小的意思。片中同学会一场，那些同学们也就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们，他们的热情和支持保证了这个影片的顺利拍摄。
8月底，我们开机了，5天的时间里，拍摄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更像是一场游戏，每个人都投人其间，找到了属于大家更属于自己的快乐。整个剧组前期拍摄时只有四个工作人员，摄影、录音、美术和导演，除了各司其职，还要共同干剧务的杂活。在这个简单的有关家乡的故事里，他们和我有差不多的感受，有相似的生活背景，沟通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演员方面，大家也是多年的朋友，在理解了角色的前提下，只是放松地演出他们自己，本色而质朴。第一天拍摄结束，演员还没怎么放开，比较做作。看完回放，我们比演员还要紧张，凌晨三点，陈科、德刚和我坐在露天的小吃摊旁，半小时没说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贸然地说些什么。终于，我们决定，尽量把对演员的要求降到最低，不要对他们做过多的阐释，不要让他们思考自己的角色，而给他们足够大的空间，这与剧本阶段只给出场景大纲而放弃具体对白的思路也是相符合的。后来的拍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关于对非职业演员的指导，我想我们有更多的经验。
2004年12月10日，奶奶去世了。我请假回到家乡，到家已经是晚上七点，没能见上奶奶最后一面。在那个空空的房间里，停放着一具黑色的棺木。我跪下来烧纸，红红的火苗蹿上来，和飘飞的灰烬混合在一起，变得那么虚幻。听父亲说，奶奶走的时候很安详，鼻息是一丁点一丁点消失的，从正常到微弱，节奏缓慢，最后没有了。好像一个什么从那副躯体里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那个晚上，我和父亲聊了很多，主要是我听父亲讲奶奶的故事，看得出来父亲在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而我则想起很小的时候奶奶带我长大的时光，以及《稻收》里奶奶最后的影像。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我觉得父亲也是。选择拍电影的方式，是否可以缓解我内心的焦虑，也未可知。由于回家的种种感受，我拍摄了《稻收》这个短片。我相信生活的戏剧性远远大于电影，但电影应该跟生活有切肤的联系。电影的故事、气质、味道和呼吸，只有在现场这个奇特的地方才能焕发出迷人的光芒，而它背后的生活，无须更多的言语。
电影节
《歌者》参加了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2004），得了个组委会特别奖，也算是一个鼓励。《稻收》人围第二十七届法国克莱蒙·费朗国际短片电影节（2005）国际竞赛单元，是个小小的进步吧。克莱蒙·费朗短片电影节是世界上最大的短片电影节，创办于1979年，有“短片戛纳”的美誉。《稻收》（Harvest Time）是本届电影节中国大陆的惟一人围作品，本届电影节共收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名作品3000多部，组委会选择了75部作为人围作品进人国际竞赛单元。
电影节的竞赛单元有三个，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国际竞赛单元），National Competition（法国国内竞赛单元），（LabCompetition实验片竞赛单元），国际部分共75部作品，法国国内部分共65部作品，Lab大概有40多部，另有大量的非竞赛展映单元，如“越南新影像”、“挪威短片集”、“新苏格兰短片”、“拳击题材”、“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系专场”、“儿童节目”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异常丰富。在9天的时间里，每天从上午10点至晚上12点在十家放映厅轮流放映了近千部作品。此外设立“导演讨论会”、“短片市场”及其他包括各种专业话题的讨论会、论坛和讲座，共计2000余名电影界专业人士参加了电影节相关活动，观众达12万人次。
参加电影节，当然看电影成了重头戏，每天大约看三至四场，每场五六个短片，看了几天，就觉得劳累伤神了，在电影节看电影真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而且并非每个片子都有英文字幕，法国国内部分就几乎根本没有字幕，特别费劲，所以我们的重点在看国际部分，了解当前短片动态和制作水平。几天看下来，最大的感受是短片观念的不同和生活及文化差异导致的电影态度和方法不同。欧洲短片大体保持了优秀的电影传统，特别强调创意及构思，有时候更像一个广告短短几分钟把一个点抓住，然后做到极致。内容上也显得很有意思，很好玩，富于想像力且机智的作品成为主流。而欧美以外的短片更多关注生活的苦难和生活的无奈，似乎跟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颇有关系。特别有意思的是美国作品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欧洲人总有点不买账的感觉。这跟美国电影在国内受到的追捧成为对比。
抛开电影本身不谈，法国人对电影的热爱和电影艺术观念的普及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9天的电影节期间，整个克莱蒙就是一座电影城。一个只有20万人的城市，每天有10个电影院开放，观众购票人场（每场3欧元，约30元人民币），每个影院平均每天放映6到7场（若干短片组合成一场，每场2小时），场场爆满，我随意选择了6个影院进行对比，几乎每个场次观众都排长队等候，有时还有排队半小时之久却因放映厅座位有限而被迫退场的情况。这些电影院由正式影院和大学放映厅组成，最小的能容纳300人；文化中心有两个放映厅，最大的COCTEAU厅能同时容纳1400名观众。在法国，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在电影院不会哭闹）的孩子，似乎都把看电影当作一种仪式，甚至看电影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会带着笔记本，带着电影的宣传资料走进电影院，在每个短片的间隙，会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对电影的感受和评价。
本来，法国是电影的故乡，法国人对电影的感情自然浓厚而浓重。面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的冲击，法国政府的种种措施确保了民族电影工业的旺盛发展。法国电影现已成为抵抗美国电影全球化策略的重要力量。而短片作为长片之前的必要训练及独立片种，在法国乃至全欧洲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有制片人投资，有基金会资助，有新老电影人拍摄，有片商发行，有院线放映，有观众看，真是短片一大幸事。
《稻收》采用SONY DSR-150P小型摄像机拍摄，后期使用家用电脑制作完成，从专业制作的水平来说，比起国外多用的35mm胶片、杜比5.1声道、THX影院标准而言，确实差了一大截，但仅在数字视频的范畴来说，我们的制作在目前仅有的技术条件下还算过关。从内容和风格方面而言，《稻收》的故事涉及到当代中国城乡生活的变化，和在这种变化中人的孤独。摄影上采用了大量的静止机位长镜头，尽量把画面拍得规范和稳重，一来受制于技术条件，没有移动设备和灯光器材，二来也是一种风格的体现，在舒缓的节奏下，一种冷静的、克制的，有距离的观望，只是去呈现故事和故事背后的现实，尽量不去评价它，只是着力气氛的营造。此外在表演方面，所有演员都是非职业，第一次演戏，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使之自然和放松，最后的结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法国媒体对《稻收》的评价是“优美的画面，忧伤的情绪，反映了中国城乡的独特生活”。
《稻收》在电影节一共放映了六场，反映不算火爆，但也受到各地观众的欢迎。放映后持续的掌声让我本来惶恐的内心安静下来，说实话，在影院里和那么多不明身份的观众一起看自己的作品真是一大挑战，而掌声真是莫大的鼓励和安慰。在导演见面会上，回答完媒体和观众的提问，听到一句中文的“谢谢”，心里也一阵热乎。我不太清楚他们究竟怎样理解我的电影，毕竟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我的生活终归是我的生活。最让我欣慰的是一位组委会选片委员的话：“你的电影非常特别，是让我看了之后躺在床上还要思考的电影，小松（片中主角名）的无助和逐渐走向迷失，令人着迷。”他是在一个电影节的Party上跟我说这番话的。我想，他收到了我要递给他的东西。
这个梦
2月6日，电影节结束，从克莱蒙返回巴黎，去了几乎每个国外游客都会去的地方，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协和广场、香榭里舍大街、凯旋门，铁塔没走到跟前，远远地观望了一下，意思到就可以了。穿梭在巴黎蛛网般的地铁里，走在以国内标准衡量相对冷清的街道上，各色皮肤的人们行色匆匆，我对这个所谓最艺术、最浪漫的国际大都市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情绪，电影这个虚幻得不能再虚幻的梦，像一次长途的飞行，何处才能落下脚来？路过塞纳河上的新桥的时候，我想起它在《新桥之恋》里的样子，那一段老套而奢华的爱情故事，真的那么容易发生么？
我表示怀疑。而惟一实在的，是电影这个梦，你一旦做了，就再也无法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