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之“屯”即戍守、驻守之义，“田”乃耕种、耕田之义。因此“屯田”的原始意义，就是屯聚士卒，在其戍守之地一边守卫边塞，一边从事农业和牧副业生产活动。
一、气候与生态环境
汉朝能在甘肃屯田与当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时气候比较温暖，对发展农业十分有利。竺可桢先生根据我国古代的物候资料记录，将五千年来气候的变化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其中秦汉是第一个温暖期。他指出：“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前221—23），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冯绳武研究认为：“依据本省记录应以秦汉时代为第一个温暖期（前770年至公元初）。”气温高则更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当时河西的气候状况想象得太好。居延简502·15A“地热，多沙，冬大寒”，描述了当地的基本气候和环境特点。悬泉Ⅱ0211②：26简“悬泉地势多风，塗立干操（燥），毋其湿也。……”是说当地多风、干燥，而不潮湿。Ⅱ0215③：46简“……敦煌、酒泉地势寒不雨，蚤杀民田……”是建昭二年（前37年）九月敦煌郡发下的文件，讲当地发生霜冻灾害，造成庄稼不熟，要予以赈济的事。沙尘暴也是古已有之。公元前119年，卫青率军在蒙古高原与匈奴军队作战时，突然“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敦煌简2252《风雨诗》中“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应该是当地气候的真实描述。
汉代甘肃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要比现今好得多。东部地区的陇山周围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当地的居民很早就以木板建房，《诗经·秦风·小戎》有“在其板屋”即其明证。到秦汉时期，当地的环境仍然如此，故而《汉书·地理志》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史念海先生描述道：“由六盘山以东，直抵山、陕两省间的黄河谷，其间千数百里，都曾经被称为沃野，农牧兼宜。……黄土高原上罗列的群山。那时，这些山上都是郁郁葱葱，到处森林被覆。而山上的林区还往往延伸到山下的平川原野。这些茂密的森林间杂着农田和草原，到处呈现一片绿色，覆盖着广大的黄土高原。”当时，陇山一带的降雨量较大，气候湿润，水资源比较丰富。安定郡的朝那湫，是秦汉皇帝祭祀龙的场所，该湖泊之水发源于今泾川县北的湫谷水，湖内水量很大，苏林注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到唐朝时该湖仅周回七里了。然而，当时董志塬的水土流失似已出现，马莲河在西汉时被称为泥水，就是因河水含泥沙较多。发源于陇山的泾水流到关中也极为浑浊，当时民歌唱道：“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虽说泾水带来的地表土肥沃了关中的土地，却也从一方面说明汉安定、北地二郡水土流失的状况。而陇西郡却林草茂盛，所以几乎流经其全境的渭水都颇为清澈，而形成泾渭分明的景象。
河西地区南有祁连山脉，又称南山；北有龙首山、合黎山和马鬃山，统称为北山。汉代这些山上都生长有茂密的森林或草甸。《西河旧事》云：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养”。祁连山北麓的“焉支山（今名大黄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与祁连山同”。武威姑臧南的“第五山（今天梯山），夏函霜雪，有清泉、茂林、悬崖、修竹”。武威郡下有苍松县，李并成认为，是因该县南祁连山东段的松木茂密之故。甚至早已成为童山秃岭的走廊北山，西汉时也是“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如得之，于边甚饶……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从祁连山发源的氐置水（今党河）、冥水、籍端水（今疏勒河）、呼蚕水（今北大河）、弱水和羌谷水（今黑河）、狐奴水（今石羊河）、松陕水等，诸河水量丰沛，沿途滋润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绿洲，灌溉了绿洲上的农田，在其下游，还形成了许多水面宽广的湖泊，如鱼障泽、冥泽、居延泽、休屠泽、潴野泽等。
河西绿洲及诸水流经之地草木茂盛，宜耕宜牧。西汉在河西走廊修筑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边塞长城以及千百亭障时，都要用红柳、胡杨、芦苇、蒿草等夹在夯筑的墙垣中或者以木料做屋椽、柱、梁，这些东西都是就地取材，可见当时树木或其他耐旱植物在许多地方都有茂密的生长。敦煌郡效谷县，本为渔障泽，说明县内有一盛产鱼类的湖泊。以后在此垦荒种地，大获丰收，方定县名为效谷。走廊北部的居延地区，现在已经完全为沙漠所包围，汉代的环境与现今迥异。居延新简中有许多伐茭的简文，如EPT48：60A“伐茭千石积呑远置”。茭是芨芨一类的牧草，说明当地生长有许多野草，戍卒们在茭草长得茂盛时就收割起来，以供牛马食用及燃烽火之用。EPT40：16载：“大竹一，车荐竹长者六枚，反苛亖枚，车荐短竹三十枚。”似乎当时这里还生长有竹子，故而要以竹为制车材料。EPT68：83～92简：“迺今月十一日辛巳日且入时，胡虏入甲渠木中燧塞天田，攻木中燧，燧队长陈阳为举堠上二烽、坞上大表，一燔一积薪。城北燧助吏李丹候望，见木中燧有烟不见烽……”说的是由于木中燧周围林木过密，以至对面城北燧上的守望者无法看清木中燧点着的烽火。说明，当时居延地区弱水岸边的植被很好。除了片片绿洲以外，河西地区还有相当广大的沙漠和戈壁。《西河旧事》言：“沙州天气晴朗即沙鸣，闻于城内。”此言敦煌鸣沙山汉时就已形成。河西大部分沙漠、戈壁是地质时期形成的，但在绿洲开垦以后，又被废弃，已经种植的土地荒废，曾经耕锄的土壤逐渐被风吹走，也终于变为沙漠。西汉时，比邻甘肃的蒙古高原除被称为“河南地”的河套地区以外，就“胡地沙卤，多乏水草”。而敦煌以西的白龙堆（今库姆塔格沙漠），方圆数百里的戈壁之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行人）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
[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2]冯绳武：《甘肃地理概况》，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96页。
[3]《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4]《中国简牍集成》第4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5]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7页。
[6]《史记·封禅书》集解。
[7]《汉书·沟洫志》。
[8]《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
[9]《太平寰宇记》卷152。
[10]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11]《汉书·匈奴传下》。
[12]王子今：《汉代河西的“茭”——汉代植被史考察》，《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3]《汉书·匈奴传下》。
[14]章巽校注本：《法显传·沙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二、军屯
屯田西北不仅是汉武帝英明决策的结果，主要还受当时客观形势的制约。一方面，匈奴在军事上遭到一系列失败，大量失地以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匈奴退居漠北，并向西转移，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以弥补东方和漠南失地的损失。汉武帝针对这一变化了的形势，决定大力经营河西地区，巩固对河西的占领，维护直达西域的通道，以便在西域和匈奴开展斗争，争取西域诸国与汉共击匈奴，完全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秦汉以前，虽然国家林立，烽火连绵，但各国规模不大，战争都局限于一定范围内，军需没有远距离运输的困难。汉武帝北击匈奴，占领河西走廊，又进而经营西域，军需运输动辄历经高原丘壑、戈壁荒漠数千里。在古代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车载畜驮，翻山越岭，运费极高，粮耗极大。贾谊曾指出秦时自海边运赋到咸阳“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而汉武帝时的疆域已远远超过秦朝，运输费用更超过十倍了。但作为军事所需又必须保障供给，否则就会影响到王朝在西北军事、政治目标的实现，这必然大大增加了中原劳动人民的负担。此外，还有数十万的移民，他们初到河西，大量的荒地等着去开垦，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粮食来，这些人的食粮所需开始也要由国家承担。移民在一定年限内又不向国家纳租，因此靠移民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解决军粮问题。而西北有数十万的戍卒，他们大多出身农民，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当战争间隙之时，他们完全可以在此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在西北展开了。
汉朝能在西北屯田还与河西等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水是人类生存和植物生长不可缺少的，甘肃气候干旱，水资源更显示出其重要性。河西地区虽然降雨量小，但有祁连山积雪融化形成的诸条内陆河。西汉在屯田区大规模修沟筑渠，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就得益于这几条内陆河。此外，当时处于温暖期，气候条件对发展农业也十分有利，使汉代甘肃屯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西汉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起，开始在西部大规模军事屯田。屯田首先在朔方至令居一线展开，然后向西推进至河西走廊、西域和河湟地区。屯田主要在具有重要军事、交通价值而且有水源的地方进行。
西汉在今甘肃境内的军事屯田区主要有：
1.北地郡屯田。北地郡设置上河农都尉，为屯田主管官。上河农都尉在《汉书》中有记载。《水经注》中记载北地郡屯田区农都尉治“上河城”，即今宁夏青铜峡。但北地郡在西汉时有8个县在今甘肃境内，故屯田区也应主要在今甘肃境内。元帝时，《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先班况曾任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所谓课连最，就是考核连续多次为第1名。冯奉世之子冯参在成帝阳朔（前24—前21）年间曾任上河农都尉。
2.令居屯田。令居在今永登境，是通往河西走廊、河湟地区的必经之地，也是防范羌人的军事要地。西汉屯田“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因此，它又是黄河沿岸屯田区的终点。
3.番和屯田。《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番和县下注“农都尉治”，指番和是张掖郡农都尉的治所。番和县地处焉支山以东，今永昌至武威平原的西部，张掖郡的中部，是个适宜耕作的地区。张掖郡番和屯田一直到西汉末未曾停止过，王莽曾改张掖郡为设屏郡，现今仍保存着“设屏郡农尉章”的印文，说明番和屯田一直延续到新莽时期。
4.居延屯田。居延位于河西走廊北部额济纳河流域（今属甘肃和内蒙古自治区），是北通匈奴龙城，南达酒泉、张掖的唯一通道。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的18万戍田卒，大多数是派往居延地区的最早经营者。居延屯田有两个屯田官区，“北部以甲渠塞、卅井塞和居延泽包围了居延屯田区，南部以肩水东西两部塞包围了骍马屯田区”。其规模在河西屯田中是最大的。据汉简记录，骍马屯田区在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一次修治灌溉水渠中，就动员了1500名戍田卒参加。正因为居延屯田规模最大，对巩固居延边塞极为重要，所以专门设置了与番和农都尉同样级别的居延农都尉。汉简有记载：
下领武校居延属国部农都尉县官承书（65·18）
陈梦家先生释简文，称“居延属国部农都尉”是指“居延的属国都尉、部都尉和农都尉”。居延农都尉的下属有北部的居延田官和南部的骍马田官。
5.敦煌屯田。一般认为西汉敦煌地区开始屯田时间，至迟不应晚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有计划地进行屯田应在元封六年（前105年）以后。据有关文献记载，西汉在敦煌屯田主要有三个地区：一在玉门关外大煎都侯官辖境，即今敦煌县榆树泉盆地东部，这里“由于洪水的侵蚀作用，在戈壁滩上形成了马迷兔、土火洛、天桥、湾窑等四个小型盆地，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宜于种植”；一在宜禾都尉辖境之宜禾、鱼泽侯官区，即“今敦煌县境的西水沟、东水沟和安西县境之芦水沟下游形成的绿洲上”；一为阳关都尉所辖的渥洼水西岸地区，“渥洼水系由阿尔金山泉水溢出带的大泉、鄂博图泉等泉水汇集而成的湖泊，在湖泊四周形成了宜于垦殖的肥沃绿洲……这一带曾发现汉代田垄、房基、墓葬等遗迹及石磨、石臼、陶器等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反映了当时的戍守和屯田情况”。敦煌地处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因此，敦煌屯田从未中止，一直延续至王莽时期。
6.酒泉屯田。据《后汉书·梁统列传》记载，刘秀建武八年（32年）河西窦融、梁统等率军与光武帝共讨陇右隗嚣。及隗嚣败，光武帝“封统为成义侯，（统）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拜腾酒泉典农都尉”。酒泉典农都尉，当为酒泉农都尉之异称。酒泉郡是河西设置最早的郡，东汉初之农都尉或因袭西汉之制，说明西汉酒泉郡也应有屯田，但具体情况不详。
7.武威屯田。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军第二次伐大宛时，“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休屠先属张掖郡，分设武威郡后属武威郡，在今武威市凉州区北之南安、双城间，今石羊河下游。石羊河流域为当时漠北进入河西走廊的通道之一。武帝派18万“戍田卒”分别屯戍居延、休屠两地，则休屠戍田之卒不会少于全体戍田卒的1/3。武威屯田与居延屯田一样，对巩固边疆，加强边防力量有着重大意义。
此外，在河湟、陇西亦有屯田，是汉朝配合军事镇压而采用的“分屯要害处”以分化羌人反抗斗争的临时性措施，较著名的是赵充国河湟屯田和冯奉世陇西屯田，其中赵充国留下了研究古代屯田理论的重要资料《屯田奏》《留兵屯田十二便》，影响深远。
赵充国在河湟的屯田于神爵元年（前61年）秋末开始，屯田地区在临羌至浩门间的湟水沿岸，包括今兰州市红古区、永登县西部地区，其规模为万余名步兵，“田事出，赋人二十亩”，垦田2000顷以上，并有2000“郡骑及属国胡骑”，“为田者游兵”，保护屯田区。神爵二年初，汉兵大规模的耕垦活动已经展开，然而由于汉羌形势发生了变化，五月，赵充国罢兵振旅。这次屯田并未完成一个耕种收获过程，故无经济效益可言。
冯奉世的陇西屯田见于《汉书·冯奉世传》。其中言，永光二年（前42年）秋，陇西羌人彡姐旁种反叛，元帝派遣冯奉世等率1.2万骑兵“以将屯为名”前往镇压。汉军初战失利，朝廷增兵6万相助，“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上曰：‘羌虏破散创艾，亡出塞，其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到次年二月，冯奉世还京师。屯田之事仅有冬春的三个月，天寒地冻，很难开展。
西汉的军事屯田是汉匈、汉羌军事对抗的产物，但其作用远远超过了纯军事意义。屯田对西汉巩固新拓疆土的占领，发展甘肃经济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屯田卒是边塞防御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戍田卒除在边塞从事田耕外，还肩负防御任务，当边塞敌情紧急之时也参与军事战役，故他们也配备有武器。如居延汉简82·9简载“田卒魏郡贝丘武囗里李年稿矢五十”，其中“稿矢”即用来防御的武器。大量的屯田卒常年活动在边塞防线上，成为一支庞大的机动军事力量，对巩固边防起着重要作用。
2.屯田区为徙民、设县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一般来说，屯田大都在边塞内水草丰美、凿通沟渠的地方。出土汉简中有许多屯田卒作墼的记录，如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有：
丙辰，四人作墼二百八十，率人七十。（1622）
丁未，六人作墼四百廿，率人七十。初作。（1731）
壬戌，四人作墼二百六十，率人六十五。一人病。与此四千四百六十五。（1733）
所谓墼，就是土坯，是北方过去代替砖用来垒墙的建筑材料。居延简记载，“墼广八寸，厚六寸，长尺八寸。一枚用土八斗、水二斗二升”。说明了汉代墼的尺寸。管理者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记录屯田者做墼数目，显然是在准备建房的材料。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D21）出土简牍中还有役用卒士建筑房屋的记录：
庚申，卒六人。其五人，累西门外，一人莝。（811）
甲戌，卒八人。其二人，锯门板。一人受墼亭下。一人发墼亭上二人运墼。（812）
壬寅，卒四人。其一人，实虚。二人涂西门外垣下足。（813）
三枚简的内容是一致的。庚申日，出动6位卒士干活，1人莝，就是将草铡碎，以备和草泥，供其他5人垒西门的墙。甲戌日，出动8位卒士干活，有2人锯门板，是用于新盖的房。另外4人负责来回运送土墼，供砌墙用。壬寅日，出动4位卒士干活。1人实虚，可能是将没有砌好的墙最后完成，或者是将地面夯实，有2人在西门外墙脚涂草泥，以起到保护的作用。这些都是屯田卒在从事房屋建筑的简文。所建房屋，可能是各种公用房，也可能就是为即将到来的移民建筑房屋。待屯田卒将生活、生产设施基本准备就绪，有了积谷之后，朝廷往往便募民往徙，使其有房可住，安心生产生活，于是新的县邑也很快就诞生了。
3.促进了边塞地区生产的发展。汉武帝开始西北边郡屯田前，这里基本上是畜牧区，农业基础十分薄弱。汉武帝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派遣以强制性的军事组织编制起来的以10万计的戍田卒、斥塞卒，一面戍守，一面屯垦。这些戍田卒来到边塞地区后，建筑田舍，开垦荒地，兴修沟渠，为边疆地区生产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工具都由国家提供，使当时较为先进的农业工具能在这里得到运用，再加上国家大力倡导的代田法、区田法等先进的耕作技术也容易在此推广，这就大大推动了这些地区农业的发展。
4.屯田生产节省了从内地长途转输的大量消耗。古代在解决边疆问题时，粮食运输是十分艰难的，而且随着军事行动目标和边塞的延伸，从内地转输的距离越远，所消耗的越大，给内地百姓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而屯田可以免除转输之苦，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屯田发挥着其巨大的经济补助作用。
[1]《汉书·匈奴传》。
[2]贾谊：《新书·属远》，《贾谊集汇校集解》，河海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3]《汉书·叙传上》。
[4]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4页。
[5]凡仅有简号者，均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释文》（中华书局，1980年）。
[6]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7]徐乐尧、余贤杰：《西汉敦煌军屯的几个问题》，《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4期。
[8]《后汉书·梁统列传》。
[9]《史记·大宛列传》。
[10]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11]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5～86页。
[12]以上三简出自《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7、241页。
[13]引自陈《汉晋遗简识小·汉简义再续》（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三）第103页。
[14]以上三简出自《中国简牍集成》第3册《甘肃卷》（上）（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04～105页。
三、军屯组织与田卒生活
（一）军事屯田的组织
西汉这种基本属于军事戍徭性质的屯田，其管理不属郡县，而是自成体系的农官系统：大司农（治粟内史）—农都尉—农令—部农长—农亭亭长。中央由大司农统管全国屯田，地方屯田的最高首长是在屯田郡所设的农都尉，其下分级对屯田者实行军事化的管理。
1.农都尉。农都尉“武帝初置”，为郡一级的屯田主管官，其职责为主持边郡屯田农事，每年进行考课。《汉书》记载有张掖农都尉和北地郡上河农都尉。居延汉简中也有关于农都尉的记录：
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囗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糶，民困乏，愿调有余给不。（214·33A）
据劳榦先生考证，此简为汉“元帝永光二年或三年诏也”。当时“连年不收”，黄河决口，派大司农“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以救饥民，并由农都尉在地方上负责，其中“农都尉”可能就是张掖农都尉和北地郡的上河农都尉。此外，据刘光华先生考证，西汉时还设有酒泉农都尉和居延农都尉。西汉的农都尉与边郡之郡都尉、部都尉、属国都尉，均为比二千石官秩，可开府治事。如居延汉简88·6A载：“北侯官居延农府佐囗囗囗囗囗。”这里的“佐”应是居延农都尉府之“佐”。农都尉府相对于太守府而言，也称之为“小府”，居延汉简10·32载：“三月丙午，张掖长史延行太守事、肩水仓长汤兼行丞事，下属国农部都尉小府……”边郡屯田区的农都尉直接向大司农负责，对农都尉的课考，也是由大司农主持进行，如汉元帝时班况“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
2.农令。农都尉下一级为田官区的农令，田官同侯官一样均为机构，属县一级的组织。田官的记载见《史记·匈奴列传》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开田官”，《史记·平准书》载上郡、朔方、西河、河田开“田官”，以及《汉书·食货志》中所载的“北假田官”。汉简中也有关于“田官”的很多记录：
骍马田官元凤六年三月辟除（187·16）
囗田官写移囗（522·9）
本始五年田官（520·11）
上述前一简中明确记录了“骍马田官”，当为居延屯田区的田官，后两简均出于大湾，故所记田官也应为“骍马田官”。另外还有：
九月庚寅日勒田官令史（263·14）
此简所记为“日勒田官”，日勒县属张掖郡，于其地置“田官”，乃为番和农都尉所属之屯田机构。田官的长官称为农令，下设有属吏“丞”。汉简中有关于农令的记录，如：
骍马农令写（515·20）
上简出土于大湾，简文中“骍马农令”，就是骍马田官区的主管官。内蒙古曾出土汉“西河农令”官印一方，证明了在西汉时期田官农令确实存在。
3.部农长。农令以下史书缺少记载，但汉简中田官下有“部农第×长”“第×长”的记录：
入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征和五年正月庚申朔，庚通泽第二亭长舒受，部农第四长朱（273·9）
入糜小石十四石五斗，为大石八石七斗。五年正月己卯朔辛巳，第二亭长舒受第六长延寿（278·9）
第五长定（515·37）
第一长官十一月（120·23）
第二长别田令史耿德车一辆（47·5）
田官辖下可能又分若干部，部农之主管官称部农第×长，如上简中“部农第四长”，也简称第×长如“第一长”、“第二长”等，为农令下一级屯田官。
4.农亭长。关于农亭长在汉简中有记载，如：
出一石四斗，征和四年十二月辛卯朔己酉，广地里王舒付居延农亭亭长延寿（557·8）
简中的农亭长延寿和广地里王舒在汉简屡次出现：
入糜大石八石七斗，为小石十四石五斗。二年八月辛亥朔辛亥，第二亭长舒受、第六长延寿以食吏卒五人六升。辛亥尽己卯廿九日，积百卌五人（275·21）
入糜小石十四石五斗，为大石八石七斗。三年正月己卯朔辛巳，第二亭长舒受、第六长延寿（278·9）
从上述两简可知，在武帝后元元年（前88年）至二年八月之间，延寿由“居延农亭亭长”升迁为部农“第六长”，而王舒在这期间担任了“第二亭亭长”。农亭为屯田的基层组织，其长官为“亭长”，“亭长”直接管理若干亭卒（戍卒）、田卒、河渠卒、牧士（即屯田卒中专司畜牧者）等屯田劳动者。
以上所言只是屯田组织系统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在某些屯田地区，管理方式并非一种。根据居延汉简的材料，至少在居延一带，存在着两个系统的屯田活动：一个是属于田官系统的田卒、河渠卒、牧士、戍卒家属、刑徒复作、佃客等所负担的屯田，即上文所述；另一个则是普通的戍边之卒所负担的屯田，他们直接隶属于边塞候望系统，边郡的军事长官部都尉则是兼管该系统屯田事务的最高长官。汉简中有“候农令”的记录就属于这种生产组织，如：
候农令督熢燧士吏远（516·26）
移肩水都尉候农（令）（520·13）
“候农令”所督对象为“烽燧士吏”，隶属于候望系统，同时又是屯田官吏，故称为“候农令”。很明显，在边郡的屯田卒和戍卒虽有农耕与守备的分工，但又不能截然分开，戍边者要参与农田生产，而屯田者也在需要之时参与防务。
（二）屯兵的生活
西汉屯田的劳动者即屯兵，主要是“戍田卒”或称“田卒”。田卒或戍田卒来源于军事服役中的戍边者，所以也是戍卒屯田，而且是一年一更的服卫士役者。屯田的吏士、吏卒中除戍卒外还有一部分步兵，是军事服役中的征战者。还有一类为弛（驰）刑屯士和免刑罪人，以及吏士私从者称作田士、屯士，也称作田卒。《汉书·赵充国》载“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其中“弛刑应募”和“吏士私从者”均非军事服役，故不必一年一更。“吏士私从者”是跟随主人出征的私人随从，李广利再次伐大宛时，“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颜师古注：“负私粮食及私从者，不在六万人数中也。”但“私从者”屯田仅此一见，从文献记载的次数来看，屯田者以戍边卒为多，是主要的劳动者。
戍田卒、田卒是屯田卒的一般称谓，他们因劳动分工不同又有不同的称谓：田卒是专事大田劳作的戍卒；河渠卒是负责修渠与维修管理水渠的戍卒；牧士是专事畜牧主要是饲养耕牛者。
西汉的屯田是军屯，即由封建国家依照军事和国防需要组织人员在边防重点地区且耕且守的一种徭役。因而屯田的土地，屯垦所需要的农具、籽种、耕牛以及田卒生活所需的口粮、衣物、零用钱等，统统都由国家提供。屯田生产的收获物也全部上交国家，由国家支配。
赵充国建议在河湟屯田时，曾提及“上田处及器用簿”，器用簿即屯田生产所需用的工具，也包括农具在内。汉简有很多关于农具的记录：
第五丞别田令史信，元凤五年四月钱器出入集簿（310·19）
更钱五千具从农田具（135·36）
上述两简中“钱”亦称为铫、锹，即铲。农具由“别田令史”负责“出入”登记，发放给使用者并负责更换残损不可使用者。西汉从武帝时就开始由国家垄断铁器的生产和专卖，所以屯田要由国家供给铁农具。屯田区的耕牛亦由国家供应。汉简中有记载：
（1）者以道次传别书，到相牛，大司农调受簿，编次不办者（238·36）
（2）牛一，黑，牡，白头，左斩齿，四岁（512·6）（3）积廿九人养牛（《甲编》2213）
（4）出茭八十束以食官牛（217·13）
上述汉简，（1）讲管理牛的事，有相牛者察牛的肥瘦，以待上级编“簿”登记。“牛”要有“簿”编次登记，可见不同于一般私人之牛，其“簿”可视为“牛籍”，登入牛籍的牛即为“官牛”。（2）是登记之官牛。（3）是记一个牧士在一小月养牛之积日。（4）是说牛的饲料——茭，由专人保管，发放时要登记。
汉代边塞吏卒的口粮和日用衣物都是由国家供给的。居延汉简所载边塞吏卒的粮食供应情况，有每月“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记载。其中以“三石三斗三升少”的记载最多。吏卒口粮是按每月的天数计算的，因此大月小月自然就会出现差别。这个口粮标准比内地一般的劳力略高，可能是因为边塞劳动条件比较艰苦的缘故。除了粮食之外，盐也是人们维持生存最必需的生活资料。汉政府对边塞吏卒及其家属所供应的食盐，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如汉简记载：“十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盐三升，六月癸巳高兰取部。”戍田卒的蔬菜是自种自食，如居延汉简506·10A：“城官中亭治园条：韭三畦，葵七畦，葱二畦，凡十二畦。其多过条者勿减。”官府发给戍卒的衣服，是冬夏衣俱有。汉简中记载戍卒领取的衣服，就有袭、袍、单衣、绔、裤、履、常韦等。“袭”即褶，劳榦先生解释为“短衣之谓”，于豪亮先生解释为军外衣，他把“绔”解释为长过膝的裤子，“合成一套，称为绔袭，也写作绔褶”。“履”为麻鞋，“常韦”为围裙。国家供给田卒的所有冬夏衣物是让他们自用的，简文中称“官袍衣物”，即官方发的衣服禁止买卖或私赠。除此之外，汉简中还有“私衣”的记载，如“方秋天寒，卒多无私衣”，可能是家中所托寄来的衣物，不受官方所限。汉简中另有：“囗还七月俸钱百廿”“俸钱二百”等。这可能是按月发给屯卒的零用钱之数。
戍田卒不是个体生产者，他们本身就是给国家服徭役而来，虽然国家为了使他们能安心生产，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供给衣食、零用钱等，但西北“地热多沙”的恶劣自然条件、落后的医疗条件等，使地处边郡的戍田卒生活十分艰难。
[1]《汉书·百官公卿表》。
[2]《汉书·沟洫志》。
[3]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5～96页。
[4]《汉书·叙传》。
[5]黄承宗：《内蒙古伊盟出土三方汉代官印》，《文物》1977年第5期。
[6]《汉书·赵充国传》。
[7]《汉书·李广利传》。
[8]劳：《居延汉简考释》（2册），1949年铅印本，第289页。
[9]劳：《居延汉简考证》，《居延汉简考释之部》（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0年，第64页。
[10]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文史》第12辑。
四、水利建设与耕作
在甘肃干旱荒漠地区实行屯田，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是十分关键的。汉朝对屯田区的水利建设十分重视，设置了专门的主管官，修筑了许多沟渠，并打凿水井，利用便利的水利设施发展灌溉农业。
甘肃屯田区兴修水利工程在史书上多有记载：
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愿罢骑兵，留驰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
第一条史料说的是从河套地区到今甘青交界的永登县境修成了许多渠道引水灌溉农田，在那里有五六万屯田官吏和士卒。第二条说到黄河以西酒泉等地都修成渠道，引来河水或川谷之水以灌溉土地。第三条是赵充国提出的在河湟屯田的计划，其中重要的是疏浚沟渠，以引湟水和黄河水灌溉庄稼。以上各种水利工程都很艰巨，古代挖渠工具又十分简陋，因此参加修渠人员甚多。
此类河渠水利在汉简中有十分翔实的记载：
谨案属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骍马田官写泾渠。迺正月己酉淮阳郡（303·15、513·17）
监渠佐吏十人，十月行一人（490·10）
此简为记述居延屯田区的水利建设情况，其中骍马屯田区动用了1500人进行水利工程建设，而仅居延屯田区“监渠佐吏”就有10人，可见机构是十分庞大的。对水利的综合开发是西汉时期甘肃开发的一项重要成就，更是屯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汉代甘肃屯田在农业生产方法上，包括耕作技术、生产工具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国家为屯田提供的铁农具，大大提高了屯田者的生产能力，当时较为先进的播种工具——耧车在屯田区也得到广泛应用。
为了适应保墒抗旱耕作的需要，汉代出现了代田法和区种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畮（亩）三圳。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圳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长终畮。一畮三圳，一夫三百圳，而播种于圳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据上所述，代田法在技术上有以下的特点：一是沟垄相间。种子播种在沟中，待出苗后，结合中耕除草，以垄土壅苗，其作用是防风抗倒伏，保墒抗旱。二是沟垄互换。垄和沟的位置逐年轮换，今年的垄，明年变为沟；今年的沟，明年变为垄，这也就是代田法得名之由来。由于代田总是在沟里播种，垄沟互换就达到了土地轮番利用与休闲，体现了“劳者欲息，息者欲劳”的原则。三是耕耨结合。代田法每年都要整地开沟起垄，等到出苗以后，又要通过中耕除草来平垄，将垄上之土填回到垄沟，起到抗旱保墒抗倒伏的作用。由于代田法的这些特点，加之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生产工具，使得代田法确实取得了好的效果，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代田法是一种精耕农业，由于它“用力少而得谷多”，加之是以政府名义推广，因而在屯田区也得到大力推广，居延汉简中多次出现“代田仓”的名称，就是储藏以代田法所获粮食之用。
与代田法相配合的是牛耕的应用，赵过在中原推行代田法的地区曾大力倡导二牛三人的“耦耕”，使用耦犁耕地。所谓“耦犁”，当指二牛牵引为动力，以舌形大铧和犁壁为主要部件的框形犁。正如先秦时代称二人并耕为“耦耕”一样，汉代把二牛拉犁称为“耦犁”。由于甘肃地区畜牧业发达，在屯田区又专门设有牧士，因此在屯田区使用这种耕作方法应是不成问题的。
区田法的记载始见于《氾胜之书》，该书由西汉成帝时的农学家氾胜之著。书中记载的区田法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宽幅（或称沟状）区种法，是长方形区，以亩为率，令1亩之地，长18丈，广4丈8尺，其中18丈又作15町，町间分为14道，以通人行，道宽1尺5寸，长4丈8尺，适合于在较大片的平地上实行；一种是小方形（或称窝状），可以在斜坡、丘陵的小块地上实行。无论是宽幅区田，还是小方形区田，都具有以下的一些特点：（1）区内深耕。《氾胜之书》说：“区田不耕旁地，庶尽地力。”就是区内深耕，不耕区外的土地，以充分挖掘区内土地的增产潜力。（2）等距点播。宽幅区田所种作物的行距、株距都有一定规格，呈等距点播形式；方形区田，区的大小、区间距离、每区的株数也都有一定有规格，因而也呈等距穴播状态。可以保证作物有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3）集中管理。因为区田不耕旁地，故施肥、灌溉，以及中耕除草都在区内进行，便于充分发挥人力和物力的作用，同时等距点播也便于区内操作。总之，区田法的特点是把庄稼种在沟状或窝状的小区中，在区内综合运用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等距点播、施肥灌水、加强管理等措施，夺取高额丰产。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广，在屯田中也得到运用，使得河西地区的耕作技术较以前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也随之大增。
先进农业技术的实施，使粮食种植颇有收获，河西走廊沿长城一线建有许多粮仓，应为存放剩余粮食之用。汉简中有一简文称“万三千六十石五斗八升”，当是郡仓所存粮食数量的记录。这些粮食主要用于供给各驻屯军事单位及屯田部门，有时也应朝廷诏令，长途运输至内地，以用于救灾或其他需要。如居延简214·33A①文为：“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调物钱谷，漕转籴民困乏，愿调有余给不。”就是朝廷调屯田粮食支援内地灾区民众的记录。
西汉屯田的实行，通过屯田卒的辛勤劳动，使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河西殷富”就是发展的表现之一。又使国家“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省却了从内地长途转运粮食的巨大花费，巩固了西部边防，避免“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赡）一隅”的现象。汉朝河西经营，还保证了其在西域的一系列胜利，促进了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1]《史记·匈奴列传》。
[2]《史记·河渠书》。
[3]《汉书·赵充国传》。
[4]《汉书·食货志》。
[5]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
[6]《汉书·赵充国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