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重庆是一座自然环境雄奇俊美，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厚文化积淀的城市。重庆地理环境独特，夹两江而拥群峰，字水北来，文峰南峙，西通金沙，东至巫峡，山川锦绣，物华天宝，历来有“山城”、“江城”、“雾都”之美称。独特秀美的山川风物，对文人的灵感和才情是一种极具魅力的诱惑与撩拨，构成了重庆文生成的自然环境。
重庆古称江州、巴州、楚州、渝州、恭州等，公元1189年始称重庆。重庆所辖之地古称巴国，是古代巴族人集居地，后经历代行政区划变迁，以及战争、经济交流引起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形成以巴族人为主的民族杂居共生的生存状态。重庆地理位置优越，不仅是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而且是西南各省通往全国各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重庆还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带，所以民族杂居以及大量的人口流动导致的民族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巴渝文化，构成了重庆文学生成的社会环境。
重庆文学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三峡地区更是重庆文学茂发的沃土。根据考古发现，三峡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据史料记载，记录古代巴人劳作生息的民歌――“下里巴人”，最早可追溯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提到的《峡中行者歌》。古代重庆文学，以诗歌为最盛。而重庆诗歌，一直是以民歌和文人诗歌两种形式世代流传。就民歌而言，《竹枝词》与《巫山高》是巴渝地区民歌的经典。巴渝地区民间歌谣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曲调优美，风格突出。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古老“下里巴人”、秦汉时代的巴土人歌“巴讴”以及古代的三峡民歌，还是近代巴渝地区的民歌民谣都体现出自然、朴实而流畅的民歌本色，成为现代重庆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而文人诗歌则大多为谪居或漂泊到巴渝地区的文人所作，以三峡题材为最多。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屈原的《九歌？山鬼》屈原《九歌？山鬼》中山鬼，有人说就是巫山神女。可见以三峡神话传说为题材。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刘禹锡等宦游巴渝地区也写下大量名篇佳作。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清新明快、潇洒飘逸，脍炙人口；杜甫的《登高》，老成厚重、沉郁顿挫，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杜甫晚年蛰居夔州2年之久，留下了400多首诗篇。杜甫的夔州诗，是杜诗中的成熟之作，约占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是古代重庆诗歌创作中的杰出代表。宋代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先后游历巴渝地区，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元代吴皋的《重庆》、明代杨升庵的《出嘉江诗》、清代王士祯的《渝州夜泊》等充溢着对巴渝山水风貌和历史风云的慨叹。而清代赵熙的《重庆》更是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蕴涵着对未来新世纪重庆发展的预言与期盼。文人诗歌的长流不息，提升了重庆文学的文化品位，为重庆文学的现代发展准备了丰厚的艺术条件。
古代的重庆不仅诗歌发展源远流长，戏曲的发展也相当繁盛。巴渝地区是川剧重要的兴盛之地。据《重庆通史》记载：“重庆川剧萌芽于清代乾隆年间，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99年）巴县艺人马九儿同金堂魏长生以及弟子陈银官赴北京演出，名震一时，以至‘京师梨园以川旦为优人，几不知有姑苏矣’。道光年间，合州大河坝（今合川太和镇）出现高腔戏班‘燕春班’，活动于合州、铜梁、潼南、遂宁及嘉陵江沿岸场镇。‘燕春班’历时百余年，成为川剧的著名戏班，培养了一大批演员，为川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咸丰年间，湖北有汉调戏流传入川，长期在重庆陕西街一带演出，后来形成胡琴戏班‘泰和班’。与此同时，川北一带传入的弹戏班‘义泰班’，由合州和资阳河（今内江市）传入的高腔戏班‘燕春班’，也长期在重庆演出。”此外，“被称为‘四川土戏’的灯戏，在清初由巴渝南部进入城市，在全川流播，日趋繁荣，并在酉阳州一带继续流传发展，成为今天的秀山花灯。”同时，这一带流行的土家族“摆手舞”也独具特色，从古至今，流传不绝，影响甚广。诗歌、戏曲等多种文学艺术的交汇积淀成为20世纪重庆文学丰厚的历史资源。
1891年，重庆正式开埠后，帝国主义势力大肆侵入，传统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商业经济迅速兴起，重庆逐渐发展成为西南最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随着经济的转型，西方文化影响向内地渗透，重庆的社会文化也逐步向现代转型，对20世纪重庆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在清末维新思想的推动之下，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和模式在被迫适应世界文化教育的潮流中逐渐改进，重庆的教育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中得到发展。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在重庆创立四川第一所洋务学堂――巴县洋务学堂，开设中文、英文、算学三科。革命先驱杨沧白、邹容等都曾受教其门下。清末民初在重庆地区还掀起了一股兴办新学的热潮。无论是外国传教士创办于1891年的求精中学（巴县）、1894年的广益中学（巴县），还是中国人自办于1905年的聚奎高等小学堂（江津），以及1897年以后设立的重庆府中学堂、巴县中学堂、巴县女子学堂等，都大量开设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科目与课程。到1911年，重庆开设的各类新式中小学堂总计约70余所，这对于开启民智，冲破传统封建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宣传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促进重庆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起了很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专事女子教育学堂的开办，摆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束缚，为女子的解放和争取独立的社会地位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为顺应社会发展需求，清末民初还创办了许多专门学校，如1890年创办的合川乙种师范学堂，1906年创办的重庆师范学堂，1925年创办的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等等。它们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中重道德伦理轻科学技术的习俗，大量传播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知识，为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资源。此外，1919年重庆留法俭学预备学校的开办，留学运动的兴起，也为20世纪重庆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埠后的重庆，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新闻媒体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各种报刊应运而生。从1897年到1936年这短短40年中，重庆地区先后出版报刊近300余种。这些报刊，或由民间筹办，或由官方创立，它们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上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为其所处的政治集团服务，对重庆社会的发展有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中著名而有影响的报刊，如《渝报》、《重庆日报》、《广益丛报》、《新蜀报》、《商务日报》等，不仅坚持正义、反对侵略、鞭挞丑恶，而且大多还专门辟有副刊刊登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学作品，成为20世纪初期重庆文学的主要载体。
与新闻报刊业发展相适应，出版印刷业在晚清时期，也由旧式人工木刻书业向新式机器铅印或石印出版印刷业转型。1897年，重庆第一家采用新式印刷术的出版印刷机构――中西书局成立。随着清廷“新政”的展开，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增多，立宪维新乃至革命思想的广为传播，大量报刊、书籍需要出版印刷，对新式印刷业的需求急剧增大。20世纪初，从1903年设立广益书局起，重庆很快涌现出渝商书局、重庆商务印书馆及聚义和印刷厂等一批新式出版印刷企业，加上前十年已经设立的这类企业，到清末时期重庆共有61家近代出版印刷业。这些企业采用了机器铅印或石印，出版和印刷的速度、质量、数量，自然都优于旧式人工木刻制版、印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新文化思潮的传播，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普遍欢迎。
总之，重庆开埠以后，新式学堂（校）的开办与兴盛，为20世纪初期重庆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培育了与之相适应的作者与读者；而重庆新闻报刊的兴起，为重庆新文学提供了主要的载体与传播媒介；新式印刷出版业的涌现，又为新闻报刊的印刷出版的有效性，提供了技术支撑与质量保证。20世纪重庆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20世纪的重庆文学，尽管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但它的孕育，却应该追溯到晚清时期宋育仁在重庆倡导的“旧瓶装新酒”的文学改良运动。以赵熙为代表的“旧瓶旧酒”派与以邹容为代表的“旧瓶新酒”派曾就此展开激烈碰撞，进而在胡适、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号召中得以诞生和发展。
重庆的新诗诞生于“五四”新诗运动之中。早期重庆白话新诗秉承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诗训，在内容上要求清楚明白地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形式上追求散文化，强调用白话写诗，显现出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发行广泛，颇具影响力的报刊，纷纷兴办副刊或开辟专栏，大量刊登新诗，成为重庆新诗发表的主要阵地。新诗数量的增加推动着新诗的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并促进重庆新诗逐渐走向成熟。有的偏重于写实，表现民生疾苦，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左翼倾向；有的感应时代，对国家民族前途表现出强烈关注，如东北“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的重庆抗日诗歌，就鲜明地表现出这一时代的民众抗日情绪；还有一些诗人，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发表具有浓郁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并引发了重庆诗坛关于“象征诗”与“心像诗”的现代主义诗歌大讨论。随着新诗创作的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的一些代表性的诗人，如吴芳吉、何其芳、邓均吾、柯尧放、叶菲洛、朱大？等，纷纷登上诗坛，以其优秀的创作显示出重庆新诗创作的实力。而吴芳吉、何其芳、邓均吾等的诗歌，更是走出了夔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在20世纪的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迹。
20世纪初期的重庆小说，始终坚持“为人生”的“五四”文学精神，引导重庆作家关注民生疾苦，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社会展开了全方位的真实描写。在白梅居士、抱齐、金满成等作家的笔下，乡村社会经济破产，官绅盘剥，土匪猖獗，民不聊生。不堪重负的农民，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之下，爆发出隐藏的“蛮力”，自发地向压迫者进行拼死的反抗。都市社会的富人们纸醉金迷，下层民众却在痛苦中挣扎。而重庆作家同情的笔触则更多地落在诸如人力车夫、妓女等下层民众困苦的生活方面，揭示出他们生活境遇的悲惨与不幸。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与前途命运的关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小说创作的另外一个主题。从20世纪20年代履谦的《一对失恋者的末路》到20世纪30年代胡静屏的《暴风雨的时代》可以说对这一阶段知识分子苦闷徘徊、上下求索的人生面影作了较为细致的刻画。这一时期的重庆小说，以报纸副刊为主要载体和传播方式，除少数连载的中、长篇小说外，体裁多是短篇或微型小说。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重庆作家艺术才能的发挥，造成这一阶段重庆小说在20世纪初中国小说创作中影响不大。当然，这并不排除陈翔鹤、毛一波等少数作家能够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崭露头角。而20世纪初期重庆小说整体水平的提高，有赖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沙龙》、《西风》、《山城》、《春云》等一批专业文艺刊物的出现。从这时开始，重庆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20世纪初的重庆话剧，开始于中国社会党团体开明社1913年在重庆章华戏院演出《都督梦》、《新茶花女》等话剧。同年重庆成立第一个话剧团体群益剧社，演出《徐锡麟刺恩铭》等幕表剧性质的时事新剧，标志着重庆话剧的兴起。“五四”话剧运动在重庆的开展主要有1919年以求精中学为代表的一批中等学校的话剧演出活动。1928年由重庆艺术专科学校师生组成的剧团演出了他们改编的《悲惨世界》等剧，标志着重庆话剧告别了幕表剧，向着成熟的话剧艺术发展，开启了重庆话剧的新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在学校演剧的基础上，重庆先后出现革新剧社、海比剧社、一九剧社、华西爱美剧社、西南话剧社等非职业化性质的戏剧剧团，演出了田汉等人的戏剧《湖上的悲剧》、《苏州夜话》、《这不过是春天》等名剧，它们活动的范围遍及重庆及川内各地，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显示了重庆话剧艺术的长足进展。1935年全国各地抗日情绪高涨，重庆的学校与社会戏剧团体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演出了《决心》、《忠魂》、《梅娘曲》等一系列抗日话剧，重庆的话剧运动进入了新的蓬勃发展的阶段。
散文是20世纪初期重庆文学中出现最早，数量最大，收获丰盈的文体。晚清时期，宋育仁在重庆创办《渝报》宣传维新变法时，就创作了大量议论散文和考察报告性质的纪实散文，开启了20世纪重庆散文创作的先河。1903年，邹容在章炳麟帮助下，在上海《苏报》发表具有重要影响的檄文《革命军》，同时更进一步主张散文通俗化，创造出感情奔放，语言明晰流畅的新文体。20世纪初重庆散文的主要载体是当时重庆各大报纸的副刊，因此政论性强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大量纪实散文与言论散文态度鲜明地针砭时弊，传递新思想，唤醒民众，在强调新闻传播功能、政治宣传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的同时，亦注重散文的休闲功能和娱乐功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庆报刊还大量刊登纪实、游记、国内外知识见闻、随笔等充满知识性并富有生活气息和个人文化气息的散文，极大地开阔和丰富了重庆民众的视野和生活，促进了重庆文化的发展。除了专事散文创作的作者以外，一些知名的诗人、作家如杨沧白、吴芳吉、何其芳、陈翔鹤等也涉笔散文创作，丰富了重庆散文创作的领域，提高了散文创作的品位。其中尤其是何其芳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画梦录》更是重庆作家散文创作中的精品，代表了重庆散文创作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与水平。
20世纪初期的重庆文学理论批评是从古典到现代的重要转折和形成发展时期。其发展态势既与全国文学形势的变化呈现出基本同步的趋势，但在表现形态上又具有相当的区域性特点和内涵。从20世纪初期到1937年抗战爆发，重庆文学理论批评先后经历了思想观念的萌动期（1901―1916）、白话文学时期（1917―1927）、革命文学时期（1928―1937）等几个发展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又有贯穿一致的思想发展脉络，指导与影响着20世纪初的重庆文学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期的重庆文学，虽在地处中国偏僻的西南腹地相对落后的文化环境中发展，但其文学品质却并不显得闭塞和狭隘，呈现出一种包容吸纳的开放姿态。这不仅表现在及时跟踪国内文学发展的最新动态，也表现在对国外文学积极翻译介绍等方面。可以说，外国文学理论、文学流派与各类文学作品的译介，成为这一时期重庆文学发展的一道令人炫目的文化景观，显现着重庆文学发展实绩，昭示着重庆文学将以更加包容吸纳的开放姿态，迎接重庆文学发展高潮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