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紫文学生涯
吴蒙
姚紫，原名郑梦周，1920年生于福建泉州安海镇，1982年2月18日因癌症不治卒于新加坡，享年62岁。
姚紫于1947年底搭客轮“万福斯”号抵达新加坡，时年24岁。来新之前，他是厦门《江声日报》的编辑，由于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被通缉，不过，他曾自言他一生并未参加任何政党。
1948年，姚紫开始在道南小学执教，1949年转到晋江学校。
同年3月，他以姚紫为笔名，在《南洋商报》发表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当时的文坛奠定名声。
《秀子姑娘》在报上连载发表后，于同年5月出版单行本，而姚紫也因此从学校转入报馆工作，开始时是担任《南洋商报》的资料室主任兼编辑。
任职商报期间，他主编过《家庭妇女》版、《星期六》周刊和《文艺行列》月刊。
他自己曾形容，那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
当时，姚紫也兼任《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编辑。
他所编的副刊，都有独特的风格与个性，其中对新加坡华文文艺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世纪路》。这个文艺副刊成了许多当今知名写作者开始创作并得到姚紫鼓励与栽培的园地。
1954年2月15日，姚紫离开了《南洋商报》而创办了文艺报出版社，专心搞文艺工作。
在未离职前，他还曾办过一份周刊——《海报》，但只出版半年，即因报馆当局不准属下员工同时办报而停刊。
文艺报出版社成立后。出版了《文艺报》月刊，由于大势所趋，卷入反英国殖民地统治和要求民族独立的文艺阵线。姚紫因此也曾于1954年9月间被殖民地政府拘捕，盘问三天四夜后始获释放。
1955年，《文艺报》月刊的出版执照也因此而被吊销。姚紫随即到柔佛的宽柔中学重执教鞭任该校高中部国文（华文）主任，同时也创办了另一份周刊《社会新闻》，但只出版三期，执照又被吊销。他因此也只得暂时停止文艺报出版活动。
1956年，姚紫创办了《大地》十日刊，但只出版三期即被查封。
然而，他不屈不挠，翌年又筹划出版文艺丛书，主编《九月的风》，但只出版一期。1958年8月，应聘到吉隆坡出任《钟声报》总编辑。该刊出版十期即被令停刊。
同年，姚紫主编了一份特刊《新马工商考察团在北京》。
这是他生活相当困苦的时期，1959年他曾做过一段时期的海员，在来往新加坡和印尼的轮船上工作。
1963年，姚紫创办天马图书公司，并出版了中国名剧作家曹禺的作品《桥》、小说家穆时英的作品《黑牡丹》、金玉明的作品《萧红的一生》，他本人的作品《窝浪拉里》（小说）、《没有季节的秋天》（小说）、《西楚霸王——项羽》（历史评论）和《萍水记》（小说，笔名欧阳碧）。
1965年底，郑先生再接再厉，出版了《天马杂志》月刊。
1967年，出版《华报》周刊。
不过，这些刊物都只出一个短时期即自动停刊。关于《华报》停刊，姚紫生前说，该报本来的销路不错，但后来他自己发现它的政治味道太浓……因此，他决定自动关闭赚钱的《华报》。
此外，姚紫也停止了他的出版活动。
1969年4月1日，他应聘进入《新明日报》主编副刊《新风》，直至1977年5月31日离职为止。在这段期间，他又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本地写作者。
离开《新明日报》之后，姚紫就没有再寻找其他工作，虽然他曾有过再搞文艺出版的计划，但却始终无法实现。
1981年，他发现自己患上绝症，多方求医，但终于药石罔效，与病魔挣扎了一年多之后，终于撒手寰尘，就像一颗曾经在夜空发出绚烂光华的流星，在黑暗中陨落。
姚紫于40年代末期只身南来，死时仍是孑然一身。不过，他在新加坡的文艺园圃里留下汗水、投下精神辛勤耕耘的收获是可观的。
他本人已出版的集子有《秀子姑娘》（中篇小说，1949年5月22日首版8000本，同年5月30日再版5000本，6月三版3000本），《乌拉山之夜》（中篇小说，1950年），《咖啡的诱惑》（中篇小说，1951年），《马场女神》（短篇小说，1952年），《阎王沟》（中篇小说，1953年），《风波》（中篇小说，1954年），《带火者》（短篇小说集，1955年），《黑夜行》（杂文集，1959年），《半夜灯前十年事》（中篇小说，1961年），《情感的野马》（散文集，1963年），《没有季节的秋天》（中篇小说，1963年），《窝浪拉里》（中篇小说，1965年），《萍水记》（短篇小说，1964年），和《西楚霸王——项羽》（历史评论，1964年）。
姚紫所用过的笔名甚多，包括黄槐、贺斧、符剑、欧阳碧、上官秋、舒仲、公孙龙、西门风、黑浪、吴笙、唐兮、司徒然、赵旭、于旭、鲁明、向阳戈和毕三等。
姚紫晚年虽已停止创作，但对文艺工作仍然耿耿于怀。他原想东山再起，但却斗不过命运的安排。他在临终前两天所写的自挽联，道出了他凄凉无奈的心境。
五十始知非，原思有所奋发，修积寸功，补偿谬误；
风雨偏来恶，无奈落花狂飞，凄凉明月，空照高蓬。
1982年正月，姚紫病入膏肓，自知寿尽，于是在绝望之中振奋精神，召集友好，并立遗嘱，交代吴俊刚、张道昉、林范干和郑捷浩等四人为其遗产信托人，要他们在他逝世之后，将其遗产（其中大半为股票），在适当的时候转变为现款，设立文艺基金，以鼓励本地文艺创作。这也是他一生为文艺事业所献出的最后一滴汗，最后一份爱。
（本文选自《姚紫研究专集》，刘笔农主编，新加坡文艺协会1997年12月出版。这篇生平简介是新加坡文艺协会吴蒙先生根据姚紫临终时口述暨他所托的一些文件整理出来的，收入本书时编者有所删改。）
论姚紫的小说创作
陈贤茂
新加坡的文学评论家都认为新加坡华文小说的成就，远比不上诗歌和散文的成就，这似乎已成了一种定论。然而，如果仔细考察的话，新加坡华文小说尽管有过蹒跚学步的时期，但也有过辉煌灿烂的时期，也产生过杰出的小说家。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而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文坛的姚紫，可以说是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家。
优秀的作品总能反映时代的动荡，动荡的时代总是孕育了优秀的作品。二战后到新加坡独立前的这一段时期，是新加坡反殖民主义斗争风起云涌的时期，也是新加坡华文小说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许多优秀作品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骚乱、不安、哀吟、控诉以及希望。姚紫的小说，也大多写成于这一时期。
姚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历过新加坡的殖民时代。他的作品是这一时代的见证，留下了时代的印痕，也留下了他在漫长人生旅途中，寻寻觅觅、摇摇晃晃的前进足迹。
一
姚紫原名郑梦周，另有笔名黄槐、贺斧、符剑、欧阳碧、上官秋、舒仲、公孙龙、西门风、黑浪、吴笙、唐兮、司徒然、赵旭、鲁明等。1920年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安海镇。1982年2月18日因癌症于新加坡去世，享年62岁。
姚紫中学毕业时，正碰上抗日战争，于是辗转于福建各地，当过小职员及报刊编辑。这段时期的经历，给他后来创作的几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厦门《江声日报》担任副刊编辑，由于生性耿直、狷介，曾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于1947年底只身南渡新加坡。
1949年，姚紫的中篇小说《秀子姑娘》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受到读者的欢迎。同年5月《秀子姑娘》由《南洋商报》出版单行本，在3个月内连印3版，销行1.6万册，成为新加坡空前的畅销书，也奠定了姚紫在新加坡文坛上的地位。
《秀子姑娘》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它之所以获得成功，与作者的艺术追求是分不开的，作者显然试图突破抗战小说已有点模式化的框架，试图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这场刚刚结束的战争，以新的角度来观察这场战争。因此，小说既写出了战争给交战双方带来的痛苦，更着重写出了战争底下的人性，以及战争与人性的冲突。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缅甸战场。秀子姑娘是日军205装甲联队的上士电讯员，在一次战役中被俘，关押在远征军俘虏营。为了从她口里获取军事情报，俘虏营姚主任——即小说中的“我”——主动地接近她，用感情来软化她，结果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使故事的展开，在战争的残酷中蒙上浪漫的色彩，在仇恨的烈焰中带点凄婉的情调。
秀子姑娘无疑是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各种各样的矛盾，诸如战争与人性的矛盾，个人感情与国家观念的矛盾，个人利害关系与人类真理的矛盾，都交织在这个人物身上，使她忍受着爱与恨的烈火的炙烤、煎熬，因而使她的形象显得非常丰满，性格也非常鲜明。照小说的描写，秀子出身于官阀世家，曾祖父曾经做过海军大将，虽然那显赫时代早已过去了，“但是官阀世家还不忘记怎样按照祖训来教养儿女，讲究气节，表现矜持的大家风度，像笼子里的小鹰，在单纯的生活里，把自己的骄傲性的优越感培养起来了”。这种家庭环境和教养，就构成了她的特殊的性格，既承受着大和民族男性的凶悍和固执的本质，同时又掺有女性的忧郁和多情。
秀子被俘之后，抱着“一死了之”的态度，拒绝提供任何有关日军的消息。她口口声声“我必须尽忠于天皇陛下”，“我不能出卖祖国”，态度既傲慢，又轻蔑。当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她甚至哼着《君之代》的日本国歌，挺起胸脯，以兴奋的心情去迎接日本飞机的轰炸。在她的整个思想中，浸透了军国主义教育的毒汁和武士道精神。然而，她的性格也存在着另外一面。当她谈起海的时候，她会感情激动回忆起在日本海边度过的岁月：
在海的怀里，当你看见惊涛骇浪，你会觉得自我的渺小；当你看见那万顷烟波，海天相连，你又会觉得胸襟潇洒，一切忧郁都给海风吹散了；又当你站在沙滩上，看着那朝霞夕辉在蔚青的海水中闪耀着点点浮光的时候，你会从自然中体味着人生意义，觉得低沉而轻松，郁黯而焕发，心灵和海混合在一起……
这时候的秀子，已经不是那个凶悍而傲慢的日军上士电讯员，而是一个爱幻想的、娴静而多情的日本女性。当小说中的“我”在日机轰炸，为掩护秀子而头部受伤的时候，秀子性格中那温柔而多情的一面便完全显露出来了。她终于陷入了情网，爱得深沉，爱得真诚，然而却又始终提心吊胆，害怕做出背叛祖国的事情，害怕因背叛祖国而使她在东京的父母和弟妹受到日本政府的惩罚。秀子性格的两重性，在爱情与“国家”观念的矛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些矛盾中，她始终把“国家”观念摆在主要位置上。因此，当她了解到，小说中的“我”曾乘她酒醉，从她口中套取情报的时候，她性格中那桀骜不驯、凶悍的一面又上升为主导地位，“国家”观念完全压倒了儿女间的私情，并且促使她从“我”的房里偷出了手枪，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的情人。
小说的结局，作者安排了秀子姑娘的死。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秀子姑娘是死了，但是秀子姑娘的问题并没有死！倘使我们能够揭开那操纵在野心家暴力手下的铁幕，那幕后憧憧的魑魂鬼影，应该使我们惊心动魄的。我们原就早该明白——人类需要的是什么？人类不需要的又是什么？
作者显然把秀子姑娘看作战争的牺牲品。侵略战争的炮火使万千人民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侵略者也没有给本国人民带来幸福，而是把大批无辜的人民驱迫到战场上死亡。在秀子身上，我们看到被战争压抑了的人性，看到被野心家扭曲了的灵魂。作者无意谴责秀子姑娘，也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反面人物。作者认为应该谴责、应该诅咒的是在背后操纵秀子姑娘的野心家。小说努力想揭示：秀子姑娘是非死不可的，然而，她的死只是矛盾激化的结果，并不是矛盾的解决。只要战争依然存在，秀子姑娘的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作者通过秀子姑娘的形象，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人类需要的是爱，人类不需要的是战争。
小说中的“我”，是正义战争的代表，也是人性的象征。他一方面以公理、正义一类的说教来说服秀子，另一方面又以人性的温暖和人类的爱来感化秀子。既要当战场上的英雄，又要当教堂里的牧师，这双重身份，使他常常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自称是“反侵略阵线上的一个战斗员”，认为自己是站在人类正义和真理的一方；但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利用爱情来从秀子口里套取情报，却总是感到内疚。“的确，我惭愧了！我竟利用爱情来施行我的欺诈，我是多么叹息地悸栗啊！”这种近似犯罪感的内疚，与秀子忠于天皇、忠于日本、忠于侵略战争的坚定性相比，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作者塑造“我”这一形象，显然是试图用爱来化解仇恨，用人性来代替兽性。但自始至终，他竟无法用爱情来软化秀子，也无法转变她的思想偏见。作者感到困惑。他无法解答：“人类的祖先用爱来维续后代的生命，为什么子孙们要用血和泪来栽培仇恨的花果呢？”（《秀子姑娘·后记》）
作者怀着爱的理想，希望在小说中传播爱的福音。但他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仇恨和血泪。这不能不使他多少带着一点幻灭感。固然他早已明白，人类需要的是爱，人类不需要的是战争，但爱是不是万能的？爱能否消弭战争于无形？或许作者在安排秀子姑娘的死的同时，已包含了对这一观念的否定。
作者虽然没有在小说中提供消灭战争的有效药方，但他憎恨战争、反对战争的思想观念却是非常鲜明的。《秀子姑娘》正是以其强烈的反战思想以及对和平的渴望、对人性的呼唤，获得了饱受战争蹂躏的广大群众的共鸣，这是《秀子姑娘》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的主要原因。
读者从《秀子姑娘》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中篇小说《第四十一》的影响的痕迹。但这种影响，只表现在故事情节的某些类似——如敌对双方的男女谈恋爱，最后以其中一方被枪杀告终——而小说的整体构思，以至于主题思想、艺术手法等，则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故事情节的雷同和互相影响，即使在著名作家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并不影响《秀子姑娘》成为马华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姚紫在中国内地度过的岁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后来许多作品的素材。1953年出版的《阎王沟》，是姚紫的另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小说以1944年的湘桂大撤退为背景，以华侨机工王司机和妓女蒋桂花的悲欢离合为主线，绘出了一幅后方人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画。作者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曾谈到他原来的写作计划，是打算写一部华侨机工的故事，但由于材料不够，只好放弃了。后来，在“一个冷雨潇潇的晚上，我感触地从那迷漫着烟尘的记忆里，勾出一个被战火所损伤的女人的影子来，决意把她的影子描画出来，同时反映当年神圣的救亡战争中，后方紊乱和腐败的情形”。这个“被战火所损伤的女人”，就是《阎王沟》中的女主角蒋桂花。
蒋桂花的遭遇是悲惨的。但在那个乱离时代，却也是司空见惯的。她的家乡沦陷的时候，她躲在田里的稻草堆中，幸免于难，但她的家被日本鬼子烧了，12岁的妹妹被奸死，父亲被杀死，母亲和弟弟被烧死。邻居李三嫂带着她逃出来，到处漂泊。一老一少，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又没有求生的技能，所剩下的就只有女人天生的本钱，于是李三嫂变成鸨母，蒋桂花变成私娼。
造成蒋桂花悲剧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日本兵的残暴。揭露日本侵略的作品很多，姚紫无意重复前人已经涉足的题材。他把对历史的反思，转向了对造成蒋桂花悲剧命运的内部原因的探索。小说形象地揭示了造成蒋桂花悲剧的内部原因，也许是更加深刻的原因，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大厦之将倾，不往往是由于内里的蛀蚀，然后才是风暴的肆虐吗？作者在小说中，用不少篇幅写到了当时抗战大后方的畸形景象，“一面是血淋淋的痛苦、黑暗、呻吟”；“另一面却是笙歌弦管、酒光钗影、荒淫无耻”。政治黑暗、军事溃败、官员贪污、特务横行、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这些腐败现象，制造了千千万万类似蒋桂花那样的悲剧。姚紫在后记中说，他是“努力以写历史的态度去保存客观”。他又说：“一般上说来，我们华侨都有一个单纯而又崇高的观念。就是：希望祖国兴盛，希望祖国人民的生活安乐，谁能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祖国的救星——这是伟大的，不自私的爱情。就因为这个爱情，我们更应该区别历史上的光明面和黑暗面，爱那光明的，憎那黑暗的。”《阎王沟》的价值，不仅在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中再现了历史的真实，而且保留了一位海外赤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心态和面影。
二
20世纪50年代初。姚紫发表了另一部同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中篇小说《窝浪拉里》。但小说的场景已从中国移到了南洋。这是一个新的标志，标志着姚紫在关心故国的同时，已开始把他的目光投向他生活着的南洋，并且关注着南洋各族人民的命运。
从表面上看，《窝浪拉里》写的是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爱情故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苏门答腊，“我”——一个化名窝浪拉里的中国人，因怜悯一个从日军集中营逃跑出来的荷兰中校的女儿兰娜的不幸遭遇，收留了她，并进而同居。小说中不乏大量的爱情佐料，但我们如果把窝浪拉里和兰娜的关系认真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把他们的关系称作“爱情”，其实是十分勉强的。兰娜之所以委身于窝浪拉里，并不是对他产生了感情，“而是害怕饥饿和死亡，像娼妓一样的心理，用廉价的爱情换取生活的保障”。窝浪拉里对于兰娜，也仅是怜悯、同情，加上肉体的诱惑，却谈不上灵魂的交流。因此，《窝浪拉里》与其说是一篇爱情小说，毋宁说是一篇社会政治小说，一篇反殖民主义的小说。小说的最大成就，是塑造了兰娜的典型形象。
在小说中，兰娜是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象征而出现的。作为300年来掌握印尼土地的统治者的女儿，兰娜在战前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她曾回忆过往昔的繁华：“那时候，我有许多晚服、时装、项圈、珠宝。大宴会的时候，总督夫人喜欢拉我坐在她的身旁，绅士们就像蜜蜂般的包围着我们！”而且她是以统治者的身份君临印尼的，因此也不忘记作威作福。“土人使女走过她的面前，还要下跪。”战争来了，她和她的中校父亲被关进了日本人的集中营。因为忍受不了日本兵的折磨，她冒死逃出了集中营。当她得到窝浪拉里的收留，得到过去曾被他们虐待和压榨的印尼人的庇护的时候，她也曾表示了感激之情，然而，曾几何时，当窝浪拉里在战争胜利后与她重新见面的时候，她却凶狠地瞪着他，喊道：“我不认识你，滚开！可厌的中国人！”这一声喊叫，暴露了一个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忘恩负义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新加坡曾有过漫长的殖民统治的历史，但在新加坡华文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成功的殖民主义者的典型却不多。兰娜形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历史的遗憾。
如果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窝浪拉里》在反殖民斗争中所起的战斗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殖民政府也曾得到新马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但战争结束后，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并在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把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下去。姚紫不顾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把新马人民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呼声，巧妙地隐藏在一个风光旖旎的爱情故事中，表现了作家的胆识和鲜明的政治立场。为了小说能够出版，作者不得不把小说的背景，搬到印尼的一个偏僻的乡村，同时又不得不在小说中加上一些男女欢情的描写，以便涂上一层政治保护色。但在小说的开头和结尾，作者把兰娜的殖民主义者真面目的暴露，放在新加坡庆祝英皇加冕的特等观礼台上，却是有很深寓意的。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反黄”运动中，姚紫的《窝浪拉里》曾被指责为黄色作品。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姚紫在《正视“反黄色文化运动”》一文中，曾不无感慨地说：“尽管《窝浪拉里》这篇小说是暴露殖民地统治者的面目，被他们这大帽子一套，也就‘一笔勾销’。”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人把《窝浪拉里》看作黄色作品了。一部作品的价值要被正确认识，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
当姚紫把他的笔触伸进南洋生活领域的时候，他也描绘了大都市的社会相，并写出了表现都市风情的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这部中篇曾被邵氏兄弟影业公司拍成电影，在新加坡有较大的影响。
姚紫很擅长写女性。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别具一格。《咖啡的诱惑》中的女主角吴娟娟，就很有自己的特色。她曾当过舞女、交际花、暂时的姨太太，却仍保持着“小姐”的头衔。两只黑溜溜的眸子，星芒般的睫毛，闪动着神秘的眼色；嘴儿微微向前哚着，隐含着诱惑的笑；婀娜的体态，丰隆的胸脯，挑引男性的人间尤物，都市文明的副产品。小说中的“我”，把她比喻为“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刺激、提神、惹人寻味！“无聊的时候大可一喝，可是不多时，排泄器官就要把它挤掉了，正像咖啡本身也不想在消化器官里逗留过久。”她被人看作咖啡，她也把别人看作咖啡，她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她认为人生就是演戏。无聊的时候，她爱到咖啡馆看别人演戏，她自己也常常在演戏。男人玩弄她，她也玩弄男人。一切都无所谓，浑浑噩噩，胡混过日，既没有理想，也没有未来，只有肉欲的追求，新奇的刺激，来填充她空虚的心灵。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战栗的人生哲学！对吴娟娟来说，这种人生哲学的形成，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小说在抖出她的身世的时候，又揭示了她的人生哲学形成的原因。被骗，失身，沦落风尘，故事固然有点老套，然而，揭露社会的病态，展示美的毁灭，毕竟还是具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吴娟娟与“我”的爱情，使她终于逐步抛弃了她的人生哲学，而思有所奋发。最后的光明结尾，虽是有点渺茫，但也给小说增添了一点亮色，冲淡了一些抑郁的气氛。
继《秀子姑娘》之后，《咖啡的诱惑》又呈现了新的艺术风貌，显示了姚紫在小说创作上的成熟。那笼罩全篇的诗意的朦胧，那咖啡及演戏的新奇比喻，那行文谈吐的睿智与哲学意味，使读者在不新鲜的故事中，却感到一种新鲜的艺术魅力，作者借吴娟娟的身世以及她与“我”的爱情纠葛，写出了殖民地社会的畸形，写出了繁荣掩盖下的罪恶，写出了霓虹灯照耀下的黑暗，也表现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力度。
《新加坡传奇》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加坡报纸，但一直到他病逝之后，才由他的遗产信托人编辑出版。这部中篇小说因为是随写随发表，缺乏缜密的构思，因此结构显得比较松散。
《新加坡传奇》写一个小职员的恋爱悲剧和生活悲剧。小说仍然是采用姚紫最拿手的第一人称写法，以“我”的视角，俯视整个新加坡社会；以“我”的遭遇，连缀上中下各阶层人物，尤其是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心态和生活风貌。整篇小说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由于情节的夸张和幽默，因而使小说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喜剧情调。作者用轻松幽默的笔触，把一个小职员生活的辛酸，把殖民地社会的贫富对立，通过艺术的多棱镜的折射，既表现得酣畅淋漓，又带着某种变形。带泪的笑，含笑的泪，悲剧的题材，却又带有喜剧的情趣，这使《新加坡传奇》在姚紫的小说创作中别具一种独特的风格。
三
新加坡华文小说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一直坚持“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20世纪70年代虽曾出现一些意识流小说，但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派主张情节的淡化，小说的功能不再是讲故事，而是表现某种心理、感情、理念或者情绪。姚紫走的是传统的路子。可以说，构思新颖、情节曲折、可读性强，是他的小说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
姚紫大多数中篇小说的情节结构属于单线型结构。这是一种老而又老的结构形式，但是到了姚紫手里，却奇迹般地闪耀着一种艺术的异彩。上面提到的五个中篇，主要人物只有两个，都是一男一女，情节就围绕这两个主要人物单线进行。人物单纯，情节单纯，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也属司空见惯，但姚紫却能写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且能揭示社会的某一侧面，这就有赖于作者构思的新颖和驾驭情节的艺术功力。《秀子姑娘》的故事，主要是在俘虏营主任和女俘虏之间进行的。俘虏营主任极力要从秀子口里获取日军军事情报，秀子却不肯泄露半点机密。俘虏营主任能否得到情报？这是作者设下的悬念。时间过去了半个月，双方处于僵持阶段。当敌机轰炸的时候，由于俘虏营主任用身体掩护了秀子，形势陡然急转而下，故事出现了新的转折：在这一对敌对的男女之间产生了爱情。问题似乎已有了解决的转机，但情节的发展接着又松弛下来，双方仍处于僵持状态。一直到俘虏营主任用酒把秀子灌醉，终于从她口里骗取了情报，这才使故事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旧的悬念解决了，紧接着读者又产生新的悬念：秀子会善罢甘休吗？这对敌国男女之间的爱情会有什么结局呢？在这当口，作者又适时地埋下伏笔，借司令长官的口，点出秀子性格倔强：“她可以毁灭自己，也可以毁灭别人。”小说的结束部分，故事进入了新的高潮。秀子终于明白了真相，决心杀死俘虏营主任，然后自杀。这时读者一直以紧张的心情，屏心息气地等待着故事的结局。结局却又出乎读者的意料，不是秀子姑娘杀死俘虏营主任，而是俘虏营主任杀死了秀子姑娘。整个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张弛有致，使读者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兴趣。
《咖啡的诱惑》同样表现了姚紫艺术构思的巧妙和别出心裁。小说如果以女主角的命运和遭遇来安排情节，那就未免有点老套。被骗——失身——沦落风尘——复仇，这样的故事已经不新鲜了。姚紫的高明在于，他把这些老套的故事一笔带过，放在虚写的位置，而小说用大量篇幅实写明写的是“咖啡的诱惑”。诱惑——抗拒——再诱惑——再抗拒——再诱惑——接受——分离。作者安排了曲折的情节，但着重又不是写情节，而是写人物，把一个交际花的复杂心态写得淋漓尽致，引人入胜。这是作者构思上出奇制胜之处。
姚紫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恰恰与情节结构的单纯形成鲜明的对照。姚紫写得最成功的是女性的形象。如果单从外表看，他笔下的女性大多隆胸丰臀，有一种女性的成熟美，与茅盾笔下的女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这仅是外表，从性格的内涵来说，比她们的外表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姚紫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就，主要是改变了过去性格特征单一化的毛病。无论是秀子、蒋桂花，还是兰娜、吴娟娟，性格都不是单纯的，很难用善或恶、美或丑、高尚或卑劣、勇敢或怯懦等等单一的概念来概括她们的性格特征。她们的性格，往往是多种因素，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因素的集合体。在秀子这一人物身上，既有尽忠天皇的侵略性的一面，又有渴望和平的一面；既有凶悍的一面，又有温柔多情的一面；既有多疑的一面，又有轻信的一面。虽然这许多性格因素是互相矛盾的，然而却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吴娟娟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作为一个舞女和交际花，她也沾染了这一类人通常所有的恶习，诸如纵欲享乐、游戏人生、心灵空虚、今朝有酒今朝醉，等等。然而，她的性格中也还有善的一面，好的一面。她心地善良，爱憎分明，疾恶如仇，她的命运是悲惨的。她的上进之心也并未死去。作者从多角度、多侧面来塑造这个人物，使人物形象显得更加色彩缤纷。即使是兰娜，虽然作者把她作为殖民主义者的象征，但也并未把她脸谱化、简单化。她那种傲慢的种族偏见，以及忘恩负义、作威作福，都是令人憎厌的。但她在战争时期也是一个受害者，她的遭遇也是值得人们同情的。
姚紫笔下人物形象的多彩多姿，性格的丰富多样，使他的小说呈现一种炫人眼目的艺术魅力，也代表了新加坡现实主义创作所达到的高度。
姚紫小说的语言，清新俊逸而又绮丽畅达，叙事中带着抒情，峭拔中透着细腻，好像有一种美的韵律，流泻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他运用语言的熟练和技巧，即使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名作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姚紫小说中的对话，有时候过于冗长啰唆，尤其是正面人物的长篇说教，未免使人生厌，但叙述者语言却十分佳妙，他小说中有很多写景的段落，文字绮丽纤巧，描绘形象生动，且又配合着人物情绪的流动，颇得情景交融之妙。
旭阳刚升在屋侧的灌木丛上，金红色的灿光炫目地照着我的面庞。一层薄纱般的雾气在山野间飘飘荡荡。疏疏的椰树挺直着瘦白的腰，叶子在阳光中刷出了油亮，轻轻摆动，村落的土地还掩映在阴影里，清凉的晨风夹着绿色的沁芳充满我的肺部，使我不觉松畅地吹起口哨，走下阿答屋那黑霉的木阶，沿着沙砾的小路走向小溪……
——《窝浪拉里》
这是一幅热带山村之晨的精美图画，流光溢彩，色调明朗，应和着人物此时的欢乐心情，使景物描写显得更加灵动和鲜活。
姚紫小说中的人物素描，也很有特色：
我的脑子一亮——她的打扮又换了样子，一件裸肩的黑绸blouse（短罩衫），系着白底红蓝花纹的skirt（裙子），那纤细的腰肢束紧着，使宽阔的裙子成了“A”形，更加显出身段的窈窕。那露出一角雪白胸脯的衬衣里，两堆隆起的东西在她走进来的步伐上颤动着。
——《咖啡的诱惑》
简短几笔的勾勒，一个卖弄风情的交际花形象就已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其真切细腻处，类似西洋的肖像画。
姚紫的创作曾受到屠格涅夫的影响。他的小说，人物不多，结构单纯，情节也单纯，加上语言的清新绮丽，这使他的作品带着一种抒情的风格，一种朦胧的诗意，也带着屠格涅夫作品影响的痕迹。
姚紫的作品，是留给后代的丰厚遗产，也是华文世界的共同财富。今天应着重从他的文学成就，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姚紫在新加坡华文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个光辉的位置。
（选自《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鹭江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陈贤茂，曾任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华文文学》杂志主编。著有《陈贤茂自选集》等，其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海外华文文学史》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新学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恼——姚紫小说简论
杨越
一
姚紫是1947年底从福建泉州南下到新加坡的，我们比他先到一年，把他当作“新客”来欢迎，颇为激动地诉说来到这热带岛国的欢乐和忧伤；因为那时大家都是从祖国到海外来的。1948年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把我当作“不受欢迎的人”，我只好怀着对我的“第二故乡”的眷恋之情离开新加坡，姚紫留了下来。事隔30多年，到1981年春天，他带着“不治之症”回到故国，我约来曾一起驰骋于新马文坛的米军和秋舫，我们在广州一家医院的病房相会，食道癌使他完全失声，几乎说不出话，但是他有诉不尽的千言万语，拼命地嘶声倾吐，我难过地噙泪倾听。我们都没有想到这竟是阔别30多年的最后一面，徇他的要求，我们商议过共同构筑一座沟通中国文学和新加坡华文文学的桥梁。不久，他带病回福建故乡小住后便回新加坡。1982年初，从他的亲人处获悉他因癌症不治逝世。
当时，姚紫把他随身带来的一生的主要著作和主编的文艺报刊合订本都交给我，含泪嘱咐：“我知道你很忙，但请你一定挤出时间一读，我是无愧于居留海外的这些岁月，无愧于我们的情谊的！”那个装满了他的心血结晶的白色旅行袋，像是一种魔力，常常扣紧着我的心扉，我真的在百忙中读完了他留给我的全部作品。惭愧的是我竟然是从作家姚紫的著作中才真正认识了我的朋友姚紫的。
二
姚紫原名郑梦周，曾用笔名黄槐，他在南下新加坡之前，在福建主编过文艺报刊，用胡加的笔名从事创作。他的成名之作《秀子姑娘》，在那个时候就写成初稿。他在《秀子姑娘·后记》说：“那时，我在抗战的烟沙中浪荡着，住在一个荒凉的山乡的破旧庙常里，利用沉寂的夜，悄悄地剔亮菜油灯，就在一只木箱扎成的桌子上，开始写《秀子姑娘》。”姚紫就是这样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
白寒兄在一篇悼念姚紫的文章中提到与姚紫的关于所谓“纯文艺”问题的争论，其实，姚紫的作品，包括那些描述男女之情的作品，都有着明显的倾向性。他并没有走进“为艺术而艺术”的死胡同，而是在作品中表现他强烈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与创作题材、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及其抒情寄意是联系在一起的。姚紫一生生活在追求中。他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人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的这些追求，也是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的追求。
不论他在中国生活的20多年，还是在新加坡生活的30多年，他的追求是执著的、不懈的，即使在整个70年代的新加坡，他亲身感受华人社会的变化：人民物资生活丰裕，社会生活稳定，电子电脑普及，花园花圃处处，他也没有得到接近他所追求的东西的满足，更不必说他在中篇小说《阎王沟》中描写的一方面是抗战烽火染红河山，一方面是掌权者“坐在人民骷髅堆上啃骨嚼肉”的、被蛀食着的祖国。在另一个中篇小说《咖啡的诱惑》中描写的像热锅煎熬了无数的灵魂：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名夺利而像疯狗般的互相噬咬；几家楼台辉煌的筑起，千万人的骷髅成为填基的土泥的“摧残了世间的真理”的殖民社会，他更是一直“悄悄地走在黑暗里，悄悄地唱，悄悄地呻吟……”
他追求光明，却生活在黑暗的日子里；他追求真理，却成为“失去了神的人”；他追求人生，却陷入生命的沙漠。
于是，他懊恼了。
这种追求和追求中的懊恼，蕴藏于姚紫创作的矿藏深处，没有被发掘，没有被理解，反而受到歧视，这是十分遗憾的。
三
姚紫是新加坡华文文学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他不但在小说上有相当高的成就，他的散文、诗歌、杂文等文学体裁的创作，在读者中也很有影响。除了收入本集的四个中篇小说之外，他还出版了中篇小说《阎王沟》、《没有季节的秋天》、《乌拉之夜》、《半夜灯前十年事》、《风山波》，短篇小说集《马场女神》、《萍水记》、《带火者》，散文集《感情的野马》，历史小说《西楚霸王》，杂文集《黑夜行》等。姚紫文艺基金会整理出版的姚紫遗作集有《新加坡传奇》、《木桶鸭》、《九月的原野》、《潜龙记》、《九月的风》、《长短书》、《杂文·这支部队》、《夜歌》、《郑梦周诗词集》等。
姚紫的中篇都有很强的情节性，取材虽然比较狭仄，但善于集中概括；人物不多，却跃然纸上，艺术形象鲜明；文字流畅，富有形象性。他的短篇多截取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笔墨不多，不但让读者看到了人物的形貌和行动，而且透视到人物的肺腑，集中表现了他的艺术特技。他的散文，很有诗情画意，又富人生哲理，其蕴含的思绪，往往比他的小说更耐人寻味。更由于姚紫颇具中国古典文学的根底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修养，使他的创作，在新加坡的华文作家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明显的艺术个性。
四
姚紫创作中的主要倾向是向往光明，追求光明。《咖啡的诱惑》中的“我”是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小人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吴娟娟，一位外表妩媚、温柔、活泼，令人一见动情的漂亮小姐，内在辛酸、悲愤、含恨，一心伺机向糟蹋弱女的阔少报仇的风尘女子。作者通过小说纵深地暴露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用艺术形象提出含泪的控诉。“我”在了解这位饮恨泣血，忍辱偷生的风尘女子的凄惨遭遇之后，他就不惜一切代价，伸出双手想把她带向光明，尽管在他们相爱的过程中因误解而引起一些波折，但是双双走向光明的希望，是真诚的。在明白连在这个黑暗的社会打开一个小小的窗口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都想起祖国，想起那自小长大的地方，希望在那里追求到光明。结局，没有如愿以偿，娟娟心中怀着一团复仇的烈火，答应做那个吃人不吐骨的阔少的第六位姨太太，单身匹马地与仇人走向天涯海角，伺机报仇，而“我”，读着她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悄悄擦了眼泪，怅望着窗外，金黄色的阳光荡溢着闷热的气息，海天茫茫，只有白云停伫在重叠的碧波远处……”
多么懊恼呀！这不只是“我”的懊恼，也是姚紫的懊恼。
这种倾向，在姚紫的一些散文作品中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他的追求中的懊恼也宣泄得更加直白。
比如《在被遗忘的人》等散文中，他满怀激情地创造了两个上帝，一个是属于“高贵的人们”、“特权阶级”的上帝，这上帝专门在人间布施黑暗、制造罪恶、践踏真理、灭绝人性；另一个是属于“我们的上帝”，他给人间带来光明，维护公理，让人生欢乐。姚紫愤怒地声讨那个属于为富不仁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人们的上帝，喊出“那烧死贞德的上帝，我们也要一样的烧死他”的呼声。然而，他也不得不发出“那支持我们生活的上帝在那里”的叹息。
“现实生活和理想之间隔着一道深阔的沟渠，怎样才能跳越过去？”这是令人懊恼的。两个上帝的观念和形象，是姚紫创作的倾向性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是他在追求中更强烈的懊恼的坐标。
五
《秀子姑娘》在爱情的渲染中蕴蓄着作者对于真理的追求。
这种追求，使他获得想象的自由，构成他的《秀子姑娘》的故事、人物和秀子姑娘下场的安排。小说的主人公都面临着不能解脱的矛盾：被俘虏的日本姑娘秀子，她所受的教育和熏陶，使她盲目地尽忠于自己的祖国，而她的祖国是落在军国主义掌握中的，违反人类公理的、侵略成性的国家；热爱着秀子姑娘的俘虏营主任，却面临着纯洁的爱情与忠于自己的职责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撼人的悲剧，秀子带着无法解脱的痛苦死去，给活着的人留下噩梦般的思考。姚紫在《秀子姑娘·后记》中就说过：“当我写到秀子姑娘在矛盾的个人情感与国家意识起了极端冲突的时候，狭义的利害观念和广义的人类真理格格不入的时候，我也感到十分烦躁，困惑地下不了笔……”是的，在某种条件下，人类的真理往往被狭义的利害观念所征服，在这种情况下，秀子姑娘是要死的。作者关于秀子姑娘的悲剧下场的安排——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并为这种美的毁灭大声疾呼，希望产生一种力量。但是秀子姑娘的问题并没有死，真理还没有成为一切的主宰。
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热情，使姚紫的眼光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他的许多小说如一幅幅五光十色的浮世绘，描画了新加坡的都市风情。他在人生的追求与现实的接触中提出“什么叫做人生”，“什么叫做现实”的问题！但是他饮的是人生的苦酒，干着从污水沟里放置纸船的傻子，他像那些善良的孩子们满怀热心，希望船儿能飘出去，驶出港口……
《新加坡传奇》以“我”和柳小玲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展示了新加坡都市生活的形形色色。这些生活，对于在这个殖民统治控制着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的商业中心社会生活过来的人，是十分熟悉的。姚紫的可贵之处，就是他以自己的追求和敏感，忠实地反映出那个社会芸芸众生的境遇和憧憬。《咖啡的诱惑》中的吴娟娟，《没有季节的秋天》中的黄若连，《马场女神》中那个神秘的“她”，所有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们都陷于悲苦的人生之中，但她们都向往真正的人的生活，寻找真挚的爱情，追求欢乐的人生。那个被生活所迫当了“老头子”的姨太太黄若连，多么珍惜她与裘在一起的日子，在告别的信上还含泪地“感谢你让我过着一段快乐的日子”！姚紫以传奇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诅咒了那黑暗和罪恶的时代，并对人生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
在姚紫的晚年，新加坡独立，殖民统治者走了，新加坡社会的发展，新加坡人的物质生活渐渐富裕了，他看到南天闪射着的一线光明，发愿要为新加坡人幸福的未来讴歌，祝福新加坡人走向广阔的人生。可惜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艺术地塑造出新一代的新加坡人的形象，反映出两种文化在新加坡人的精神世界中碰撞迸发的火花，新加坡人在人生中的新的困惑和迷惘，就停下笔来。
六
姚紫的作品，大多以爱情为题材，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批评他在爱情上有过分的描写和渲染，这是一种误解。
在性爱的描写上，历来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封建主义的“禁欲”，一种是享乐主义的“纵欲”。健康的生理描写，是爱情题材中真实感情的反映，应该与那种色情的刺激感官的粗俗平庸的肉欲描写严格区别开来，“禁欲”或“纵欲”，都不是美的，不是文学。
事实上，姚紫对爱情的描写是十分严肃的，掌握也有分寸。
姚紫笔下的女主角，如《秀子姑娘》中的秀子、《乌拉山之夜》中的亚莎菲、《咖啡底诱惑》中的吴娟娟、《阎王沟》中的蒋桂花、《半夜灯前十年事》中的小筠、《没有季节的秋天》中的黄若连、《窝浪拉里》中的兰娜、《新加坡传奇》中的柳小玲，几乎全部来自同一个面目秀丽、皮肤白净、身材窈窕的模特儿，这是积淀在他个人情感中的一个十分美好的形象，他决不会粗暴地肆意亵渎。当然，在姚紫笔下的那些秀丽的女性，都各有鲜明的个性和艺术的价值。
吴娟娟、蒋桂花、黄若莲，姚紫从她们屈辱的生活中，挖掘出潜藏在她们身上的道德美和人性美，通过那美的毁灭和消失，揭发了社会的邪恶，通过自己对美的接触和分离，寄托了他的追求以及求而不可得的痛苦和懊恼。
秀子、兰娜，他们有如欧洲古典文学中的美杜莎、莎乐美一类人物，身上兼有美和恶的二重性，在这些复杂的人物性格上，融合着姚紫更为复杂的感情，通过那美的变形和美的破碎，他将自己那种赞美和批判、向往和失望、欢欣和痛苦的感情组合成沉重的悲剧调子，产生令人心惊魄动的震撼。
在新华文学史上，姚紫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如吴娟娟、兰娜、秀子等，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价值。
总之，在我看来，姚紫笔下那些美丽的女性，不单单是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他的精神偶像。因此，他的爱情描写和渲染，在许多时候，便超越了小说情节和细节结构的意义，升华为他的精神体验。像彷徨苦闷生命中的鸽哨，宁静柔和地抚慰着他心灵的创伤。我们如果理解了这些女性形象的意义，理解了姚紫对光明、真理和人生的追求，就不难理解姚紫在爱情描写上的这种激情。
（本文选自《理论与创作》1988年第1期。杨越，曾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主要作品有《三十年文艺简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