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其矫文学生涯
曾珊
蔡其矫，福建省晋江市紫帽镇园坂村人，1918年12月10日出生，2007年1月3日凌晨2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蔡其矫于1926-1935年先后就读于印尼泗水小学，福建泉州小学、中学，上海泉漳中学，上海暨南大学。1936年1月—1938年4月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习并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7月在陕北公学华侨训练班学习，1938年8月—1939年7月先后历任延安海外工作团秘书、河南确山新四军第四支队宣传干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科员，1940年1月—1942年12月任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文学系教员，1943年1月—1943年7月任晋察冀边区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文学辅导员，1943年7月—1944年11月任河北涞原县委机关通讯干事，1944年11月—1945年8月参加北方分局党校整风运动，1948年8月—1949年10月先后历任晋察冀军区作战处军事报道参谋、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教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一室一科军政组长，1949年10月—1952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东南亚科科长，1952年8月—1957年11月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教员、教研室主任，1957年12月—1958年7月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宣传部长，1958年12月历任福建省文联专业作家和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顾问等职。
蔡其矫18岁投身革命，有着强烈爱国心和远大的革命抱负，1936年初他在校就读期间就积极参加上海暨南大学学生救国会组织，在组织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参加当时上海的各次游行示威活动，并与国民党暗探特务展开各种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蔡其矫长期在地方和部队的文化宣传部门工作，他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执著的事业心，用手中的笔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民族气节的诗篇和歌词，其中《乡土》和《哀葬》获晋察冀边区诗歌奖第一名和第二名；反映我军抗日将士们英雄气概的诗歌《肉搏》是蔡其矫的成名作，至今仍为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他创作的歌曲《子弟兵战歌》被晋察冀边区指定为部队必唱歌曲；他所创作的《兵车在急雨中前进》，被全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先生称之为解放战争中的优秀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蔡其矫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两次到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采风体验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我国海防建设和水兵生活的诗篇，并收集在《回声集》、《回声续集》和《涛声集》中，被评论家称之为“海洋诗人”。蔡其矫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教，为全国许多作家授课，都有所创见。60年代和70年代，他系统地撰写了反映福建的历史、人文、地理、艺术和民情风俗的诗歌，并发表在《福建集》和《祈求》、《双虹》、《迎风》等诗集中，为引领福建的诗歌创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革”期间，蔡其矫受到冲击和错误批判，但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体现了一个老文艺家对党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蔡其矫重新恢复工作，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他以诗人的激情续写《海神妈祖》及众多福建历史人物，创作的诗歌在全国各大刊物中发表，并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奖。1988年离休后，仍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努力发挥老文艺家、老干部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关心文艺事业的发展，积极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为海峡西岸文化建设献言献策，为闽台文化学术交流搭桥铺路。1992年起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7月被福建省文联授予“福建省首届老文艺家成就奖”荣誉称号。
蔡其矫从事文学创作70余年，笔耕不辍，是我国诗坛有影响的著名诗人，出版的诗集有《回声集》、《回声续集》、《涛声集》、《司空图〈诗品〉今译》、《蔡其矫选集》、《蔡其矫抒情诗选》等10多部。其中诗歌《生活的歌》等作品4次获得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其作品激情洋溢、风格鲜明，在思想艺术上多方探索，对于年青一代诗人有较深刻的影响，其独到的见解和精湛的艺术风格，深获国内外专家和诗人的赞赏。他不仅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修养，而且对古汉语和英语的理解能力也很强，他翻译的国外诗歌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外文介绍给世界各地。其创作成果已载入英国伦敦出版社的《世界名人录》和《中国当代名人录》。他为开拓中国南方乡土诗歌和海洋诗歌，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为新中国的新诗繁荣和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蔡其矫长期在文艺界工作，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的文艺事业勤奋工作，他善于团结文艺界的同志，待人友善，真诚关心、爱护和帮助年轻作家、诗人，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
蔡其矫是我党文艺战线上的一名忠诚战士，他的一生是为党的文艺事业奋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深沉地爱着祖国和人民。他直率坦诚、乐观爽朗，他执著进取、不屈不挠、淡泊名利，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艺术道德情操与世长存。
（本文选自《大众诗歌》2007年清明专号。曾珊，福建省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
干雷酸雨走飞虹
公木
我和蔡其矫相识于1954年10月，其时我调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他先我两年到所任教，主讲外国文学，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早在10年前就从延安鲁艺文学系同学中听过蔡其矫这名字，知道他写诗，随大队到晋察冀前方去了。不图在讲习所会到，实相见恨晚。这期间，他总使我想到天蓝：在鲁艺，天蓝帮我又钻唐诗，抠诗学。分别于40年代与50年代，读惠特曼，还啃《资本论》，谈美学；在讲习所，蔡其矫也曾帮我读惠特曼，在精神和感情上天蓝、蔡其矫是我最贴近的朋友。而在讲习所，共同活动更多些，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同志，我们接丁玲、田间，主持了一个培养青年作家的集体，还筹办了第一届青年文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又以通信方式联系了社会上广大文艺青年，其中有许多闪耀着才华的佼佼者。
我在青代会上关于诗歌问题的报告，便是在蔡其矫和沙鸥协助下准备的。在讲习所教员中，写诗的不少，沙与蔡堪称两家，他俩都对唐诗感兴趣，并化用于新诗创作中，各具新的风格，对我都有启发。沙应报刊邀约兼作诗评，蔡为着教学需要偶搞译诗，有些欧美诗，特别是惠特曼的译稿，尤其为我所嗜读。因而特邀他同赴长春东北师大和东北人大讲学，由诗人胡昭陪同去原始森林旅游。在往返途中谈得更自由且广泛，了解得便更多些深些。逐渐使我感觉到，在所接触的友人里蔡其矫是最富诗人气质的：于天真的单纯中，燃烧着熠熠铮铮的理性之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富同情心；富感染力；真诚、坦率、无私、无畏。他的诗时发奇响，写于1957年2月的《大海》，便颇具震撼性。那时赫鲁晓夫把《秘密报告》的原子弹掷向世界的良心，引起困惑，诗人以激情挟着雷鸣，借“大海”的磅礴之势做了回答。那正义的光辉穿越翻滚的乌云，永远照着历史，给人类以前进的勇气与力量。任凭风云变幻，这是难得撼动的纪念碑式的世纪诗章啊！
在这前后，我曾在北京与上海几次有关诗歌的座谈会上谈到蔡其矫，是同艾青和聂鲁达并列谈及的，非出私谊，确由实感。回忆那一段相处的岁月，的确是有滋有味有意义的。不无遗憾的是，运动一个接连一个，我们自己也颇有几分陷溺在“虔诚的狂热”中，没有几天松闲。迨至1958年秋，在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是我被推到被批判的“位置”上，他作为一个沉默的后排“观众”，咫尺千里相望无言地告别了。20年后重逢，只是在某些会议场合，偶亦互赠诗文，而7200天阔别期间的山山水水、雨雨风风，就只可付诸想象中了。这些年来我对蔡其矫的一贯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端：
第一，作为诗人，蔡其矫是以诗为生命的，因而便确是以生命为诗。他一生生活在诗的灵光里，同时也把一生化为诗的灵光，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诗人。
他走向诗，不是羡慕诗的桂冠，也不是受着什么神秘力量的诱惑，而是在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大潮汹涌之际，跃身投入革命激流作为起点的。从15岁到20岁，几经求索，便到抗战圣地延安，从而也进入诗的艺境。他的诗的行程便是战斗的行程。于是“路社”，于是三千里行军，于是……骄阳霹雳炼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的诗在战火纷飞中生长，在《肉搏》中，在《兵车在急雨中前进》里走向成熟。由胜利到胜利，由战歌到颂歌。向左、向左、向左，在“左的进行曲”、“左的大合唱”中，逐渐出现了杂音而失谐走调；这是由于纵使“虔诚的狂热”，仍然保持着清醒，没有失去人文精神与宽容态度。这便使《大海》的作者在大跃进中的“三面红旗”照映下，竟被背对背评议为“漏网右派”，从而遭到“贯耳干雷”、“浇头酸雨”般批判。
更难能可贵的考验是，这些蒙头盖脑的批判，没有熄灭了他的诗情，而是更激励了他。诗人就像一棵矗立的“被诗的火焰点燃的《木棉》，风雨雷霆只会助长它更坚挺地向高空延伸”。我无意为诗人的每一行动作辩解，而在那“干雷”“酸雨”20年间，诗人遭受的打击和痛苦，说来是令人咋舌的。但是，诗人却在“牛棚”里翻译《诗品》，顶着“三反分子”、“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诗人”的帽子在劳动农场里写《梦》，写《希望》，写《山雨》，写《新叶》：“迅速地朝更高处生长，/向更广大的世界眺望”，沉着、乐观。在这期间，他把农场变成了诗场，有多少富有才情的知青追随着他，受着熏陶鼓舞。稍后他更经之营之，以栽花造坛、植树成林点缀家乡。不是说诗人没有“孤独”，没有“寂寞”，没有“伤感”，没有“痛苦”；而是他爱诗爱花爱人，向往着真善美的天性，使他感到“不被窒息就是幸福”，并且清醒地认识：“真正的诗人无我，他总极力避开自己的问题。诗中有自己的个性，但没有个人的利益。”沉浸在美与艺术的快感中忘却灸心的痛苦。一只多么坚强、勇敢而潇洒的海燕啊：“所有的飞鸟全不见，/暴怒的风谁敢抗衡？/唯独你不躲闪，迎风站立/发光的脸上仿佛有歌声。”（《迎风》）诗啊！诗人啊！
第二，作为诗人，蔡其矫关注着人类的命运、民族的兴亡，热爱人民大众，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生死以之，苦乐由之。这一切都是他永不枯竭的灵感的源泉。
诗人得于天者独厚，他生成一等坚强的体魄，具有旺盛的自然力、生命力，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先天主体，当然与一切人同样是感性地、对象性地存在着。由于他的坚强和旺盛，他同感受到的自然界、接触到的社会现实便有着突出的亲和力、浓厚的兴趣。更由于他诞生于一个沿海省份的华侨家庭，父祖辈都爱花如命，童年时期又因逃避战乱随全家旅居南洋，沐雨栉风，见多识广，这就奠定了他的旷达、爱大自然的脾性，以及他的世界观念、人类意识，特别关注着祖国的盛衰兴亡，自幼养成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随着年岁的增长，循序接受教育，知识日益丰富与提高，终于使他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汇点上找到真实的自我，从而形成了自觉意识的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充溢着自由心态的生活态度，单纯而深厚，坚韧而谦虚，以及博闻强识、忠于生活的见识。与出身于山村僻壤的一般青年不同，在汇入战斗洪流之前，他已经从中到外、从外返中，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整个中国差不多都串联过了。这养成他喜欢活动、喜欢多样化生活的性格，对于自然山水、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具有永不疲倦的观赏与考察的豪兴。
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生活已经安定下来，诗人却要求作为创作实习特地去体验海军生活，一次深入舟山群岛，两次深入西沙群岛。这使他在现代中国诗坛上成为第一位“大海诗人”。就在中央文讲所任教期间，还到东北森林旅游，并考察了哈尔滨、沈阳、鞍山等大工业城市。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高潮”中，还曾骑车或徒步访问了冀中冀东地区被提名的先进农庄和模范人物。文学讲习所结束后，又曾一度任职于负责九省水利建设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这方便了他的江汉流域的漫游。然后返回福建故乡，从事采风，了解民歌运动情况，从而开始了计划中的《福建集》的调研与创作。
假如说，非常时期，偏居三闽，也还“踏遍青山人未老”；那么，到天回地转，进入历史新时期，诗人又开始了一年三个月的单独远程考察旅行。这才是中国诗史上空前的壮游，论其行踪广袤，远远超过徐霞客的倍数。约略说来：第一次，1981年8月开始，路线为河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直到伊犁和喀什。
第二次，翌年6月开始，由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至内蒙古。第三次，1983年春应邀赴洛阳参加牡丹诗会后，走访华北战争岁月旧地，从河北西部穿过山西到陕西延安等地。第四次，1984年春由福建入云南、贵州，访石林和滇西北，直至丽江。实则滇桂一线，此前此后诗人还曾几度客游。第五次，1985年春“踏李白晚年的足迹”，路线是贵池、秋浦、泾县，再经九华山到宣城及马鞍山一带。是年冬至翌年春，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赴菲律宾参加马尼拉第一届国际诗歌节活动，会毕经香港返回大陆，这可作为考察旅行的第六次。第七次，1986年夏访问西藏，足迹所至，前藏、东藏、藏南、藏北、后藏，历尽艰辛，无远弗届，而收获亦丰。
诗人说：“我为自己找到一条道路，走遍全中国，追寻历史文化痕迹，反照现实。”他正是这样做了，时逾半世纪诗的历程，尽管遭遇不少坎坎坷坷，而诗兴总是郁郁葱葱。为什么？生活底子深厚啊！生活内容丰富啊！而生活不是河，它是路，路在脚下，是走出来的。依诗人自己的界定：诗是汇入人类文化之流的一段个人人生经验或一时感触。它是属于个人的，又是富有深长的人情味的。诗不能脱离现实，也不复制现实，而是创造。让我们追踪诗人一生生活的道路，来解开这些诗的秘密吧。
第三，作为诗人，蔡其矫的思维空间、审美视野实兼古今中外，而基点仍是当代中国。在诗创作上，立足于“五四”以来现代诗歌及其嬗变，进行时空双向化的，即古典传统与世界先进的批判、继承、吸收、扬弃，从而辩证地综合，以抵于创新、创新、创新。
假如说，心灵生活化加生活心灵化等于诗；那么，诗创作便是或冷或热、或浓或淡地把这双向化的成果表现出来，以无物之象给藻思秀调绘制定型，必须用以节奏韵律加强了语言，通过相当规格形式。这当然需要技术。而技术不可能与生俱来，必须经过学习才得掌握。诗人起步于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三个十年，彪炳于第四个十年，自称嗜读艾青，也曾手抄何其芳诗稿成册，更热心于同相与过从的青老年诗人砥砺诗艺。当然诗人首先是置身于中国现代诗歌园地里，并为这个园地增添了郁勃的生机与耀目的风采。诗人的技艺与创造不能不是以现代诗歌为始基的。
不过诗人懂得不能只顾求新而忽视了诗本身，诗和语言都不能没有历时性，也不能摈弃共时性。特别是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世界历史”，文学已经形成“世界文学”，中国乃是世界的一部分，现代乃是古代的延续与飞跃。“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且这两方面还是不可偏废，必须同时并举。中国现代诗歌是立脚点和出发点，如果只讲历时性、纵的继承，不讲共时性、横的借鉴，那就不免会陈腐；反之，只有后者而无前者，那就不免会单薄、狭。我们的诗人蔡其矫懂得这一发展的经纬，因而对于古典传统和西方新学，都潜心钻研，并且含英咀华，为我所用。
先说古典传统：诗人在讲习所任教时就曾花费许多心血把唐诗宋词翻成白话，仔细揣摩；自己创作则坚决使用口语，而又有意识地向古典诗歌学习结构方法，学习谋篇手法。这就是说，他依照古典诗词译稿的样式进行创作，甚至把自己的诗篇也叫做“绝句”，叫做“律诗”，叫做“词”。其实所谓“绝句”就是四句体新诗，所谓“律诗”就是八句体新诗，所谓“词”就是分上下两段而又句法大略相同的新诗。这些诗或押大致相近的韵脚或不押，都是新形式，而的确又是从古典诗词中脱胎而出。这不只是一个时期的兴趣，而是基于对传统的认识，他当年困在“牛棚”里不是还搞过司空图《诗品》的语译吗？而且对于传统的批判继承，他摈弃偏于歌功颂德的“赋”，独取适于抒情的“诗词”，是经过着意选择的。
再说西方新学：诗人童年的侨居生活，方便了他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也比较顺当地打下外语基础；青年时期就担任过英语教师。主要靠自修，中年时任教中央文学讲习所，主讲外国文学，讲肖洛霍夫，讲普希金，讲马雅可夫斯基，讲惠特曼。选择《草叶集》作教材，还以此作讲稿，到东北师大、东北人大讲学。更主要的是用作创作的借鉴，在早期诗集的序言里就申述过受艾青和惠特曼的影响。尔后还曾热衷聂鲁达，关于聂鲁达的译稿被结集出版。聂鲁达的创作经验，要现实主义又不仅仅是现实主义，要有点朦胧而又必须让人懂，也为诗人所认同，有近似的主张。
总之，我们的诗人生着一副有极大包容量且最富消化力的胃口，古今中外无所不读，无所不用。但又不仿古，不崇洋，不为任何主义所俘虏。他是把思想浸入感觉中，又从感觉升华出思维，这意味着创造。他说：“传统是神圣而神秘的东西，它无所不包，唯有一项除外，那就是人类不计一切地追求创新。”他把继承与借鉴都当作创新的动力。而又绝不滥用缪斯，不硬造谬喻，不强施教化。他认为，诗不告诉人走哪条路，而只是唤起他心底的渴求；无所明指的象征性可以长存，复制品却不能。诗人没有什么“必须”，只听从自己的本能，服从自己的天性。正因如此，他才对人类的未来具有影响力，他代表人类去梦想、去求索。关于形式，他说：“现代中国的自由诗，经过西方浪漫派散文化的影响，又逐渐发展到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减少连接词，物我合一，不用直言陈述，恢复音乐性，这都与旧诗的优良传统不谋而合。”诗人的创作实践自亦暗合这一辩证规律。
蔡其矫是说不尽的，以上三端仅仅略陈梗概而已。简言之，作为诗人，他为我们树立起一个真诚的、华美而坚实的性格形象，如若遵循着白居易所说：“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去寻觅，或可得其仿佛。人间的友情多于无情，希望多于失望。这正是诗人蔡其矫所要告诉世人的。我们怎能不心领神会呢？人类万岁！友谊万岁！诗万岁！
（本文写于1994年2月19日，选自《诗人蔡其矫》。公木，1910-1998，东北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兼中文系主任、吉林社会科学院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吉林省社科联副主席、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等，发起编著《中国诗歌简史》。）
蔡其矫与当代中国诗歌
王光明
寂寞的诗人
今年1月3日凌晨2时，诗人蔡其矫因脑瘤在北京逝世。
我是当天傍晚从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先生的电话中得到这一消息的。晚上，我打破自己的习惯，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蔡其矫逝世的消息，不见任何报道。我再向中国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打听中国作家协会对蔡老丧事的安排，不想他还是从我的口中才知道此事。
我顿时木然。蔡其矫的逝世不该这样无声无息！他之于当代体制，是1938年的“老革命”；他之于中国诗坛，是当代屈指可数的真正有成就的诗人。
一个多么热爱生活的诗人！青春永驻的诗人！走遍了中国的千山万水，献出过那么多才情洋溢的诗篇。他天真可爱得像一个儿童，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已经86岁的蔡其矫，穿着红衣服站在福州的大街上，向每一对身边走过的情人分发诗集和玫瑰。
假如50年后人们再看当代中国诗坛，蔡其矫将比他同时代的诗人得到更多的赞美。
然而终生寂寞，被主流社会冷落。不独死后，更在生前。他从未获得过什么“官方”的荣誉，也不被“诗坛”重视。
何止是“官方”与“诗坛”的冷落，还有世俗社会的误解。或者是出自恻隐之心，近年也有人出来为蔡其矫写文章、作传记，为他遭遇的冷漠鸣冤叫屈。但那都是些什么文字呀，似乎离开隐私与女人，蔡其矫的诗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人们不是为阶级斗争战士的蔡其矫辩护，但把他作为一个浪漫骑士、一个道德反叛者就够了？2004年10月福建晋江召开蔡其矫诗歌研讨会，赠送的那本诗人传记《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真是令人惊诧莫名。且不说封面俗艳，书名不通，《红豆》中的那半行诗如何能够与具有“波浪”品格的诗人建立起等同关系？又怎么能够用一鳞半爪、道听途说的传闻，索解蔡其矫表现感觉与想象的诗篇？
因为有自己的思想趣味和艺术信念，不想受制于权力体制当一个工具，蔡其矫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又因为个性率真、特立独行，在另一个时代被市场包装成了期待卖个好价钱的商品。我们的诗人能不寂寞？
他一定习惯了这种寂寞，理解了这种寂寞，要不在他年近70时远行西藏，不会把那块最高的土地与生命的沧桑感联系在一起：
以豪华的寂寞，粗犷的寂寞
向苍穹论证大地的悲伤
灵魂孤独进入怆丧
有如命运那样不可抵抗
更不会产生这样滋味独特的感觉——
把意绪投寄无言的寂静
心灵进行另一次彻底裸露
身处大地的边缘
感到浑沌在扩大，飞升，飘逸
寂寞是一种境遇，但也是一条通往自由的道路。假如他不寂寞，蔡其矫就不是今天的蔡其矫了，他和他的诗之于当代中国诗坛，就不会显得那么重要，值得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学者刘登翰先生新近提出了“蔡其矫现象”的命题：“我认为，在中国新诗史上，蔡其矫是独特的。这个独特不仅是个人行为的特立独行，还有他思想与艺术风格的独特魅力，以及他常常看似与时潮并不合拍，但最后却为历史所肯认的别一种‘另类’的声音。正是这些独特性，造就了蔡其矫的诗歌生命和艺术成就，成为迥异于被消融在中国当代诗歌惯性之中的，值得我们深思的‘蔡其矫现象’。”（《中国诗坛上的“蔡其矫现象”》，《香港文学》2007年2月号）］去研究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少风光一时、轰动一时的诗人和诗作，享受分外的殊荣，被党报党刊推荐，被国家电台朗诵，如今却成了历史的陈迹。而蔡其矫的许多诗篇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传递，从心灵走向心灵。
真的应该认真对待蔡其矫和他的诗了，不是为了悼念，而是为了他给我们留下的诗篇和做一个诗人的启示，为了我们习惯热闹而不能承受寂寞的心灵。是的，寂寞意味着忽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寂寞也是一种境界，一笔自由的赎金。诗歌不是热闹的事业，从来不是。蔡其矫的意义，就在于他坦然接受了做一个诗人必须承受的寂寞，像一个朝圣的信徒，“以身长丈量信仰的一生”，“在没有慰藉的地方寻找慰藉”（《拉萨》）。
从体制中出走
蔡其矫的寂寞只有放在当代诗歌的格局中才能显出庄严的意义。他是少有的主动从当代中国诗歌体制中出走的诗人。这是他寂寞的根源，也是成就他独特诗风的原因。
当代中国的诗歌状况，以上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为模式，在50年代作了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重大调整，彻底改变了新诗自诞生以来以抒情批判为主的想象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诗歌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者，变成社会动员的工具。作为新的国家神话的“服务”和“反映”者，第一，它认定国家、阶级的政治利益高于诗歌，诗歌是社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第二，诗人不能仅为艺术而存在，而是体现着如下的“根本特征”和“本质意义”：“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贺敬之：《战士的心永远跳动（代序）——〈郭小川诗选〉英文本序》，《郭小川诗选续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
客观说来，蔡其矫本来也是这个体制的一员，无意与这种体制相冲突。他是华侨，怀抱一腔的爱国热情，20岁就奔赴延安，成了“鲁艺”的学员，毕业后又被派往华北联合大学当教员。新政权成立后，他是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讲习所的教员，真诚地歌唱过斯大林和毛泽东，写过不少赞美新生活的诗篇，甚至把1956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取名为《回声集》，以示他相信“诗歌是时代的回声”这一“真理”。
我不认为诗歌体现时代精神有什么不对，我甚至认为蔡其矫的许多诗就是“时代的回声”，从《雾中汉水》、《川江号子》到《祈求》、《玉华洞》，都有自己对时代最敏锐的发现。这是蔡其矫诗歌的光荣。问题不在“时代”，也不在“回声”，而在有两种时代，两种“回声”。一种是被权力规范的给定的时代，一种是需要诗人发现、分辨的时代；一种是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定义，只承担修辞功能的“回声”，一种是有自己的主体性，能体现个人感受、认识和想象的“回声”。对这两个时代、两种“回声”的不同取舍，实际上决定了大部分当代中国诗人的命运：新政权成立后，许多诗人在众多的规训与惩罚面前沉默了；少数诗人在矛盾中挣扎，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与自我反省；当然也有不少诗人成了那个时代的号筒。
蔡其矫并没有自外于时代，却不能放在这三种现象中进行阐述。他是很少几个在当代保持了写作（不是发表）的延续性且不断有所突破的诗人，而且基本上没有付出人格与诗风扭曲的代价。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以《船家女儿》、《南曲》、《鼓浪屿》、《海峡长堤》、《红豆》、《雾中汉水》、《川江号子》等具有南方风情和历史内涵的著名诗篇，跻身于当代重要诗人的行列。在60年代，他写下了堪称杰作的《波浪》和《双虹》等一批非常精美的短诗，让文学史家看到，在颂歌与战歌之外，还残存着另一种诗歌精神和美学追求。到了70年代，虽然诗歌环境更为恶劣，真正的诗都被排斥于体制之外，蔡其矫却深入到最底层的民众和最偏僻的山水中去，不仅作为行吟诗人的形象变得清晰，而且取得了重大的艺术突破，无论在回应时代（如《时间的脚步》、《玉华洞》、《祈求》、《珍珠》），还是想象生活（如《女声二重唱》、《也许》、《风中玫瑰》），都留下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而进入80年代以来，虽然蔡其矫已过花甲之年，但他仍然忘情于未曾谋面的偏山僻水，七次独自远行考察，用诗歌挽留人文和自然的神奇，其中《秋浦歌》、《在西藏》等诗，同时体现着自然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自然化，当是人与自然瞬间融会出现的奇迹。
蔡其矫与大多数当代诗人一个重要的不同，是他既没有沉默也没有归顺，虽不无矛盾迷惘，却始终听从良知的召唤而不被外部的力量所征服。其中的奥秘，就是撤出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在时代的边缘追寻，独自守护自己的诗神。
我不知道上世纪50年代中期蔡其矫在文学讲习所做教员时，几次去东南沿海海军基地的考察，是否影响了他日后对诗歌道路的选择，但我相信他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暗示：诗意与灵感并不在政治生活的中心地带，而在与诗人气质能够应和的边缘地带。本来，在正常的生活中，环境也不是绝对的因素，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喧闹的人境也不一定就会影响性情与趣味的开展。但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中心正处在思想斗争和社会改造的激流中，生活在大城市的诗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社会动员的使命，因而“空洞的叫喊和人云亦云的抽象议论”极为常见［参见中国作家协会编：《诗选（1953.9-1955.12）·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2月出版。］，远离中心反而能保持一种比较客观而从容的心情，捕捉到生活与自然的诗意。事实上，50年代初期大多数较有成就的诗人（例如闻捷与公刘），当时之所以能够写出风格独特且今天还有魅力的诗篇，就是由于边缘生活的馈赠。而蔡其矫，50年代初写的也是人云亦云的政治诗，走出北京来到东南沿海之后，才以“海的子民”抒情形象引人瞩目。
无论在意识形态上，或是在空间关系上，蔡其矫疏离中心，与当代文学体制保持一种独特的“对话”关系，虽然不无偶然的因素（譬如解放初因为得罪领导而离开了权力运作机构，在文学讲习所当教员有考察和“体验生活”的机会，因为这些机会避开了“反右”火力，后来又由于文学讲习所停办而离开北京等），但服从良知的召唤和发出内心的声音，却体现了他对诗歌自由精神难能可贵的坚持。有些现象现在已经算不得奇特，但在当时的确令人难以置信：时任“长江规划办公室政治部宣传部长”之际，蔡其矫竟然写了《雾中汉水》、《川江号子》这样与时代强音不和谐的诗篇。而被撤销政治职务后，则更坚定地放逐了自己，主动选择回自己家乡做一个专业作家。他不断地放弃已有的政治资本、干部待遇。不断地从中心撤退，离开中心城市，甚至连福州这样的中等城市也很少长住。他资格老，有政治资本，可以看“内参”，却从不与权势人物交往，相反，却和许多爱诗的青年称兄道弟，甚至以“乔加”的笔名把诗作发在被视为异类的《今天》创刊号上。
当代政治的力量太强大了，不仅是一种观念，也是严密的社会体制和组织形式。它把所有的文艺家都纳入了“干部”编制，直接跟你的生活、写作条件挂钩；同时又辅之管理严格的出版、传播机构加以约束，可谓严丝密缝。在这种情形下，人群被“绝大多数”与“一小撮”的简单比例所划分（有95%与5%的明确数字，但划分的原则却按临时的“路线斗争”需要而定），社会成员只有顺应与抗衡两种选择。但顺从必须放弃自我，抗衡则马上打入“一小撮”之列，蔡其矫能在如此严峻的时代能够既不瓦全也不玉碎，不同时期都能留下一批令人难忘的诗作，真是难能可贵。
我们的时代立场坚定、斗志高昂；我们的人民急公好义、爱憎分明；我们的历史公平地冷落那些只有时代光晕没有灵魂的诗篇，并把那些含冤蒙尘的名字擦得光彩照人。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但是我们赞美那些悲壮的抗争，是否也能理解与欣赏表面上没有悲剧情节，却更需要思想、勇气、韧性的选择与坚持？
我并不认为蔡其矫的人格有多么完美，但他为了诗歌而能够出走与放弃的精神，却非一般的诗人能够做到。这是超越时代的政治偏见、偏执与褊狭，把自由与美——这诗歌的灵魂——当作上帝来守护的精神，勇于背对时代的误解，回归诗人这一朴素称谓的精神。蔡其矫坚信“艺术与政治应该是平等的，不可能谁管谁。文学艺术不能完全服从政治。我走自己的路，服从文艺的规律，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律”。［见伍明春《诗与生命交相辉映——蔡其矫访谈录》，《新诗评论》，2006年第1期。］话虽说得不那么“学术”，却很能体现他对艺术的虔诚。
我们的时代不缺乏虔诚，甚至不缺乏“第二种忠诚”，缺乏的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对“文艺的规律”的深刻领会，以及作为一个文艺家服务社会方式的深入认识。他们不满政治对文艺的强行干预，认为只有反抗政治才能使文艺得到解放，却不知道这种寻求对决的方式，却正是被政治方式同化的表现，远离了文艺的规律。罗兰·巴尔特清醒地看到，我们“单纯的”现代人总是把政治权力看得过于强大与狭隘，总是希望知识分子寻找机会致力于政治权势的反抗，却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战斗在别的地方”［参见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以想象的自由和艺术的丰富性，破解政治权力的武断和功利性。这本质上不是以反抗单个时代的实际政治为使命的斗争，而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战斗”，同时也是一种不促使行动，而是唤醒感觉、意识、价值感的斗争。而为了这种更为宏观也更为复杂的斗争，就不能不与国家、阶级、集团的利益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能不放弃所依存体制的有前提条件的利益，准备承担一个边缘知识者的快乐与寂寞。
这就是蔡其矫从体制内出走（或者与体制保持某种距离）的意义，他启示了主流与边缘的对话关系，以及一个文艺家保持独立的可能和需要付出的代价。
唯美的诗篇
蔡其矫付出了代价，但他赎回了诗人所需要的自由。他向中国当代诗歌展示的最意味深长的“现象”就是：在一种禁锢的体制中出走，实际上是回家，回到灵魂的故土，回到诗歌的家园，回到言志抒情的诗歌传统。
从1940年开始写诗到现在，蔡其矫经历了战争、政治、经济为主导特征的不同的时代，他都不是代表时代的诗人，而是一个至情至性的诗人。最能体现他精神品格的诗篇自然是那首写于1962年，却到1979年才有机会发表的《波浪》。
关于这首诗的意图和写作过程，蔡其矫曾在自己一本选集的《自序》有过如下说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又使文艺团团转。人们并没有变得聪明起来。不免要思考人民的命运。中国有句古话：’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还读过一个外国故事：罗马一个皇帝，到海边迎接凯旋的舰队，侍卫把椅子放在沙滩，这时正值涨潮，皇帝喊：’波浪，我命令你停止！潮水当然不听，甚至泼到龙袍上，皇帝只好仓皇退走。后来西方文学，习惯把波浪当作争取自由的人民的象征……初稿写成三段，读起来不行。二稿改成每段六行，犹不解气。最后是想起大跃进时我编《福建民歌》，见到漳州艺人邵江海同志唱的一首《只菜歌》……从中找到了波浪的旋律。”［蔡其矫：《生活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在这首诗中，面对“风暴”的肆虐，“波浪”展示了不畏强权、无比刚烈的一面：
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
谁敢在你上面建立它的统治？
但这首回应阶级斗争“时代强音”的诗篇，却不局限于展现单一的精神品格，而是有“波浪”这一艺术形象的本身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它在“风暴”面前是刚烈的，本性则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因此如此温柔又如此迷人：
你抚爱船只，照耀白帆，
飞溅的浪花是你露出的雪白的牙齿
微笑着，伴随船上的水手，
走遍海角天涯。
……当你镜子般发着柔光
让天空的彩霞舞衣飘动，
那时你的呼吸比玫瑰还要温柔迷人。
迷人的不仅是刚柔兼备的性格与形象，超出具体历史时代的内涵，还有它动人的节奏。这是与诗情的发展及“波浪”的刚、柔、起、伏丝丝入扣的节奏：从“波浪啊”充满柔情的感叹开始，到“波——浪——啊！”高声赞颂中结束，大致呈现出由“抑”到“扬”、由“细语”到“呼喊”的变化。
《波浪》体现了诗人的良知和勇气，传达了那个时代不能说和不敢说的声音。但另一方面的意义更加重要：它没有那个时代单调与浮躁。在这里，历史的迷失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被转化了，变成了美与不美的问题，合自然律与违背天理人心的问题。同时，他拒绝那种破坏性观念与激情的牵制，就像《波浪》把与“风暴”的抗争转化为一种对复合品格的赞颂一样，蔡其矫坚持用审美的方式处理笔下的各种题材和主题，而不是发泄感情或提供道德教训。这就是为什么蔡其矫即使针对时代政治发言，也能让自己的诗超越时代的原因：他用审美驯化了政治，以美与不美的区别，替代真与假、善与恶、是与非的道德对立。因此，《雾中汉水》的价值远在表现了被忽略的“真实”之上，《祈求》的意义也不局限于正话反说，呈现“文革”时期的社会“一切都不正常”，而在它们体现了艺术兼容的可能性：它可以同时是政治性的又是非政治性的，体现社会良知又超越道德考虑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唯美主义的“政治”，有美感至上倾向。“唯美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个不中听的概念，因为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它与波德莱尔、马拉美、福楼拜、王尔德等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作家联系在一起，与西方19世纪末疏离主流社会准则的“颓废思想”联系在一起。然而“唯美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感受能力，一种人生态度和艺术哲学，有着更为深远的传统，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庄子的散文和唐代的格律诗。它以超脱为前提，对人生和艺术取一种个人主义的专注而沉迷的态度，主要不是要寻求社会历史的意义，而是要表达个人的热爱与感动，以及获得表达本身的快乐。
蔡其矫很少把自己与西方的唯美主义诗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自己所受的影响主要是惠特曼、聂鲁达和中国古典诗歌。实际情况可能比诗人面对公共世界说的要复杂一些［蔡其矫翻译、抄写过不少外国诗歌，据笔者向他借阅过的一本看，上面至少有多首波德莱尔、凡尔哈仑的作品。］，但即使他对西方的唯美主义诗人有所保留，也只能说明他不是西方文学熏陶出来的唯美主义诗人，而是基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个人气质。实际上，他泉州故乡的先贤、提倡“童心说”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个唯美主义者。而启发他开始写诗的诗人何其芳，早年也是一个“思想空灵得并不归落于实地”的唯美主义诗人。或许正是因为蔡其矫的唯美主义为自己的传统和心灵所养育，所以在美感至上、艺术独立的前提下，他摒弃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否定性，而对世界的美持一种肯定的、平等的、品味的态度。这是一种听从内心律令，从心而不从众，超越了雅与俗、出世与入世、承担与享受等诸多边界的唯美主义：“时时感到生命和成长，以自己的力量按照内心的规范建立起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能力，与创作所必须的记忆力，二者相辅相成。享受生活情趣如同榨尽甘蔗的每一滴甜汁，记忆则不但保持已经享受过的甜美，同时又将它炼成更精纯的形式。”［蔡其矫：《我的诗观》，《蔡其矫诗歌回廊·诗的双轨》第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只有美与不美、有趣不有趣、喜欢不喜欢、快乐不快乐之分，没有重要不重要、正确不正确之分；而凡是美的、有趣的和喜欢的“记忆”，都要让它“不但保持已经享受过的甜美，同时又将它炼成更精纯的形式”。这样，主题、题材的等级被取消了：在《红豆》中，他对太阳、月亮、星辰、少女、爱情、青春一样倾心，一齐向他们高呼万岁。他写社会、人生题材，也写自然和生态题材；既面对公共世界说话，也不断回味私人生活。他是情诗的圣手，像歌德一样终生燃烧着爱情的火焰，其中《风中玫瑰》那样的诗篇，堪称唯美主义诗歌的杰作，也只有唯美主义诗人能把情色题材表现得那样纯粹。他更是当代（甚至是20世纪）中国地域诗歌的开拓者，用诗歌想象重构了故乡福建的自然、风情和近代以来的历史、人文谱系。以至于蔡其矫诗歌的读者，一谈起福建，就会想起他笔下“睡眠中的美人”般的鼓浪屿，想起那在竹叶间悲鸣、在流水上战栗的南曲，想起那独坐黄昏垂着湿的眼帘轻声叹息的闽南少女和慌乱中如纸鸢斜飞的客家妹子，以及柳永、严羽、李贽、林语堂等在他的诗中复活的奇才怪杰。
同样，对美的沉迷也使他包容了艺术创造的各种智慧。没有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立，“个人一段人生经验或一时感触，加上全人类的文化成果，等于诗”。［蔡其矫：《自序》，《生活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而蔡其矫也成了当代少有的趣味丰富、胃口健全、阅读广博、实验多样的诗人。他翻译过惠特曼、聂鲁达、埃利蒂斯、帕斯等外国诗人的作品，也尝试过用现代汉语翻译中国古代诗人的诗作和诗话；他主要用自由诗的形式写作，但也喜欢民歌的自然鲜活和古典诗歌的精练与隽永，试验过现代“绝句”、“律诗”和“词”的形式与结构。这种艺术上的兼收并蓄和广泛试验的心得，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是不仅重视感觉和想象对素材的转化，也注意形式、节奏的经营。虽然蔡其矫像大多数当代诗人一样主要用自由诗的形式写作，但他的自由诗，从早年的《乡土》与《肉搏》，到80年代出版的《祈求》与《醉石》，明显呈现出一条用感觉征服题材、以意境和节奏化解粗糙的艺术轨迹。他对自由与约束的辩证关系的体会，对诗歌节奏、句法、章法和结构的试验与经营，为正确理解自由诗“自由”的含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50年前，有人曾以“唯美主义”否定蔡其矫的诗，但时间却昭示了蔡其矫的美学信仰和执著坚持的意义：诗歌精神和技艺的坚持，不仅是语言和想象的自我实现，也是人类反抗权势、追求自由、持护完整的感性经验与文化记忆的一种有效方式和历史策略。
（本文写于2007年。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主要著作有《灵魂的探索》、《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参编著作有《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