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重庆文学理论批评
20世纪初期（1900―1937）的重庆文学理论批评是从古典到现代的重要转折和形成发展时期。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学，其发展态势与全国文学形势的变化呈现出基本同步的景象，但在表现形态上，又具有相当的自身特点和内涵。根据该时期重庆文学理论批评的实际状况，可以粗略地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思想观念的萌动时期（1900―1916），二、白话文学时期（1917―1927），三、革命文学时期（1928―1937）。
第一节 思想观念萌动期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它无时无刻不受着社会政治的严重影响。重庆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产生与发展，同样如此。从严格的理论形态的角度说，重庆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此阶段并无明显的表现，我们只能从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上去透视其变化。20世纪前后的重庆是一座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城市，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的浪潮在这里汹涌澎湃，荡涤着重庆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维新时期，1897年11月，宋育仁创办了重庆第一份报刊《渝报》，以此为阵地，大量发表时评文章，传播西方思想文化，主张否定封建君主专制，要求实现君主立宪，大肆鼓吹维新变法思想，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存。民主革命时期，1903年，杨庶堪、梅际郇、董宪章等人建立了重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后改组为同盟会重庆支部）。他们以“寻求救国强兵之道”、“启迪民智”、“树立革命思想”为宗旨，讨论光复，倡言革命。稍后，杨庶堪、卞小吾等人先后创办《广益丛报》和《重庆日报》，宣传西方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当然，该时期影响最为巨大的当数被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的《革命军》。该书是“宣传革命之旨于天下”的战斗檄文，“提出了开创‘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制，反抗外人干涉中国革命独立”。《革命军》出版之后，震惊朝野，并迅速传到作者故乡重庆，在民众中竞相传阅。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无疑动摇了作为传统文学根基的封建传统思想，使自由、民主、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为文学的变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陈子展在探究中国近代文学变迁时曾指出：“这个运动（指维新运动――笔者）虽遭守旧党的反对，不久即归消灭，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总之，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所以，在他看来，“时势思潮互为影响”，“要讲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实在这个时候真是中国文学有显明变化的时候”这些说法与重庆的实际情状也是完全吻合的。
的确，从文学上看，伴随着“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一场综合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和延伸，重庆文学界实际上已弥漫着文学革新的思潮。1905年《广益丛报》发表《改良风格》的社论，其中的一条重要主张就是“广泛创办白话报”，透露出文学语言革新的心声。而诗人们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借鉴之时，亦大胆地将革新思想的内容纳入文学创作之中，令人耳目一新。如邹容的《改〈神童诗〉》、《狱中答西狩》、《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等，反对封建统治、针砭社会时弊、宣扬爱国精神和鼓吹革命。再如同盟会重庆支部的盟主杨沧白，他的《九日永宁作》、《咏怀八首》、《山峡歌》等，大抒革命豪情，壮言报国之志。这些诗作，大大突破了古典诗歌囿于个人感怀的狭小圈子和传统的儒学题材范围，引入了新的思想和诗材，显示出广阔的文学表现新内容和“我手写我口”（黄遵宪语）的新创作倾向。
同时，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人们的文学视野也从以诗歌为正统的框架中挣脱出来，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报业的发展，宋育仁所倡导的包含诸多文学品种的“大散文”在创作实践中蔓延、兴旺。邹容主张的“散文通俗化”，使文学更接近普通民众，出现了感情奔放、语言明晰流畅的新体散文，包孕下语言革命的种子。话剧也在1913年传入重庆、登台演出；同年，以周慕濂为首的青年人在重庆成立第一个话剧团体――群益新剧社，大力推进了重庆话剧的开展。
由上可见，此阶段虽未从整体上明确打出反对封建文学的旗帜，但在文学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上，已显露出不少新的思潮和倾向。而这，似可视为重庆文学革命思想观念的萌动期。
第二节 白话文学时期
1917年，胡适、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和建设新文学，正式掀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同时也标示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由古典到现代的转换。虽然重庆远离文学革命的中心北京和上海，但重庆文学界对文学革命给予了颇为积极的回应，并发出了自己的理论呼声。
在宣传方面，重庆文学界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宣传新文化新文学思想。《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刊物通过本地书店、书社向公众出售。同时，重庆文学界还邀请了一大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来渝讲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学观念。先后来渝讲学的有李大钊、胡适、高一涵、陶孟和、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另外，在本地报刊上，大量刊登文学革命的讯息，以及有关人士的文章，如胡适的《西游记考证》等。这一切，对大造文学革命声势，使新文学观念深入人心，无疑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重庆文学界该时期主要是围绕白话文学这一主旨来进行的。事实上，白话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代名词，不仅是新旧文学的分界线，而且由此涉及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宏观地说，由于重庆地处西南边陲，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学界的状况，相较于文学革命的中心区域来说，就远不如其那样复杂纷纭、冲突尖锐。故在肯定文学革命主张的基本前提下，重庆的白话文学观和理论批评也不像陈独秀所说的那种“不容讨论”之决绝和激烈，显示出一种革命的霸气，而是呈现出一种相对平和的学术探讨气氛，表现出一种较为单纯的颇具文学意味的追求。
吴文祺在《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肯定胡适之等提倡白话文学之后，便用宽容的态度谈到新文学在语言上的建设问题：“文章的形式，和内容很有关系，假使有了真挚的情感，微妙的思想，而没有适当的词类来充分地很好地表现出来，也是徒然……”因此，他认为：“白话的词类的贫乏，幼稚，不足以一曲竞其致（善）地表现复杂微妙的思想和情感。”吴文祺：《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1923年3月20日《商务日报？艺林》。所以，须用多种方法补救此缺点，而采文字中的联绵字乃其一。最后，吴文祺还提出了一个判断语言有无价值的标准：“一些词类，只问他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不必强分什么死活。”吴文祺：《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1923年3月22日《商务日报？艺林》。
设若将上述话语撂置在北京和上海那样的文学场景中，这些论调即使不归到复古派之中，也肯定会遭到折衷派的指斥。但凭心而论，吴说不无道理，语言的意义、价值，归根结底是社会的人及其社会存在来决定的。究其实质而言，吴说也与胡适在一般意义上谈历史上的文字的死活没有根本冲突。
语言的死活问题，必然牵涉到新文学与历史遗产的关系，而这一点，却是文学革命的中心区域较少涉及的问题，以致有人为此提出过新旧文学的“断裂论”。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武断地说新文学的倡导者没有考虑或认识到继承与批判的问题，事实上他们的文字中已有所涉及，只是由于打倒、推翻旧文学是当时压倒一切的重要大事，不便或不适宜直接提出而已。但重庆就没有这样的思考包袱和策略考虑，他们可以按照文学的理论逻辑去作出思考。太白就在吴文祺之文编后谈到如何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但是所谓破坏旧的，并非把旧的一切摧毁了，连历史上有用的遗产都扫除净尽，因为要建设新的时候，当然要采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用的旧材料，而不能作赤手空拳的建设，任何种革命，都是如此，文学革命，当然逃不出这个公例，所以我们要建设语体的新文学自然要用白话作工具；可是这种工具，因为向来不够多数的文学家所运用，以致机能底进化迟滞，不能满足我们建设上的充量的要求，那么，当然有采用历史上有的旧材料来培养建设底机能底必要了。”太白：《〈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编后》，1923年3月22日《商务日报？艺林》。在这里，太白尽管没有深入地阐释继承与批判的关系，也没有具体地提出如何吸收历史遗产的标准，但其理论的基本指向却是可取的。
另类一点的声音还是有的，我们大致可以将他们定位于站在时代潮流中的纯文学立场。胡梦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郑振铎提出整理国故之时，认为其功利主义的说法只是“副要之使命”，“最重要之使命应当是‘为研究文学而研究旧文学，而整理旧文学’”胡梦华：《整理旧文学与新文学运动》，1923年3月23日《商务日报？艺林》。甚而提出“文学本身并没有‘新’‘旧’之别”，新旧文学只是区别时间上的古人所做或今人所做。在这里，文学本身成为一个最高的目的。与胡梦华相近但说得更明确的是张友□。他将爱的文学视为“人生的文学”，把爱作为文学的核心、灵魂。而生的文学和美的文学则都归属于爱，前者为时间、后者为空间，由于社会思想的变迁，从而产生文学的由死到生，倡文言变白话就是如此。所以，在他看来，“是爱字的文学才能生，惟其是爱字的文学才能美。”张友□：《爱的文学》，1923年7月17日《商务日报？艺林》。把对人类的爱和文学的美联系起来，并由此判定文学的生存问题，实际上已把文学的爱和美的问题，推到了文学的终极目标的位置，且成为评价的最高标准。这种观念，显然是将西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唯美主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体现出重庆文学革命时期颇为复杂的文学思想状况及纯文学的追求倾向。对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进行简单的否定（要批评也是大有话可说），因为文学太复杂了，它是由无数因子复合而成的晶体，只要注视它的人稍稍移动一下位置，它就会发出不同的光泽。惟需注意的是，我们切不可将站在某种立场上的东西摆到绝对的位置就行了。更何况，这种唯爱唯美的文学，在当时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在新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上显得最为宽容和最为客观的代表人物当首推甘蛰仙。他在《白香山的文艺》一文中提出：“我们由历史的眼光观之……原来诗的进化，与社会的进化，其关系很是密切。”甘蛰仙：《白香山的文艺》，1923年3月24日《商务日报？艺林》。由此分析中国的诗，从商周直到六朝及之后的变化。进化论文学观作为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石，在全国的影响是非常深广的。甘蛰仙用进化论来阐释诗歌的历史变迁，显然受到胡适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的影响。倘若甘蛰仙的论述到此为止，那也就无需多说，但他却笔锋一转，将问题引向文艺的发展道路上，用兼容并包的口吻说：“不过就文艺的本体上看，除了‘为人生而做文艺’一条路外，还有‘为文艺而做文艺’的一条路。”甘蛰仙：《白香山的文艺》，1923年3月29日《商务日报？艺林》。众所周知，文学革命时期文研会“为人生的艺术”和创造社“为艺术的艺术”是文学界论争得最为激烈的热门话题。尽管创造社并未真正丢弃过“为人生”的文学取向，但双方的冲突仍势如冰火之不相融。但到甘先生这里，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站在任何特定的立场上，而是以一种超然的理论态度来看待已然发生过的文学现象，将“为人生”与“为艺术”同时并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从纯粹的理论眼光来说，甘蛰仙的话是有道理的。当然，站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而言，我们更赞赏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更有利于社会进步、文学发展的倾向性观点。
第三节 革命文学时期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使文学发展方向来了个根本性的转变，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便是一个经典的概括。文学立场的更移，必然带来理论批评的变化。当“革命文学论争”和左翼文学运动由上海发起并向全国扩展之时，重庆文学界亦毅然投入到这个新兴的文学洪流之中。
如果说前一阶段重庆的文学理论批评尽管各自的观点存在不少差异、但却目标一致地反对封建文学的话，那么此阶段观点上的分歧，导致的则是文学立场上的分野。或许由于地域性文学圈子及其平和氛围的因素，兼之论争双方都是朋友关系，文学立场观点上的对立并没有使重庆的文学人士充满火药味，双方观点的辩析尚能基本控制在学理的范围内进行，这倒使得某些文学见解显示出其独到和深刻。
毫无疑问，当时重庆文学界绝大多数人都是站在进步的无产阶级文学立场上的。西门藻、胡晓罗、高正知、李依若、严颜□姬、杨默知、张致中等纷纷撰文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批驳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思想，为重庆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抹上了浓重的政治化色彩。
西门藻在《漫骂与批评》中，批评朱××认为文艺与外界的社会生活无涉的“文艺超然论”，肯定文艺要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起社会生活的再见，与社会生活的改造所利用”西门藻：《漫骂与批评》，1933年6月13日《新蜀报？副刊》。胡晓罗则在《新兴文学之我见》里，引述波格达诺夫的观点，说明新兴文学之产生是“形成在劳动和斗争中”胡晓罗：《新兴文学之我见》，1933年6月23日《新蜀报？副刊》。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寻找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最具时代特色和理论态度最为鲜明的要算严颜□姬。他的《把火力集中起来》一文，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立场，大声疾呼：“进步文学者，应当携带文学的武器去加入文学的革命斗争，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学”，使“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向新的更高的水准发展。同时号召：“我们的文学者，更须严厉地猛烈地向胡适之主义、梁启超文化、张恨水小说，林语堂等一切愚民政策的别动队开火。”严颜□姬：《把火力集中起来》，1934年8月1日《新蜀报？副刊》。在这里，政治实际上成为文学评判的唯一准则。
文学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的核心，自然也会成为非无产阶级文学关注的焦点，而其代表人物，就是当时重庆文学界最活跃的《新蜀报》的编辑金满成。他在《幽默是一种文体》中，以一种超阶级的立场去分析幽默这一文学现象，旋即招致革命文学者们的批驳。高正知认为金满成之说是引达官贵人小姐太太们发笑，受压迫的支那民族挣扎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无闲情逸致去欣赏幽默。针对金满成将幽默视为文体、手段及趣味的辩解，他又明确指出：“满成先生与我立场根本不同。”“旧的皮囊盛不得新的酒浆。所以，某一种内容，必然的要某一种形式来表现。”正知：《我也说出了我的见解》，1933年7月8日《新蜀报？副刊》。战秋则在广义上承认文学的幽默，但却反对“金先生以兴趣为文学的中心”，“在我则以文学不是专以兴趣为主，而是以确定的思想，热烈的感情，丰富的想像为内容，用优美的适当的文字把它表现的，四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的。”战秋：《论幽默文字的意义》，1933年7月8日《新蜀报？副刊》。战秋的批评比起高正知的定性判断来说，显然客观多了。不过，只有李依若的批评，称得上是一种持平之论，尽管这与当时的激烈的革命气氛有些不协调。李依若在《战斗底幽默文体论》里首先“观察‘这一趣味’意识形态之所在”，认为满成别有怀抱，并非赞成有闲阶级的趣味幽默。在他看来，普罗阶级失却了文学的享受，乃是我们的作家不肯采用所谓此阶级语言和趣味的缘故。因此，要“从全部人类的文学观念为出发点，去创造出新的文学来”李依若：《战斗底幽默文体论》，1933年7月4日《新蜀报？副刊》。文学的阶级性和人类性在这里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也可说是相当可贵的。稍后，金满成又提倡“新闻文学”，意在作家可利用报上的新闻作创作题材。本来，这作为作家取材方式之一种，并非毫无道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是如此产生的。但问题是在革命立场和当时的理论氛围之下，金满成的说法不仅受到“以合乎当局的口味”的指责，而且认为这是与革命文学理论要深入社会、充实生活，要以实践来创作的观念相违背的。论争的结束最后还是回到文学的阶级性质上，西门藻在《创作与实践》的按语中作出判定：“为反对才子佳人派们发动的文艺论战，现在算是告了结束，欺骗群众底改良主义者的文章，又显现在吾人之前，‘新闻文学’、‘幽默文体’便是这一派所建树的文艺理论。”西门藻：《〈创作与实践〉》按语》，1933年7月18日《新蜀报？副刊》。该文以鲜明的阶级立场否定了布尔乔亚文化，肯定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文学。
此外，重庆文学界在该时期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以及在理论上对现实主义的提倡，对艺术的宣传性的探讨，对报告文学、杂文的研究等，都有相当的表现，呈现出一种较为自由、活跃的理论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