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
（一）民间文学
秦朝的文学作品流传至今的极少，主要有秦始皇巡行天下的刻辞和民歌《长城歌》。《水经注》卷3引有杨泉《物理论》中所收的《长城歌》，据说是秦朝民歌的唯一孑遗，歌云：“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对秦的暴政进行了血泪的控诉。
西汉前期，居住于甘肃西部和北部的匈奴族，在文学史上也写下了别致的一笔。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率汉军夺取河西走廊，匈奴人在悲痛之余作歌唱道：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其辞藻优美、简洁、朴素，形式活泼、舒展。这样一种杂言体诗，据称是中国诗歌由四言向五言的过渡形式。《旧唐书·音乐志》录有匈奴人悲叹离别的《胡吹歌》，其词为：
快马不需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傍儿。
汉兴之初，文禁未除，文艺仍处于窒息之中。直到惠帝四年（前191年），挟书之律宣告废除，久经禁抑的文艺才活跃起来。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大汉帝国的隆盛，文艺也进入了一个复兴的时期。汉代文艺的主流是辞赋，就是一种长篇的韵文。汉代文学的另一支流是诗，出现了五言诗。
东汉时，甘肃民歌在全国很有影响。如描述陇山之险及西行役人思念家乡的《陇头歌》唱道：
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
《后汉书·酷吏列传》记载光武帝时，天水太守樊晔“政严猛”，“善恶立断”，“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凉州百姓作歌曰：
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汉乐府中也收有甘肃民间的创作。如《相和歌辞·瑟调曲》中的《陇西行》，其首句唱道：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桮。谈笑未及竟，左顾勅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
传写了陇右自然与人相和谐的美景，以及陇西妇女招待客人时的从容大方，送迎有礼，娓娓动人，极为传神。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中，有两首被学者拟名为《风雨诗》的边塞诗。诗云：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
从恣蒙水（兮）诚江河，州流灌注兮转扬波。
辟柱槙到（兮）忘相加，天门徕小（兮）路彭池。
无因以上（兮）如之何，兴章教海兮诚难过。
从同时发现之纪年简看，该诗大体是东汉前期的作品。诗句工整，遣词造句都独具特色，开古代边塞诗之先河。
（二）著名文学作家
东汉时，甘肃的文学创作走在全国前列，出现了王符、梁竦、秦嘉夫妇、赵壹、侯瑾等名噪一时的文学巨匠。他们分别以其针砭时弊的政论、情意深长的诗歌、愤世嫉俗的辞赋，谱写了甘肃文学史的光辉一页，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王符
王符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有着深湛文学修养的散文家。他的政论著作《潜夫论》，不仅闪耀着思想的光辉，而且奔涌着文学的激情，文章论点鲜明，逻辑严密，笔力遒劲，语言优美质实，充溢着醇厚的忧国忧民之情。全书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相当突出地表现了东汉后期政论散文的骈化趋势，逐渐开启建安盛行的华丽之风。
王符散文的艺术特点，一是运用贴切生动的比喻。如《论荣》：“中堂生负苞，山野生兰芷。夫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通过这些比喻说明要发现人才，必须打破家庭出身限制的道理，认为高门大族未必都有“真贤”，而寒门细族未必就无“真贤”。二是运用排比句。如《考绩》：“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为了揭发郡县官吏在选举人才方面徇私舞弊的丑恶情况，他一连用了11个排比句，文笔遒劲，淋漓尽致，表达了作者异常愤慨的心情。三是有时用韵文以增强文章的音乐性，如《交际》篇中押韵和叠韵的使用，使这篇文章读来如同一篇抒情小赋，由此可见两汉辞赋对王符散文的影响。
在东汉散文中，王符自成一家、独具风格。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2.梁竦
安定乌氏人梁竦，是当时著名的辞赋家。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仅有《悼骚赋》一首，是他在被流放九真途经湘江时，感念屈原以无罪而沉江，仿骚体而咏，且将赋系玄石而沉江悼念伍员和屈原。全文为：
彼仲尼之佐鲁兮，先严断而后弘衍。虽离谗以呜邑兮，卒暴诛于两观。殷伊尹之协德兮，暨太甲而俱宁。岂齐量其几微兮，徒信己以荣名。虽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于门闾。吴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颜于王庐？图往镜来兮，关北在篇。君名既泯没兮，后辟亦然。屈平濯德兮，洁显芬香。句践罪种兮，越嗣不长。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强。赵殒鸣犊兮，秦人入疆。乐毅奔赵兮，燕亦是丧。武安赐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长平颠荒。范父乞身兮，楚项不昌。何尔生不先后兮，推洪勋以遐迈。服荔裳如朱绂兮，骋鸾路于奔濑。历苍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临众渎之神林兮，东敕职于蓬碣。祖圣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杨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举兮，熙太清之悠悠。临岷川以怆恨兮，指丹海以为期。
唐代皮日休《文薮》卷2《九讽系述》赞扬道：“扬雄之文，邱轲乎！而有《广骚》也。梁竦之词，班马乎！其有《悼骚》也。”评价为骚赋的代表作。
3.秦嘉和徐淑
东汉桓帝时汉阳平襄人秦嘉和徐淑，是中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夫妻诗人。秦嘉夫妇今存诗六首，文两段，以《赠妇诗》最著名，其中表达夫妻恩爱，絮叨衷情，如同对晤，明白如话，真实动人。
秦嘉和徐淑的婚配是美好的结合。秦嘉的《述婚诗》，以喜悦的心情，描述他和徐淑的新婚之礼，感谢天地神灵助他找到这样好的新娘。秦嘉在桓帝时任陇西掾史，到任不久，妻徐淑即患重病，只得回家乡调养。秦嘉写了一首四言赠诗，情景交融，凄切感人，深深表达了对妻子的怀念。年终，郡里派遣秦嘉去京城上计簿，由于赴京时间紧迫，他写了《与妻书》，派人去家乡接徐淑来郡所一会，但徐淑病体欠佳，仅写了《叙别》诗给秦嘉，鼓励丈夫勉力“应奉岁使”。诗言：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
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
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
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辉。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
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秦嘉收到诗和所赠的金错碗、琉璃碗后，写了《重报妻书》一封，附赠明镜、宝钗、好香、素琴等，又写了《赠妇诗》三首。其中第三首写清晨上路前的心情：
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
顾看空室中，仿佛见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
何用叙我心，遣思致款诚。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
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
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徐淑接到诗后，写下了《又报嘉书》和《答夫诗》，表现了纯朴、坚贞的爱情。
在夫妻互赠诗信礼品后，秦嘉带着惋惜的沉重心情到了洛阳，留在朝廷任职，一度为黄门郎，后来不幸病死在津乡亭。徐淑得知噩耗，亲往扶柩归来。后来，兄弟逼她改嫁，她坚决不从，悲恸过度，不久溘然长逝。
梁代钟嵘《诗品》曰：“二汉为五言，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团扇》矣。”明人胡应麟《诗薮》中说：“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这对夫妻诗人感伤的离情别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社会的离乱现实，更表现了人性之美和人情之美。其中秦嘉的《留郡赠妇诗》还是标志我国文人五言诗趋于成熟的代表性作品，语句整齐排偶，节奏婉转自然，体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
4.赵壹
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人，生活于东汉灵帝（168—189）之世，是著名的辞赋家。
赵壹的传记，见于《后汉书·文苑列传》。他性格耿直，狂傲不羁，因不和世俗，“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摒”，屡次获罪，几乎被杀，多亏知交的营救，才幸免于难。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正在汉阳郡上计吏任上的赵壹，携带本郡计簿的副本来到洛阳。司徒袁逢接见计吏数百人，人人拜服在庭院，唯赵壹长揖不拜。袁逢责怪他，他回答说，当年郦食其对汉王刘邦也不过作个长揖。袁逢听了，连忙走下厅堂，待他如上宾。接着，赵壹又拜访河南尹羊陟，给羊陟留下深刻印象。羊陟带了大批随从车马回访赵壹，赵壹在自己所坐的破车前接待来者。两人从早到晚，谈得十分投机。事后，羊陟、袁逢竭力向朝廷推荐赵壹，一时“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回郡后，州郡一再招辟，都被他辞绝，一直家居，直至逝世。
赵壹的著作，原有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共16篇，《隋书·经籍志》载有《赵壹集》2卷，宋以后失传。幸存的《穷鸟赋》《刺世疾邪赋》《报皇甫规书》《非草书》以及《迅风赋》《解摈赋》《报羊陟书》残篇，使人们得以窥见赵壹文学上的成就。
《穷鸟赋》是一篇借物咏怀的作品，最精彩处是对穷鸟处境的描述：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罼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作者通过对穷鸟及其险恶环境的描述，抒发了内心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抗争，相当典型地表达出了东汉末年处于权力边缘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心声，反映了当时文人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
《刺世疾邪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名篇。该篇是讽刺不合理的世俗、憎恨社会上邪恶势力的作品。赋中嬉笑怒骂，尖锐地揭露了种种黑暗现实：统治者昏庸腐朽，道德风气败坏，邪恶奸佞之徒得势，权门豪族违法乱纪，贤良有才之士横遭排挤，贫贱阶层受到压迫等。作者站在“寒族”的立场，对“势族”的专横肆虐表示愤慨。文中对当时的社会乃至整个历史都提出了无情的批判。如：
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将春秋战国和秦代视为乱世，而且将受到东汉文人歌颂的“大汉”视作“更加其怨酷”的时代。接着，又一一指出了当代社会“情伪万方”的丑恶面貌。说：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追究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指出：
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舵，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揄，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
社会风气的败坏，根源于政治风气的败坏。作者在赋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坚贞操守，决不同流合污的意志以及强烈的反抗精神。最后，作者愤怒地宣称：
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是此前汉代词赋中未曾出现过的。赋末缀有以秦客、鲁生对话的名义撰写的五言诗两首，概括了赋的内容，起到了强化抒情的作用。这两首诗对世俗批判的锋芒不减于赋，是汉代五言诗的优秀作品：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赵壹生性耿直、积愤深广，他的辞赋风格率真，近于直露，朴实素雅，明朗畅达。《刺世疾邪赋》语言犀利，风骨遒劲，以其批判的尖锐性，在文学史上闪耀着不灭的光辉。赵壹在文风上变汉赋的板滞为流荡，华丽为通俗。他流传下来的两篇赋，是汉代雍容典雅的体物大赋向汉末以后抒情小赋转变的代表作，标志着汉代赋风的转变，在辞赋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赵壹也得以跻身于辞赋名家的行列。
古往今来，甘肃本土作家与外籍旅陇作家的创作生生不息，此起彼伏，民间文学源远流长，名篇迭出，汇合成甘肃文学的壮美旋律，生动地吟唱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的辉煌、苦难、抗争和希望。正是两汉甘肃作家开启了这一切，在陇右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他们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这些宝贵的文学作品吟诵至今，还将流传下去。
[1]《乐府诗集》卷84《匈奴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6《汉诗》卷3。
[2]《后汉书·郡国志五》注引郭仲产《秦州记》。
[3]《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4]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5]《后汉书·梁统列传附梁竦传》注引《东观汉记》。
[6]以上几首诗均见欧阳询《艺文类聚》卷32。
[7]同《赠妇诗》一起收录于《玉台新咏》卷1。
[8]《后汉书·文苑赵壹列传》。
二、史学
甘肃地区历史悠久，历来不乏史学名家。东汉侯瑾以其史著《汉皇德传》跻身于古代名史家行列。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生活在东汉桓、灵帝时代。他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孤贫无靠，不得不寄居在宗亲家中。侯瑾“性笃学”，十分刻苦，他白天给人干活，晚上回家后燃柴读书，孜孜不倦。东汉自和帝开始，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他们公行贿赂，贪赃枉法，政治日益腐败。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侯瑾坚决与之抗争。《太平御览》卷922引《敦煌实录》文称：“侯瑾，字子瑜，觧鸟语。尝出门，见白雀与众雀同行，慨然叹曰：‘今天下大乱，君子小人相与焉。’”一方面，他以文章揭露时弊，作《矫世论》；另一方面，他坚决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州、郡多次召他做官，他都断然拒绝。后朝廷派人专程去敦煌请他进京，他也谢绝了。此后，为了摆脱干扰，他就“徙入山中，覃思著述”。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尊称为侯君。
侯瑾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擅长作赋，《艺文类聚·乐部》中收录了他的名作《筝赋》，写道：
于是急弦促柱，变调改曲，卑杀纤妙，微声繁缛。散轻商而流转兮，若将决而复续，纷旷荡以繁奏，邈遗世而越俗。若乃察其风采，练其声音，美哉荡乎！乐而不淫，虽怀思而不怨，似豳风之遗音。于是雅曲既缺，郑卫仍修，新声顺便，妙弄优游，微气漂裔，冷气轻浮，感悲音而增叹，怆嚬悴而怀愁，若乃上感天地，下动鬼神，享祀祖宗，酬酢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这篇赋，表现了作者高尚的人格和理想，在汉代为数不多的辞赋中独具特色，是一篇格调高昂的力作。
侯瑾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是《汉皇德传》。该书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有著录，宋太宗时所撰类书《太平御览》卷首《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中将其列为引用书之一，《通志》艺文略三·编年类亦有著录，但《宋史·艺文志》不再著录。以此考之，侯瑾该书当佚于南宋以后。
该书书名卷数，历来说法不一。《后汉书》本传称《皇德传》30篇，《宋书》沮渠茂虔献南朝宋书目称《汉皇德传》25卷，《隋志》称《皇德传》30卷，两《唐志》皆称《汉皇德纪》30卷，《太平御览》引该书卷91称《皇德传》、卷426称《汉皇德传》、卷829称《皇德颂》，《册府元龟》卷555称《皇德传》30篇，《通志》卷65称《汉皇德纪》30卷。据上，原书当名《皇德传》，后因梁周兴翤著有记梁武帝故事的《皇德纪》，为避二书混同，故在侯氏书名前加一“汉”字。至于称《纪》称《颂》，皆其异名，或从中可见古人在著录书名时的率意。该书本为30篇，后人将其釐定为25卷或30卷，其总的篇幅大约并没有变化。该书前有序，《太平御览》卷829称《皇德颂叙》，其文仅余：“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募还，辄爇薪读书。”
本传称，侯瑾“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30篇，行于世”。《隋书·经籍志》称：“《汉皇德纪》30卷，汉有道徵士侯谨撰。起光武，至冲帝。”《汉记》即东汉官修纪传体当代国史《东观汉记》，说明作者因僻处乡野，资料搜集十分困难，不得不取材于当朝陆续撰修的《东观汉记》。而该书年代断限为东汉初至冲帝（25—145）时，盖因冲帝以后史事，尚无成书可以资取。该书体例，《隋志》列于杂史类，两《唐志》《通志》列于编年类，似该书为编年记史之书。按，在中国史学史上，现存最早的断代编年体史书，是东汉荀悦于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所成之《汉纪》30卷，过去学者都将断代编年体的创造归于荀悦。然，侯瑾所撰《汉皇德传》在其之前，其体例正是东汉一朝的断代编年史，所以应该肯定《汉皇德论》才是历史上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书，这是侯瑾在历史编纂体例上的一大创新。又，东汉一朝的编年体史书，现存者为东晋袁宏《后汉纪》30卷，侯瑾的《汉皇德传》仅记至冲帝时，即已有30卷篇幅，其叙事当较袁宏书为详。
《汉皇德传》的重要史学价值，在清代已经受到学者的重视。张澍为之辑佚5条，收入《二酉堂丛书》之中。吴树平先生撰《侯瑾及〈汉皇德传〉考》一文，在充分搜罗侯氏事迹，肯定该书价值的同时，公布了他从汉唐史注及类书中所辑《汉皇德传》佚文7则。其第一则言世祖送邓禹西征后遇二老翁事；第二则为对隗嚣侵安定的谶纬之说；第三则为章帝时使者祠唐尧事；第四则为章帝柴告岱宗（泰山）黄鹤来事；第五则为安帝死后，北乡侯未即帝位而死以王礼安葬之事；第六则为敦煌人盖晋之高洁品行；第七则为上引《皇德颂叙》中侯氏自我介绍的文字。吴树平先生认为：“在指出的七条佚文中，仅盖晋一条值得珍视。因为只有这条佚文，使人们知道，冲帝以前，东汉尚有洁身自好、不慕钱财的盖晋这样一个逸民式的人物。”
侯瑾还写有杂文数十篇。《旧唐书·经籍志》收有《侯瑾集》2卷，后不见著录，不知何时亡佚。
[1]《后汉书·文苑侯瑾列传》。
[2]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第364～372页。
三、艺术
（一）音乐舞蹈
秦人以敲击乐器缶著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秦赵渑池会上，蔺相如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风俗通义》卷9言：“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旧唐书·音乐志二》对击缶之乐有较详细的描述：“缶如足盆，古西戎之乐，秦俗应而用之。其形似覆盆，以四杖击之。”这个故事说明，秦之敲击乐器，是吸收少数民族乐器而加以改进成的，不是单调的敲击瓦罐。秦统一六国，促进了各地乐舞文化的交流。朝廷设有专管乐舞的大乐令，有专任采集民歌的乐府令，有象征天下一统的巨型天子乐器宫悬。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极爱欣赏乐舞，秦始皇作有《祠水神歌》，博士作有《仙真人歌》等。
秦汉时期居住于甘肃的羌人和匈奴，更以乐舞著称。羌人的乐器羌笛，曾引起古代文人墨客的无数遐想。《风俗通义》卷6言：“笛，＆nbsp；（汉）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长一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马融《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当撾便易持。’”《说文解字》曰：“羌笛，三孔。”段注：“言此以别于笛七孔也。马（融）曰，‘近世双笛从羌起’，谓长笛与羌笛皆出于羌，汉丘仲因羌人截竹而为之。知古篴汉初亡矣。李善曰，羌笛长于古笛，有三孔，大小异。”1974年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出土有一件竹质单管乐器，通长约24厘米，管口直径约1.5厘米，通体3面开有7个孔。研究者据其形制结构断定，这件乐器很可能就是当时俗称横吹的古乐器。横吹是羌笛的别名，以鼓和角伴奏。汉武帝时，陇西人宫廷乐师李延年利用西域乐曲《摩诃兜勒》，改编创制了武乐《汉横吹曲二十八解》，包括《黄鹤》《陇头》《出关》《出塞》等28首乐曲，风格豪放，体现了西北的特点，在当时颇为流行。
匈奴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乐器有胡笳、琵琶、鞞鼓与胡箎等，其舞蹈称胡舞。《后汉书·五行志一》载，东汉“灵帝好胡服、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匈奴人还有走马、斗骆驼、摔跤等娱乐。《东观汉记·南匈奴单于传》曰，匈奴人“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
（二）绘画雕塑
秦朝时期，甘肃青铜器中最有特色的是鍪、蒜头壶，陶器中的茧形壶，纹饰简洁生动，独具风格。
汉代甘肃地区的绘画艺术达到很高的水平。1973年在居延金关遗址出土的木板画，由两块木板组成，画有一棵大树，树下绳系一大黑马，马后方站立一人，侧面，微须，头发作髻，身穿长袍，腰束带。大树上攀援二人，双手紧握树干。绘画线条古拙简练，形象生动，当为一位无名戍边吏卒所作。居延破城子出土有西汉木板画《车马出行图》和《白虎图》，线条有力，运笔流畅。武威凉州区韩佐乡五坝山西汉墓葬壁画，北壁画山水，山涧中有二虎一牛；东壁中绘一神兽，双目前视；南壁彩绘一人，八字长须，着彩服，举臂赤足作舞蹈状，充满神话色彩。
汉代甘肃绘画，以酒泉下河清1号汉墓壁画最具代表性。该汉墓群位于酒泉城东43公里处，1956年清理的1号汉墓，前室及檐壁皆绘有壁画。前室壁画主要在砖面上，南北两壁分6层，每层4块。东西壁门券顶部有一层，各4块，但西壁门券北旁多置1块，似为二层。南北壁自上而下第一层、第二层和东西壁第一层主要绘飞禽走兽，西壁第二层一块画有人物，南北两壁第三层画树木人物，第四层画帷幔人物，第五层画树木、人物、走兽，第六层画帷幔、人物和动物等。比较清晰的画面，南壁有农人、飞鸟、人像、携灯人、扑禽人等，北壁有野兽、猎人、携灯人、挽弓人、做饭人等，西壁有麒麟、猎人等。墓室四壁共有画砖57块。檐壁壁画主要在浮雕斗拱形砖的左右及其中间陡砖面上，可以辨认的画面有羽人、舞人、驰牛、翼龙、行虎等。檐壁画砖共7块。此外，还能隐约看到有2人对坐及动物等画面，其余都已模糊不清。壁画用黑、白、朱砂、粉黄、赭石等色绘成，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成县鱼窍峡《西狭颂》碑正文前有《五瑞图》摩崖，为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镌刻，通高110厘米，横宽210厘米，其上有黄龙、白鹿图画像，下有木连理、喜禾、甘露降（承露人）图画像，称为“邑池五瑞图”，象征李翕主政期间政通人和，五谷丰登，民乐其居，是对碑文的形象补充。这是一组构思精巧、画刻精湛的古代岩画，为后世研究汉代的绘画、雕刻艺术和哲学思想存留了第一手资料。
汉代甘肃的雕塑作品，以武威雷台出土的东汉铜车马群最为精美。其中的铜奔马昂首扬尾，头微左倾，三足腾空，左后足踏一飞鸟，作飞奔向前状，是震惊中外的国宝。
博戏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娱乐活动。20世纪90年代灵台县出土有3件铜质博戏俑，是几位正事博戏的成年男子的生动形象。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有彩绘木质双人六博俑，为高28、29厘米的两俑相对跪坐，中间有一长方形木盘，盘面平整，盘前部高起为小方形。棋盘黑彩底，绘有白色规矩纹棋局图案，大方盘后面部分施黑彩，无图案。盘右一俑以白、黑二色彩绘。长袍绘成黑白相间色，雕绘出发丝、眉毛、眼睛和胡须，梳圆髻，右臂向前下伸，拇、食二指握一长方形木块（棋子），其余三指伸直指着棋盘，做正要投放棋子状。盘左俑造型、服饰大致与右俑相同，右手放在膝上，左手五指伸直举于胸前，似乎催促对方赶快投放棋子。此六博俑保存完整，造型生动，手眼传神。以简洁明快的艺术造型，刻画了两位老者全神贯注地博弈的场景，惟妙惟肖地定格在对弈时蓄势待发的一瞬间，是传统雕刻彩绘艺术与边塞人民粗犷豪迈性格的完美结合。
（三）书法
秦汉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从汉字形体发展看，秦朝是由大篆向小篆和隶体转变的时期。汉代用小篆，但占统治地位的是隶书。在隶书定型化的同时，草书、行书、楷书也应运而生，并且趋向成熟。甘肃出土的汉简，对研究汉字形体的演变提供了大量资料。居延、敦煌、武威、甘谷汉简，是隶书形成后的产物，数量多，时代序列清楚，书体多姿多彩，不仅有正规的隶书，也有介于隶楷之间的行书或称新隶书，不仅有近于楷体的字体，还有类似于现今美术字的字体，草书更为发达。甘肃汉简篆、隶、草、楷、行、美术字并存，反映出汉字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现象，为研究汉字构形发展提供了大量墨宝真迹，成为断代依据。
东汉时期的甘肃，产生了几位著名的书法家，即安定乌氏的梁鹄，敦煌渊泉的张芝、张昶。
梁鹄，字孟皇，灵帝时书法家。梁鹄少年时十分喜爱书法，但苦于寻觅不到可供学习的善本和老师。当时有一位大书法家师宜官，最善八分书。“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祔，梁鹄乃益为板，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祔。”梁鹄采用“窃”板的办法，搜求到师宜官墨迹，勤学苦练，终于成了著名的书法家。
汉灵帝刘宏好书法，梁鹄因此官至选部尚书，后迁幽州刺史。其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鹄归刘表。曹操平荆州，慕求鹄，授鹄以军假司马，使在秘书以勤书自效。当时曹操聚天下书法英才于许都，其中如师宜官、梁鹄、钟繇、邯郸淳、韦诞等，皆精八分书，但曹操独爱梁鹄书，常将梁鹄墨宝悬于帐中，或挂于壁间观赏，认为梁鹄的书法在气势上要胜过师宜官，因此曹操府中的题署多出自鹄手。所谓“孟皇功尽笔势，字入帐中”；“太祖（曹操）忘寝，观之丧目”。
梁鹄在八分书法上的卓越成就，一直受到历代书法评论家的好评。南朝梁人庾肩吾的《书品论》，将梁鹄、皇象、钟繇、索靖等9人的八分书列为上品，唐代韦续《墨薮·九品书》将梁鹄书列入上上品，张怀瓘《书断》将其列入妙品，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康有为考证认为，鲁《孔子庙碑》实是梁鹄所书。《隶释》记有《修孔子庙碑》，三国魏曹植文，梁鹄书。并说：“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之为冠，甚有《石经》、《论语》笔法，《大飨》盖不相远。”文中所提到的《大飨碑》，《隶释》言是钟繇篆额，曹子建文，梁鹄书，时称为“三绝碑”。
张芝（？—约192），字伯英，名将张奂的长子。张芝“开一代草书之风”，被后人尊称为“草圣”。
张芝幼年好学，年轻时志趣高尚不仕，朝廷多次征召，他都不至，人们也称他为“张有道”。他居家一心苦练书法，相传他以家中的衣帛书写，写后用水洗净，上浆，再在上面练字，久而久之，他家房前的水池都变成了黑色。张芝自幼以杜操、崔瑗等书法家为师，学习章草。后脱去旧习，改变体势，省减章草点划波磔，每字笔画相连，一笔呵成，全篇连为一气。偶有不连之处，也是神气贯通，犹如龙跃蛇舞，笔力神变无极，形成独特风格。张芝根据草书的艺术特点，把形、气、韵三者关系处理得巧妙、和谐，把草书艺术特有的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草书比章草旧隶简易，人称今草。张芝还著有《笔心论》5篇，已佚。《淳化阁帖》中载有他的书法数帖，堪称书法艺术的上品。
张芝草书，精妙绝伦，是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大突破、大飞跃，为历代书法家所盛赞。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繇）、张（芝）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在《又论书》中称赞说：“伯英之笔，穷神静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王羲之父子的书风，也受到张芝的不少影响。
张芝的弟弟张昶（？—207），字文舒，做过黄门侍郎，也像他哥哥一样，刻苦学习书法，精于章草，被当时人称为“亚圣”。人称张昶的书法比起乃兄之书法“如筋骨天姿，实所未逮，若华实兼美，可以继之”。当时有名于世的书法家姜诩、梁宣、田彦和韦诞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张昶书有《西岳华山堂阙碑铭》，现今犹存。另著有《龙山史记著》，此书在唐朝时曾被柳宗元保存，后毁于火。
（四）碑铭
如果不算凤翔石鼓文，秦始皇巡游天下的刻石实开立碑刻石之先。西汉碑刻，流传至今的极少，东汉尤其是桓、灵之际树碑之风大盛，汉隶又发展到成熟阶段，所以，这一时期留下了最为丰富的碑刻遗产。
汉代甘肃著名的碑刻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西狭颂》《武都太守耿勋碑》等。
《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军机处行走裘曰修发现于新疆巴里坤关帝庙前，他得拓本归京，遂使之传世。碑为东汉永和二年（85年）“当时敦煌郡人为裴岑建祠而立”。该碑“上锐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碑高四尺二寸，宽一尺八寸五分，6行共60字。清人牛运震说：“是碑以篆为隶，然是由篆变隶之渐，汉碑多如此。”
《西狭颂》，全名为《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存于今成县西13公里处的天井山鱼窍峡中，镌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是汉代三大颂碑（《石门颂》《郙阁颂》《西狭颂》）中保存最完整的摩崖刻石。《西狭颂》摩崖碑面宽5米（含正文后题名及文前《五瑞图》），高3.15米（含题额），面积约15.75平方米。碑额为“惠安西表”4个篆刻字，故又名《惠安西表》。正文纵横20行，满行20字，计385字，为隶书阴刻，由仇靖撰文书写。仇靖，字汉德，武都郡下辨道（今成县西）人，为郡从史。其内容主要记述了东汉武都郡太守李翕的出身、家世、籍属、政绩、德行，以及主持修治西狭阁道的经过，并歌颂了他的君子之德和施惠于民的显著政绩。碑文末刻有“仇靖”二字，开创撰书者落款之例。碑上小字题名12行，计142字，为隶书阴刻小字，与正文书法风格相同。记录了当年参与修整西狭栈道工程的武都郡下辨道12位主要官员及其官职、籍属，是研究秦汉官制难得的史料。
《西狭颂》碑刻每字9至10厘米见方，虽为隶书，但融入了篆体圆通古劲的韵致，而且也已经显露出稳健方正的楷书造型，显现了汉字由篆而隶、由隶而楷嬗变发展的全过程，是书法之瑰宝，在国内外书法界和史学界享有盛誉。
《武都太守耿勋碑》，存成县鱼窍峡《西狭颂》东约1公里北侧峭壁上，刻于东汉熹平三年（174年）。高2.3米，宽2.3米，阴刻22行，计454字，也是仇靖所书，主要记述武都郡太守耿勋的出身、家世，歌颂了他的政绩。可惜由于所在山崖长年经水流浸泡，碑刻文字磨泐严重，又经明代某令购匠重刻，使该碑更遭劫难。该碑至今碑面凸凹不平，仅存极少字尚可辨认。南宋娄机称：“耿勋碑，字与郙阁颂相类。”
[1]尹德生：《汉代的“横吹”其器——居延七孔笛浅识》，《秦汉简牍论文集》第304页。
[2]参考岳邦湖、田晓、杜思平、张军武《岩画及墓葬壁画》（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
[3]孙毓梅：《国宝——彩绘木六博俑》，《陇右文博》1998年第2期。
[4]参考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5]卫恒：《四体书势》。
[6]王昶：《金石粹编》卷7《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按语，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
[7]参考高天佑《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8]王昶：《金石粹编》卷15《武都太守耿勋碑》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