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文学理论批评
现代重庆文学史上的奇观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重庆被确立为战时首都。这使原来只具地区性影响的西南重镇重庆，转而成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中心。从文艺方面看，一时间，全国最重要的文艺组织、团体和出版界、刊物杂志，以及一大批闻名全国而又影响巨大的文学和理论批评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胡风、冯雪峰、夏衍、何其芳、胡绳、以群、梅林、罗荪、欧阳凡海、葛一虹、向林冰、臧云远、潘梓年、邵荃麟、戈茅、郑君里、陈白尘等先后赴渝活动，形成了重庆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繁荣景象。其理论批评表现，既是在重庆地域上产生的，理应纳入区域性文学的范畴，但因为大量外来人员的强势渗入，特别是时势造成的新的文学中心地位，它同时又更具有超越地域的全国性意义，对抗战时期的文学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是重庆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极为特殊的一个时期，也是其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重庆的这一特殊文学地位，造就了其历史的区域的理论批评特色。众所周知，作为战时首都，作为抗日文学统一战线的重镇，重庆的理论批评动向牵动着全国的文学神经。因此，一方面它不可能像延安解放区那样，在抗战中后期又旗帜鲜明地表达出阶级论文学观的理论批评内容；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学所实施的某些禁止性的文艺政策及其干扰、阻挠活动，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唯一能获得各方面认同并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理论批评，“只有站在民族立场、民族利益、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之上的民族文学观”。这，就是重庆文学理论批评最突出而鲜明的总体特色，并贯穿到理论批评建设的方方面面。
在此，我们就从重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共同倾向和基本主张方面作出一些具体的简扼论述。
第一节 文学社会功能的强化
从文学所具有的功能看，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精神的、意识形态的产品，其本身就蕴涵着多种功能――审美的、娱乐的、游戏的、教育的、社会政治的、宣传的等等。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时代的情状和需求，这诸多功能的位置排序甚至选择取舍则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只要是符合文学本性的，我们就应该承认其历史的合理性。抗战时期对文学社会功能的强化，就是适应抗战的需要而产生的。
众所周知，文学的社会功能一直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产生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就赋予了文学“革故鼎新”的社会重任，尤其是文研会的茅盾等更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他们高声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候已然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的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当然，这种社会功利观还是普泛意义上的，并无明确的社会政治目标。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之后，阶级的革命的需要就赋予了文学明确的社会功利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政治服务。“武器论”的观念占据了文学功能的主导地位。继之，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文学的社会功能在阶级论的基础上有所拓宽，将民族矛盾问题纳入其中，使“革命、政治”的功能内涵得到拓展。当抗战全面爆发后，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在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了明确的新变化，“文学为抗战服务”的社会功利观成为全国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文学主张。《新华日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时所发表的社论，就对这一主张的社会基础、思想根源和文学目的等作出了深刻揭示。
文艺家们从来因为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的不同，未能调和在一起。他们为民族自由的斗争，仅只是各自为战，因此而致力量的分散，步骤的参差，使文艺这个有力的战斗的武器，没有发挥出他最高的功能，这是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巨大的缺陷。然而这缺陷，终因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决的执行，逐渐地弥补了……二十年来从没有机会相见的全国文艺家，都亲爱地共处一堂，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尽管在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上大家有着各自的特性，然而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标――抗敌，比什么都有力地使大家都成为亲密的战友。这是一个中国文艺史上的盛举，值得我们来欢欣鼓舞的。
这篇社论的基本精神，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各抗敌文艺团体也相继发出类似的呼声，文艺理论批评家们更是积极撰文，大力鼓吹文学的社会功利观，宣扬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武器作用。老舍就说道：“积极的、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神的食粮必须普遍地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欧阳凡海在1942年总结抗战以来的文艺时仍继续强调：“文艺在抗战动员中的第二个成绩，便是文艺为抗战而服务这一最高原则，一直被全国文艺界维护着，直至今天，仍然是全国文艺奋斗的目标。”欧阳凡海：《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1942年2月8―10日《新华日报》。其他如郭沫若、茅盾、胡风、冯雪峰等在重庆召开的各种文艺聚会及论著中，均不断反复提出“文学为抗战服务”的观点，并使之成为具有广泛共识的意见。
显然，在压倒一切的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民族矛盾面前，以往的阶级论的功利观至少采取了一种策略上的隐退，而让民族论的功利观站到了前台。尽管对革命者身份的文艺家们来说，民族论和阶级论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而且在具体的论述中，事实上也内含着阶级性的本质，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党组织的渠道在重庆文艺界传达之后，表现更为充分。但在国统区的重庆，在抗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后者至少在宣传和阐发上不居于形式上的主导地位。因此，当时重庆文学理论批评界所表现出来的“为抗战服务”的社会功利观，主要是站在民族立场上来立论的。
当历史把文学的社会功能抬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一切所谓站在客观立场上的文学见解便顿然失去了其合理的社会基础。因此，梁实秋在其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公开提出“与抗战无关”的论调；朱光潜在《文学的低级趣味》中反对“文学作宣传的工具”，主张以文学本身的尺度来冷静、超脱地观照作品；沈从文在《一般与特殊》中提出“反对作家从政”，鼓吹文化人不要当一般的宣传家，要当特殊的学问家之时，就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重庆进步文艺界为首的理论批评家们的激烈批判。由此，我们似乎更能从文学功能性质上体味出当年那种充满战争火药味的文学氛围。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方向
文学的发展总是沿着一定的轨道运行的，从而表现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特性。而文学的所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最终都要落实到文学作品及其所体现的创作方向上来，进而引起文学理论批评的互动。重庆抗战时期文艺大众化的创作方向，既有新文学运动以来历史的继承，又具有其新的时代特质，在文学理论批评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新文学运动开始，就表现出了文学平民化的倾向。这是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转化，充分体现出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左联”的成立，才将建设无产阶级即普罗文学大众化的要求，正式提上文学建设的议事日程。显然，这种文学大众化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大众化。其目的诚如“左联”在文件中所说：要确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因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是，抗战的爆发，使文艺大众化的内涵也随之增添了新的特质。《新华日报》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的社论中就明确提出：
[HTK]文艺更应该是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几个专门家以及少数知识分子的私有品，恰如一切社会，自然的知识，是人人应该享有一样，文艺的修养也必须成为每一个大众的所有。尤其是在这为民族解放而喋血战斗的时代……表扬他们，鼓励他们，充实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的情感，更必须和其他一切日常的知识食粮一起，有他们日常的艺术的食粮。――因此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带有鲜明的全民意味的民族立场，其奋斗目标首先就是民族的解放，换言之，抗日战争的胜利。
人们在战争期间对精神食粮的急迫需要把文艺大众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实践发展阶段。诚如罗荪在《抗战文艺运动鸟瞰》中所言：“文艺大众化已是一个旧的课题了，但是由于这问题没有足够的战斗生活培养的条件，常常停滞在间歇行进的阶段上。抗战以后，立刻重新的成为了一主要的课题被提出来，而且在实践着。”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1月15日。从创作上看，“要使我们民族解放的思想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意志，经过大众化的文艺形式和工作走入大众中去”欧阳凡海：《论文艺动员的成果缺点及其任务》，1942年2月8―10日《新华日报》。已成为所有新老作家的共识。作家们纷纷拿起笔来，到“兵间去”、“农村去”、“工厂去”，以最简短快捷和通俗的形式，迅速地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就连全国文协的负责人老舍，也放弃了自己擅长写作的小说转而投入大鼓书、河南坠子、数来宝等的创作。还有许多文艺社团组织和机关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动通俗文艺的写作，如“文协”在重庆就举办了“通俗文艺讲习班”，老舍、何容等亲自讲授。此外如抗到底社、通俗读物刊行社、教育部通俗读物编刊处等也进行了不少大众化的推广工作。
虽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大众化的创作意图，但客观地说，抗战时期特别是初期的许多应急之作的确显得粗糙，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存在也是事实。这些现象很快引起了重庆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重视，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聚会、座谈、讨论等，以及在报刊上公开撰文，从各种不同角度、层面去反思、探讨大众化的问题，以期提高文艺的创作水准，使之更好地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一方面，他们对偏离抗战立场的梁实秋提出的“空洞的抗战八股”、沈从文指斥抗战文艺作品“差不多”、施蛰存提出“文学贫困论”，讥讽田间的鼓点诗等否定大众文艺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批驳。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对“旧瓶装新酒”、如何进行大众文艺的创作、怎样运用大众语言等问题的探讨，对各种表现形式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进行批评。特别是在由重庆的向林冰和葛一虹因“中心源泉”的论争而影响全国都参与进来的“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中，对文艺大众化所涉及到的诸多理论性问题，有了较为成熟的看法。胡风、冯雪峰、茅盾、郭沫若等都相继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见解，贡献尤著。这一切，使抗战时期的重庆文艺大众化运动始终能保持着良好的势头，蓬勃开展。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抗战后期，重庆文艺界的大众化运动在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已悄然移向工农兵文艺运动，不少文艺理论批评的论述，都在直接间接地引用或阐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到抗战胜利之后，在重庆举行的一次文艺运动总结会上，冯雪峰就明白无误地对大众化的作用和性质进行了新的界定：
[HTK]总之，思想斗争，统一战线，大众化，是我们运动的基本原则，它们是错综地交织着的，而大众化更是运动的总路线。
这是我从整个文化运动说，因为我们――无产阶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现在就是要推进和领导这样一个广大而深入的人民的民主文化运动。
文艺大众化最终又完全回归到无产阶级的怀抱，同时也预示着以重庆为代表的国统区文艺向延安解放区文艺靠拢，其昔日的主流地位也将随着历史时段的结束而消逝。
第三节 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入发展
抗战文学运动的兴起，把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们的视野，牢牢吸附在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里，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密切。这不仅大大强固了人们只有现实主义才能真实反映现实的观念，坚定了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路线，同时也进一步激发起人们深入研讨现实主义的理论热情。
就重庆而言，此时已成为全国的文学中心，其对现实主义问题探讨的一举一动，都已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而产生着全国性的影响，也因此我们不能不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意义上来予以认识。
与前相较，这一时段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从研究的状况来说，此前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研究的结果，勿宁说更主要是对外来文学理论的选择和接受。但在抗战时期，诸多理论家通过对中国现实文学问题的积极思索和探求，提出了不少新鲜的有意义的问题，增强了独立思考的成分。从研究的程度上看，投向现实的眼光也促进了人们理论视野的拓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前那种只言片语为主的论断，这时却为众多理论家们的专文论著所替代，使现实主义理论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从研究的规模和范围来看，也远远超过以往。此前的现实主义研讨基本上局限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及少数理论家的研究活动，而此时则蔓延至全国的众多文学工作者。换句话说，只要是搞文学的，就不可能不关心不重视现实主义。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进步文艺界在文学理论上的一个旗帜性的概念，一个无所不包的囊括一切文学问题的理论代名词，一个判断文学立场和衡量文学是非的标准。现实主义正是以这样的独尊姿态贯穿到整个抗战文学运动之中。在重庆，无论是对现实主义专门的探讨还是那些看似与现实主义无涉的争论，均将现实主义作为突出的重要内容。文艺界对“与抗战无关”论等的批判，对“中心源泉论”和“民族形式”的讨论，1941年6月《文学月报》上“作家的主观与艺术的客观性”的讨论，邵荃麟与艾芜等人对阿Q典型性的商讨，“文协”多次举办戏剧座谈会探讨“怎样发扬演剧上的现实主义”，胡风、冯雪峰等人对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公式化、概念化等非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批评，话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的批评讨论，以及抗战后期长达数年的对以胡风为代表的“主观论”的论争等，都无一不涉及现实主义的理论立场，并就现实主义理论观点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激烈交锋。总之，一切文学问题似乎都可以用现实主义来解决，一切文学理论都可以用现实主义来囊括。正如茅盾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中所说的那样：“一切都围绕着一个轴，而现实主义便是这轴。”
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尚未形成一个现成的逻辑严密的教科书式的现实主义理论模式，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整个骨架和内容，只是蕴涵在诸多理论家们的研究文章之中。在这里，我们无法展开对现实主义诸多理论的阐析，仅罗列出所涉主要文学范畴，以观其概貌。它们是：创作方法、作家的世界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文学的真实性、典型理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学的功利观、内容与形式等等。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文学的阶级性、党派性问题，始终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贯的基本原则。只是在当时的抗战形势下，它以统一战线的立场将民族性的问题纳入其框架体系之中，且在用语上也采取了一些称呼上的变通，如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民族解放的现实主义、抗战建国的现实主义、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等。阶级性、党派性的字样似乎被有意回避，但在理论实质上却没有任何变更。而且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入重庆后，也就是说在抗战的中后期，用语情况又有变化，革命性的字眼日渐增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也越来越浓，并且最终又公开亮出无产阶级性质的旗号来。抗战胜利后，冯雪峰曾在重庆举行的一次文艺总结会上坦陈直述：“那最主要的，就是思想斗争，统一战线，和大众化，以及以文学方法来总汇这些和表现革命思想的，一直发展过来的革命现实主义。”
毫无疑问，抗战时期是重庆文学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历史阶段。它为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有的特殊贡献，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