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重庆儿童文学
“文革”结束后，通过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历史反思，重庆儿童文学与其成人文学一样，在清算和批判了因极“左”思潮而形成的种种僵化和禁锢之后，终以万马奔腾的不可阻遏之势，迈向未来的崭新世界。新时期的重庆儿童文学，开始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除民间儿童文学继续发展外，文人创作儿童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体裁多样和作家作品大量涌现的多元发展态势。
第一节 儿童诗
新时期以来的重庆诗人，继“文革”前的雁翼、梁上泉、张继楼之后，在写成人诗的同时，也不忘记孩子们对诗的渴求。他们写了不少儿童诗，其中女诗人傅天琳应是人们最难忘记的一位。
傅天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过儿童诗集《在孩子和世界之间》。1998年12月，重庆出版社所出《傅天琳诗选》又收选了作者一组由17首作品组成的优美儿童诗。虽然这并非诗人儿童诗创作的全部，但却可由此窥见作者儿童诗创作的审美风范。
傅天琳儿童诗的基本主题是表达对母爱的讴歌。由此出发，她爱从成人视角，即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去体验、探索和描摹童心童趣以及她对孩提无微不至的关注与爱抚。她有首叫《母爱》的诗可视为作者的母爱宣言。在诗人看来，母爱不仅体现了人性，而且体现了世界不同人种共同遵守的民族性。诗人一落笔就情感深挚地指出，因为“我是你的黑皮肤的妈妈/白皮肤的妈妈/黄皮肤的妈妈”，“我的爱黑得像炭/白得像雪/黄得像泥土/我的爱没有边界”。诗歌透过三种不同肤色民族的如此情感脉动，既个性而又典型地概括了超越国界和地域的母爱，乃是具有普泛人类之爱的宝贵组成部分。女作者透过哲理层面的逻辑演绎，把母爱的实质也即铸就人类辉煌未来的终极目标，予以了别致的诗的显现。
傅天琳同时还爱用诗探索母爱的源头和形成过程。作者认为，母爱与性爱终究不可分割。所以她的《八月的钟声》从爱情生活对那灵与肉的切身体验与感悟出发，描绘了某年八月那“一阵深邃的钟声/融入脉动”，终于不仅让“少女的天真飞走了”，而且“带着羞涩与惊慌”，唤醒自己“最初的母爱”！诚如诗人所表白的，母爱不仅与羞涩和惊慌相伴而来，而且与肌体的不适并驾齐驱。可见在母爱来袭的过程中，诗人的心情不仅愉悦，而且有着一种奔向未来的升华快感。由此把作者告别少女而走向母爱所获得的充实与成熟，对读者作了形象的传递。
除了直接倾诉母爱感悟之外，傅天琳还有不少诗是通过母亲与孩提的亲密接触间接显示其博大胸怀的。如《背带》借助母亲将自己和孩子的笑声哭声“叠在背上”，如此于“胸前交叉挽成结/挽成蝴蝶”的诗意化书写，表达了自己将“和孩子缠在一起”连“雷电也劈不开”的情感粘连，从而刻画了一位“正径直走往一幅油画中去/成为圣母”的伟大女性形象。
除了用成人视角描摹和释放母爱情怀，有时傅天琳也直接用孩提视角观察和表现童心的纯真与灵动。如《我是男子汉》叙写暴风雨之夜，一个6岁男孩安慰妈妈，说他不但能“举起长长的陀螺鞭子/把不听话的风/赶到/没有灯光的角落”，而且能从天上“摘来一颗星星”为爱在夜间书写的诗人母亲照明。这分明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小男子汉的心灵自白！
柯愈勋和徐国志是两位现代产业工人出身、长期浮沉在矿山车间而以其顽强毅力闯进儿童文苑的缪斯。刻苦好学和与时俱进的诗学追求让他们在儿童诗苑享有一席之地。两位诗家在竭力追求儿童诗的当代审美风范时，都显得前沿、新潮和时尚。如柯愈勋表现人与大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的《狗尾草》的结尾：
就用狗尾草，拭拭蓝天吧，
更洁净了――天空和大地
和你。世界，是亮亮的亮亮的
这里作者为追求诗行的散文化韵味和排列的错综而有意分行，在表达上就更显柔和而耐人寻味。而徐国志在拥抱少年诗奔放不羁的散文韵味的同时，似乎更注意将其引导到对主人公“多梦的季节多梦的年龄”那诗意人生的追怀上去。诗人于1991年推出的诗集《红月亮》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其中的《多梦的年龄》告诉我们，“红蝴蝶白蝴蝶/飞进陌生警觉的眼睛”。蝴蝶虽然活泼好动和色彩缤纷，但让他们始终感到吃惊的却是，那令他们感到“陌生”和“警觉”的成人社会，两代人的心灵多么需要沟通，其间的距离多么需要缩短啊。可喜的是，诗篇毕竟让我们充分触摸到了少年主人公那“锁着的日记”里所蕴蓄的一片美丽“世纪风景”！这便是诗人为弥合社会心灵代沟而构建的一抹彩虹。
“文革”前开始业余文学创作的蒲华清，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迎来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丰收。近20年来，他先后在全国各地出版了《注音童诗100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校园朗诵诗》沈阳出版社1992年6月版。和《天上的洒水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红雨伞》等诗集。其中所收作品主要是适应小学中高年级儿童和低幼娃娃阅读的抒情短章。蒲华清诗作所用文字虽浅近明快，但内容却丰富深邃，耐人嚼读。同时，诗人善于从低幼儿童具有烂漫想象的心理特点出发，去观察社会人生和茫茫自然界，而后用三言两语就对种种自然奇观和客观世界作出传神的素描。
譬如，对迷人的夏夜，孩子们该是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蒲华清既不写溪流的歌唱，蛙鼓的齐鸣，也不写瓜棚里的故事，树荫下的游戏。作者只把笔墨集中到那活跃于夜空，最能体现夏夜特色的小小萤火虫身上，且听：
无数美丽的萤火虫，
像一群快活的儿童。
它们夜夜在大山里欢聚，
人人提一盏小小的灯笼……
这里，诗人不仅把孩子们对夜的观察描写得充满童心，而且只用一个比方，一点联想，寥寥数笔就把那充满神秘感的美丽夏夜作了活脱脱的展示。
从校园走向儿童文苑的蒲华清，深知脱离小读者智力水平的诗歌创作，其效果远比课堂上的“填鸭”式教学更糟。因此，他的儿童诗针对孩提接受能力，其内涵虽深刻，但所用表达方式却很浅。可这种“浅”属浅显明朗而非浅露直白，属浅近流畅而非浅薄幼稚。蒲华清诗歌的浅，是深入浅出之浅而非浅出深入之浅。若从艺术的辩证法则考察，此种易于把握、耐人咀嚼的浅，实际已通向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的特有深度，通向诗美王国的辽阔疆域了。
在中小学课堂里度过了将近20个春秋的诗作者成再耕，对讲台、操场、实验室和在这特殊环境中生活着的无论是学生、老师，还是校长、工友，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但在十年动乱中，由于学校被诬指为“培养精神贵族的温床”，所以再耕虽然熟悉学校，却不能为校园而歌唱。“四人帮”粉碎后，再耕从“主题先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的创作回到了充满阳光的轨道。他用潜藏在心底的对课堂的爱，谱写难忘的《校园春色》1981年5月18日《重庆日报》。摄下动人的《课堂小景》《诗刊》1980年5月号。在再耕笔下，学校的白天是沸腾的，即令在那覆盖着浓荫的校园小路上，也呈现感人的攻关情景：
路面上，几粒石子，几根树枝，
哈，交叉摆放，正是一幅几何图，
图旁，还有用粉笔演算的方程式，
对呀，攻难关就得这样狠下功夫！
再耕的校园诗，令你感到一股生气拂面而来，看到新的一代的成长。
再耕的校园诗并未把师生的活动天地局限在狭小的课堂，他总是力图在较广阔的范围内去表现青少年生活的丰富与多样。除了写办公室窗口透出的灯光，写伫立在书架前的“科学迷”，他还以更大的兴趣去描写孩子们愉快的课外生活，譬如在夏令营里，孩子的远足旅行、航海试验、营火晚会……还有，抒写青少年如何继承先辈遗志，也是作者经常表现的思想主题，如在《四川文学》等刊物发表的《周伯伯和孩子》、《值班》等诗，就以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的形式，再现了革命前辈当年在红岩村和孩子们共同生活的难忘情景。
此外，再耕也喜欢写幼儿诗。他的这类作品多是三言两语的短小之作，但细细读来却让人感到明快流畅，有如透过清澈见底的小溪观赏色彩斑斓的石头一样。他有一首以排比句法描写动物尾巴的诗，读来令小读者感到格外的兴味：
老虎尾巴圆圆，
老鼠尾巴尖尖，
松鼠尾巴长长，
兔子尾巴短短，
山羊尾巴翘翘，
小猪尾巴弯弯。见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5年版儿歌集《月亮弯弯月亮圆圆》。
该诗每句用一个叠词概括一种动物尾巴的特点，自然简易的语句，和谐铿锵的音韵，是我国幼儿诗歌创作中的好作品。
钟代华是近年间伴随重庆儿童文学创作觉醒的浪潮走来的一位诗苑新秀。他的诗除在四川省、重庆市获奖外，还荣获过《中学生》、《儿童文学》等杂志的征文奖。近10来年，作者先后推出儿童诗集《纸船》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和《让我们远行》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等。
钟代华诗作之所以在儿童诗苑占据着自己的独特位置，主要在于他能顺应小读者的生理心理特征，顺应其不同智力发展与阅读欣赏兴趣进行写作。他的作品既有抒写搭积木、堆雪人、荡秋千、放纸船之类充满烂漫童趣的低幼小诗，又有篇幅较长，且加进了更多社会内涵的少年诗。在他的诗中，或写少年主人公常用“心爱的牧笛/吹奏一段牛背上的少年人生”；或写他们在父辈找钱观念驱使下身不由己地跨进市场；或写他们在秧苗拔节的勃勃生机之中，用沉重的劳动悄悄磨砺自己的双肩……
除了描写农村，钟代华也写当代都市少男少女的五彩人生。写他们对沉重家庭作业的烦恼；写他们对父母溺爱的反感；写他们不贪恋草坪和浅滩，而希望到大海深处去寻觅“爸爸没有打捞到的红珊瑚与珍珠蚌”；写他们“开花的心事”；写他们书包里藏着的秘密。
钟代华的诗作不仅具有善于想象的浪漫气质，而且语言含蓄隽永，十分耐人嚼读。他的诗中颇多熔具体与抽象、感性与思索于一炉的警句，如：“星期天的太阳是一枚邮票”，就很合于初中学生的胃口。诗人对客观事物所蕴涵哲理的认知与把握，或许与当代敏感多思的少年一代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诗人不断推出的新作往往能激起小读者的共鸣。
除上述诗人之外，新时期的重庆儿童诗人还有江日、崔英、杜虹、王光池、刘泽安、谭朝春、戚万凯等人，他们的作品也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第二节 儿童散文
随着新时期以来儿童诗歌的大量涌现，儿童散文的写作也成为作家们乐于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
诗人梁上泉随着年岁的不断增长，加上作家童年情结的驱使，这便促使他将诗歌创作的兴趣逐渐移向了散文。诗人在1980年春夏之交，写作了系列儿童散文《童年的梦》原载天津新蕾出版社1981年9月版《童年文库？作家的童年（4）》，后收入作家出版社1999年8月版《重庆作家作品选？梁上泉卷》。该散文实为作者的童年传记。其第一篇“红星闪耀”叙写出生在川北革命根据地农家的作者怎样在儿时便与一位头戴五角星的红军叔叔结下深厚友情的故事。
梁上泉的这组童年散文，还记录了不少表现童真童趣的生活细节。比如，作者儿时在一蓬藤萝里捕捉孵蛋的秧鸡，可抓住的却是一条令他惊吓的蛇。又如，在南瓜开花的季节，“我”和小伙伴们趁着夜色脚步轻轻地跑去捕捉那可以振动响翅的蝈蝈。为此，散文颇有感慨地叙写道，将它“装进高粱秆做成的小房，摘些带露水的瓜花，就能养活这些不知疲倦的音乐家。它们就像一个谐和的夜间乐队，奏出金属般的乐音，在我梦中交响”。散文把大自然带给儿时作者的知识与欢愉，予以了艺术的再现。
继梁上泉之后，教师作者张朝东，也是坚持儿童散文写作而产生较大影响的一位。长期幼儿教育工作促使他不仅细致观察，而且执笔认真描绘幼儿的生活。他在上海《小朋友》杂志发表的许多散文和后来陆续出版的《大山的孩子》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小萝卜头宋振中》见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2月所出的彭斯远主编的《红岩英雄丛书》。等集子，可视其为代表作。
张朝东幼儿散文的主题内涵，主要集中在对大自然与祖国人文景观的描绘上，但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却与梁上泉抒写童年生活的回忆性散文完全不同。张朝东笔下的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全是从幼儿视角去加以观照和描摹的，因而显出一片纯真和烂漫。
张朝东在咏写人文景观时，还爱把散漫不羁的散文语体与铿锵悦耳、节奏鲜明的语言相结合，从而显出幼儿散文特有的音乐美。诚如作者在《大山的孩子》一书“后记”中说：“低幼散文既具有儿歌精练、优美、富有音乐感的优点，又不受韵律和节奏限制，显得自由舒放。”可以说，通过自己的努力，作者把自己的审美追求尽可能熔铸到创作中去了。
儿童散文除了像张朝东那样用以表现低幼儿童的心理与思维特点，还可熔铸更多社会内容，甚至暴露“文革”对民众的粗暴践踏与摧残，展示极“左”思潮给年少一代留下的心灵伤痕。在这方面，女作者曼子于1997年在重庆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苦楝子花儿》，可视为一大突出的收获。《苦楝子花儿》是一本由26篇既独立成篇，又可视为连续表现“文革”时代山乡苦难史的系列散文集。书中不少篇章重在写人，比如那被极“左”思潮排斥打击罢官回乡与家畜为伴的文化馆长，那被红卫兵赶出家门后虽以野菜度日却不忘为他人做好事的荠菜奶奶，那读书虽得鸭蛋可后来凭劳动致富而当了民企总经理的五蛋司令等等。此外，书中另一些篇章则重叙写故事。作者善于将小说注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故事情节安排方法糅合于儿童散文的叙写中，因此不仅可读性强，让人始终在欲罢不能的悬念追寻中有兴味的阅读。因此，读者有充分理由认为，《苦楝子花儿》因其语言像山药蛋一样的质朴，它不仅是一本用山乡儿童语言来描述的农村风俗画，而且正如诗人石天河在1998年7月19日《重庆晚报》发表的评论所说，它还是一幅“儿童眼中的文革历史画卷”。因为作者写的“都是童心的体验，都是原汁原味的生活本原的样子”，所以，“这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的。这是曼子独特的创造！她不愧是受过冰心老人精神滋养与感化的新生一代女作家中的出林新笋，不愧是两次‘冰心儿童文学奖’的获得者”。
与曼子一样，儿童散文集《走神女孩》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8月版。的作者韦伶也是一位曾执教于重庆小学课堂的女教师。但这本儿童散文却一反朴素与单纯，它不表现饥饿和精神苦难，而是尽力让自己那颗“通体透明”的城市少女之心，“裸游在一片波光叶影间”。通过拥抱自然，去尽情追寻与远古人类类似的少女心灵的感悟与隐秘。诚如作者在书前序文所述的一样，这部12万字的真正“女书”，旨在“用女伴们互知的符号与我的女孩秘密联络，用我们的暗语絮絮交谈，发出女孩堆里密不告人的笑声”。在当今校园中还多少残存着一些讳言性意识的今朝，韦伶能在《走神女孩》一书中大胆披露和力倡女性意识的崇高，仅就此一主题内涵的坦诚书写而言，不仅在重庆，即令在全国儿童文苑，可说也是很具革新精神的。
当然，正由于披露和倾吐隐秘的女性意识，是韦伶写作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语言的含蓄和由哲理带来的费解，就成为作者散文难于避免的一个缺点。从这个角度说，韦伶追求文化内涵的深度，而不停留于浅表的触及，这便和儿童文学作品应表达得浅显易解，恰恰构成了一个虽然矛盾但却又不能不超越的“悖论”。韦伶儿童散文文化内涵的深邃与孩提的难于接受，始终交织在她的作品中，就此而言，韦伶散文的创作，既是为少年但更是为成人。
第三节 儿童戏剧
随着影视文艺的发展和孩子们对舞台演出视觉艺术的多元需求，新时期以来的重庆儿童戏剧，无论在作家数量，还是艺术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全新的拓展。就作家而论，原来为孩子们写诗的梁上泉、沈国仁、张继楼，写童话的黄继先，以及从事电视艺术的鄢光宗、张化声和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研究的徐赤、瞿亚红等，都纷纷拿起笔来为孩子们写戏剧了。
作为一个专业戏剧工作者，梁上泉在写成人戏的同时还为孩子们创作了两部儿童剧。一部是与蒋永康合作，初稿于1997年3月，定稿于1999年8月的儿童音乐剧《小萝卜头望着我》见作家出版社1999年8月版《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梁上泉卷》。另一部是与白路平合作，初稿于1991年4月，定稿于1994年8月的现代童话歌舞剧《熊猫咪咪》见作家出版社1999年8月版《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梁上泉卷》。前者取材于重庆歌乐山渣滓洞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发生的小萝卜头故事。虽然受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影响，但剧本通过音乐剧的优美旋律及其凝练而充满童心的歌词，把我国现代革命史上年纪最小的烈士，即外号人称小萝卜头的9岁孩子宋振中的可爱形象，在舞台上予以诗意地再现。重庆诗人杨山、王群生等人观此剧后，纷纷撰写评论。杨山在文章中指出，该剧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一朵在艺术世界里献给祖国孩子们的鲜花”，而且肯定剧本“诗化的构思”和用火红的石榴细节“象征善良的生命和理想信念”永远不可扼杀。
《熊猫咪咪》则是一部诗情画意的悲壮童话剧，它熔美丽神话传说与现代生活于一炉。当序幕徐徐启开，呈现在小观众眼前的，是一篇神奇的密林童话：古代牧羊女洛桑因拯救熊猫而死，从此她便化作洛桑神女，保护着世代生息在这儿的人类与各种珍奇动物。尔后，剧作将观众从遥远的古代，移向当今社会现实：一方面是那些被拟人化的各种动物――大熊猫和金丝猴、蓝马鸡共同生活在藏族羌族巡山员洛桑姑娘、苏瓦青爷爷以及日本爱护熊猫访华团兽医中野梅子的关怀下，愉快地成长繁衍；另一方面，那贪婪狡诈和残酷的动物偷猎者则以频施诡计与阴谋暗算，构成了熊猫的严重生存危机。于是，一场偷猎与反偷猎的惊心动魄斗争，紧紧抓住了小观众的心。该剧除了注重舞台表演的精益求精，同时在化装和音乐舞美设计上，还尽力吸取藏戏的脸谱，羌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与舞蹈语汇，从而增强了戏剧的地域文化特色。另外，又巧妙糅进不少现代迪斯科舞蹈动作，准确传达出当代孩提的烂漫童趣与个性特征。传统艺术的继承与现代表演风格的有机结合，为这部充满浓烈幻想和浪漫气息的现代童话剧，赋予了极大的可视性与强烈的吸引力。
作家黄继先继创作童话《一只想变人的猴子》重庆出版社1983年12月版。之后，又广泛涉足于不同门类的儿童戏剧写作。总的说来，黄继先的儿童戏剧可分为影视剧和舞台剧两个大类。就前者而言，作者先后创作了科幻剧《局长？小偷？发明家》、《克隆机风波》，童话剧《以“魔”治魔》，生活影视剧《三个小面人》，动画连续剧《奇闻怪事侦探所》等10余部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4月版。而就舞台剧来说，黄继先的代表作则有歌舞剧《老狼新传》、《聪明的小公鸡》，小相声《可视电话》，小话剧《顽童与盲童》、《女法官与少年犯》，科幻剧《机器奇遇》，以及根据名著改变的课本剧《皇帝的新衣》、《项链》等。
上述作品在重庆《课堂内外》杂志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创委会主编的《小品小剧本创作园地》等刊物发表后，有的因搬上了舞台或荧屏而广受好评。譬如《三个小面人》曾获中国剧协百优小品二等奖等。
收在1994年6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张继楼儿童文学选》一书中的儿童剧作共4个，即独幕快板剧《母鸡、耗子和黑猫》、木偶剧《“我知道”》、童话剧《大懒小懒买西瓜》、《小鹿有了豹妈妈》。与作者童话诗创作偏重于儿歌一样，张继楼的儿童剧创作也多以供3―7岁孩提观看的幼儿戏剧为其创作的出发点。此种不同体裁的创作同步，表明了作家艺术追求的用心和主攻方向的鲜明，这便为创作风格与坚定不移目的性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快板剧《母鸡、耗子和黑猫》同时收入1991年6月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幼儿文学集成？戏剧编》。可见其已经在全国产生了不小影响。供幼儿观看的戏剧因要适应小观众不识字或初识字的理解水平和艺术趣味，因而不仅语言应浅显易懂，生动诙谐，而且剧中角色的活动应充满动作性。至于舞台布景也需要尽可能显得色彩缤纷和充满童话气氛。此外，故事剧情还应单纯集中，不要显出过多的枝蔓。如果按上述要求来衡量张继楼的幼儿剧，可说《母鸡、耗子和黑猫》在许多方面都堪称创作的表率。张继楼幼儿戏剧所显示的强烈游戏精神与儿童情趣，和他始终坚持幼儿本位的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
此外，重庆剧作家鄢光宗、沈国仁、张化声和束一德等人编剧导演并在重庆电视台拍摄的《中学生变奏曲》、《口琴轻轻吹》、《眼睛，会说话的星星》等电视剧，以及《重庆新作》1992年第2期所载永川作者杨德昌创作的儿童谐剧《读书》，和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徐赤、瞿亚红等人改编的不少校园课本剧和寓言童话剧，也是近年重庆儿童剧作的重要收获。
第四节 儿童小说
在继承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儿童小说由揭祥麟等人开启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后，新时期的重庆儿童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于作者数量大幅度增长，同时也体现在作品思想艺术质量的普遍提高上。
新时期重庆儿童小说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首先表现于描写校园和儿童生活的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比如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不久的余燕高，1982年在重庆出版社推出的小说集《一张伊丽莎白邮票》，共收9个短篇，就是对孩子丰富多彩的校内外生活予以出色描写的代表作。内中那篇作为书名出现的《一张伊丽莎白邮票》，则透过学生们开展集邮活动的描写，表现小主人公逐步克服思想意识弱点而健康成长的主题。
书中另一题为《合理冲撞》的短篇，则在教师形象塑造上，突破了昔日儿童小说常表现的教化者姿态的单一格局。启开这篇小说，我们看见出现在校园足球比赛中的那位女班主任不仅外貌平庸，而且知识面狭窄得连足球游戏规则也不懂。通过她闹笑话的描写，小说把孩子们眼中的合格教师的标准，似乎都予以准确地再现。当今儿童小说并不因教师值得尊重，便对他们的容貌和形象加以粉饰。作家们能忠于现实，按生活原色去表现和描摹教师的外形，这与昔日某些为突出形象的光辉而不惜虚情假意加以拔高的做法相比，其构思的新颖很值得人们肯定。
与此相反，出现在新时期重庆儿童小说里的不少少年主人公，多是不受羁缚、敢作敢为，具有崇高理想和创造精神的人物。如同李存葆笔下那位北京战士（见《高山下的花环》）以想当元帅的理想来时时激励自己一样，我们在当代重庆儿童文学作家笔下，也看到不少这类形象。其中给人较深印象的，如汪黔初为读者塑造的黑孩子敖小犊（《在县委食堂打饭的孩子们》见《中学生文艺》1983年第1期。），就是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涌现的一个坚决反对封建特权，勇于同不正之风进行抗争的小男子汉。他穿着朴实，长得既黑且瘦，但这土里土气的孩子却能以其富于冲击型的个性，震动了向来以父亲官位尊卑决定孩子地位的县委食堂。他的行动在孩子们看来，“无疑像是在平和如镜面的湖水中投下了一粒小石，激起了涟漪”。
重庆儿童小说还表现了“文革”动乱对孩子造成的心灵污染与性格扭曲。本来“文革”动乱结出的苦果当然应由造成社会动乱的成人来摘取，但有的儿童小说却很逼真地描写天真无邪的孩子正在品尝这枚人生的苦果。如王代轩的中篇《浅浅的天河》见《中学生文艺》1984年第3期。就是表现父辈在“文革”中结下深仇大恨而由下一代来化解的。他们为填平父辈感情沟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浅浅的天河》在表现少年主人公早熟个性时，细致描摹了他们用自己的狡黠和智慧，居然令矛盾难解的父辈重新携手团结，让“文革”造成两个家庭友谊链条的断裂，终于得到重新的焊接。孩子的“懂事”和过早成熟虽然令人感到有些酸楚，但体现儿童形象文明型性格塑造的另一重要标志，乃是对主人公那扭曲的性格加以修复，和对那被污染的灵魂予以重塑。在这方面，像李晓峰的《灵娃进城》（见小说集《“汽水杯”足球大赛》）就写得很令人深思。该小说叙写外号为灵娃的初一学生如何用香烟这“20响”敲开司机车门的故事。小说通过幽默的笔触，让爱占小便宜的灵娃受到心灵震动。
在艺术风格上，有的作者还竭力借鉴西方黑色幽默技巧以及童话的夸张手法，对生活加以变形的漫画化渲染，也较好地体现了熔幽默与严肃、讽刺与诱导于一炉的游戏精神。这之中，如李晓海的《卖朋友》见《中学生文艺》1987年第2期。等作品不仅鞭挞校园的积弊，讽刺少年的错谬，而且在实际上为生活谱写了一首寓逼真于荒诞的谐谑曲。此种足以引起少年于一路讪笑中进行痛快阅读的艺术创作，不失为一次追逐游戏精神的有意义尝试。
小读者们向来非常喜爱的动物小说，也成了新时期重庆儿童文学作者创作时所采用的一种艺术形态。在这类小说中，有的动物描写并非拟人化的主人公，它只是作为小说结构故事和推动情节发展的一种手段。如李晓海的《火烧黄鳝》中出现的黄鳝就并不以拟人形象出现，它只是如话剧舞台的道具那样出现在作品中，小说情节的展开与推进虽然离不开黄鳝，但作品所写的却仍是关于人的故事，在这里动物只不过作为引出故事的某种物质形态而被描写和表现。该作者的另一动物小说《热合买提家的狗》见《中学生文艺》1985年第4期。则借反衬手法大大加重了对作为小说拟人化形象的狗的细腻描写。
出现在不少儿童小说家笔下的动物与主人公压根儿不存在对比或反衬关系，他们的关系只是融洽和谐的伙伴关系。比如余燕高笔下的小狗格里高（见小说集《“汽水杯”足球大赛》）就是主人乔洛的好伙伴。在作品中，小狗伴随主人公外出打猎，它显得那么机敏勇敢。小说完全不用它表现影射象征，或反衬观照的曲折立意，虽然作品对狗仍有着浓墨重彩的描写，但目的却只在表现它与主人公亲密的友情，显示的是孩子与动物无限和谐的伙伴关系。这类具有趣味性的小说，为少年读者提供的是动物生活习性等知识，倾诉的是孩子与狗一同游玩嬉戏的欢畅。从娱乐与丰富孩子知识来说，此类重庆动物小说的审美价值就体现了对昔日那单纯强调教化功能的艺术突破。
新时期以来，重庆儿童小说创作的另一收获还显示在表现少男少女朦胧性意识的作品已开始出现。如女作者韦伶的《出门》见《少年文艺》1985年第3期。描写一个15岁的少女生平第一次外出游玩就与一位高年级男生相逢，片刻的邂逅，使她增长见识，感受了生活的滋味。主人公在忐忑不安的思虑中渐渐泛起欲求锻炼自己的独立意识。
也许正是基于表现儿童性意识小说在文苑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这便引起部分成人读者担心孩子早恋的深深忧虑，另一方面却得到广大少儿读者和文学与教育界人士的充分认可和肯定。被誉为“我国儿童文学窗口”的权威杂志《儿童文学选刊》在1986年第3期发表评论家石干撰写的《“出门”断想》一文，针对当前文坛对少年性意识表现特别指出，产生于重庆作者之手的此一小说，“既是对封闭式的陈腐的教育观念和同样是封闭式的儿童文学旧观念之间‘神圣同盟’的冲击，也是对在长期禁锢下所形成的畸形社会积习、社会心理的否定。”
在工业文明带来人与自然关系极度恶化的当今社会，重庆儿童小说注意了对环保意识的表现。女作者谭小乔刊于《少年文艺》1993年第3期的小说《火药镇》，叙写某山区小镇的村民自来靠打铁为生，可为了赚大钱而开始造起枪来。天长日久，小镇上空再也看不见飞鸟出没。只有一个孩子在家中养了只鹦鹉，但它也因无鸟做伴而感到孤独。小学生们决定放了鹦鹉，让它去招回那些被枪声吓跑的鸟儿。鹦鹉真的招回了鸟儿。鸟儿们都怯生生地聚集在一株大榕树上。可不幸的是，包括镇长在内的许多成人持枪者，却不约而同向鸟儿们扳动枪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镇长的儿子欲解救鹦鹉而勇敢扑向前方。鹦鹉虽然得到救助，可孩子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孩子用生命的惨重代价终于把爱用枪打鸟的成人唤醒。这时，人们不但纷纷把枪杆砸毁，而且还把火药镇更名为雀儿镇。常常，镇上的男子汉们又恢复了昔日锻打农具那充满诗意和创造的营生。作为生态小说的《火药镇》，被学界视为我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新品种。它的新，就新在以呼唤自然保护为其主题内涵。谭小乔该小说的深意，正在于向广大少儿读者阐明，爱护生态，爱护资源，爱护自然，最终也就是爱护人类自身。作品的思想内蕴，十分耐人寻味。
重庆儿童小说还有一点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而成为强力挤进儿童文苑的一支生力军。
土家族中年作家苦金，深知其本民族在建设自己家园这一点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他在儿童小说创作上，则多写本民族孩子的苦难。其代表作之一的短篇《六千娃》见《民族文学》2002年第4期。写两个土家族男孩为改变不能上学的贫寒家境，而在傍晚偷偷划船去看如何养殖鲢鱼的科教片，可途中却遭遇暴风雨的袭击。另一短篇《听夕阳》见《民族文学》2003年第8期。则写一土家族男孩因进山砍柴而遭遇饥渴和路途的艰辛。两篇小说都把作品思想内涵的提炼，定格在当今儿童文苑不少作家所竭力表现的成长主题上。作家极力描写土家族年少一代为改变困窘的生存状态，而让稚嫩的双肩负荷更多的艰难和沉重。内蒙古儿童文学评论家张锦怡在刊于《民族文学》2004年第3期的《谈新世纪少数民族儿童小说创作》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苦金小说在借鉴意识流表现手法的同时，还能透过土家族“独特的语言色彩和由此表达出的地域氛围、儿童情趣”，从而对广大读者显示出较强的思想“震撼力”。
另一土家族作家孙因，虽年事已高，但仍宝刀不老，坚持为孩子写作。他于1993年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巨人丛书中推出的中篇小说《噩梦》，描写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在川黔湘少数民族地区香溪寨的一个农家，因嫁女不慎而断送了女儿命运，遂引起两个家族及其所居住的村寨发生流血械斗。小说将沿袭了前辈人打冤家风习的残杀写得绘声绘色，其间所透露的民族群体性特征，浓化了小说的地域民俗色彩，这在向以工业文明和红岩文化为其特色的重庆小说创作中，可说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亮点。
老作家孙因在用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深刻描摹少年一代苦难的同时，在艺术技巧上，还因显示出作品情节的曲折离奇，人物形象刻画的鲜明生动，以及语言的朴实无华而紧紧吸引着广大少儿读者。此一及时揭露鞭挞极“左”思潮泛滥，声泪俱下控诉“文革”草菅人命的作品，能由我国权威出版部门推出，这在昔日重庆儿童小说鲜少优秀长中篇的情况下，实为难能可贵的一大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