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庆小说
第一节 建国后17年的重庆小说
新中国建立初期，从革命斗争年代走过来的作家，面对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革命任务，一时间还有一个适应和熟悉了解的过程，因而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不多，也显幼稚和粗疏。而刚刚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不但可歌可泣，也为这些作家所亲身经历，正好替补现实题材的不足。于是，革命战争题材小说自然成为了建国初期小说创作较有成就的一个领域。
建国初期，重庆小说界在革命战争题材创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作家有曾克和柯岗。两位作家都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丰富的军事生活体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题材。
曾克（1917―），原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恋、海牟、一可，河南太康人。5岁入母亲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此后又在开封第五小学、第一小学读高级小学和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1935年冬，因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曾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曾克离开家乡，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工作。1938年，在李辉英等作家的帮助下开始发表和出版作品。她的处女作散文《战斗的心曲》就发表在武汉《大公报》副刊“战线”上。接着她出版了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这部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的好评，茅盾在《文艺阵地》上以笔名“玄”发表评论并热情推荐：“在《中华儿女》中，我们已经看见勇敢的女性怎样在炮火的硝烟下工作；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战区里勇敢的女性的剪影了。这本《在汤阴火线》就是那一群勇敢的女性的工作的记录，作者曾克也就是这一群中的一个……这里充满了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战斗者的奋发而愉快的面影……那一种紧张、热烈、愉快的空气，构成了壮丽的场面。这本书的特色是充满了对于胜利有确信，对于工作有热情的一群青年们的活泼兴奋倔强愉快的笑声。”不久，曾克又创作了另一部7万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战斗中》（1940年连载于重庆的《妇女生活》，个别篇章刊于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这部纪实作品是作者跟随部队踏遍河南战区十几个县的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所描写的对象除了抗日战士，还有普通民众，其中也有妇女、儿童，还有乡镇、矿山，所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深入，写作上虽是更为自由、灵活，但字里行间则由许多故事为经贯穿全篇。这部报告文学当然主要表现军民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把同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视为“闪光的梦”，愿把青春献给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的抗日故事；但也写行军途中冻饿病死的尸体及战争所制造的各种惨状和凄凉，也写厌战情绪和逃跑，写充满生命意识的生与死的挣扎，也有战斗中一些平常小事。总之，这些悲壮的平常的故事和描写，更多了一些亲切和真实。
1939年，曾克来到重庆，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教于私立复旦中学，参加文艺界、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流亡总会的抗日宣传活动，为“上海孩子剧团”的团员补习文化课。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她在武汉、重庆和香港的《妇女生活》、《自由中国》、《抗战文艺》、《大公报》、《文学月报》、《新蜀报》、《文艺阵地》等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及话剧计30多万字。创作上她虽是最初的尝试，却是十分成功的，形成影响，颇为当时文坛所关注。
抗战胜利后，曾克和黑丁一起奔赴晋冀鲁豫太行山根据地。在太行，她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北方杂志》编委，还到北方大学文学系宣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当时曾克仍以深入生活为主，仍然从事专业创作，骑着小毛驴，带着孩子，一头扎进太行腹心地区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地，和工农兵群众一起迎解放，搞土改，保卫胜利果实。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的创作格外活跃，那几年的创作结集为《新生命的检阅》，但未能出版，后来又辑为小说结集《新人》、散文结集《光荣的人们》出版，这是她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的成果。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从这时候才算真正开始的。”（《新人？编后记》）
解放战争期间，曾克参加野战军，在野战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跟着刘邓大军南征北战，并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对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严格说来，《挺进大别山》这集子内的各篇，还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种速写，或报道。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白：‘这些东西，都是时间性较强的新闻，由于当时交通阻隔，发稿困难，而只将它简单地随时记下来，现在仅仅是想作为材料保存起来。’然而正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所以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神味仍然是隽永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这些篇章里的人物虽然还是一种素描，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也时常有小段的风景描写，周围人物的衬托，也颇轻灵可爱。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涉笔偶感’的风景描写大抵是能够和人物的行动有机地联系起来，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为了要给人物找衬托这才描写风景的，更不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风景和人物相当地做到了‘血肉相关’。”之后，曾克便又投入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大西南，亲眼目睹和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军内军外闻名遐迩的战士作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又完成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像许多作家那样，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的是灾难。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写作更是寻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间。粉碎“四人帮”后，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20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铁树开了花》（1950）、《光荣的人们》（1950）、《走向前线》（1950）、《挺进大别山》（1950）、《计划及其它》（1954）、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新人》（1955）、《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前仆后继》（1963）、《第十四个儿子》（1980），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1）、《曾克散文选》（1979）、《水晶般的心》（1993）及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与柯岗合著，1978），主编大型回忆录《春华秋实――开封北仓女中回忆录》，还与柯岗、薛洪兴合编《刘伯承中原逐鹿》（1983），《刘伯承传》也已出版。
曾克善于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表现战争和对新人的刻画。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是报告文学、小说，还是散文，这些文字都与中国人民的伟大战争、劳苦大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我们既能看到那些为祖国的解放英勇杀敌的无畏战士，也能看到那些支援中国反击外国侵略的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英雄人物、新人物、新生活、新气象，是她作品中的精魂。描写的细腻，抒情和对大自然的生动描画，使她作品中的人和精神有了亲切、真实的生命。
柯岗（1915―2002），现代作家，原名张晏如，笔名柯岗，河南巩县康店镇张岭人。1937年上海大夏大学毕业。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结束后，任《人民日报》编委兼农村版、文艺版主编。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第二野战军第六纵队宣传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参加过解放江浙和进军大西南的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化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后任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1983年受命撰写《刘伯承传记》。柯岗的作品以小说、诗歌为主，兼有戏剧、电影、散文等。著有《三战陇海》、《逐鹿中原》、《金桥》等长篇小说和话剧《针锋相对》以及《不屈的人们》、《不可摇撼的心》、《红军的妈妈》、《不知名的作者》、《骆陀队》等。
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火热的建设生活，吸引了作家们的关注，一些新老作家纷纷提笔反映和歌颂生产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生活，所有这些，给重庆小说带来了新的变化。重庆小说题材扩大了，一些文学新人新作涌现了出来。如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邵子南的《三尺红绫》、《木匠造机器》，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皆是当时传播较广的佳作。尤其是作家高缨的创作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邵子南（1916―1955），原名董尊鑫、董聚昌，四川资阳人。初中毕业后曾在成都下苦力为生，用微薄的薪水购买中外名著，到四川大学旁听文学讲座，刻苦自学，并开始写作。1936年，在“左联”的帮助下，开始在《中流》、《光明》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并与丘东平、欧阳山、草明等作家交往密切。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曾任延安鲁艺文学教员、重庆《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庆广播电台台长、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重庆市政协常委、西南文联副主席等职。
邵子南长期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著有中篇小说《李勇大摆地雷阵》、《胜利》，短篇小说《青生》、《某夜的故事》、《阎荣堂九死一生》、《贾西哲夜夜下西庄》等。邵子南还发表了大量诗歌及评论作品，并在深入陕北民间生活的基础上写出长诗《白毛女》，为歌剧《白毛女》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邵子南根据他在湖北竹山县任县委副书记、领导清匪反霸的斗争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三尺红绫》。这是一部未完成的文学杰作，也是邵子南文学创作的高峰之作。作品描写了一个复杂、苦涩而又离奇的故事。旧政权乡公所狗腿子李盛才调戏农妇王秀芬未遂，于是与地方恶少设计，抓王秀芬的丈夫当壮丁，然后霸占王秀芬。共产党解放当地后，李盛才被人杀死在家中。这时，王秀芬和她义弟王文炳已被民兵抓了起来，经过保长和乡民会审后，送到刚刚成立的县人民政府。小说共有三个未完成稿。王秀芬最后被人民政府解救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初期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处于重压下的农民、饱尝苦难的妇女、解放军战士和国民党兵油子及流氓地痞等形形色色的艺术形象，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建国初期重庆小说奠基阶段的重要作品。
高缨（1929―），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他生活阅历丰富。抗日战争中颠沛流离，少年时代的探索求知，以及参加党的地下工作，道路艰险而豪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实际工作中接触社会各阶层，1951年，高缨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抒情长诗《丁佑君之歌》，初步登上文坛。1956年，高缨调到作协重庆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春，高缨到凉山、西昌深入生活，在返回后的一二年间，陆续创作了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抒情诗集《大凉山之歌》和叙事长诗《丁佑君》，这几部作品标志着高缨在创作上有了新的突破，初步显露出高缨独特的审美追求和鲜明的艺术个性，也由此初步奠定了高缨在当代文坛上的坚实地位。
20世纪60年代，高缨在西昌农村生活锻炼，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也经历了创作思想和艺术上的困惑，这些都在小说集《山高水远》和散文集《西昌月》中留有深深地印迹。文革十年，高缨跌入苦难的深渊，因此在创作上几乎为空白。新时期以来，高缨的创作又恢复了活力，并在艺术上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云崖初暖》、《奴隶峡谷》，中篇小说《兰》，小说集《高缨小说18篇》、《薛玛姑娘》、《版纳之恋》，以及散文集《竹楼的恩情》、《向往那片神奇》、自传散记《心灵的母亲》和纪实文学《爱在无声中》等十几部作品。高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他多次出国访问，参加过亚非作家会议。许多作品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文学选集，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享誉海内外。
建国27年，高缨的小说创作以短篇小说数量最多。《达吉和她的父亲》是他本时期的短篇成名作，这篇作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支援凉山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20世纪50年代末，汉族工程师任秉清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帮助某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工程，同时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原来解放前任秉清是凉山脚下的一个穷石匠，他的女儿自幼被奴隶主掠去为奴。任秉清在工作中逐步发现马赫社长的女儿达吉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经过木呷书记的调查了解，此事得到证实。马赫虽然内心很痛苦，怕失去亲如骨肉的达吉，但他也理解任秉清的感情，最终还是叫达吉去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达吉既高兴又苦恼，高兴的是她还有个汉族父亲，苦恼的是她不能离开养父马赫，更不能离开可爱的凉山和众多的伙伴。任秉清也不忍心将达吉领走，因为他不愿给马赫带来痛苦。为此，他决定到凉山落户，和达吉、马赫一起生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凉山。小说通过彝族姑娘达吉与她的两个父亲的关系，展示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歌颂了新社会彝汉民族团结，表现了人性美和人情美。
1978年出版的长篇《云崖初暖》是高缨小说创作上的一个新的收获。小说以1935年红军长征为背景，描述了凉山和西昌一带彝族人民在我地下党和红军的影响和教育下，挣脱奴隶锁链，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阀豪绅、反动奴隶主展开的一场大搏斗。作者以刚健豪放的笔触，展现了这一宏伟的历史画卷，大幅度概括了那个历史时代、那个地区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
这是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描述了红军将军与彝族兄弟结盟的场面。小说还塑造了黄印洪、赵坤、陈锣儿、汪顺子等英雄人物，特别着重刻画了木嘎、乌妞、达戈等彝族奴隶，形象丰满逼真，给人以深刻印象。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语言丰富流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高缨是一个具有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创新活力的作家，他的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鲜明的风格特色。他的作品是植根于深厚的现实生活土壤的，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但是，在对生活的审美感知和艺术表现上，高缨又与那些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明显的不同，他的作品往往表现出浪漫主义的鲜明特征，洋溢着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高缨正是主要倾向于尝试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反映生活，才逐渐形成他的作品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风格特色。这种艺术独创性的追求，成为贯穿高缨50年创作道路的又一条鲜明的红线。
在选材上，高缨特别喜欢选取那些独特的、超常的、激动人心的、甚至具有强烈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生活、人物、故事。高缨特别欣赏艾芜《南行记》中洋溢着的那种边地民族风情和异国情调，所以他1957年一到凉山就和那陌生的奇异的民族生活氛围一拍即合，就发现了与自己的情感、气质、兴趣相契合的特有的艺术领地，几十年来情有独钟。彝族人民的生活命运与大凉山粗犷、神奇、美丽的风光，一再激活了高缨的创作灵感和审美激情。他精心创作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大凉山之歌》、《云崖初暖》，成为他创作中最能体现他的风格特色、最富有艺术魅力的精彩篇章。
在立意和开掘上，高缨始终注重写人，大胆地写人的丰富复杂的情感，写人的悲欢离合的命运。高缨在许多作品中，着意于发掘和表现普通劳动者的人性美、人情美，即使是困难的年代和人生的逆境，他也着重发掘和讴歌人间的真善美，表现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生活的希望。
在审美倾向和艺术传达上，高缨作品不重写实而重写意，具有很强的主观抒情色彩。高缨本质上是个诗人，热情奔放，想象丰富，他总是把诗的一些特征有意识地融合到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形式中去。在高缨的作品中，很少那种冷静、客观、平实的叙述描写或隐晦、含蓄的曲笔。他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和感情好恶，总是全身心投入艺术创造，爱憎分明，常常直抒胸臆，褒贬评说。然而，这决非空泛直露的夸夸其谈，而总是与具体生动的形象描绘融为一体的，所以其作品多展现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高缨作品的激情和诗意美，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语言特色上。高缨的语言是清新、流畅、生动、明丽的。作家还有几种语言格调在作品中交替出现。他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同反映内地汉族生活的作品，语言格调是不一样的；而他反映知识分子、干部生活同反映农民、普通市民生活的作品，语言格调也大异其趣。不管是书面语言或是群众口头语言，作家都是经过认真筛选和提炼的，反映出作家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对语言规范化的重视。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建国10周年献礼，政府部门组织推动，许多作家纷纷提笔创作（有的作家是较早动笔，到此时刚好完成），造成此一时期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长篇革命斗争历史小说）创作的高潮。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重庆小说也获得了丰收，这就是产生了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革命斗争历史小说《红岩》和况浩文创作的以革命斗争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反特小说《一双绣花鞋》。两部作品先后问世，将重庆小说创作推向了高潮。
罗广斌（1924―1967）和杨益言（1925―）都曾在解放前因参加反对美蒋的学生运动，被特务机关逮捕，囚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在狱中，他们和其他革命志士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为日后写作《红岩》积累了素材。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重庆团组织决定以牺牲在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的斗争事迹为题材，组织进行广泛宣传。罗广斌和杨益言以及刘德彬都被指派参加这一工作。1958年2月，他们整理出第一批材料取名《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第6期发表。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小说《红岩》最终得以出版。
长篇小说《红岩》以解放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敌我斗争为主线，展开了对当时国统区阶级斗争全貌的描写。全书通过三条斗争线索（集中营的狱中斗争、重庆城内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联系广阔的社会背景，形成纷繁的斗争场面；同时又用川东地下党机关报《挺进报》的斗争情节把这三条斗争线索连接起来，汇聚到狱中斗争上，集中描写革命者为迎接全国解放，挫败敌人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作品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现了国民党统治行将覆灭、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
作为小说叙事重心的狱中斗争，主要讴歌和表现了革命者精神信仰的坚定、革命斗争的机智勇敢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尽管身陷囚牢，面临诡诈和遭受百般酷刑，革命者们都能坚守信仰，决不叛变，决不为敌人所利用。而敌人每次都是一筹莫展，一败涂地，狱中的绝食斗争、举行烈士追悼会、召开狱中新年联欢会等无数次交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灰暗压抑的集中营里，革命者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如光芒闪耀，驱散了笼罩监狱的阴霾，也给予了读者以极大的精神振奋。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他们中有赤胆忠心、铁骨铮铮的成岗，有为革命忍辱负重、长期装疯的华子良，有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越狱时为掩护战友而血洒红岩的齐晓轩，有背叛自己的阶级、热切追求真理的刘思扬等等，而江姐和许云峰无疑是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许云峰是一位党的地下工作的领导者，在他身上突出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和高度的政治敏感。他沉着冷静地应对危机，机智勇敢地与敌人斗争，为革命从容就义，在被捕前后与敌人无数次的较量中，显示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优秀的革命品质。江姐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小说不仅描写了她的革命气节，描写了她如何经历被捕、受刑、死亡的考验，更将笔触深入到她的感情世界，既表现了她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无比坚强，又揭示了她作为一个“大姐”、妻子和母亲的无比丰富的感情世界。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她无比美丽的灵魂。
小说塑造的革命英雄形象光彩照人，感人至深；同时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也很有特色，既揭示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又不流于脸谱化。小说结构错综复杂又富于变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和烘托气氛，语言朴实，笔调悲壮。
《红岩》自1961年出版发行以来，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高居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榜首。40多年来，《红岩》被译成十几种文字，由《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更是家喻户晓。《红岩》成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书籍，被誉为“人生教科书”。她所揭示的那种“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红岩精神”历经数十载而不衰，教育和影响了新中国几代青少年。
况浩文，20世纪30年代初出生，解放后在西南公安部五处及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侦察处工作。后转业到重庆工业部门。“文革”中遭受迫害。新时期平反后，相继担任重庆市外贸局长、重庆市外经委主任、重庆长华集团公司董事长等职。业余时间断续写作，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南巅之鹰》、《一双绣花鞋》、《企业家》、《麒麟花》、《宝笈疑云》等中长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
《一双绣花鞋》是况浩文的创作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部作品。小说动笔于1958年，最初写成中篇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64年，应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张波之约，况浩文把小说改成电影文学剧本，但因为很快遇到“文革”，电影没有拍成，而该作品却通过70份打印稿，变成手抄本到处流传。况浩文因为这部小说被指控为“毒草”，吃尽了苦头。1979年，《红岩》杂志复刊，当年第一期就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并注明又名《一双绣花鞋》，作者况浩文）。该杂志当时印刷了23万册，出现了全国人民排队买该期杂志的现象。1980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张波把《在茫茫的夜色后面》拍成电影，名叫《雾都茫茫》，并在全国上映。后来，该剧还被移植为话剧和川剧等10多个剧种进行演出。
《一双绣花鞋》讲述的故事缘自作者况浩文本人的不凡经历。20世纪50年代的况浩文在西南公安部侦查处工作。他说：“在一次大逮捕中，我的任务是抓11个反动组织成员，我带着一个班的武警去逮捕。那会儿的电力供给特别糟糕，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大街上一片漆黑。我们挨家搜查，我打着电筒，来到一户成员家里。在一切检查完毕后，我突然在穿衣柜底下发现了一双黑底绣花的绣花鞋。也许是光线的作用，我感觉那双绣花鞋动了一下，我当时心跳加速，还以为柜子里藏着人，就冲了进去，才发现是虚惊一场。但那双绣花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感觉非常恐惧。后来这个感受也成为小说和剧本的开篇。”而另外让况浩文感觉难以释怀的是在他逮捕时看见屋里有两个小女孩，“我把她们的亲人逮捕后，她们不懂发生了什么，还跟我们问好招手，那个时代生存的残酷感是我后来成书要表达的感受。”这两件事是况浩文写作《一双绣花鞋》的直接动力。
《一双绣花鞋》主要讲述的是解放前夕，败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竟丧心病狂地制定了炸毁山城重庆的“C-3计划”。我公安战士为破获敌人的阴谋，与潜伏在山城的敌特分子斗智斗勇，最终彻底歼灭了特务，保卫了山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小说歌颂了革命先烈们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安宁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小说成功塑造了我公安战士沈兰英勇机智的光辉形象，也塑造了敢于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朱玉娟的英雄形象，他们的革命品格和革命事迹感人至深。另外，小说塑造的反动狡诈的国民党老军统林南轩形象和反动愚蠢顽固的陈福强形象，也给人深刻印象。
《一双绣花鞋》以手抄本形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间流传甚广，它给那个物质和精神严重匮乏、饥肠辘辘的年代的人们以莫大的精神享受。它之所以赢得观众的喜爱，况浩文很坦率地表示：“与悬念与惊悚分不开。”毫无疑问，小说开头的那段引子：寒夜，狭窄幽深的小巷，暗淡的灯火，顶楼上忽地又闪起一点微弱的光亮，瞬旋即逝，一双移动的绣花鞋……。就包含了很多悬念与惊悚的元素，给以丰富的神秘感和刺激感。然而比渲染恐怖氛围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敌我双方高智商斗争的严酷感，这种较量已不仅仅局限于智商的高低对比，它实际包含了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等道德评判因素在其中，读者能从中感受到智性的、道德的、阶级的与文化的诸多审美内涵。总之，在这部五六万字的小说中，包含着流行文学的全部要素：侦破、言情、恐怖、悬疑、神秘、性感，还有我们时代最为剧烈的政治历史改朝换代大背景。题材也是畅销书类的：军统、地下党、“美男计”、大爆炸、长得很相像的两姐妹、哥特式凶宅、优雅而反派的老绅士、天真的富家小姐。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部小说既是一部革命斗争历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典型的现代通俗小说。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庆小说
继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之后，重庆几乎再没有什么轰动全国的小说作品发表。“文革”爆发前，《红岩》、《奔腾》等文学刊物已经停刊，重庆作家发表小说的空间大为萎缩。而更为严重的萎缩却是作家创作力的萎缩。当写什么和怎么写都已经规定好，必须按既定的模式“浇铸”时，作家创作力的萎缩几乎是必然的。参加了1965年底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的一位重庆作者在批评自己过去“一心搞写作，一切为‘提高’”的错误思想后，表示要“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他表白道：“我一定要牢记党的教导，永不忘本，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一辈子农民，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做群众忠实的代言人。”这样的表白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几乎随处可见，可谓豪言壮语，但是并没有带来创作上的丰收。
当文化大革命在一片轰轰烈烈的大破大立的喧嚷中宣告要揭露、批判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当权者的领导权时，重庆的小说家和全国所有的小说家一样停止了小说创作，不管愿意不愿意，无一例外地投入到这场“触及人灵魂”的运动中。实际上，不仅进行纯粹的小说创作不可能，就连为革命、为工农兵群众的小说创作也几乎不可能。当时全国除《解放军文艺》外，所有的文艺刊物都陆续停刊，根本没有发表小说的空间。只有报纸还在继续发行，也刊登文艺作品，但多是大批判诗歌和颂歌之类，没有给小说留下发表的空间。
同时，作家协会作为作家们的组织也已被解散，作家们普遍被下放到车间或公社参加劳动。时代的巨变不仅使作家们的心境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已失去从事创作的心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状态，把他们置于一种身为作家而不再是作家的尴尬处境，这种生存状态的改变甚至有可能危及个人的身家性命。这方面，《红岩》主要作者罗广斌在“文革”时期的悲惨遭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罗广斌是一个怀抱崇高的革命理想并在国民党监狱的残酷斗争中经受过锻炼，在山城解放前夕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他把他和其他志士狱中斗争的经历写成故事、报告文学、小说发表，在全国尤其是在青年中引起良好的反响，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但是他的革命经历却受到少数“左”倾思想严重的人的怀疑。“文革”爆发后，罗广斌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因受到不公正对待而郁积的对“左”倾当权者的愤怒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显然认为这是反修防修的良机，他加入当时的一个造反组织，热血沸腾地投入到“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去，成为重庆著名的造反派。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角色发生了转换。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当罗广斌在造反中闻名时，他也必然地卷入因夺权而分裂的派系斗争中。同时，在席卷全国的“揪叛徒”的风潮中，他也因为“历史问题”而成为一个被注意的目标。这样，在1967年2月5日，罗广斌被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当时已经取得夺权胜利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的红卫兵绑架。紧接着，2月10日（春节后的第二天），传出了他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的消息。死时年仅42岁，正当盛年。罗广斌的悲剧诚然是个人的悲剧，但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悲剧的反映，属于重庆文坛的悲剧、重庆小说的悲剧。罗广斌之死，从地域的角度讲，无疑是重庆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损失。
种种事实表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时代背景下，作家要从事小说创作、公开发表小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洗刷着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荡涤着每个人的灵魂，绝大多数作家没有条件、也没有心境从事小说创作。这样，在一段长时期内，包括重庆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小说创作基本处于被放逐的境地，给小说发展的历史留下了一片空白。
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的下半年才有所改变。《重庆日报》的“山花烂漫”文艺副刊从这年10月起开始发表除诗歌（韵文）之外的小说、散文等，以“让无产阶级文艺园地百花盛开，万紫千红”见1971年10月16日《重庆日报》“山花烂漫”副刊“编者的话”。《重庆日报》1971年10月2日刊登的《红日劲松》算是“文革”期间较早出现的重庆小说，作者署名“后字二七六部队雨煤”。写一个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的军工老耿师傅，在临走之前给年轻的徒弟留下礼物：子弹头和小油灯，以礼物为线索引出故事，塑造其红日劲松般的形象，显得较为幼稚。该报以后又陆续刊登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小说在重庆算是有了一个虽然狭窄但聊胜于无的发表空间。就文艺领域而言，1972年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年份。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全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从本年开始，执政党的文艺政策有了一些调整。除样板戏和诗歌外也允许其他文艺样式如小说、散文等发表。出于一种创造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考虑，革命故事在各地得到推广。本年12月，重庆市就开展了一个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应当说，故事是一种受到欢迎的文艺形式，大讲革命故事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都还在进行。《谁说打不通》、《罗爱农》、《春梅》、《号声嘹亮》等是较为闻名的革命故事。故事和小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小说受到挤压的年代，人们对于故事的阅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对于小说的阅读需要。
1973年1月，原《四川文学》改名《四川文艺》复刊。这是全国较早复刊或创刊的文艺刊物，发表的主要是四川作家的作品。重庆作为四川省的一部分，其作家自然有足够的资格和较大的可能在《四川文艺》上发表作品。这无疑又增大了重庆小说家发表作品的空间。不过，在《四川文艺》上发表小说的重庆作家不多，只有池正坤等少数作家，较多的是诗歌。比较全国的小说创作情况而言，重庆此期间的小说创作显得较为荒疏。一是创作小说的作家人数少，实力弱，只有池正坤、胡明文、郎昭平、雨煤、武军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位作者。二是只局限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缺少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三是缺乏有代表性、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当时全国有两类有代表性的作品：一类是受激进文艺思潮影响较深，甚至有意识地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图解政治观念，极力要在作品中反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揭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作品，如《虹南作战史》、《牛田洋》、《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等；一类是虽然受“文革”政治观念影响，但在作品中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进行抵制，因而能够反映出现实的某些真实面，相对而言较有艺术质量的现实主义小说。后一类小说，某种意义上被看做此期间小说创作的收获，而前一类小说被指责为“阴谋文艺”而受到排斥。但无论哪一类小说，在重庆文坛上都是缺乏的。有资料显示，“文革”期间，重庆小说没有一本自己的集子。重庆市群众艺术馆曾编辑出版过一本革命故事集《谁说打不通》（1974），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师也和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化局合作编写过一本27位翻身农奴的自述《奴隶们创造历史》，虽有一定的情节，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重庆小说创作存在的这种荒疏状态，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池正坤应当算是文化大革命中发表小说较多的重庆作家。他在“文革”期间发表的小说有《鼓足干劲》、《上山》、《在战斗的前列》、《并肩前进》、《金菊》等。其中《鼓足干劲》（《四川文艺》1973年10月号）写杨刚和万青云为首的小老虎采矿队在完成已有的采矿任务后，又向条件差得多的矿点进军。队长万青云顾虑“条件差了，超产百分之五，就得花上加倍的力气”。但是在书记杨刚和富有经验的老师傅季长松的帮助下，他看到了采矿队集体的力量，从而提高了认识，整支采矿队得以在鼓足干劲的主导思想下团结起来，“以新的姿态，用大增产的行动，来痛击污蔑我国大好形势的林彪一类骗子！”小说的主题带有“左”倾思想影响的痕迹，但是就其反映采矿队不畏困难迎难而上的冲劲和年轻一辈在工作面垮塌时临危不乱细心观察事故原因的良好工作态度而言，小说还是能给人现实的质感和精神的鼓舞；这一点，又是和建国17年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相衔接的。发表于《四川文艺》1974年第5、6期合刊的《在战斗的前列》是一篇影响更大的关于工矿题材的小说，收入四川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号令》。小说描写南岭矿区党委书记于峰蹲点三井，支持三井采煤二队支部书记李志远开展“抓革命、促生产”工作。和前一篇小说相比，精细的构思、热烈的场面和充沛的气势都显示出这篇小说的进步。但是，作者设置了一个专门搞破坏的阶级敌人――材料员傅祖奎；又在傅祖奎之上安了一把保护伞――三井党总支书记韦德明。整部作品变成了英雄模范人物团结劳动人民群众，和阶级敌人作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同时也帮助犯有路线错误的领导者幡然省悟的既定的模式，落入了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促进生产斗争的窠臼。另外，把主要角色塑造成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才得以锻炼成熟的英雄模范在今天也容易受到诟病。在工业题材之外，作者也写有农业题材的作品。《上山》（《四川文艺》1973年12月号）就是一篇农业题材小说。作品描写云峰大队党支部书记黄茂林举家从富队――青石坪生产队搬到贫瘠的落雁岭生产队进行土改斗争，同时批判石匠刘旺发撇开集体到外面包工的小生产者的自私行为，赞扬一种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集体主义精神。当然，这种精神即使放到今天也值得赞扬和学习。问题是，作者把这种精神放到和任何摆脱贫困的个人努力相对立的地步，在这种紧张的对立中，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的反而被颠覆了；于是，刘石匠在我们今天看来合理的致富行为反而受到批判，黄茂林书记的上山和刘石匠的下山一经接触，便成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小说当然以上山取得对下山斗争的胜利而结束。只认可一种生存方式或思想方式，把其他任何一种生存方式或思想方式都置于错误的因而应予以打倒的对立地位；这是“文革”中典型的思维模式之一，也是作家创作时的一种重要思维模式，极大地影响了作家的写作。从这里，我们或可看到“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对重庆作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胡明文是此期间创作小说较多的另外一位重庆作家。《足迹》（署名明文，发表于1972年8月20日《重庆日报》）是他在“文革”较早发表的一篇小说，描写王工程师向工人出身的周洪海学习，“下马观花”，“虎穴擒子”，最终解决了池炉温度下降的技术难题。作品把王工程师置于“我”的人称视角，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发掘题旨，并没有片面上纲上线，在表明知识分子出身的工程师只能向工人师傅学习才能成功的同时也启示我们专业知识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是一篇在当时较为难得的小说。发表于1973年1月13日《重庆日报》的《铣刀飞进》仍是关于解决技术难题的一篇小说。厂长李云山到机修车间抓技术革新工作，在钳工雷大虎和生产组长郭龙光的协助下，改车床为靠磨铣床，完成了一项技术革新。小说固然也随大流在歌颂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辉煌胜利，如郭龙光便对一度对厂长持怀疑态度的雷大虎这样开导说：“我们要相信，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李厂长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都有所改变。”但毕竟没有片面地设置阶级敌人和顽固地执行错误路线的当权者，而是厂长在工人群众的帮助下改进生产，解决技术难题；应该算是一篇独辟蹊径的小说。胡明文另外一篇小说《关键时刻》（载1975年11月16日《重庆日报》）塑造的是一个党委书记高海松的形象。从这一形象的名字可看出其中隐含的象征意义，是一种典型的“文革”表达模式的产物，在进入小说中的描写时却做到了让具体的事实说话。作者精心选取了这个农药厂的党委书记给司机当助手送农药到五龙公社，在夜雨中通过险要的山地途中的几个“关键时刻”，每个关键时刻这个书记都忍着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伤腿的疼痛，胆大心细、当机立断、而又奋不顾身地协助司机处理突然出现的事故，最终平安地把农药送到目的地。比较一下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塑造书记形象的众多“文革”小说，这篇小说的构思确实显出某种独到之处。胡明文的写作固然是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唱赞歌，但是他并不像当时大多数作家那样片面地演绎政治观念，他的小说有着独特的构思和对生活的如实的反映，显示出对于现实主义真实性的一点可贵的探索。
郎昭平此期间既写诗，也写小说。《考核》（载1973年3月18日《重庆日报》）标明是一篇小小说，明写业务技术操作表演，实际上寓含的是“新”社会对她的工人政治思想的考核。郎昭平另有一篇《镜头》（载1973年10月21日《重庆日报》）描写“我”去锻压车间拍摄劳动场景和优秀工人照片的经过。“我”特别想给团支部书记张雷照几张，转了大半天，也拍摄到许多有意义的场景，但还不知道张雷是谁，通过车间黄书记，才知道自己刚见过的一个手脚麻利、身体结实如小伙子般的姑娘正是张雷。小说塑造出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铁姑娘形象。但其叙述太过平实且略显杂乱，这一形象塑造得不太成功。
此期间的重庆小说还有《第一课》（华放）、《一篮广柑》（李济民）、《礼物》（尹联）、《找主任》（汤才俊）、《针线包》（吴圣荣）、《新工人的日记》（肖敏）、《冬梅》（黄龙兴）、《在机耕道上》（白水泉）等。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评述。
总结此期间重庆小说创作的特点，一方面是作家受当时的激进文艺思潮影响，按照所谓“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创作原则反映生活、塑造人物形象，又被一整套政治观念束缚住头脑，结果使写出来的作品基本成为概念的化身，苍白无力，干瘪单薄。其构思，则简单化、线性化、绝对化；其取材，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走资派，歌颂文化大革命，赞美工农兵英雄模范；其表现手法则多为滥情的抒情、过于平实的叙述或拙劣的象征。总之，此期间重庆小说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另一方面，“文革”期间的重庆小说也提供给我们特殊的、个体性的经验或启示。在可供个人努力的余地相当狭小的情况下，我们仍可看到不同的作家在同样的任务和同样的创作原则驱使下作的不同努力，甚至感受得到他们作的可贵探索。另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出来的是，为了让重庆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重庆作家在操作语言时，普遍采取了向重庆人口头语言靠近的姿态，所以方言的运用成为“文革”时期重庆小说中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池正坤那些较长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的小说中，用到“背时”、“培整”、“仗恃”、“扎劲”、“纰漏”等方言；他笔下的人物说出了这样的方言味浓厚的话：“这帮娃儿，冲劲是有，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又没有说他的盐咸，他偏要说我的醋酸。”“新毛头当权，浪费难免。”等等。这样的语言，是很容易让人感到浓烈的地域味，从而在僵化陈旧中体味到一定程度的鲜活生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