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完善郡县制度
甘肃地区秦王朝的统治区域，西边以黄河为界，沿今靖远、兰州、永靖一线，逶迤向南。西南边自西沿太子山而东，经今临潭、岷县、宕昌南，直至成县、两当一线。这一区域之外，还是少数民族的活动区域。今陇南南部当时分布着氐族，甘南一带属于羌部，河西走廊为月氏（ròu zhī）与乌孙驻牧地。
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帝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以原秦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为基础，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余郡）。在今甘肃省境，秦朝完善了所属地区的郡县建制，有陇西、北地二郡及其辖县。
（一）陇西郡
因郡在陇山之西而得名，应劭曰：“有陇坁在其东，故曰陇西也。”郡治狄道（今临洮东北）。史书中最早出现陇西之名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史记·秦本纪》载：“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前人称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置陇西郡，依上引资料，二十七年已经征发兵卒由陇西郡出发进攻黔中，怎能在次年才设郡？说法显然有误。故而，我们怀疑，陇西郡之设，至迟在昭襄王二十七年之前。
秦朝陇西郡辖境东起陇山，西至黄河及大夏河以东，包括今天水、定西、兰州、临夏、陇南北部（今礼县、宕昌、成县等）地区。秦朝时陇西郡的县道，由于史料的欠缺，往往并不明确。一般认为陇西所辖有狄道、临洮、西、冀、枹（fú）罕、上邽（guī）、下辨道、榆中、绵诸道、成纪、豲（wán或huán）道等县（道），我们据秦封泥增补了略阳道。秦陇西郡所辖县道中，秦国已有的是临洮、冀、枹罕、上邽、绵诸道、豲道，秦始皇时期新建的有狄道、榆中，并将原西犬丘改名西县，原邽县改名上邽县。陇西郡属县道略述如下：
（1）狄道：狄同翟，是先秦西北少数民族名。颜师古曰：“其地有狄种，故云狄道。”则是以族名为道名。治今临洮，亦为陇西郡治所。《太平寰宇记》认为：“狄道，本秦旧县，其地故西戎别种所居，秦取以为县。”《水经注》卷2《河水》称“狄道，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难以置信，说见前段。20世纪后期在西安发现大批秦封泥，其二·三·34为“翟导丞印”，“翟导”即“狄道”，因秦再无“翟导”地名，且“狄”“翟”二字通用，“道”与“导（導）”为古今字，或许识读致误。若此推断成立，倒是狄道县在秦存在的考古学实物证据。
（2）临洮县：以县城临近洮水而得名。《括地志》言：“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故学者皆称秦临洮县治在今岷县。秦史中有数起关于临洮的史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王弟长安君率军击赵时在屯留反叛，秦王嬴政将其镇压，并“迁其（屯留）民于临洮”。《三辅旧事》：“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称皇帝。大人见临洮，身长五丈，迹长六尺，作铜人以厌之，立在阿房殿前。汉徙长乐宫中大夏殿前。”《史记·蒙恬列传》载：长城“起临洮，至辽东”。
（3）上邽县：因此地原为邽戎所居，而以其族名为县名。邽县治所，过去有今天水市秦城区东40里、秦城区西南60里、清水县诸说。《中国地名大辞典》定为“治所即今甘肃天水市”。邽原为邽戎地，秦灭之置县，系史书明确记载的甘肃最早设置的县。《史记·秦本纪》云：“（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邽与上邽地有变迁，名有沿革。县名初为邽，无“上邽”之说。陈直先生言：“《善斋吉金录》玺印中二页有‘邽印’。当为秦代制作，盖秦代只称邽县，不称上邽。”秦时，内史所辖另有下邽县，治在今陕西渭南市北。《汉书·地理志》下邽颜注：“应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师古曰，取邽戎之人而来为此县。”则下邽乃为安置邽戎而设，因陇西郡有邽，故称下邽。大概战国时已有将邽称为上邽的。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区别下邽，正式将原称为邽的县改名为上邽。《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汉王军“攻上邽”一事，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名上邽的证据。
（4）榆中县：榆中一名，与秦北逐匈奴的过程中“树榆为塞”有关。树榆为塞，就是种植榆树林，以配合土石筑成的长城作为防御匈奴骑兵之边防。故榆中应为榆林诸塞之中的意思。有人以为榆中一名与榆谷有关。然，大小榆谷始见于东汉时，榆中之设县在秦，以二百年后之词做县名，可能性太小。榆中县治在今兰州市东，设置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傍）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徐广注云：榆中“在金城”。由榆中向北在今甘肃境内的黄河沿岸所设县应该还有若干，但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名称。
（5）西县：西县之名，系古“西垂”地名的简称。《史记·秦本纪》言：“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西县治所在今礼县红河乡境。1919年在礼县红河乡与天水市秦城区秦岭乡交界的庙山发现了秦公簋，器上刻有“西元器一斗七升”等字，其“西”字，即指西县。20世纪后期发现的秦代封泥中有“西丞之印”（二·一·6），为西县与朝廷公文往来的实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围章邯废丘。破西丞。”
（6）绵诸道：在今天水市麦积区社棠镇。绵诸，西戎之一，又作“居繇”、“繇诸”、“繇”等，为活动于陇山之西的古代民族，秦穆公霸西戎，绵诸为归附秦之一族。《汉书·匈奴传》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陇以西有绵诸、畎戎、狄獂之戎，在岐、梁、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即言此事。秦取其族名为道名。
（7）枹罕县：本为罕羌居住之邑，因以为县名，在今临夏。《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上》说：“河州……枹罕县……故罕羌侯邑，秦灭为县。”《通典·州郡四》说：“河州（枹罕县）……秦属陇西郡。”
（8）冀县：今甘谷东南，亦为公元前688年秦武公所置。《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即此县。《太平寰宇记》云：“本周冀戎之地，秦伐冀而置县。”
（9）下辨道：今成县西。楚汉相争之初，刘邦派兵攻打下辨故道。“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辨故道、雍、斄（tāi）。”《张家山竹简〈二年律令〉释文》第268（C190）简，简文“复蜀、巴、汉中、下辨故道”，亦指此道。关于刘邦所攻故道的辨析，见下之《刘邦灭雍、定陇，西汉建立》部分。
（10）豲道：以西戎豲族的族邑名为道名，《水经注》卷20言：“豲道在冀（今甘谷）之西北”。《大清一统志》卷200：“豲道故城在陇西县东北，渭水北。”则秦豲道治所在今陇西东20余里的三台镇南王家新庄。豲道或作貆道。史云：秦“孝公元年（前361年）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豲王”。应劭曰：“豲，戎邑。”即此。
（11）成纪县：治今静宁县西南，南河西岸。《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
（12）略阳道：今张家川县西北龙山镇一带。历来称略阳道为西汉设，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言：“西汉置略阳道，东汉改略阳县。”20世纪后期发现的秦代封泥中有“略阳丞印”（二·三·36），明略阳道始设于秦。略阳道属陇西郡。略阳道治所的方位，古人有过不同说法。李贤注《后汉书》时言在唐秦州陇城县西北（今秦安县陇城镇西）。宋白却据《水经注》称在陇城县东60里。胡三省以宋白说为是。依胡说，秦略阳道治在今张家川县龙山镇一带。《水经注》卷17《渭水注》言：“略阳川水……出南山北流于略阳城东”，则略阳道乃因略阳川水（今名清水河）得名。
（二）北地郡
设置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郡治义渠（今宁县西北）。北地为先秦诸国对北境领土的通用名。查《战国策》，赵、楚、齐等国皆有北地之名。卷5《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章：“今攻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楚、魏，则秦所得不一几何。”此言赵之北地。卷14《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章，张仪说楚王曰：“秦举甲出之武关，南面而攻，则北地绝。”是则言楚之北地。卷29《燕王哙既立》章，齐宣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此言齐之北地。故而，秦之北地，显然是因其在秦国政治中心关中北限的“岐、梁、泾、漆之北”，故以其方位命名。北地郡辖境约当今甘肃东北部庆阳、平凉、白银等市地，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之地，内蒙古西南部和陕西西部的一部分。秦北地郡有义渠、乌氏（zhī）、泾阳、泥阳、郁郅、朐衍、朝那、富平、阴密、彭阳、鹑觚、直路、除道等县（道）。其中在甘肃境内或治所在甘肃境内的有义渠、泾阳、泥阳、郁郅、阴密、彭阳等县（道）。
（1）义渠道：系以义渠国（族）名为县名，在今庆阳市宁县西北。本为义渠戎所居，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夺得义渠国都邑，遂“县义渠”，秦朝沿袭之。按，义渠国疆域曾经较大。《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周先公刘、不窋（zhú）居之，古西戎也。”
（2）泾阳县：以县在泾水之北得名。《汉书·地理志下》言：“泾阳，幵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县治在今平凉崆峒区西北40里安国镇油房庄。秦昭王有一舅封为泾阳君，史称“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秦怀公之孙肃灵公亦曾“居泾阳”。
（3）泥阳县：以地在泥水之北得名，泥水今名马莲河，马莲河为北南流向，其有一东西向支流今名疙拉沟，系今宁县与正宁县南北界河。楚汉相争之初，汉王军“破苏驵军于泥阳”。《史记正义》注言，泥阳“故城在宁州罗川县北三十一里”。按唐罗川县治在今正宁县西，秦泥阳县治在今宁县东南米桥乡蒙（孟）家村。泥阳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义渠戎国，秦昭襄王时期始置北地郡时建立此县。秦朝和西汉沿袭之。
（4）郁郅县：郁郅为少数民族语译音。《史记正义》言：郁郅，“今庆州弘化县是”。则秦郁郅县治在今庆阳市庆城县庆城镇。本为义渠戎国地，秦惠文王时，“秦伐义渠，取郁郅”，似即建县。秦朝沿袭之。
（5）阴密县：系因此地商时有密须国而得名。《诗经·大雅·皇矣》载“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密人，即指密须国人。朱熹《诗传通释》卷16言：“密，密须氏也，姞姓之国，在今宁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即古密须国也。”治在今灵台县西南。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
（6）彭阳县：过去认为彭阳县为西汉始置。但秦封泥中，有“彭阳丞印”（二·三·135），这一实物无可辩驳地说明彭阳县秦时已设。彭阳应与彭原有关，县治在彭原南，即今镇原县东南58里彭阳乡彭阳村，古城遗址尚存。而彭原又应与古彭戎有关，为彭国属地。彭孙贻言：“春秋羌戎小国多彭姓，蜀有彭门、彭衙、彭阳皆古彭瓜地。”
[1]《水经注》卷2《河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2]《太平寰宇记》卷151《陇右道二》，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
[3]《后汉书》卷72注引。
[4]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2页。
[5]《汉书·韩安国传》。
[6]秦榆中位置，学界多有争论。三国人苏林以为在上郡，唐张守节认为在胜州榆林县，即今内蒙古准噶尔旗十二连城。东汉服虔、晋徐广、北魏郦道元皆言在金城，即今兰州市境。我们之所以采用金城说，有两点理由：其一，自胜州至阴山人口稀少、地域有限，无法在黄河沿岸设34县。其二，秦蒙恬所筑长城，以榆中以南的洮河边为西端起点，以与战国秦长城相接，起到护卫陇西和新秦中的作用。若榆中在河套，则无法起到上述作用。
[7]周晓陆：《秦封泥的考古学发现与初步研究》，《史学论衡》下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8]《太平寰宇记》卷150《陇右道一》。
[9]《史记·曹相国世家》。
[10]《史记·秦本纪》。
[11]《资治通鉴》卷42，“八年春来歙将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袭略阳”。胡三省注：“（章怀太子李）贤曰，略阳，县名，属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陇城县西北。宋白曰，略阳道在陇城县东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黄初中改为陇城，时隗嚣居冀，以地理考之，当从宋说。”
[12]《史记·匈奴列传》。
[13]《史记·秦本纪》。
[14]《汉书·楚元王交传》。
[15]《史记·秦始皇本纪》。
[16]《史记·郦商列传》。
[17]《后汉书·西羌传》。
[18]《史记·秦本纪》。
[19]《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883页；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00页。
[20]彭孙贻：《茗斋集》。
五、修筑直道
秦朝出击匈奴以后，在北方沿边驻守有30万军队，修长城的有40～50万人，依秦朝《仓律》，“隶臣妾其从事公，隶臣月禾二石”口粮数算，每月士卒和筑城者食用的口粮就达140万石以上，秦汉时运送粮食的车一般每车载重25石，仅此一项，每月就需要有5.6万余辆车运粮送达边境。加上无数战马饲料、武器的需求，军队的调动和补充，边境郡县官员往来和公文传递，秦朝从关中往北方边境运输的任务十分巨大，原有的驰道根本无法满足需要，从而提出了修筑比驰道更为便捷、运输量更大的道路——直道的要求。
直道是秦朝新修的由关中通往河套地区的一条以军用为主的干道。《史记·六国年表》称：
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秦始皇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12年。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西，是抵御匈奴入犯的重要军事中心据点。云阳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县境有林光宫，为秦皇帝避暑的宫观。甘泉宫为咸阳南宫，有与林光宫相连的甬道、复道。所以直道实际上是由咸阳前往河套地区最便捷的道路。司马迁称直道是由大将蒙恬主持修筑的，总长1800里。《史记·蒙恬列传》言：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一般山区的道路都是沿川谷修成，以省工省力。直道不同，其近一半的路段修筑在子午岭的岭脊上，充分利用了子午岭山系构造的特点，表明秦朝工程技术人员高超的道路规划和勘测水平。子午岭在古代又称桥山、鸡山、横岭，海拔1600～1907米，南北长约413公里，东西宽60～80公里，纵贯甘肃环县、华池、合水、宁县、正宁5县和陕西定边、吴旗、志丹、富县、黄陵、旬邑、宜君、耀县、淳化9县。北至定边县马鞍山，南到淳化县嵯峨山。子午岭山系并非只有一条主脉，而是支脉蔓延，南北走向，东西并列。山脊宽阔平坦，均为砂石构造，开凿较易。由这一支脉转入另一支脉，只需在两支脉相近处绕一小弯即可，一般不必下坡上梁。山梁被河川切断的地方较少，即使有也是小河溪，下了坡就可以越水而过，登上另一山梁。秦朝的工程技术人员一定是在陕北、陇东经细致勘测、比较后，才确定了这一条最佳线路的。
直道沿途森林密布，至今人迹罕至，工程十分艰辛。《史记·秦始皇本纪》言：“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就是在许多地段要将山脊的一侧向下开挖取平路面成为道路，许多地段又要将山谷填塞成为道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6年12月对秦直道富县坡根底段进行了试掘，这段直道位于陕甘交界的子午岭支脉上，海拔1100～1300米。试掘的探沟揭露表明，秦直道路面宽约10米，路面为生土层之上20～30厘米的踩踏层。路两侧有缓坡状路肩，靠山一侧路肩宽4米，其外是宽2.4米、深0.4米的排水沟。靠沟一侧有二级路肩，总宽7.5米。直道中间的路面最高，路面上分布着可能是马踩踏所致的侵蚀小坑，靠山一侧的路肩上也有少量踩踏路土，靠沟一侧的路肩上几乎没有使用的痕迹，说明直道的使用主要是中间的路面和靠山一侧的路肩，而靠沟一侧的路肩没人使用，可能也是怕不安全。公布的考古探沟土层情况表明，秦直道的路面并没有经过夯筑或其他的硬化处理，只是稍予平整即加以使用。这可能由于直道开辟的限期很紧张，而工程又十分艰巨。秦始皇在世时直道应已基本修成，所以秦始皇死后，为了掩人耳目，赵高、胡亥、李斯等人决定，将载有秦始皇尸体的辒凉车不能径直向西去关中，而是转道向北，“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汉武帝时的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走过直道，对直道工程的巨大规模惊叹不已，言：“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直道使秦骑兵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之下，出击匈奴，为秦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是秦朝北方军事防御系统的一部分，对刚刚建立的统一中央集权王朝的生存，意义十分重大。汉代以后，直道对中原王朝抗御蒙古高原骑兵的袭扰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秦直道许多路段，至今人烟稀少，灌木丛生，对路面破坏不大，从而为当代学者考察直道提供了依据。据今人测量，秦直道总长度约为850公里。20世纪7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对直道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撰文说：直道从秦林光宫即今陕西淳化县起，沿子午岭主脉北行，经旬邑县石门关及陕、甘交界处的五里墩至黄陵县后，在沿子午岭主脉西侧的甘肃华池县东，又直径陕西定边县东南，复折东北方向达内蒙古乌审旗红庆河、东胜县、昭君墓东，至包头西的秦九原郡治所九原县麻池古城。
今甘肃境内的秦直道遗址总长约300公里，主要在今庆阳市东境子午岭（分水梁）的山脊上，由东南向西北经过今正宁、宁县、合水、华池四县境，道宽5米左右，有的地方达7～8米。直道南端由今陕西旬邑县进入甘肃正宁县东南部海拔1600多米的刘家店，至黑马湾后，沿陕甘两省分界线海拔1756米的调令关，再北经石窑、高庄、车皮湾、艾蒿店到烧锅梁进入宁县境，长约70公里。直道从宁县西境的五里墩北行，经卢邑庄、吊庄、卢堡、北桂花园、兴隆关、兔崾岘、七里店，进入合水县境，长约60公里。直道从合水县的午亭子沿子午岭山脊向东北延伸，经土桥，到海拔1652米的槐树园，又经马莲崾岘、朱家老湾、娘母子湾、油坊庄、涧水坡岭、黄草崾岘，到海拔1633米的青龙山，长约60公里。直道进入华池县境后，沿合水、华池两县分界线向西北方向延伸，到麻子崾岘后，纵穿华池县境内。经大细庄、墩梁，爬上海拔1672米的老爷岭，下行经新庄畔、羊沟畔、黄蒿地畔、深崾岘、墩儿山、打扮梁、墩掌、丁崾岘、墩梁，达陕西吴旗与华池交界的梨树湾，又转向西北，沿两省分界线的秦长城内侧延伸，经营崾岘、营盘梁、南湾、箱子湾，到陕西定边县的马崾岘出长城，入定边县境内，这段直道长约110公里。
在今甘肃境内直道遗址沿线和附近发现了126座烽燧，这些烽燧多数已成馒头状，残高1.5～25米，底周12～61米。直道沿线重要关隘有调令关、艾蒿店、卢邑庄、兴隆关、午亭子等。附近的城寨有固城、项口城、营盘梁城、铁角城等。在秦直道及其向四周辐射的古道上，至今保存有大量的秦文化遗迹和遗物。在正宁县刘家店西侧数里处，有“两女砦”古迹，传说是秦始皇长子扶苏被贬斥去上郡任监军的途中，其两个女儿因故去世，安葬于此。至今坟头高大，残断的秦砖汉瓦俯拾皆是。调令关南侧山梁上有人称“四十亩台”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发现一座大型的秦代兵站遗址，被命名为“秦代一号兵站遗址”。
直道的修筑，使军事政令得到迅速的传达，加强了秦朝故地和新设立郡县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49页。
[2]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
[3]王开：《秦直道新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4]杨永林：《秦直道试掘——古“高速路”初现》，《光明日报》2007年1月12日。
[5]《史记·秦始皇本纪》。
[6]《史记·蒙恬列传》。
[7]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王开《秦直道新探》一文中所说直道线路与史念海先生不同。此节叙述，主要依据史念海及甘肃考古工作者的说法。
[8]本段文字主要依据甘肃省文物局《秦直道考察》（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21页。
六、移民实边
移民，是古代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的政权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小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劳动力的增加，就意味着农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秦朝移民，又是其惩治罪犯的一种手段。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有流放的迁刑，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阴密在今甘肃灵台县西南。《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诊式·迁子》中有某里士伍丙因罪被“鋈其足，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秦王朝的罪犯，除了一般的政治犯、刑事犯外，还有“治狱吏不直者”，就是处理狱讼未严格按法律办事的官吏。秦王朝移民主要是迁徙到落后地区、边远地区和新开发地区，还将六国旧贵族豪强强制迁往关中，以便于控制。
秦王朝时期，往甘肃一带移民最集中的有两次，分别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和三十六年（前211年），史载：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六年……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第一次移民的主要成分是“谪”者，即因犯罪而流放者。《史记索引》言“汉七科谪亦因于秦”。查汉七科谪，《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第一种是有罪的官吏；第二种是逃亡者；第三种是赘婿，即因家庭贫苦而做上门女婿者；第四种是经商者；第五种是本人曾经营过商业、手工业，而且在市里登记过户口的；第六种是父母有市籍的；第七种是祖父母有市籍的。这就不只是惩处犯罪的官民，而且包括当上门女婿的穷人，更主要的是三代之内经过商当过手工业者的人，这明显是其“上农除末”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封建国家为了加强农业生产而坚决惩治非农业人口的强制行为。
这次移民的目的地是“实之初县”。原来，蒙恬率大军驱逐匈奴，将秦朝的疆土扩大到河套地区以后，王朝在沿黄河一线设置了34个县，以加强对新领有地区的控制。新建34县，以每县移来2000户1万人计，也有34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根据秦朝法律规定，移民有严格的程序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诊式·迁子》以某里伍丙为例，说明了这一程序：“以律包。今鋈丙足，今吏徒将传及桓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以律食。法（废）丘已传，为报，敢告主。”大体意思是，根据法律规定，有罪者的家属应随往流放地点。现在已经将伍丙断足，命吏和徒隶携带通行凭证及恒书一封送交令史，请更换吏和徒隶，逐县解送到成都，到成都将恒书上交太守，依法给予饭食。解到废丘，应回报，谨告负责者。这是押送一名罪犯及其家属到流放地的过程，成批的移民过程当更复杂。据《法律答问》载，秦朝有互保制度，一人犯罪，全家受罚，一人流放，要全家跟随去流放地。只有啬夫之妻可以不随其犯罪的丈夫到流放地。当已判决流放者死亡或逃跑，其家属仍然必须前往流放地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向边远落后地区迁徙的人口数量。
第二次移民在秦始皇三十六年，对外说，移民的原因是为了应占卜结果的“卦得游徙吉”，其实应是三年前的移民数量不足，尚难“实之初县”，所以现在又要再次向榆中、北河一带移民。这次移民的数量是3万家，拖家带口大约15万人。史料中没有说是徙谪，而且赐爵一级，那么，这次迁移的主要是平民，而不是罪犯。
除了罪犯流放移民和平民移民外，秦始皇二十六年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其中应有一部分被迁到今甘肃来。如史载“（赵王）迁为秦所灭。赵人立迁兄嘉为代王，后降于秦。秦使嘉子公辅主西戎。西戎怀之，号曰赵王。世居陇西天水西县”。“权氏出自子姓。商武丁之裔孙封于权，其地南郡当阳县权城是也。楚武王灭权，迁于那处，其孙因以为氏。秦灭楚，迁大姓于陇西，因居天水。”六国旧贵族都是大家族，其迁来一族，很可能就是数百千人。另外，官员即使没有犯法，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举家迁来甘肃，如李氏的迁徙：“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所有这些零星的资料，都表明，秦王朝曾经以各种方式向甘肃地区移民。
秦朝对到边远地区来的移民实行严格的管理，不许逃跑。云梦秦简上有关于诬告他人逃离边境受罚的记载，从侧面说明逃离边境地区是重大的罪责。大量移民迁来甘肃及河套地区，给当地带来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汉书·食货志》注引应劭对新秦中的注释说：“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
另外，甘肃省境秦朝时期就有戎、羌、氐等民族杂处，又是防御匈奴的前沿，移民来到这里，可以协助秦军守卫边防，还可以参与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管理与相互交往，这些对巩固边疆、稳定秦的后方有重要的意义。
秦朝大力移民实边，促进了长城沿线地区的开发，改变了甘肃等地区人烟稀少的状况和人口的民族成分，保护了距离甘肃较近的关中地区安全，同时也保卫和开发了西部。移民迁到甘肃，促进了民族融合，西汉时期甘肃出身的很多将领都具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同时从人口地理分布的意义上说也改变了甘肃地区人口的民族成分，使原先以氐羌为主要成分的地区变成了秦人占相当比例的地区。这些都有利于国家政令在甘肃的贯彻和保持社会稳定。
[1]《史记·秦本纪》。
[2]《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3]《史记·李将军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