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鸽
鼓荡着，鼓荡着，
一双雪白的羽翼。
到天外的天去吧！
到海外的海去吧！
我需要一分岑寂，一刻深思。
永永地惊魂不定，
永永地接受着鞭笞。
腿上系着银铃，
却不是天上的音乐。
？？地将投落何所呢？
天外的天吗？
海外的海吗？
我需要一分岑寂，一刻深思。
叶菲洛的诗恬淡幽远而又飘忽迷离，注重诗的色彩感与音乐性，有新格律诗派的诗美特征，而在诗的意象、意境的营构与诗意的追求上，更有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风姿。他的诗，代表了重庆新诗发展中致力于诗艺探索的一路。
20世纪初期重庆的白话诗潮流不仅对重庆文化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重庆的现代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重庆文化界在白话诗潮的带动下，涌现出不少运用现代白话创作新诗获得成功并享誉全国的诗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吴芳吉与何其芳。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号“白屋吴生”，人称白屋诗人，重庆江津人。1906岁随父迁居江津，入聚奎小学读书。1909年13岁时，他在作文课上，当堂写出1400字的《读外交失败书后》一文，以诗论文，豪放严谨，一时名噪全县，被誉为神童。1910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科学校（北京清华大学前身），1912年入学就读，因学校发生美籍教师无理辱骂学生事件，他作为四川籍学生代表参与抗争，被开除学籍，流落京津。1914年回川，应老师萧湘之聘，任嘉洲中学英语教师。
1919年秋，吴芳吉应挚友吴宓邀请赴上海任《新群》杂志诗歌编辑。时值新文化运动高潮之中，吴芳吉除编辑刊物外，还创作并发表新诗。代表作有《婉容词》、《护国岩词》等，震撼了当时的中国诗坛，并一举成名。1920年8月吴芳吉离开上海，赴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与诗友成立红叶会、湘君社，创办《湘君》文学季刊。后赴西安受聘西北大学任教。1927年应张澜之聘，任成都大学教授，后兼任中文系主任。1929年应向楚之邀兼四川大学教授，同年暑期到渝筹办重庆大学。1930年秋，他出任重庆大学文学预科主任兼中文教授。1931年应家乡县长再三恳请，到江津中学任教并担任校长。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家，吴芳吉无论在何处任教始终认真教学，循循善诱，尽心尽职，赢得了学生及同行的交口赞誉。同时，他还笔耕不止，创作了大量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诗篇。
1932年4月，吴芳吉应加拿大旅渝友人文幼章之邀，到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演讲并朗诵诗歌。当时，正值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之后，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吴芳吉满怀激情地朗诵了他以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为题材的新近诗作《巴人歌》。从重庆返回学校的当晚，他即召集全校师生，听其朗诵《巴人歌》。他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致使肺病加剧，诗未诵完，当即晕倒在地，抢救数日无效，于1932年5月9日在江津与世长辞，年仅36岁。
吴芳吉生前在成都大学任教时，曾自编《白屋吴生诗稿》，1929年在成都出版。逝世后其故友吴宓的弟子周光午编订有《吴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嘉言》、《白屋家书》，1994年巴蜀书社出版了《吴芳吉集》，台湾也出版印行了吴芳吉诗文集。
1932年5月吴芳吉逝世后，著名作家李？人在成都文艺界追悼会上说：“今天我们追悼的人，并不是有权有势的达官，也不是退隐林泉的遗老，而是穷困孤愤、抑郁牢骚的一位诗人……”的确，吴芳吉不仅是一位愤世嫉俗的诗人，更是一位“第一奇功休让人，开国文章我辈始”的现代诗歌先行者。吴芳吉对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是他倡导的崇本尚源、择善而从之的“蜕变论”。他认为：“取之于外人，亦由取之于古人。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于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艺改良吾诗。”正是由于在借鉴古今中外诗歌优长的基础上，立足于自我的独立创造，在解决新诗创立与发展中古典诗与新诗的接轨以及中国诗与外国诗融合方面，比那些全盘欧化的“另植论”与死守陈规的“保守论”，都更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诗歌的内容方面，他十分鄙弃民国初年诗坛上弥漫的“叹老嗟悲”、“吟风弄月”、“遁世逃禅”、“考据应酬”的遗老气。吴芳吉特别强调时代感与现实性。他认为：“余以民国之诗，当有民国之风味，以异于汉、魏、唐、宋者，此格调不能不变者也……处今日之世，应有高尚优美之行，适于开明活泼之际者，此意境之不能不变者也。”吴芳吉：《白屋吴生诗稿？自序》，载《白屋吴生诗稿》，成都美利利印刷公司1929年铅印本。他将传统文学的民生意识与民国时代的国民意识结合起来，强调诗应该关注国民的民生疾苦，揭示时代发展的前进方向。同时，他还认为白话新诗，不应“只知有历史的观念，而不知艺术的之道理”。不只在于使用白话，还应注意“文学的美”，一种形式上的“外在的美”与精神上的“内在的美”相统一的诗美，只有具备这样的审美品质的白话新诗，才能耐人咀嚼，才能“得以成立”。这对于新诗发展中，克服早期白话诗的随意散漫、浅显直露的缺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儿莫啼行》、《婉容词》、《两父女》、《北门行》、《埙歌》等正是这种理论主张的充分实践，不愧为吴宓称赞的“其情哀，其节壮，其词丽以则，其意深而远”，“能传一代之业，且振哀世之音”。在新诗的形式方面，他积极进行多种诗体的尝试，自创新体。在清末“诗界革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口语入诗，建构长短不一的句子，被誉为“新歌体诗”。作为这种极具独创性的“新歌体诗”代表作，《婉容词》描写一位忠贞贤惠的中国女子，被留学欧美的丈夫遗弃的爱情悲剧。全诗采用白描的手法，在形式上保持传统“词”的特征，铿锵悦耳，朗朗上口；同时融入大量现代口语，语言参差错落，雅俗共赏。如：“天愁地暗，美洲在哪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全诗读起来起伏跌宕，悲怨之气扑面。《婉容词》发表以后，立即震动诗坛，并因其诗风独特而被誉为“白屋体”，读者更是争相传诵，当时一些中小学教师也将吴芳吉的一些代表作选入教材，成为新诗的范文。近百行的长诗使那么多人流泪，那么多人传诵，几可与《孔雀东南飞》媲美，这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吴芳吉继承旧诗的传统，却不失之于泥古与迷旧；兼采西诗之所长，却不失之于依傍与模仿，可谓融古今中外之诗体于一炉，开风气之先。正如有的论者所言：“白屋诗体不但是当时最先进的、足可启导诗歌走向的诗体形式，而且可光照百年之后。”丁芒：《论吴芳吉诗观及其实践的当代价值》，载《中华诗词十五年》。
何其芳（1912―1977），原名何永芳，重庆万州人原四川万县人。――编者注，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在一个老式刻板的乡绅家庭里度过了寂寞孤独的少年时代，由此养成了何其芳孤独忧郁的性格。在私塾捧读《昭明文选》、《唐宋诗醇》等选本之际，他“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意的幽深和丰富”。为日后从事诗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7年从万县中学转入重庆平治中学读书。平治中学为今重庆16中。――编者注从进中学开始，他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深受冰心、闻一多、泰戈尔的影响，开始学写新诗。到重庆后，因大量接触新思想，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决定东出夔门，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实现自己的理想。1929年夏赴上海中国公学预科学习，在《新月》等刊物发表小说《摸秋》、诗《莺莺》等作品。1931年6月，与友人杨吉甫合办小型文学刊物《红砂碛》，发表《那一个黄昏》等12首诗作。同年秋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开始与校友卞之琳、李广田一起钻研诗歌，1936年三人出版诗歌合集《汉园集》引起文坛注目，被称为“汉园三诗人”。其早期诗作后结集为《预言》出版。1933年开始写散文，后结集为《画梦录》出版，1936年与芦焚的小说《谷》、曹禺的剧本《日出》一起荣获天津《大公报》文艺奖金，从此蜚声文坛。大学毕业后，何其芳先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教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故乡万县执教，后去成都教书，先后创办《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还与诗人方敬一起编刊物《工作》。1938年8月，他与沙汀、卞之琳等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开拓了何其芳创作的新时期。1944年以后，被派往重庆工作，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写作不少的论文、杂文和散文，还创作诗歌《重庆街头所见》等。延安时期创作收于诗集《夜歌》（后修订再版时改名《夜歌和白天的歌》）、散文杂文集《星火集》、《星火集续编》中。
作为走出夔门的重庆诗人，何其芳诗歌创作“真正的开始”在大学生活的前半期（1931―1932），这是他充满浪漫幻想的时期。他公开宣称：“我的见解是：文艺什么也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正是这心灵里“真纯的音籁”，使他成为执著于纯诗艺术的忠实信徒。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预言》卷一中收录的诗，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由于深受象征派诗风的影响，他的诗歌大多充满了浪漫感伤的情调，歌唱一种梦幻式的爱情：“我饮着不幸的爱情给我的苦泪，/日夜等待熟悉的梦来覆盖我睡”（《慨叹》）；期望一个温柔而多情的姑娘，在星空下踩着白杨的落叶，轻盈地在小巷中向前走着，发出令诗人心跳的“骄傲的足音”（《预言》）；而当这足音始终未曾出现时，则痛苦地发出难以排遣的哀怨：“是谁第一次窥见我寂寞的泪，/用温存的手为我拭去？/是谁窃去了我十九岁的骄傲的心，/而又毫无顾念地遗弃？”（《雨天》）甚至面对一个少女的孤坟，诗人也噙着眼泪饱赞它的主人：“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更美丽的夭亡”（《花环》）。这种“爱”与“死”的歌吟，迷离、甜蜜而又痛苦，是发自一个幻美追求者心灵的歌哭。就艺术风格而言，这一时期何其芳深受晚唐五代时期诗词与法国后期象征派诗风的影响。他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读着晚唐五代时期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一种同样的迷醉。”。从极写风情、色彩浓艳的晚唐五代时期的诗词，何其芳得到了妩媚的情致和瑰丽的词藻；而从淳朴而迷人的法国后期象征派诗风，他获得了闪光的意象和精致的形式。这是何其芳一生中最沉迷于诗艺的时期，他像一只衔泥的燕子，专心致志构筑他艺术的泥巢。
不久以后，追求新的艺术创新的欲望折磨着何其芳，使他发现了这小小的艺术泥巢的倾斜，而现实的残忍一再将他从梦境中惊醒，他终于陷入了苦闷期（1933―1935）。他“偏爱的读物也从象征主义的诗歌，柔和的法兰西风的小说换成了T.S.艾略特获的绝望的枯涩的语言，杜斯退益夫斯基的受难的灵魂们的呻吟”。在此影响下，何其芳诗歌中浪漫幻想的天地改变了颜色，明艳的色彩和温馨的气氛消失了，代之以浓稠的愁苦情调。其诗作也从幻灭的爱情走进了《预言》卷二“荒凉的季节”。他充分感受成人的忧郁，“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柏林》），他再难留恋于花香与月色织就的柔美梦幻中，目光开始向《古城》遍是风沙、野草与霜雪的荒凉延伸，有了一个个“风沙日”和“失眠夜”，辗转反侧的结果是陷入了对现实浸满悲哀苦恼的不满怨诉中。他厌恶战争，预言世界将在沉默中爆发一股热力（《短歌二》）。他“曾看见石狮子流出了眼泪”，再现出下层民众阴暗无望的生活图景。他凝视现实世界再回首往昔，“朦胧间觉我是只蜗牛/爬行在砖缝/迷失了路”（《错》），开始否定自己的盲目与过失。纵观《预言》卷二中的诗，尽管仍是抒写个人的愁苦，但却少了刻意的雕琢，多了对现实人生的关照，渗透着对人类深沉的终极关怀。
随着抗战炮火的日益临近，现实生活的苦难使何其芳不能继续沉湎于美丽而飘渺的幻想，多情而略带感伤气息的幽思也难以适应全民抗战的时代需要。在《预言》卷三的最后一首诗，写于1937年春的《云》中，诗人表示：“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作者怀着这样与往昔诀别的决心，改变了过去那种徘徊低吟的状况，在抗日民族战争的推动下不断努力调整自己的创作，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就整体而言，重庆这一时期的新诗属于开创与初步发展阶段，囿于地域文化条件，与全国的新诗创作的现代化发展相比较，有整体滞后的趋势。虽然重庆诗人顺应历史的潮流，创作诗歌时既关注诗的时代内容，也注重诗的形式实验，还未能形成具有时代水准的地域艺术风格特征。但这并不排除一些有才华的诗人，开始在中国现代诗坛上崭露头角，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总之，这一时期的重庆诗歌创作，形成了良好的重庆现代诗歌开端，并为重庆抗战诗歌――重庆现代诗歌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人才和艺术准备。
20世纪初期的重庆小说
第一节 清末民初社会文化转型与重庆现代小说的兴起
小说，历来被封建士大夫们视为“街谈巷议之说”，一直不能登传统文学的大雅之堂。因此，小说在重庆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几乎无迹可寻。直至19世纪后期，特别是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随着清末民初社会文化的转型、现代传媒的出现与新式学堂的兴起，小说在重庆文学族群中，才开始出现。但由于小说创作与阅读需要相当广博与深厚的市民文化基础，而这正是重庆作为封闭的内陆城市所缺乏的。因此，从晚清到民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重庆的小说创作甚为寥落。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对重庆的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在反对旧文化、传播新文化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现代传媒的各种报刊大量涌现，大量的新式学校应运而生。这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初期重庆小说的兴起。由于重庆码头文化的集散型特征，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日报副刊成为这一时期重庆小说的主要载体，同时也规定了重庆小说形式主要是短篇小说与微型小说，追求内容的现实性甚至新闻性，现实主义成为重庆小说创作的主流。
20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侵略下，加上封建军阀的野蛮统治，中国社会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经济破产，各地军阀之间战祸不断，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这一社会历史画卷在本时期的重庆小说中得到了真实而具体的体现。
白梅居士的小说《乡居杂感》、文风的小说《饥饿的人》、抱齐的小说《旱》，从不同方面描绘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农村的种种社会状况，农村经济的凋敝破产，地主、保甲长的无情盘剥与巧取豪夺，农民生活的困苦与艰难，即使在丰收年景也酿成灾难，遇上天灾的年景，更是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其中，汝恕的《溃堤》以1931年发生在江南的大水灾为背景，用写实的手法描写了长江下游某县溃堤的故事，写出本来生计困苦的农民，在滔天的洪水肆虐之下，人亡家破、妻离子散的惨状。在政府与地主的双重压榨下，为了交纳沉重的苛捐杂税，有的农民甚至铤而走险，演出拦路抢劫以完租税的荒诞戏剧。
乡村世界经济破产，民生凋弊。而都市社会，有富人的纸醉金迷，有下层民众的痛苦挣扎。重庆作家的笔触，更多地落在下层民众困苦生活的揭示上。白叶的《小车夫》写了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瘦弱少年，为了家庭的生活，不得不拉人力车为生。作者以人道主义的情怀，表达了对小车夫受到兵痞的欺凌，生计受到公共汽车的竞争威胁时的同情，并真心地祝愿：“啊车夫啊！我祝你们从曲线的社会中，时代的车轮下，创造你们的生活。”刊载于1933年10月24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蜀报副刊》。棼声的小说《岗上的一夜》，描写了那时重庆妓女的悲惨生活。作品通过一个客人的经历写了一个女孩如何受骗而沦为妓女的过程，同时写出这些可怜的妓女在皮肉生涯中，渴望真实感情与正常的家庭生活，由此揭露社会的罪恶。毛一波的小说《九小姐》则写了一位女孩“九小姐”――中国式的“茶花女”，一面与师长、政府大员在欢场周旋，一方面又与青年刘小春真诚恋爱。作品写出畸形的社会与分裂的人格对九姑娘的折磨与摧残。
如果说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的生活是悲惨的，那么处于封建家庭中的妇女则是压抑与不幸的。东原的小说《弱者》，通过女主人公“她”的遭遇，描绘了中国妇女深受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作者不仅描绘出她们的不幸与苦难遭遇，而且还写出了她们的挣扎与反抗刊载于1924年2月22日《商务日报》文艺副刊《艺林》。这显示出当时重庆作家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并不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的同情层面，而是上升到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揭示问题的高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一个社会动荡军阀割据的时代。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所进行的罪恶战争，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玄古的小说《因风起》就是以军阀战争期间的拉夫为题材，写军阀士兵的凶横残暴，闹得街市鸡飞狗跳。不能逃脱被拉夫的人则是飞来横祸，而其家庭往往惨遭不幸，人亡家破。刊载于1933年7月24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蜀报副刊》。张宏熹的小说《莫臣武的死》揭露了兵匪内讧、百姓遭殃的现实，其社会批判意识溢于言表。刊载于1933年9月3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蜀报副刊》。
另一方面，沉重的压迫，必然激起强烈的反抗。金满成的小说《隐藏着的力》表现了不堪苛捐杂税重负和不能忍受压迫的农民成福，在疯狂的状态下爆发出“隐藏着的力”，用锄头砍死了敲诈勒索他们一家的“催款委员与差狗”――杨玉芳和王顺。小说的结尾似乎在暗示着农民的一条唯一的出路，就是激发出自己“潜藏着的力”，对压迫进行绝死的反抗！因为“任何一位农夫若果用一把锄头随便砍死这委员或走狗，实在也是一种人民自卫的方法”刊载于1933年8月4日《新蜀报》文艺副刊《新蜀报副刊》。
农民和知识分子，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两类重要人物。重庆作家在关注农民苦难命运与挣扎反抗的同时，也在探讨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1924年前后，是“五四”运动的落潮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一时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彷徨之中，表现在文学上，郁达夫式的感伤抒情小说甚为流行。履谦的小说《一对失恋者的末路》，通过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慕安与佩安，追求自由恋爱而招致家庭反对，在封建家长的蛮横干涉之下终于走向了自由恋爱的末路而酿成悲剧的描写，渲染了“五四”落潮时期封建势力的回潮与强大。小说充满了难以释怀的感伤与哀怨。彭心雪女士的《伊底一生》，则通过女主人公患病日重一日而显得“憔悴可怜”，表达出无限失望而厌世的情绪，面对海景生出无限的人生感慨：“潮儿呵！你莫凭着一时落日的声势，翻现出无限的人生幻景，终究是一样的空虚哟！”刊载于1923年3月《商务日报》文艺副刊《艺林》。
对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探讨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小说中的重要主题，发表于1933年的重庆长篇小说《暴风雨时代》正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以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中国社会的颓丧气氛为背景，通过吕小婷、马大年、马家驹和罗绮林等一群知识青年感伤、苦闷、探索、追求的心路历程，写出了这一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探索人生道路的升降沉浮的时代面影。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并未按照原计划10万字的构思来进行创作，而是在中途匆匆搁笔，留给读者无限的惋惜。《暴风雨时代》的整体构思，计划10万字，上下各5万。上部以“吕小婷和马大年为主要人物”；下部“专述马家驹与罗绮林的流亡与归来”。但未完即想搁笔。这并非如作者自言因为结婚太忙，而是在于时代的审美兴趣发生转移，作者似乎已无心创作。
――编者注
与此同时，一些客居外地而后来颇有成就的重庆籍作家，这一时期也纷纷有小说发表。著名作家刘盛亚（1915―1960）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和历史，富于正义感，写过一些对被压迫者表示同情的短篇作品。1933年，刘盛亚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时，写过历史小说《轰》，反映清末爱国志士彭家珍炸良弼事件。1935年在北平文治中学读书时，又创作了以艺人在旧社会的惨痛遭遇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白笑》，发表在郑振铎和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上。1935年，刘盛亚到德国留学，目睹德国法西斯疯狂毁灭文化、残害人民的残酷现实，异常愤怒，写了不少作品寄回国内发表。此外，武侠小说家李寿民（1902―1960）20年代中期曾任天津《天凤报》编辑，1930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以“还珠楼主”为笔名发表过《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云海争奇记》等。30年代，他还为著名京剧家尚小云写过《汉明妃》、《卓文君》、《林四娘》等京剧剧本。李寿民一生著述4000余万字，其中小说40余部，京剧剧本10余种。他以武侠小说知名于世，被称为北派武侠小说四大名家之一。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文学中，翻译小说的刊发，也是当时重庆文学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各种报纸副刊刊发了多种风格的翻译小说，如苏俄著名作家高尔基的《她的情人》（邓余汉译）、《二十六男子和一姑娘》（郑静溪译），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的《彼多瓦之故事》（金满成译），美国作家马尔克伦的《拉底格教授》原名《1933！》，曾泽炳译，一部反纳粹的小说，发表于1934年5月26日，反映的是1933年的德国犹太人遭受迫害的故事。这是重庆最早介绍的域外反法西斯文学之一。――编者注，日本作家河崎洁的反战小说《征途》（田英译），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忏悔的罪人》（宋翠西译）、《天知道》（青青译）等。这些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域外翻译小说，与当时大量发表在副刊上的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及评论如《杜斯托夫斯基及其“可怜人”》（杨本著）、《世界作家招魂记》（胡琅编）等一起，对开拓作者和读者的眼界，提高重庆文学的创作水平，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沙龙》、《西风》、《山城》、《春云》等一批专业文艺刊物的出现，重庆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抗战时期重庆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尽管就整体而言，重庆小说在20世纪初期所获得的成就与同一时期中国小说所获得的成就相比，并不显得突出，但仍然不妨碍一些才华卓越的重庆作家在全国小说创作领域中崭露头角。
第二节 20世纪初期重庆小说的代表作家
毛一波（1901―1996），又名纶明，字颖若、尹若，四川自贡市沿滩镇人。20世纪30年代重庆文坛知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他天资聪颖，刻苦勤奋，学生时代就爱好文史，20世纪20年代即开始写作，活跃于上海文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四川成、渝等地，任报刊主编或主笔；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台湾从事文史研究及地方志编著。他辛勤写作70余年，著作等身，著述包括小说、诗词及文史哲方面内容共计1000余万字。
1922年，毛一波考取泸县川南师范学校。由于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不再沉醉于古文诗词之中，而是发愤努力，广泛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探索富民强国之路。其思想也非常活跃，常向成都《国民公报》、《民视日报》和上海《学生杂志》投稿，并与同学十余人，组织“爱波社”，办墙报《爱波壁报》，并借重庆《商务日报》副刊园地，出《零星》半月刊，宣传无政府主义。
1924年秋，毛一波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一面学习新的理论和科学知识，一面从事社会实践，组织民众参加反帝反军阀割据的爱国斗争。他积极参与《正义日报》的编辑和发行工作，除撰写大量进步的诗歌、散文、评论在《觉悟》、《语丝》、《学灯》、《北新》、《新女性》等报刊发表外，还出版了《妇女问题杂论》等几本著作。1926年，毛一波大学毕业后，继续参与劳工运动，主要从事报刊的编辑和写作工作。他编辑了《民钟日报》副刊，《文化战线》、《现代文化》期刊，《土拨鼠》不定期刊。他还协助编辑《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政治、经济论文。
1929年，毛一波赴日本留学。1931年返回上海，在新时代书局出版了他的《樱花时节》等几本著作。他同时参加了国际笔会上海分会，常与胡适、巴金、郑振铎、戴望舒、邵洵美等文化名人会面，讨论当时文艺界的问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战争的滚滚洪流，参与胡愈之主持的抗日期刊，以笔代枪，在《杂种日本人》总题目下，写下一篇篇讨伐日本军国主义的檄文。
1932年，毛一波偕同妻子高一萍回到重庆，任《巴蜀日报》主笔兼编副刊、《新蜀报》副刊主编，并先后在重庆的一些学校和报社兼职。1935年，他与叶菲洛、金满城、陈翔鹤、陈炜谟等人组建“沙龙文艺社”，出版《沙龙旬刊》，成为当时重庆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连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为之专函祝贺。他和叶菲洛、金满城，在重庆报界都很有名气，被称为“三虎”。
毛一波一生的著述主要分三大类，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写社会方面的论著和文艺作品，中年以后去台湾，主要撰写史志一类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时代在暴风雨里》（随笔小品集）、《少女之梦》（短篇小说集）、《秋梦》（小品文集）、《樱花时节》（小说、随笔合集）、《古典与浪漫》（短篇小说集）、《文艺批评集》。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以《少女之梦》最为有名，其中短篇小说《政变的一幕》译成日文发表后，被称为杰作。上海作家朱雯、赵景琛都曾著文介绍，评价很高。他的小说《猫的故事》，巴金读后甚为欣赏，还专门致函赞许。毛一波的文学创作，重视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情节的自然真实，富有现实主义风格，且别具文采，拥有广泛的读者，对20世纪30年代的重庆文学有特别重要的贡献。
陈翔鹤（1901―1969），重庆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1920年中学毕业以后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由于酷爱文学，1922年，他与林如稷、陈讳谟、邓均吾等在上海创办“浅草”文学社，经常为该刊撰稿，“愿以农人的辛苦，使浅草的每一枝叶片都充满伟大的使命，以慰寂寞的生”。1925年，他与冯至、陈讳谟、杨晦等创办“沉钟社”，并负责发行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出版《沉钟周刊》十期与《沉钟半月刊》十多期。沉钟社对于文学的执著精神，深为文坛赞扬，被鲁迅誉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浅草》、《沉钟》作为自费出版的同人刊物，其艺术倾向趋近于前期创造社，提倡“为艺术而艺术”。陈翔鹤及其同人既是编者，又是作者，还要为印刷出版等事务奔波忙碌，表现出对其所追求的文学事业极大的热忱。这一时期，也是陈翔鹤小说创作的高潮期。他的小说几乎全用第一人称的抒情笔调，描写置身于污浊现实中的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生活，有的则用虚构的故事袒露自己真实的灵魂，如《悼――》、《不安定的灵魂》等，有的则明显带有自叙传性质，如《转变》、《独身者》。作品贯穿一种莫名的感伤和忏悔情调，表现知识分子无力打破黑暗又不甘心沦落，看不到光明又不甘寂灭的矛盾、挣扎和痛苦，其中有的受鲁迅《伤逝》的影响，更深受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浪漫感伤色调的熏染。他坦率地表明：“创造光明，追求正义，肯定恋爱！不管世间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都得将我‘自愿’展大了做去、做去、做去！”这种对于理想的执著，对光明、正义、爱情的渴望，对自我的强调，在那个迷惘颓丧的年代，实属难能可贵！《沉钟》结束后，他忙于生计，风格逐渐转向写实。
1927年至1936年，陈翔鹤曾先后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吉林大学、河北邢台女子师范等校任教，又应四川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周太玄之聘在四川大学任职。陈翔鹤这时虽然不在重庆，但却始终关注重庆文坛的动态，经常应金满城、毛一波等人之邀给重庆报纸的文艺副刊投稿。1935年他与叶菲洛、金满城、陈炜谟等人组建“沙龙文艺社”，出版《沙龙旬刊》，成为30年代重庆文学亮丽的一章。抗战爆发后，他在成都第六中学任教，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创作文艺作品，以写实的笔法揭露了“洄水沱”四川的种种污秽和卑劣。陈翔鹤是一位颇具才华的重庆籍多产作家，创作有短篇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孤独者》，中篇小说《写在冬空》，剧本《沾泥飞絮》，译著《春情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