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职河西
两汉之际，西北最有影响的军事势力除了陇右的隗嚣集团外，就是保据河西的窦融集团。
窦融（前16—62），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西汉孝文窦皇后弟窦广国之后。高祖父在宣帝时以二千石家居长安，后为张掖太守，叔祖父为护羌校尉，堂弟也为武威太守，累世居官河西。窦融早丧父母，能交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王莽居摄（6—8）间，他是强弩将军王俊的司马，后又随大司空王邑镇压翟义有功，被王莽封为建武男。王莽末年，青、徐起兵，他受太师王匡之邀，以助军随王邑在昆阳与绿林军战，大败而归，不久被王邑推荐为波水将军，赐黄金千斤，屯兵新丰。王莽政权被推翻前夕，他率兵投降了更始政权，得到更始大司马赵萌的赏识，任校尉，后又被推荐为钜鹿太守。当时连年战乱，豪杰四起，关东形势混乱，更始政权极不稳固，这都使得窦融毫无安宁之感，不愿前去赴任。他想到了祖先曾经经营过的河西地区，那里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兵强马壮，自己又熟悉河西的风土人情，在这乱世之中，那里确实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地方。他曾私下对其兄弟说：“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于是他就通过赵萌向更始帝辞去钜鹿太守一职，请求前往河西。更始帝授予其张掖属国都尉之职。于是，窦融带领全家西去，开始了其保据河西的生涯。
[1]《东观汉记》《续汉书》中为“宁武男”。
[2]《后汉书·窦融列传》。本节以下凡引《窦融列传》不再加注。
二、联合诸雄
地皇四年（23年）夏，窦融到达河西。他凭借其祖弟“累世在河西”为官的声望，广泛结交地方官员、豪杰，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厍（shè）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以及敦煌都尉辛肜（róng）等人，“皆与为厚善”，关系十分融洽。窦融还“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是以“河西翕然归之”，很快成为河西地区的实际领袖。
在社会动乱、天下无主的时期，一些豪强乘机割据一方，希望能够有机会称王称霸，如巴蜀的公孙述、陇右的隗嚣、安定的卢芳等。但窦融显然与上述割据者不同，他到河西自始就奉更始政权为正朔。更始三年（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更始灭亡，他与梁统等也没有割据称王，而是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对天下群雄并立的形势进行了深入观察和分析。窦融召集梁统、厍钧、史苞、竺曾、辛肜以及各州郡的豪杰，准备联合起兵自保，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开始，大家推举梁统为首，但他固辞不受，说：“昔陈婴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统内有尊亲，又德薄能寡，诚不足以当之。”于是大家就又推窦融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置从事以监察五郡，他自己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同时，致信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通告他们商议的结果，二人自知孤立无党，挂印而去。窦融改任各郡太守，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肜为敦煌太守，厍钧为金城太守，正式建立了河西自保政权。
要在动乱的形势下真正据境自保并非易事，为此窦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政治上，他首先团结各地豪杰和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河西地区是一个汉、羌、匈各族杂居的区域，王莽末年天下大乱，兵燹四起，民族矛盾激化，因此，河西地区的各族能否和平相处就成为该地区安定的首要问题。对下层人民，“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据1972年至1974年新获的居延新简记载，建武五年（29年）八月，窦融刚刚归汉，就由大将军府转发了光武帝的大赦诏书。居延汉简EPF22：162～164简称：
甲渠言府下赦令，诏书谨案毋应书。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甲渠鄣候敢言之，府下赦令。诏书曰：其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诸不当赦者，皆赦除之，上赦者人数罪别之。
将绝大部分罪犯都赦免了，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和谐。还下令保护少数民族百姓的生产活动，居延新简EPF22：43称：
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
同时，他还对吏治进行了整顿，对下级官吏中不称职、空缺以及犯科的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迁补；他还设置了别驾、治中等从事史，巡查州郡官吏，管理户籍文书，主持军事训练；对官吏实行全谷俸禄制。他的这些措施，使河西地区的各种矛盾相对比较缓和，社会比较安定。
在军事方面，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同其他边郡一样，边塞防守有所松弛，“障塞破坏、亭燧灭绝”，“边垂萧条”，而另一方面王莽却挑起民族矛盾，引起匈奴和羌胡屡屡犯塞。窦融对此十分重视，采取了如下措施：整顿军队，严肃军纪，加强对张掖属国精骑的军事训练，以提高其战斗力；严格烽燧制度和武器管理制度，把汉武帝以来在河西设置的边防障塞、烽火台加以整修，重新使用；颁布奖赏令，激励士兵勇敢作战，加强边境戍守；通过上至各郡间的“符要”，下到各个障塞烽燧的“品约”，将河西诸郡联结成一个防御整体，凡遇“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窦融所率的军队能够南御诸羌，北抗匈奴，一再粉碎了塞外羌人和匈奴的侵犯。军事上的胜利，再加上他的仁政措施，使羌、匈奴部落纷纷前来归附。
窦融的以上措施，终于在全国很多地区仍战争频繁，五谷无收，民人相食的时候，造就了河西这一片相对安定富裕的“世外乐土”。因此，不仅安定、北地、上郡等地的流民为了逃避战乱和饥荒，纷纷投奔河西，就连天下名士也闻讯而来，如班彪、孔奋等。窦融对这些名人贤士待之以礼，推诚结交，并且能够根据各自的才干给其安排适宜的位置，从而在自己周围组成了一个精干的谋士集团和官吏集团。班彪在当时颇有名望，窦融待其以师友之礼，任命为从事，每遇重大事件必与其商量，得益甚多。后来窦融归附刘秀，就主要是接受了其的建议；窦融上给刘秀的奏章，也主要由班彪草拟而成。另外一名贤士，古文家孔奋，为了逃避战乱也到了河西，窦融请他为议曹掾，守姑臧（今武威凉州区）长。孔奋不负重托，为政清廉，很受当地百姓和少数民族的爱戴，而且经营姑臧有方，使之成为当时有名的富邑。正是在这些有识之士的辅佐下，河西日益繁荣富裕，兵强马壮，为以后帮助刘秀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河西东接陇、蜀，西接西域，形势偏固，进退有余。当时刘秀已经定都洛阳，自称汉帝，并且在诸雄之中，势力最强。而窦融的近邻隗嚣以及巴蜀的公孙述也极力想联合他，以借助其力量去吞并异己。窦融在列强角逐之中努力保境安民，同时审度利害。然而在内心，窦融是倾向于归依刘秀的，一是窦融与刘汉王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他的七世祖窦广国是孝文皇后之弟，孝景帝是窦后所生，光武帝刘秀是景帝之后，因此窦融可谓是“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再加上窦融出自儒学世家，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自然倾向于选择汉室正统的代理人刘秀。二是窦融经过判断分析，觉得在当时诸种势力之中，刘秀实力最强，最有可能统一天下，可谓是集天命与人事于一身，是众人期待之主。但是由于道路阻隔，窦融无法与刘秀直接交通。建武三年（27年）初，在隗嚣向刘秀称臣后，窦融随之向隗嚣靠拢，改奉建武正朔，通过隗嚣归依光武，隗嚣亦授融将军印绶。然而隗嚣虽外顺民望，却内怀异心，认为刘汉不会复兴，天下雌雄未卜，又决定背叛刘秀。同时派辩士张玄前往河西游说窦融，希望他效法赵佗，割据一方。窦融召集众豪杰和诸太守商议，其中有识之士都认为：汉不当灭，刘秀有再受命之符，是当今的真主，这是天命所在；况且在目前称帝的数人之中，只有洛阳占地最广，士马最强，号令最明，这是人事所归，所以应当归顺刘秀。窦融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策东向”，派使者向刘秀献马称臣。光武帝刘秀早就声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也有意河西窦融，希望他出兵与汉军一起夹攻隗嚣、公孙述。所以也派使者携书信给窦融。光武帝使者与刘钧在途中相遇，一起回到洛阳。刘秀见到刘钧十分高兴，盛情款待，并赐给窦融玺书，在书中对窦融大加夸赞，并向他陈述形势，指出河西举足轻重的地位，希望他坚定立场，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同时任命窦融为凉州牧，梁统为宣德将军。窦融上书，向光武帝表达其耿耿效忠之心，并陈述其愿为汉所用之意，说：
臣融窃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复备列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以委质则易为辞，以纳忠则易为力。书不足以深达至诚，故遣刘钧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纤介。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任嚣、尉佗之谋，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弃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
同时派遣自己的弟弟窦友从河西出发，向光武帝陈述其归汉诚意。史书中说，“友至高平，会嚣反叛，道绝，驰还，遣司马席封间行通书。帝复遣席封赐融、友书，所以尉藉之甚备”。此后，河西与朝廷书信往来，关系甚为密切，窦融及其控制的河西五郡遂忠心效命于刘秀的东汉王朝。
窦融接受东汉凉州牧之职后不久，就利用河西地理位置的优势，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建武五年（29年），窦融在征得刘秀同意后，立莎车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称号，让其统领西域诸国。西域与中原的联系恢复。
[1]据何双全《窦融在河西》（载《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一文推测。
[2]《后汉书·梁统列传》。
[3]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87页。
[4]《汉书·匈奴传下》；《后汉书·郡国志五》。
三、发展经济文化
窦融保据河西期间，也不忘发展经济。《后汉书·窦融列传》中说他行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河西“晏然富殖”，绝不是溢美之词。窦融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继承了西汉的屯田制度。一方面为解决军粮和军队里的其他需要，实行“军屯”；另一方面，还实行了“民屯”，在各郡县设置“令田”“田吏”等田官，组织百姓开垦荒地。屯田所需的耕牛、农具和种子都由官府供给。新获居延汉简中记述了不少有关当时屯田的资料，涉及的范围很广，如田官的组织、田卒人数、垦田数量、谷物种类、收获量、粮价、田仓、田卒给养、农亭、积谷内运、大司农调拨钱以及私田等，这些都反映出窦融时期在居延屯田的规模和效果。其次，针对河西地区干旱少雨的特点，窦融设置了主管水利的官员专门负责灌溉事宜，并且还鼓励老百姓自己修理沟渠，发展灌溉事业。如动员人民整修泽漳，引泽水灌溉；组织武威、张掖一带老百姓在祁连山麓修筑渠道，引雪水灌溉。再者，在经济方面，窦融还整顿钱币，稳定市场。如居延新简EPF22·37号简：
甲渠言部吏毋得作钱、发冢、贩卖衣物于都市者。禁止官吏铸钱、经商。居延新简EPF22·38号简称：
……自今以来，独令县官铸作钱，令应法度。禁吏民毋得铸作钱，及挟不行钱辄行法……
保护了市场流通的正常秩序。又下令保护大牲畜，禁止屠宰马牛，居延新简EPF22·47号简：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府移使者所，诏书曰：毋得屠杀马牛，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屠杀马牛者，敢言之。
下令禁止砍伐树木，居延新简EPF22·48号简：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放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民毋得伐树木，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伐树木者，敢言之。
还下令禁止婚嫁铺张浪费，居延新简EPF22·45号简：
建武四年五月辛巳朔戊子，甲渠塞尉枚行候事，敢言之。诏书曰：吏三百石、庶民嫁娶毋过万五千，关内侯以下至宗室及列侯子，娉娶各如令，犯者没入所赍奴婢，县官有无。
窦融通过贯彻、制定上述法令，不仅动员了各族人民从事农业、畜牧业生产，严禁不法吏民参与非法的经济活动，而且还抑制了嫁娶奢侈浪费的恶习，这些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如他贯彻执行的“毋得屠杀牛马”令，禁杀耕牛，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对恢复社会经济，是一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大事。“吏民毋得伐树木”令也很有价值。禁止砍伐树木不仅护林成材，有经济意义，而且还有防沙、防风、防旱、防止水土流失等作用，在河西地区具有战略意义，防止了盗伐木材牟取暴利者，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窦融采取的这些措施，使得在天下扰乱之际，在其他地区都处于经济困顿，人人不得温饱的情况下，唯有河西一带经济不但得到恢复，而且还有所发展。当两汉战乱之时，粮价往往贵至每石万钱，但河西的粮价却在下降。居延新简，建武三年（27年）载：“谷一石，石三千”，“大麦二石，直六千”（EPF22：13），“谷石四千”（EPF22：16）。EPF22：325号简：
范君上月二十一日过当曲，言：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天子将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令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贾，马如故，七月中恐急匆匆，吏民未安。
据“天子将兵在天水”的史实，可知其为建武八年（32年）初的事情。河西地区粮价在六年中麦价每石由三千钱降至一千二百钱。窦融离开河西后，河西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河西在窦融的经营下，文化也得以继续发展。尤其是当时的一些名士和官宦之家为躲避战祸，纷纷来到河西，其中有许多人满腹经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的徙居河西，成为河西文化繁荣发展的根基。如孔奋任职姑臧时就曾开办学校，奖励官吏子孙入学读书，择其优者，担任地方官职，促进了河西文化教育的发展。窦融对这些人也是虚矜，礼接，促使他们门第、产业的进一步沉淀。所以，东汉初年，河西走廊有许多知书达理的“儒雅之士”，朝野上下不再将河西视为荒蛮落后的“化外”之地，而是与“中国”一体的臂腋所在。
鉴于窦融和其属下在战乱期间保据河西的成绩以及其在统一战争中的功劳，刘秀给参与平定隗嚣割据势力有功的窦融及诸郡太守封侯，窦融等回到河西，继续发展河西的生产，安辑百姓。但窦融因其兄弟二人同时受爵，而且久镇一方，唯恐引起朝廷的猜忌，因此上书刘秀，请求另外派官来替换他，却被刘秀拒绝。建武十二年（36年），陇、蜀平定后，刘秀才诏令窦融与五郡太守赴洛阳奏事。窦融到了洛阳之后，即刻交出了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的印绶。刘秀以极其隆重的礼节接见了窦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后，拜他为冀州牧，10多天后，又迁升为大司空，从此，结束了他在河西的任职。
[1]《后汉书·窦融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