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是个人物，现在50岁以上的人很少有不知道他的。他的一生颇有传奇性：
出身权贵门第，却投身革命，经受住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炼狱的严重考验而又得以脱险生还，是监狱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历史见证人，并最早把这两座活棺材的详细情况带出来，报告给中共党组织，公之于世；他是小说《红岩》的第一作者……这部小说迄今仍保持国内最高发行纪录，对整整一代青年人的成长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在“文革”中参加造反，却未由此“起家”，反而死于非命。
对罗广斌的一生有着各种不同评价，有关报刊已发表了一些文章，社会上也流传着不同说法，至今不绝于耳。对各个不同的历史人物的评价，角度不同，见解各异，褒贬不一，乃是正常的事。本文据笔者调查了解的资料，对某些史实作一点介绍，其中也对有的问题说一点看法。
一、家庭出身的十字架
罗广斌出身于一个权贵家庭。这个家庭让他一辈子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前半辈子是挣脱家庭的枷锁；后半辈子则笼罩在家庭出身的阴影之下，这阴影越来越浓……
所谓权贵，并非世家，只因为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罗广文，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坐镇四川，并在解放战争期间几次派兵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当时民愤很大，众人侧目。
其实，罗广斌与这个哥哥的关系是相当疏远的，平时见面的机会都不多，但血缘关系却避不开。
罗广斌祖籍四川忠县（现属重庆）1925年出生在成都。祖父是个贫农，兼做木匠，手头活钱松动一点，能供给儿子罗宇涵（罗广斌之父）读私塾。罗宇涵终于在晚清末年19岁时考取了一名秀才，以后又进“东洋”（日本）人办的成都铁路学堂。本想去日本留学，却没去成，但因此有了个“出身”——作官的最初资历……一直在学校和司法部门任职。1924年，“停妻再娶”，与法政学堂毕业、在四川高等法院任法官的罗蕴山结婚。由于两人都有一定职位和形形色色的较高收入……先后购置了不少田产，在成都市郊和老家忠县，以及成都东南的洪雅县，共有房产三处，田地1000多担，算得上官僚兼地主。
罗广斌是罗宇涵和罗蕴山的独生子，自是十分受宠爱。罗广斌还有同父异母的一兄一姊。姐姐罗广慧，是位农业科技工作者，解放后在大连任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平时也少有联系；哥哥便是在四川大有名气的罗广文了。
罗宇涵由于自己留学日本的心愿未能实现，便寄希望于长子。1925年，即罗广斌出生那年，罗宇涵送罗广文到日本学习军事。罗广文于1929年回国，从下级军官干起，一直在内战和抗战前线，他在国民党党内军内不属于某一派系，靠硬打实干爬上去，抗战后期作到军长。抗战中曾几次到几个解放区观摩，承认解放区政策合理、军纪严明、军民团结，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任何一个到过解放区的人都不能否认的不争事实。尽管如此，他的实际政治立场并没有触动。直到1949年末，在解放成都战役时，才被迫起义。后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本来要让他回四川工作，他自己觉得在家乡有民愤，不愿回川，才另安排为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抗战胜利后，罗广文驻兵四川，任第七编练司令，后改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官，是四川境内兵力最强的将领。罗家也就成了豪门，罗宇涵成了“老封翁”，曾被“推选”为忠县的四川省参议员。但这是罗广斌已有了觉悟参加革命以后的事。如果说罗广文对罗广斌有什么重大影响的话，那就是罗广斌被捕后之所以没有被处死，是因为有这个哥哥，特务有所顾忌，没有下手。
在地下斗争时期和解放初期，中共党组织对罗广斌的家庭出身是正确对待的，既慎重审查，严格要求；又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解放初期的政策，对高级起义人士的子弟也比较照顾，不予歧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家庭出身问题被日益看重，罗广斌也被与他的家庭挂起钩来，“文革”中更是达到顶点。罗广斌死后……江青下的诛语是：“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再加上江青说的“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多”，这在当时足以把他打下十八层阿鼻地狱，万劫不复。其实，江青也不是什么独创，只不过把过去已有的某些人的观点发展到极致。
罗广斌与家庭、与哥哥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乃至感情上的界限是划得清楚的。问题倒是他当时没有能够自觉地运用这种家庭和社会关系，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这是他的真诚，也是他的幼稚之处。即便如此，他仍然过不了关。
阶级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理，共产党人必须遵循。但是不能把阶级论庸俗化、简单化为唯成分论、唯出身论。这里实质上主要是个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经验，辉煌成就，独特优势；也有惨痛教训，严重挫折，而且反反复复，长期困扰。直到邓小平理论创立，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实际得到解决。
二、初恋被阻开始与家庭决裂
罗广斌从少年时代起，便对这个家庭在感情上极端反感。这是因为他最初的恋爱受到家庭的坚决反对和压制，严重伤害了少年罗广斌的心灵，也养成了他的叛逆性格。
1939年2月，罗广斌随父母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从成都暂时迁居到洪雅县城（罗家田产主要在洪雅）就读于洪雅县中学。他喜欢文学，爱看小说，对欧洲古典小说读得较多，少年早熟。1940年读初中四期时，与女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异常执著，这时他还不足15岁。牟学莲是位小家碧玉，出身于破产地主家庭，父亲在洪雅县城做小生意。
他们的关系被发现以后，罗家坚决反对，原因不是因为他早恋，影响学业，影响成长，也不是嫌牟学莲的人才品貌，而是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家庭出身。”
不好。他母亲罗蕴山对他说：“我们家的子弟决不能作商人女婿。”“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罗广斌不屈，家里便对他的一切行动进行严格的管束与严密监视，切断他与牟学莲的交往，直至1941年全家返回成都后仍不放松。
罗广斌自己说，1940-1943年，他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禁般的生活。他对家庭的这种专横与压迫坚决抗争，与父亲闹翻，甚至打了一架，同时暗地与牟学莲保持秘密通信联系。直到1944年初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才摆脱了这种“囚徒”似的生活，飞鸟出笼，自由翱翔。
进入西南联大附中，是他一生中的转折点。在抗战期间，由北大、清华、南开三座名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既是当时的最高学府，也是著名的“民主堡垒。”
……全校（包括附中在内）充满了强烈的学术气氛和民主气氛。在这里，他呼吸到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使他受到深刻的启迪，眼界大开。这里，他与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有了进一步接近。马识途与罗广斌是同乡、世交，对他的家庭和他本人比较了解，是对他的境遇和反抗精神表示同情、理解和支持的第一人，最他的人生第一知己。马识途给他分析他的境遇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推荐他学习革命理论书籍，引导他参加正在兴起的大后方的民主运动。罗广斌终于从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经过“一二·一”运动的锻炼，成长为一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马识途曾经打算发展他加入中共，又考虑到他复杂的家庭因素，认为还需要再考察一段时间……乃于1945年7月先吸收他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
1946年2月，罗广斌在联大附中毕业以后，去到云南建水县健民中学教书，自己谋生，自食其力，摆脱了家庭的最后一道锁链，不再接受家庭的经济供给。
罗广斌与同是富家子弟、同在白公馆坐牢，互相结成生死之交的王朴、刘国（最后英勇牺牲）不同。王、刘尽量利用家庭的财力与社会关系为革命服务，罗广斌则是急于割断一切联系，以至于他后来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时，连学杂费和日常生活都靠战友和同学的资助，决不向家里要钱。他们各自的情况和家庭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自然不宜用一个模式来套比。他们都是好样的。
至于他与牟学莲，虽未再见面，但坚持通信，保持恋情。直到1948年2月，经组织同意，决定接在洪雅教书的牟学莲来重庆相会。这时，他在重庆江北民建中学教书，领导这个学校中共外围组织“六一社”的工作。就在牟学莲动身赴渝之前一周，因发行地下市委理论性刊物《反攻》的陈明德被捕。陈与罗广斌有联系。为避免牵连，组织上令他紧急疏散，立即转移到秀山，在秀山县中学和秀山师范学校教书，并规定不准与外面联系，不准通信。牟学莲由组织派一位同志接待安排……以后，牟与这位接待她的同志建立了感情，并结合在一起，离开了重庆。罗广斌这才挥慧剑斩情丝，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柏拉图式”的恋爱。
三、他究竟是怎样被捕的
罗广斌是在成都家中被捕的。关于他的被捕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哥哥知他回家，怕他闹事闯祸，又怕下面小特务不讲情面，把他杀了，因而告诉特务头子徐远举把他抓起来加以管教，但不能杀他；另一种说法是他母亲不慎，将他回家情况无意中透露出来，甚至说是他母亲到敌警察机关说明情况，请求保护，反而使他被捕；还有一种说法是冉益智出卖的，连罗广斌自己也这样看，因他在受审时，法官曾交给他看了一份冉益智的“报告”。
这几种说法都沾边带角地有点关系。但确切地讲，首先出卖他的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
1948年3月1日，罗广斌在赴秀山前，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由刘国（原在西南联大经济系读书时与罗广斌熟悉，此时任中共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陈家俊（西南学院同学，后任城中心与南岸区学运特支委员）介绍入党，候补期9个月，属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的学运系统。按地下组织的纪律，领导成员对各自领导的组织和人员的具体情况，一般是互不通报的。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心多手长，他知道罗广斌已入党。
1948年4月，刘、冉相继被捕叛变。他们向敌特争功邀宠，竞相出卖党的组织；同时他们也心怀鬼胎，互相戒备，留有后手。刘国定抢先一步，供出了罗广斌，特务却抓不到他；再问冉益智，冉便和盘托出。特务在成都罗家侦伺，恰好罗广斌回家，罗母无意中透露，便撞在特务枪口上了。
罗广斌在秀山闻知重庆党组织遭受破坏，却不知详情，在秀山也有危险，乘暑假之便来到重庆，与在重庆负责清理组织、主持善后工作的邓照明（曾在秀山县中教书）接上头。邓照明决定他回成都家中隐蔽，争取作好家庭的统战工作。这时……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也在重庆，罗广斌见着他（马识途与邓照明未打通关系）便随他回到成都。马识途曾告诉罗广斌，如家中待不住，可立即转移到洪雅……
1948年9月10日，重庆绥靖公署二处科长陆志良扮作商人模样，到罗家要见罗广斌……说要面交（伪造的）一封马识途的信。罗广斌信以为真，出面接待，当场被捕……绥署二处特务头目徐远举与罗广文颇有交情，唯恐开罪这位手握军权的司令官……在派人逮捕罗广斌时，专门写信给罗广文（未住成都家中）打招呼，疏通关系……说“一旦令弟稍有悔悟，即当优先予以自新机会”，保证不伤他的性命。得到罗广文的同意。
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关押了10多天。他的父母到监狱来看过他，劝他不要再坚持。母亲罗蕴山说，苏联的日丹诺夫（当时是公认的斯大林接班人）最近死了，共产主义没有前途，不要学文天祥。罗广斌不予理睬。母亲给他10元金圆券（这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搞币制改革，每300万元法币兑金圆券1元，所值不到1银元）他接受了。这是自1946年以后，除两次回家小住，在家食宿外，唯一一次接受家庭的金钱。他还请母亲送一副扑克牌来，结果送来的却是一部《曾文正公家书》。后来他把这部书带到渣滓洞监狱，改做成扑克，大家玩了好久。
9月下旬，罗广斌由陆志良押解，从成都坐飞机转到重庆。
四、在渣滓洞戴着脚镣跳舞
罗广斌被押解到重庆，先关在绥署二处，几天以后关进渣滓洞。从9月下旬到10月下旬一个月间，在绥署二处和渣滓洞，先后由特务头目徐远举、叛徒冉益智、法官张界、渣滓洞监狱看守长李磊进行突击审问。其中，徐远举审问了三次。开始是在二处，徐的态度比较温和，劝导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才入党，还在候补期内，案情并不重要。你这样出身的人是中共三查三整的对象。你只要退出共党，一切都好办，否则就要玉石俱焚。
后来在渣滓洞，一个晚上，徐远举又来提审。这次就不大客气了，拍着桌子，拿出一叠名册，大声吼叫：“这里300人，都是共产党，你还犟！”不论软说硬压，罗广斌一概不认账。过了几天，一个穿深蓝色西服的人来问案，自称是徐远举的代表。他就是参与出卖罗广斌的原上级领导人冉益智，他对罗广斌的情况比较了解，却没有见过面，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冉益智首先说，你的入党申请书是用浅蓝色纸写成的，并叙述了申请书中的一些内容。这当然都是真的。他目的是劝降，搬出了一套反动哲学，说：“人心都是矛盾的，动摇的。其他人想自新都不可能，你只要稍微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罗广斌虽然还不知道他是谁，估计必然是个大叛徒，心想这回碰到了“硬火”。
但冉益智在叙述他的申请书中的一些情节时，却把他与西南学院另一位同学罗永哗搞混了。罗广斌钻这个空子给他一阵“横扯”。冉益智没有办法，只得走了，以后也未再来。罗广斌已经明白，承不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实际上都是一回事了。
罗广斌初进渣滓洞，情绪不免有点紧张，但他见到监狱同志们坚强的斗争意志和火一般的热情，受到鼓舞，很快镇静下来。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徐远举大为光火，本已把他关在隔离室，又下令加上一副脚镣。狱中同志对他的表现深为嘉许，采用各种方式给予慰问。据解放初渣滓洞脱险同志回忆，诗人何雪松的《海燕》（当时名《我们的海燕》）就是写给罗广斌的：
你——
暴风雨中的海燕，
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
飞翔吧！
战斗吧！
你——
骄傲的海燕！
后来在写《红岩》时，罗广斌将这诗移赠给江姐了。关了一阵后，形势缓和一点……把他转到楼一室，可以放风，取下了脚镣。
到1949年1月下旬，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齐亮转移到成都被捕后，也押解来重庆，关进渣滓洞。齐亮在昆明时作过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昆明市学联主席。罗广斌是联大附中罢课委员会主席、市学联宣传部工作人员。马识途曾把罗广斌的关系交给齐亮领导，两人相知甚深。见齐亮也关进来，罗广斌立即写了一张小纸条，告诉他狱中情况和应注意的事情，不料在递给齐亮时被看守班长俞德新发现，当场拿获，报告上去。这自然是严重违犯“监规”行为，特务更是火冒三丈，下令把刚取下的脚镣再给他戴上。
1949年1月29日是己丑年春节，狱中举行那场脍炙人口的“春节大联欢”。罗广斌意气风发，壮怀激烈，戴着脚镣表演了“踢踏舞”。特务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遂于2月5日把他转押到白公馆。
五、拒绝“释放”，重返白公馆
在白公馆，除了刘国是老关系之外，其他同志都是新交。他们同命相依，心有灵犀，很快熟悉起来。白公馆比之渣滓洞，囚徒人数较少，而情况多样性一点，案情复杂严重的比较多，上层和有上层关系的人士较多，“民革”成员较多。在共产党人中间实际存在一个没有命名的领导小组，罗广斌称之为“非正式”的支委会。这个领导小组由四人组成：许晓轩、谭沈明、刘国、周从化。许晓轩和谭沈明已被囚10年，在狱中意志坚定，刻苦自学，有较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刘国是学运骨干；周从化是中将师管区司令。他们都有很高的威信，一切重大问题均由这个小组研究决定。共产党员自觉服从领导，其他难友也以他们马首是瞻。
徐远举因对罗广文有承诺，极想卖个人情释放罗广斌，但坚持要罗广斌有一点“悔悟”。罗广斌则表示：要么“和平出去”（无条件释放）要么“宁受处决。”
……但“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去”。双方一直僵持。
1949年9月，罗广斌的父母专程从成都来重庆保释他。徐远举巴不得有这个机会，热情接待。9月17日，罗广斌被从白公馆提到城里二处（此时重庆绥靖公署改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依旧是特务机构）与父母见面。临行时，难友们向他道喜，祝贺他从此出狱。他说：难友们，我一定会回来，和大家生死与共。到了二处，特务已准备了一份声明，要他签字登报“悔过自新”。罗广斌坚决拒绝签字，又与父亲大吵了一场。第二天午饭前他果然又回到白公馆吃牢饭了。
最后一次机会是1949年10月底，关在白公馆的陈然、王朴，关在渣滓洞的兰蒂裕……成善谋等已被公开枪杀。种种迹象表明，大屠杀即将开始，情势已十分危急。
11月上旬，白公馆领导小组决定，叫罗广斌“自新”出狱，向党报告狱中情况，并尽可能设法营救；此事政治上由领导小组集体向党负责。罗广斌虽不情愿，但同意执行。经共同商定，要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但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已没有这种机会。领导小组可能基于种种考虑，没有再提这个问题，罗广斌也乐得不问。
这个方案最后胎死腹中。
其实，按罗广斌的情况，这种“机会”随时都有，只不过他不愿去争取罢了。他终于活出来了，但没有“自新”。这个“自新”方案有过设想，其之所以没有实行，决非偶然。也幸亏没有实行，否则按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地下党的境遇来看，罗广斌就更难以说清楚了。领导小组的成员也全部壮烈牺牲；如果有人活着，恐怕也难以承担这个政治责任。这件本来已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事情，罗广斌本着对党的忠诚，解放后还是如实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他的胸怀是坦荡的。
六、领导白公馆难友突围脱险
罗广斌活着出了白公馆，但他究竟是特务主动释放的，还是突围脱险的？这是一个有过争议的问题，至今仍有人对某些环节提出疑问。
客观地讲，特务头子徐远举确因罗广文的关系，不准备杀罗广斌，如果决心杀他的话，他也活不出来。在“11·27”大屠杀前，徐远举因顾及某些特别关系和其他原因，确曾下令释放罗广斌和其他几位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共产党人，但既未向他们宣布，也未实际履行，除了白公馆的罗广斌、李荫枫（民盟成员）之外……渣滓洞的李承林等都被杀了；而且，白公馆最后一批尚未被杀的10余人也确存在被杀的危险。据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的交代：“11月27日晚12时左右，二处司法科来电话，叫把还关着的十几人拉出去打了。”但这时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不在……无人负责执行。看守杨钦典问怎么办，杨进兴说，陆所长不在，不管他吧！随后，杨进兴和另一看守去到后山土地堂逛了一小时左右，回来一看，囚犯全都跑了。原来乘这个空隙，罗广斌已带领难友突围而去。
白公馆领导小组曾经策划武力打监，暴动突围。但在手无寸铁，外无援兵，敌人警戒十分森严的情况下，打监谈何容易！到后来实际只有坐以待毙。从“11·27”下午开始，白公馆的21个政治犯分批被提出枪杀，领导小组成员全部牺牲。除女同志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还被关在楼上外，其余男犯皆集中到楼下。到子夜时分，天空漆黑，牢门未锁，看守无人。罗广斌虽然也感到有点害怕，但举眼一看，只有自己一个共产党员。他挺身而出，抓住时机，准备组织突围。正在这时……看守杨钦典从楼上下来走进牢房，神色惊惶地对罗广斌说：“现在只有几分钟时间，你们快走。”同时交给他一串钥匙和一节平时当榔头用的水管。
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争取的主要对象。从1949年春开始，陈然、刘国、王振华。
冯鸿珊和罗广斌，以及黄显声、李荫枫等分别做五个看守的争取工作，很有成效……其中有四人明确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杨钦典平时最佩服陈然，认作北方同乡（陈是河北人，杨是河南人）10月28日，陈然牺牲后，杨钦典很伤心，一再对罗广斌等说，你们将来出去，一定要好好照顾陈然的老母。到大屠杀前，其他三名已争取过来的看守都被调走或辞职回乡，只剩杨钦典一人，在千钧一发之时，发挥了作用。
罗广斌接过钥匙和水管，快跑上楼打开牢门，放出郭德贤和两个小孩，把大家召集起来，青老搭配，强弱搭配，17个囚徒和两个随母囚禁的小孩分成五个小组，集体突围，罗广斌走在最前面。
刚出白公馆，碰见特务训导员白恕宏，罗广斌举起水管准备打他。难友们怕节外生枝，耽误时间，劝阻了罗广斌。在杂役李育生的帮助下，他们把白恕宏关进特务办公室，反扣了房门。白恕宏毫无反抗能力，束手就擒。他们经过步云桥时，岗哨问口令，答不上，岗哨开枪射击，这群逃亡者被迫四下分散，落荒而走，直到解放后才又相见。
当然，如果他们不跑，不一定必然被杀。但是，在特务既未宣布释放，本人又不知情，在大屠杀中集体逃亡，这是突围脱险，还是多此一举？如果在步云桥有人被打死，是算突围牺牲，还是自己找死？这个道理并不难说明。
七、反反复复的六次审查
解放以后，罗广斌的被捕问题，反反复复被审查，几乎没有休止，他的后半生几乎在审查中度过。这些审查，有些是必要的、正常的；有些则是硬加的、秘密的……莫须有的。
算起来，对他审查一共进行了六次。
第一次是1950年，审查他在被捕期间的表现，以便决定是否恢复他的中共党籍。
这是完全必要的。任何共产党员被捕出狱都要经过审查。审查由市委组织部直接主持。审查结论对罗广斌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认为：1）罗广斌虽系罗广文胞弟，但受党较长时间教育，1945年参加外围组织，1948年入党，一直表现好；2）在狱中，所有党内外认识的同志均证明他是一人一案，未牵连组织与同志，未写有损于党的东西；3）家庭营救时，特务准备好悔过书，他坚决拒绝签字，没有动摇；4）在狱中帮助鼓励难友坚定斗争意志，领导难友突围脱险；5）解放后表现积极。决定恢复党籍，按期于1948年12月1日转正。这第一次审查结论是公道的，符合实际的。
第二次审查是1955年的肃反审干运动，由市审干委员会主持。这是全国性普遍的运动，在当时也是正常的。对罗广斌审查结论中使用的语言比较规范，不像第一次审查中多有褒扬之词。但对被捕原因、狱中表现和脱险经过大体与第一次审查结论一致，认定：被捕期间无问题。
第三次审查是1959年。某权力部门向市委报告说，据在押特务张界最近供认，罗广斌曾交代了组织关系，提出要对几个细节问题进行再审查：1）既在秀山已知重庆出了叛徒，为何还要来重庆，是谁通知他们的？如何与邓照明接上头的？在回成都的路上有无问题？2）被捕到底是谁出卖的？3）特务在成都捕他时，口称是为马识途送信，既然罗广斌认识马识途的字，为何要承认自己？4）冉益智“报告”内容如何？既然上级冉益智都供认了，他为何还能“横扯”？
这个报告提出的基点颇为滑稽。所谓“交代组织关系”，究竟是承认了党员身份（按当时习惯用语，“组织关系”是指党员身份）还是出卖了组织？哪些人被出卖了？既然认定上级冉益智提供了他，“横扯”都不行，为何承认党员身份又是个问题呢？这些要害都被回避了。而且，张界不是在“最近”，而是早已供认了；就在张界供认罗广斌“交代了组织关系”同时，也证实罗广斌表明了三条态度：要么无条件释放；要么处决；决不依赖哥哥关系出狱。这不是很好吗？还一定要审查出个什么结果呢？
这次审查还有几个特点：1）不是由党委而是由专政部门主持；2）“背靠背”地秘密进行，罗广斌本人不知道，没有陈述和解释的机会；3）审查没有结果……也不可能有结果。实际上是被“挂”起来了。这比有结果还要恼火得多。
第四次是1964年。由于《红岩》小说被翻译成日文后，在日本青年读者中也产生强烈影响。日本共产党方面邀请罗广斌访日。共青团中央征求重庆市委意见。于是，这个被挂了5年的问题又提出来，着手审查。结论是：罗广斌系刘国定出卖，经罗广文同意而被捕；承认了党员身份未叛党；脱险出狱是因为人情关系。比起1950和1955年来，这个结论的调子差了一大截，措辞用语大有贬义，但肯定了一个基本事实：“未叛党”。
即使如此，当时市委的一位分管领导人仍不同意罗广斌出国，理由是还有个别细节不清楚。这已经不像是正常的审查，而是严重的偏见、有意的刁难了。至于这偏见是出自政策思想的“左”，是对川东地下党的成见，还是另有个人恩怨？目前还说不清楚。
第五次审查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初。罗广斌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矛头直指市委，这在党员干部中为数很少，是个危险人物。双方已是生死之战……必欲在政治上置对手于死地。这时“费厄泼赖”自然是“缓行”的了。于是，旧话重提，1966年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市某强力部门一天之内连续提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一、之二、之三）把以往的结论完全推翻，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其要点是：
第一，罗广斌与马识途关系密切，被捕情节可疑。此时，当年的川康特委副书记……时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的马识途，已被西南局主要领导人当做“修正主义分子”、“黑帮黑线人物”抛了出来。因此，该报告特意把罗广斌拴在黑线上，并认为罗广斌被捕也似与马识途有关，要一并进行追究。
第二，报告认为罗广斌严重丧失立场，承认党员身份，在敌特面前低三下四。具体事例是：1）在成都关押期间，曾接受母亲10元金圆券；在白公馆，杨钦典交给罗广斌钥匙和水管帮助他们出逃时，罗广斌曾握杨手道谢，说了一声，你真是救命菩萨。2）出狱是匪特决定，并明确向本人宣布。3）自我吹嘘，捏造越狱突围谎言，把叛徒塞进烈士之列，为杨钦典开脱。这里所谓把叛徒塞进烈士之列，是指解放后审定烈士时，罗广斌作为旁证人，参与提供情况，供审查委员会决定。该报告列出了一批名单，说他们不是烈士是叛徒，错定的责任算在罗广斌头上。所谓为杨钦典开脱，是指解放后根据罗广斌和白公馆其他脱险同志的证明……杨钦典因帮助被囚同志脱险有功，按其本人意愿，资遣送回原籍河南驻马店。
第三，该报告建议，立即将罗广斌交群众揭批；对其被捕历史再次进行调查；与马识途的问题挂在一起审查；立即逮捕杨钦典。
这个报告说是根据市委指示写的，实际上恐怕来头要更高一些，很可能是西南局领导人授意的。因为马识途是西南局的负责干部，重庆市委和市里工作部门不可能对他进行审查。
但是，随着“文革”迅猛发展，造反派日益得势，西南局和市委被夺权，公检法被“砸烂”，这几项建议大都未能实行，只有杨钦典被逮捕押回重庆，冤枉关了15年，直到1981年又才遣送回乡。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
造反派“一月夺权”后，分裂成两派。其中一派把唱反调（造反调子更高）的罗广斌抓起来，囚禁以至于死。所加给的罪名，以及种种飞短流长，其基调大体也就是那份报告所提的几个问题。在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十分相似，实际上同出一辙——“左”倾路线之辙。
对罗广斌的第六次审查，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也是罗广斌死去10多年之后。
由于家属和生前战友的强烈要求，于1978年举行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随之市委再次组织力量对罗广斌之死和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关于历史问题，决定维持1955年的审查结论，算是复原了他的本来面目。关于他的死，是自杀、谋杀还是逃亡中坠楼，意见不一，相持不下。只好使用比较空泛的政治术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是这样了。
对罗广斌的历史审查终于画上了句号，虽然这个句号绕来绕去，画得不太圆，也没有合缝，但总算有了结果。如果他能活出“文革”，很可能还要面临又一次联系历史的审查，再过一次关。
八、一条血性汉子
罗广斌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当他服膺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后，更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誓以身殉。他在理论上反对理想主义，主张现实主义，但他的实际思想和行为却往往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时时迸发出满腔诗情和豪气。这也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正是这种性格与情绪谱写出了他一生的悲喜剧。
如果说小说《红岩》中某些人物有他的影子的话，下面三首诗则是他从心田里直接抒发出的人生乐曲。
当他在渣滓洞被戴上脚镣时，他用《我的自白书》来回答：
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要自白。
就拿着皮鞭吧！
举起你尖锐的刺刀吧！
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
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
毒刑、拷打、枪毙、活埋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爬出去，
我恨煞那些怕死的东西！
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
我的血肉全立此地。
就拿起皮鞭吧！
举起你们尖锐的刺刀吧！
望着脚下沉重的铁镣，
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
这首诗后来在创作《在烈火中永生》时，经过修改，安在陈然身上，流传开来，也就成了陈然的“烈士遗诗”。以后，又安在了《红岩》中的成岗身上。
还有一首是1949年10月7日，罗广斌（关在白公馆楼下二室）从楼上黄显声将军（受优待可以看报）处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他们欣喜若狂。罗广斌提议，并与同室的王朴、陈然、刘国、丁地平、毛晓初等立即动手……拆掉罗广斌的红色绣花被面，剪开陈然的一件衬衫，做成了一面五星红旗。此时罗广斌心潮澎湃，又写了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
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诗流传下来，署着罗广斌的名字。
还有一首，或许只能算半首诗，当时就没有作完，以后也没有续成。那是他们从白公馆突围，途中被打散后，罗广斌与“民革”成员杨其昌跑在一起，时而趴下躲藏，时而快步爬山，仍有被逮住枪杀的可能。这时他又在心中默想起几句诗来……
用自己的手打开了牢门，
用自己的脚走出了牢房，
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自由。
……
这就是罗广斌，浪漫的罗广斌，激昂的罗广斌。
“文革”开始，在自上而下，党委领导运动时期，清查文艺黑线，火已烧到罗广斌头上。他冲破“逆来顺受”的规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扯起大旗造反。多年的积郁产生了强大的爆发力，在“文革”中他又一次慷慨激昂、奋不顾身地站在前列。但是，这一次他被误导入了歧途。本来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实际存在的问题，是长期“左”倾错误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严重后果，这时却被当做右的修正主义来反对，因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他自己也惨遭横死。他死得较早，一直到死，也没有走出这个认识的误区。这是他的悲剧，更是历史的悲剧。关于他的死，不论具体原因如何，也不论值与不值，都带有悲壮色彩。在他生命的休止符里，响亮着他特有的激昂旋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人生轨迹发展的必然结果。
罗广斌，一条血性汉子，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