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叙述的这段历史，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89年，即由秦兼并六国建立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专制政权秦朝（前221—前206）开始，中经西汉（前206—8），王莽新朝（9—23），东汉建立（25年），直到黄巾起义失败（189年），总计410年时间。这段历史虽然几经改朝换代，却总体是中央王朝控制全国大局的时期，也是封建时代第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大统一时期。这一时期，开创和初步形成了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奠定了尊儒的思想文化格局，解决了北方匈奴的侵扰，将王朝的疆土扩大至西域。秦汉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最先进的国家，这一段历史对此后的中国历史有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的甘肃地区，一直处于全国历史的主流之中。秦汉王朝，为了政权的巩固和对匈奴、羌族军事斗争的需要，致力于甘肃地区政治、经济和边防的开发，使其社会突飞猛进，农业有了巨大发展，畜牧业居于全国前列，人才辈出，文化独特，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多事时代。
秦朝时，自榆中（今兰州东）沿黄河往东有陇西、北地二郡，河西走廊和陇南一带为少数民族控制区。秦朝推行一整套巩固统一的措施，在甘肃地区铭刻了深深的印记。镇原出土的秦诏版证明，当时甘肃地区认真执行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蒙恬率军打击匈奴领有新秦中、修筑万里长城和直道、移民实边，都是甘肃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秦末农民起义爆发，甘肃的丁壮被征发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巨鹿战败后，许多人被项羽坑杀。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进兵关中，秦朝灭亡。不久，项羽入关分封，将咸阳以西（包括东部）封给秦降将章邯，建立雍国。
汉王刘邦出汉中，于公元前205年初占领陇西、北地，揭开楚汉相争的序幕。西汉初年，高祖下诏鼓励复员兵士留在关陇，招徕流民返乡，使甘肃地区人口增多，生产有所恢复。高后清静无为，文、景二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甘肃百姓的负担也大为减轻。特别是材官和车骑制度，使甘肃百姓尚武的习俗得以发扬。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帝国，占有蒙古高原、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各国，对汉王朝安全形成极大威胁。文帝时，匈奴骑兵曾大入萧关，侵扰关陇。甘肃地区成为汉、匈矛盾的重心，双方在和亲的同时，充满了斗争。
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王朝经济实力大增，兵强马壮，汉武帝指挥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甘肃地区是其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要地。卫青大军夺回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南地，霍去病率军沉重打击了匈奴右部，浑邪王投降，汉朝尽有河西走廊直到盐泽（今罗布泊）的广大地区，截断了匈奴与羌人来往的通道。此后，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汉朝设置都护，以管理西域各国；赵充国稳定河湟羌区，汉朝保卫国家安全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了巩固胜利果实，汉朝大力开发陇右、河西直至西域等地，设置五属国安置匈奴降者，修筑了东连秦长城西至盐泽的汉塞，构建了屏蔽河西走廊的边境军事防御系统，大力迁移内地百姓到边郡。同时，在河西等地实行军事屯田，屯田吏卒且耕且守，既生产了粮食，又保卫了边境的安全。甘肃地区羌、匈民族的游牧业、汉族民间畜牧业以及官营牧马苑竞相发展，赢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美誉。甘肃的驿路和驿站承担了丝绸之路东段繁忙的人员接待和物资转运任务，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推动了甘肃地区的发展。公元前57年以后，匈奴分裂为五单于而相互厮杀，呼韩邪单于向汉皇帝称臣，郅支单于奴役西域诸国，被汉西域都护郁郅（今庆城）人甘延寿与副都护陈汤率西域各国兵讨灭。
西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凉州发生辛兴、任横造反。外戚王莽依靠欺骗手段夺取刘汉江山，建立新朝。他托古改制，翻云覆雨，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他实行五均六莞，改权制、币制，变更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给甘肃地区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定。绿林、赤眉农民起义，推翻了新朝政权，各地群雄争立，天水隗嚣、河西窦融、北地卢芳是凉州一带最有影响的地方势力。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东汉。在统一西部的事业中，他首先争取到窦融的归附，又经过艰苦的战争，消灭了隗氏政权，平定了称帝成都的公孙述，再击降卢芳，实现了全国一统。东汉甘肃地区属凉州刺史部管辖，下设10郡2属国，人口比西汉有很大的减少。由于国家政治中心东移，东汉对凉州地区的开发在规模和力度上都远逊西汉，但初期对地方经济的恢复还是作出了成绩。军事屯田发展到东部诸郡，水利建设规模扩大，民间和少数民族的畜牧业发达，河西诸郡成为中西文化和商业往来的重镇。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单于降附东汉，分置于北地等郡，参与北部边境守卫。东汉一再从凉州等地出兵，打击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西汉后期和东汉初，为了便于管理，将不少羌人迁徙到金城、陇西、天水、三辅诸地。内迁羌族不堪忍受官府和地方豪强的剥削和欺压，不断反抗，中后期的107年、140年、159年更掀起三次武装反抗高潮，兵锋一度达到河东、河内、益州，前后持续50多年，东汉王朝花费400多亿军费，死亡数十万将士，才将羌族的反抗镇压下去。兵燹以后的凉州，人口大量耗减，到处残破凋零，社会危机深刻。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宦官兴起党狱，打击和镇压重视气节的士大夫，历史上称之为“党锢之祸”。凉州士人皇甫规、张奂、和海、曹鸾、皇甫嵩等，都是反党锢斗争的杰出人士。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败坏，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繁重的兵役、徭役，使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了。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凉州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在北宫伯玉、韩遂等人领导下起义，东西呼应，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秦汉时期，甘肃民俗和文化、科学丰富多彩，颇具特色。尊老、尚武的民风冠于全国。以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产品独树一帜。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等反映了青铜铸造和造型艺术的极高水平。多种汉纸的发现，证明甘肃百姓对造纸术发明的贡献。
我们在对秦汉时期甘肃地区历史的探究中，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甘肃地区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甘肃北接内蒙古高原，西连西域，南通羌人聚集的河湟地区，东依秦汉王朝都城所在的关中，是西部各地的中心和枢纽地区。秦、汉与匈奴几次大的战役，往往都与甘肃有关。汉武帝实施断匈奴右臂战略，首先是夺取河西走廊。羌人反抗，动辄兵至三辅、河内。秦汉王朝之所以重视对甘肃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开发，东汉王朝不惜巨大人力物力平定羌人的武装反抗，都与失去甘肃就会丧失西部这一基本认识有关。甘肃地区是王朝都城的屏障，国家安全的依靠，我们在审视甘肃地区秦汉历史的时候，不应忽视这一基本历史观点。
第二，甘肃地方经济开发，要因地制宜，农业开发要与牧业结合。自陇东、兰州，到青藏高原东南边缘，是西部农牧业分界地带。汉朝在河西走廊等地实施军事屯田和徙民实边政策，将农业区向西、向北推移，以解决数十万戍边军士的生活所需，实属不得已。而且因其规模不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尚不明显。但却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在甘肃的垦殖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规模，导致脆弱的生态受到永久性的破坏，给后人的生存造成很大的困难。由此，我们在评价秦汉历史开发的时候，既不能一概赞誉，也不宜过于贬斥，而要历史主义地看问题。
第三，甘肃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秦汉时期，汉族、匈奴、羌、氐等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育，为甘肃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随着各民族经济的发展，矛盾冲突也日益增多。当某个民族的活动对王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时，王朝就要用各种手段促其就范，这也是完全必要的。反过来说，当王朝的统治威胁到某个民族的生存时，这个民族群起抗争，也是完全正义的。基于此，我们在论说历史时，既对秦汉王朝反击匈奴侵扰的战争予以肯定，也对东汉羌人的武装反抗客观阐述。我们认为，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是非，应该分清，其目的是寻求处理民族关系的最佳政策，使中华各民族永远和谐共处。
第四，秦汉时期甘肃地区历史的资料，在传世文献中虽然不多，但对其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有许多历史之谜尚未揭开，倘若多加联想、精心挖掘，仍可有许多新的发现。20世纪出土的数万枚简牍，更是我们研究甘肃地区秦汉史的资料库，其中的大量信息，都是前人闻所未闻的，为我们写好本卷奠定了极佳的基础。还有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也非常珍贵，我们都尽可能充分地予以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