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军攻战河西走廊
（一）两次河西战役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终于作出了实施断匈奴右臂战略发动河西战役的决定，派青年将领霍去病率军出陇西，从侧翼打击匈奴，并趁势占领河西地区。
霍去病（前140—前117），河东郡平阳人，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是汉武帝时与卫青齐名的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出身卑贱，其外祖母卫媪和母亲卫少儿都是信阳公主家里的侍婢。后来，他姨母卫子夫被汉武帝立为皇后，霍去病因之到了武帝身边为侍中。由于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精通了骑马、射箭、击刺等各种武艺，深受武帝的赏识，出入宫禁，侍从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18岁的霍去病以票姚校尉职随从舅父卫青出击匈奴，他率轻勇骑士800名奔离大军数百里外寻找战机，获匈奴首虏两千余级，活捉单于叔父罗姑比。武帝对霍去病大加赞赏，以1600户的食邑封他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三月，受汉武帝之命，已升任骠骑将军的霍去病率1万骑兵“出陇西”远征河西走廊。汉武帝在封赏霍去病的诏书中描述了这次战役所经过的几个地名，对弄清他的行军路线非常重要。诏书说：“骠骑将军率戎士隃乌盭，讨遬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摄詟者弗取，几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鏖皋兰下。”乌盭（lì），王宗维认为是水名，即乌亭逆水（今庄浪河）。《汉书·地理志下》言“乌亭逆水出参街谷，东至枝阳入湟”。该水不是入湟，是黄河的支流，在由陇西进入河西走廊的通道上。但诏书中言“逾乌盭”，所逾者应是庄浪河边的同名大山，即祁连山脉东部的某山。狐奴，又称谷水，即发源于祁连山，流经今武威市凉州区、民勤县，注入休屠泽的石羊河。焉支山，又名燕支山、大黄山，在今永昌至山丹县境内。皋兰山，在焉支山外千有余里，因此不是今兰州市南的皋兰山。据陶保廉考证，霍去病作战的皋兰山是今张掖市高台县北的合黎山。据他说，古代皋兰、贺兰、合黎、阿拉善，都是少数民族语“哈喇”不同时期的译音。西汉时称合黎山为皋兰山。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霍去病大军由陇西郡（治今临洮）出发，在金城西翻过庄浪河附近的乌盭山，进入河西走廊。此后大军继续西行，与匈奴遫濮王作战，又渡过狐奴水（今石羊河），汉军一路势如破竹，6天之中转战匈奴5王国。凡抗拒者坚决打击，畏葸者弃而不问，更不贪恋敌方物资。单于的儿子都差点儿被汉军捕获。又翻越焉支山，深入匈奴纵深一千余里，与匈奴劲旅鏖战于皋兰山下，大败匈奴军，杀死了折兰王，斩得卢侯王首级，捕获了浑邪王的儿子、相国及都尉，还收缴了休屠王用来祭天的两个金（铜）人，前后6天，汉军轻骑远程作战，大获全胜。
这次奇袭匈奴，霍去病是孤军深入长途奔袭，对沿途遭遇到的匈奴“辎重人众摄詟者弗取”，就是凡不反抗的就置之不问，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不耽误时间，以便迅速突进。他率部在突然、疾速、狂风暴雨般的席卷中，共“捕斩匈奴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创造了奇迹，显示了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不但在军事上取得了较大的胜利，还头一次了解了河西的地形地貌以及匈奴在河西的军事布置，熟悉了地理环境，为再次大规模出兵河西创造了条件。
为了彻底打败匈奴右部，这年夏天，汉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河西战役。这次进兵规模较大，时间也更长，而且既有主攻又有打援。靠近河西的右贤王在漠南战役中被卫青打得一败涂地，损失惨重，对汉军构不成威胁。但左贤王尚未受创，仍是兵强马壮，因而要防止他的驰援。作为河西战役的主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分别从北地（今庆阳市境）出发，计划由南北两路合围河西走廊的匈奴军队。同时，汉武帝派遣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道从右北平（治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寻找机会与匈奴左贤王作战，以分散匈奴对西线的注意。李广率领的四千骑兵，被匈奴左贤王的4万骑兵包围，李广率军力战两日，杀敌无数，汉军也死者过半，张骞统率的万余骑兵方才赶到，匈奴撤围而去。霍去病率领的铁骑从北地出发，一路向西奔袭。公孙敖军出北地后，拟走南路，经青海，翻越祁连山进入河西，与霍军南北包抄匈奴。但公孙敖由于迷路失道，未进入河西。霍去病军绕过卑移山（今贺兰山），在大漠之中，勇敢地向西奋进，渡过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沿着弱水（今额济纳河），进入浑邪王驻牧地（今张掖市境），南至南山（祁连山）小月氏地，与匈奴军队展开激战。给匈奴右部以毁灭性的打击，取得完全胜利。汉武帝在奖赏霍去病的诏书中说道：
骠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觻得，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长。
在缺乏南线大军配合的情况下，霍去病孤军深入匈奴两千余里，率领劲骑，勇敢作战，仍然是“舍服知成而止”，不贪财，不滥杀，不久留，取得极大成功。战后，除主帅霍去病益封外，其部将也多得封赏，所有随从作战的校尉都赐予左庶长之爵。鹰击将军赵破奴封为从票侯，校尉高不识封为宜冠侯，校尉仆多封为辉渠侯。霍去病因几次创立殊勋，受到武帝的更大赏识和亲近，地位也更高，“比大将军”。而合骑侯公孙敖途中滞留未能按约定与霍去病军会合，“当斩，赎为庶人”。
（二）浑邪王归汉，汉军领有河西走廊
两次河西战役的胜利，不仅使匈奴右部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还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的内部分化。这年秋天，匈奴单于因河西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屡遭失败，被“杀虏数万人”，欲召庭严惩，浑邪王和休屠王遂商议向汉朝投降，派使者到边境联络。正率众在黄河边筑城的大行李息接待了浑邪王使者，当即用驰传向天子报告。汉武帝怕浑邪王等人诈降袭边，派霍去病率兵去迎接。汉军渡过黄河，已经能望见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部众。休屠王突然反悔，率领部下，想转身逃走。浑邪王的裨将也有不欲降者。于是浑邪王杀了休屠王，兼并其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挥剑驰入对方营帐，与浑邪王相见，帮助浑邪王，杀了不愿投降的8000余人。浑邪王及休屠王的部下共4万余人，号称10万，投降汉朝。霍去病派人用驿传将浑邪王先行护送到武帝行在之所，自己则带兵统领所有投降的匈奴将士渡过黄河，进入内郡。浑邪王一行受到汉武帝的隆重接待，“天子所以赏赐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辉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对于4万降卒，汉朝廷则分别把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秦长城以北与黄河以南之间的地区，因其故俗而号为“五属国”。汉武帝给霍去病的嘉奖诏书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欣慰地希望从此以后西北边境能够永远安宁。
在两次河西战役中，霍去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功勋卓著，成就一代名将的声威。武帝要为他修建宅第，他却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元狩六年，霍去病病故，终年仅24岁。《史记》总结霍去病一生抗击匈奴的功勋说：“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虏首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后为将军二人。”汉朝为其隆重安葬，起坟于正在修建的武帝寿陵东侧，并“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为景桓侯，以表彰其在河西战争中的卓越功绩。
元狩二年河西之役具有重大意义。由于休屠王身死及浑邪王率其部众降汉，“金城、河西并南山（今祁连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河西战役是匈奴退出河西地区的关键。从此，汉王朝的西部疆土由今兰州黄河一线，向西延伸了一千多公里，王朝都城与匈奴控制区之间有了一个颇为宽阔的缓冲地带，关中地区更为安全。同时，王朝的西方边郡得到安宁，人民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武帝下诏“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减轻了西北边境的赋役负担，有利于这些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汉朝在河西地区分设了酒泉、张掖、武威、敦煌等郡，使边远的河西地区纳入封建统治的范畴之中。汉朝还向河西地区徙民实边，进行屯垦，这对开发边郡经济、发展生产都有很大好处。河西走廊是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扫清了河西的匈奴势力，就清除了通往西域的最大障碍，为“通西域”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1]《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本节以下凡引该传，不再加注。
[2]王宗维：《论霍去病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3]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6～247页。
[4]陈秀实《汉将霍去病出北地行军路线考——〈汉书〉“涉钧耆济居延”新解》（《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6期）认为，“霍去病出军路线是由今宁县北上到高平，即秦时所开朝那、萧关道，由此经今宁夏海原至甘肃靖远县，由索桥渡济黄河，至媪围（今景泰县），西抵武威”。此为一说。
[5]《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6]汉武帝所设五属国的具体位置，陈连庆在《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中国古代史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85页中说：“杜佑与胡三省的说法不同，清人齐召南折中二家的说法，以为早期的五属国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用胡三省说），晚期的五属国在陇西、北地、上郡、天水、张掖、五原（用杜佑说），所论比较妥当。”
[7]《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8]《汉书·张骞传》。
二、张骞通西域
（一）西域范围与概况
“西域”是汉朝人对王朝西部地区的泛称，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今新疆地区（或指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我国新疆地区）；广义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等地。
汉代西域东西六千里，南北千余里。东接汉朝的阳关、玉门关，西至葱岭。南面有昆仑山，北面有天山。葱岭山、于阗发源了纵横捭阖的无数大小河流，它们冬夏不增不减，在沙漠里形成了一块块绿洲。依绿洲建筑城郭而形成大小不等、互不隶属的“城郭诸国”，最初时有36国，后来分为55国。沙漠南北诸国皆以种植、畜牧为主。自莎车向西南，至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的“葱岭诸国”，由于耕地面积较少，一般都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
秦汉时，西域的大概情况是：
大宛（yuàn）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jǔmí）、于阗。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后改为鄯善）、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控弦者数万，敢战。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控弦者八九万人。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控弦者可一二十万。
秦末汉初，匈奴贵族乘中原混战无暇他顾之际，出征天山南北，降服了西域大部分地区。匈奴在那里设置僮仆都尉，不仅肆意劫掠西域各国的人口为奴，而且还要求西域各国以贡赋形式给匈奴送上自己的财富及各种资源。例如，“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间，故留为国云”。一次就将蒲类国的六千人强制迁往匈奴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去受奴役，可见其掠夺人口的数量之大。西域这些实力大小不等的诸国受制于匈奴，除个别附佣帮凶国外，大部分国家与匈奴离心离德，不愿顺从。史载，他们“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zhān）罽（jì），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这就为日后张骞出使西域以及汉王朝在西域的一系列政治活动的最终成功准备了条件。
（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武帝继位初年，就有报匈奴五世之仇的决心。汉武帝决定利用大月氏与匈奴的矛盾，招募人出使大月氏，与之联合共同夹击匈奴。因为汉朝官方从来没有人去过西域，路线状况不清，而且出使西域必须经过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凶多吉少，一般人都将其视为畏途，只有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张骞（约前164—前114），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东）人。建元三年（前138年），他带领胡人堂邑父等百余人的使团从长安启程，出陇西郡后继续西行，一进入河西走廊便被匈奴捉住。匈奴单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单于扣留张骞，嫁匈奴女于他为妻，生了孩子。张骞在匈奴过了十多年囚犯式的生活，坚贞不屈，“持汉节不失”。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带领少数部下逃出了匈奴的魔掌。
逃出虎口后，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中奋力向西跋涉，实在饿得没有办法时，就由堂邑父猎取飞鸟走兽充饥。几十天以后，他们翻越葱岭，到达地处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到张骞很是高兴，问他意欲何往。张骞陈述了出使大月氏的使命，请求大宛王派向导和翻译帮助他，答应事成返汉后，送给大宛王不可胜数的汉朝财物。于是大宛王派人把张骞送到康居（今撒马尔罕一带），由康居再转往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张骞终于到了目的地。
张骞虽然到了目的地，但此时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大月氏在水草丰美的妫水流域定居下来以后，对当地安逸、殷实的生活十分满足，已无心东归河西走廊。张骞从大月氏来到大夏（今阿姆河以南至阿富汗境内），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了解了许多大夏邻国的情况。知道大夏的东南是捐毒国（即印度），那里气候炎热潮湿，临近大海，作战时用大象做乘骑；大夏西边是安息（即帕提亚，今伊朗北境），那里的人民以农业为生，有不少珍奇的出产。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始终没有得到月氏王联汉抗匈的许诺，只好取道南山（即今天山南道诸山），想避开河西走廊，从羌中道（今青海省境内）返汉，不料途中又被匈奴抓住。一年以后，匈奴军臣单于死，内部因争夺单于位而大乱。张骞乘机带了妻子和堂邑父脱身回到长安。是年为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太中大夫，拜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出发时的100多人，最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平安回到长安。其间的艰辛，可想而知。张骞这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与大月氏联合共同抗击匈奴的预期目的，但“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博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张骞把在西域的所见所闻，写成《出关记》，使中原朝野比较清楚地了解到了真实的西域，以及各国的政治、经济、物产、民俗、兵力等情况，这对于西汉认识其外部世界，进一步和西域沟通是十分重要的。
（三）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预期目的虽未达到，却因为他到过匈奴和西域的许多地方，“知水草处”，所以在元朔六年（前123年）跟从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时，使“军得以不乏”，被封为博望侯。其间，汉军对匈奴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打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尤其是领有了河西走廊，确立了对河西地区的有效统治，往西域的道路畅通了。但是匈奴还控制着西域，张骞认为乌孙是一支可以联合的力量，将他招来河西，与之“和亲”，结成抗匈联盟，就可以断匈奴右臂。武帝根据张骞的建议，谋求与乌孙联合，把抗匈战争进行下去，于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张骞以中郎将的职衔，率领300人的庞大使团，每人配备2匹马，并携带价值数千亿的金帛丝绸货物，以及上万头牛羊，出使西域联络乌孙，如果道路许可，并派遣副使到其他西域国家。
张骞使团从长安出发，顺利地到达敦煌。又穿过白龙堆（今新疆罗布泊附近）向西北，经焉耆、龟兹，顺利到达乌孙的都城赤谷城（今哈萨克斯坦依什提克）。张骞向昆莫传谕了武帝的意旨：“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当时正赶上乌孙国内局势不稳。原来，乌孙昆莫猎骄靡的长子早死，昆莫想将昆莫之位传于长孙岑娶，但昆莫次子大禄不服，加之国内兵力三分，昆莫、岑娶、大禄各将万骑，矛盾一触即发。昆莫猎骄靡年老，穷于应付，况且该国离匈奴近，离汉朝遥远，又不知汉之大小、实力，所以，没有答应汉朝要他东归故土共抗匈奴的意见。
在乌孙，张骞按计划向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派遣了副使，与这些国家有了正式使节往来。回国时，乌孙王为表示感谢，“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同张骞返汉。乌孙使者来到长安，看到汉朝“人众富厚，归报其国”，乌孙更加重视与汉朝的关系，并最终在此基础上以联姻方式结成友好关系，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最坚定的盟友以及抗击匈奴的最佳战友。此后一年多，张骞派往各国的使者先后完成使命，与各国派往汉朝的使者一道回长安。于是，西域诸国开始与汉相通。“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四）通西域的影响
张骞出使西域决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兴盛时期必然出现的。王朝经济实力雄厚，为张骞出使西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反抗匈奴侵略，“断匈奴右臂”，维护王朝安定，是张骞出使的直接原因，商业的发达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以及以后进一步和西域密切关系，是出使西域的动力之一。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扩大了西汉人对西域的认识。他历经西域各国，了解到了西域各国大量的地理、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情况，张骞根据自己在西域的所见所闻写成《出关记》。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出关记》写成的，大大丰富了我国人民的西域知识，也是我们现在研究西域历史的最早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其次，开辟了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交流。
第三，断绝了匈奴从西域得到人力、物力资源的渠道，逐步消除了匈奴在西域诸国的控制和影响，孤立了匈奴的势力，为最终解决匈奴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四，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加强了对西域的经营，最终设置了西域都护，确立了西汉王朝对西域各地的隶属关系。经过长期经营，汉朝打败匈奴在西域的帮凶大宛，于太初四年（前101年），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今新疆轮台）、渠犁一带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的使者。这实际上就是西域都护最早的雏形。此后，由于日逐王的投降与车师的平定，匈奴的势力退出西域。神爵二年（前60年），西汉宣帝任命郑吉为都护，以管理西域地区。自此以后，西域就在都护统领之下，成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王朝的疆土向西又扩展了数千公里。
[1]《史记·大宛列传》。本节以下凡引该传，不再加注。
[2]《后汉书·西域传》。
[3]《汉书·西域传》。
三、隔绝羌匈
（一）汉代羌族概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秦国的兴起和强大，羌人不断西迁。秦王嬴政以全力从事统一事业，“兵不西行，故（羌）种人得以繁息”。秦统一天下以后，派“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秦汉时，羌人主要的居住区有三块：一是河湟地区；二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诺羌等西域小国；三是今陇南及川西北一带的越嶲羌、广汉羌、武都羌等。其中，甘青河湟地区是羌人最重要的聚居地。所谓河湟，指的是黄河及湟水流域一带，具体指今甘肃临夏、青海海东及其邻近地区，这里是羌族的原始居住地。
羌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最高首领，而是有许多不同的“种”，称为种羌，各自为政。据史书记载，我国的羌人多达150个种落，大体为无弋爰剑的后裔。《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
每个羌人种落，都由一个家族世代继为首领，其下有一个或多个部落。有的种落之下还有附落，就是归附于该种落的其他种落。有些附落是在该种落强大时，自愿归附投靠的，有些附落是被强大种落裹胁或掳掠来的。羌族种落的最高首领在汉文典籍中被称为“大豪”或“种豪”，若其种落较大，在大豪之下还有中等和低等的首领，汉文典籍中称之为“中豪”、“小豪”。羌族种落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兼营农业。种落成员亦兵亦民，平时分散进行畜牧或农业生产，种落冲突时集中起来就可以作战。
在汉代活动较多的河湟羌族种落有：先零、研、卑湳、卑禾、牢姐（zī）、彡姐（xiān zī）、烧当、烧何、钟存、勒姐、当煎、参狼、滇零、罕、幵（qiān）、封养、且冻、狼何、牢羌、当阗、沈氐、巩唐、吾良、全无、傅难、鸟吾、虔人等。
先零种是河湟地区最大的一个种落，本住湟中，后来被汉驱逐至赐支河曲的大小榆谷。据李文实先生研究，榆谷是羌语地名，为今藏语“热贡”的对音。大榆谷以今青海同仁、泽库为中心。小榆谷指今甘肃夏河甘家滩一带。
研种，无弋爰剑的曾孙名忍，“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研种原居住于河湟之间，后向汉朝要求守陇西塞，故主要居住今洮河流域。
卑湳种，原来居住于大小榆谷，后来迁徙到金城郡安夷县（今青海平安西）。
卑禾种，原居于湟中，后迁于青海湖，故青海湖又名卑禾羌海。
牢姐种，先零羌的一支，原居金城郡白石县（今临夏东南）。
彡姐种，主要活动于洮水上游地区。
烧当种，烧当本是人名，无弋爰剑曾孙研的第13世孙。此人“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该种羌世代居住于赐支河曲北岸的大允谷（今青海共和县东南）。
烧何种，本居于张掖南山，与卢水胡为邻，受其逼迫，迁至金城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
钟存种，或称钟羌，本居于大小榆谷南，与烧当羌为邻，后来一部分迁往陇西郡临洮谷（今岷县境）。
勒姐种，《水经注》卷二：“湟水又东，勒且溪水注之。水出县东南勒且溪，北流迳安夷城东，而北入湟水。湟水有勒且之名，疑即此号也。”此言，安夷城东有勒且溪水。朱笺云：“勒且，即勒姐也。”则勒姐种羌系因其居地得名。
当煎种，或写作煎当种，有人以为是先零羌的一支，世居金城允街（今兰州红古川）。
参狼种，原居于西汉水上游，西汉元鼎间，在其地置武都郡。
滇零种，系先零别种，原居于赐支河以西。
罕种，罕是罕羌，原居住于永登至临夏一带。一方面罕之名与枹罕（今临夏）有关，应劭称：“（枹罕）故罕羌侯邑也。”另一方面罕又与令居（今永登）有关。史称“令居，莽曰罕虏”。所谓“罕虏”是对罕种羌人的侮辱性称呼。此名称应该与当地为罕种羌居地有关。
幵种，幵，是研种的一支，原居住于湟中。罕种羌与幵种羌结合，在史书中称罕幵种。该种后来迁到鲜水之阳，即今青海湖北岸，还有一部分迁到黄河南岸。
封养种，原分布于先零与牢姐种之间，后迁移到陇西、汉阳二郡。
且冻种，活动于陇山一带。
狼何种，在河西走廊西端阳关西南。
（二）隔绝羌匈使南北不得交关
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许多羌族种落被匈奴强力控制，匈奴的势力自蒙古高原到河西走廊到甘青高原连成一片，从西、北两面包围了汉朝。匈奴对羌人的统治方式不同于河西。匈奴对河西的统治是直接占领，派王统治；而对羌地，或者与西域同，按时派官收取赋税，需要时可调动羌族种落的兵力，配合匈奴对汉边塞进行攻击。史书中所说高后六年“匈奴寇狄道，攻阿阳”；七年，“匈奴寇狄道，掠二千余人”；文帝十一年，“匈奴寇狄道”等，入扰者名为匈奴，其实都可能是匈奴联合河湟羌人所为。汉“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这是研种羌人不堪匈奴的统治，在其首领留何的率领下，归附西汉，自愿为汉守卫陇西郡的狄道（今临洮县）、安故（今临洮县南），一直到临洮（今岷县）、氐道（今礼县西北）、羌道（今舟曲北）诸县的边塞。当时西北羌夷等部族反抗匈奴贵族压榨，自愿为汉朝守边的事不只这一起。文帝初年已经有羌夷等少数民族脱离匈奴的控制，自愿为汉朝守边，而称为“保塞蛮夷”。投靠汉朝的羌族种落也有武装反汉而被镇压的。如李广自述其在景帝时，“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
河西战役之后，汉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充分发挥河西走廊的重要战略价值，来隔绝匈奴与羌人的交通。一是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二是向河西迁徙人口以充实当地，加强防卫力量。三是构筑从令居（今永登西）向西直到盐泽（今罗布泊）的塞墙，沿途设置亭障，驻扎大军防守，既保障丝路通道的安全，也将匈奴阻隔在北，将羌人阻隔于南，断绝其交关。史称“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设立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东南）、破羌县（今青海乐都县东南），汉朝利用千里河西走廊，割断匈奴与羌族的联系，“使南北不得交关”，形成了对匈奴的反包围。
（三）羌族问题成为汉匈矛盾的焦点
霍去病两征河西，使匈奴损失了数万部众和大片疆土。河西地区水草丰美，本是匈奴的重要牧场、生活基地和交通要道。河西走廊为汉朝所有，对匈奴来说，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损失极大。匈奴人不甘心河西的丧失，一再进行反扑，更策动羌族在汉边境滋事，不断“侵边为桀”。
甘青河湟等地的羌族，成为汉朝与匈奴斗争的交绥点。汉武帝敏锐地认识到羌族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于是亲自到陇西、北地一带巡视，予以检查和规划部署。元鼎五年（前11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十月是当时沿袭秦朝行颛顼历的每年第一个月，汉武帝按惯例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在那里祭祀五畤。随即翻越陇山，登上空同山，又转向西南一直到祖厉河，才折返长安。空同山在今平凉市崆峒区，当时属安定郡。祖厉河，系今靖远县境内南北流的一段黄河的别称，犹如流经金城的一段黄河称金城河一样，不是发源于今华家岭，向北流经今会宁县，至今靖远县城西南侧汇入黄河的支流祖厉河（古称祖厉川水）。《水经注》卷2《河水注》言：“河水东北流，径安定祖厉县故城西北。汉武帝元鼎三年，幸雍，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即于此也。王莽更名之曰乡礼也。又东北，祖厉川水注之，水出祖厉南山，北流径祖厉县而西北流，注于河。”从其文字来看，黄河一段的祖厉河经过汉祖厉县城（今靖远县平堡乡驻地平滩堡）西南侧，再往北流90里，祖厉川水才汇入黄河。当时，祖厉县似仍属陇西郡管辖，而且是由河东向河西的重要渡口，从这里“可西经永登县到青海，西北经景泰、古浪到河西走廊，还可东北经景泰到宁夏”。汉朝要北防匈奴，西御羌族，不能不注意这一个地方。汉武帝到这一带来，显然是视察地方抗匈、御羌的战备状况。
《史记》和《汉书》有关篇章对此次汉武帝巡视陇西的记载系年上有问题，《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将视察河东、陇西与北地系于元鼎四年（前113年），而《汉书·武帝纪》将视察河东系于元鼎四年，将视察陇西、北地系于元鼎五年。从史源上来说，《本纪》的记载来自于起居注，而《平准书》的记载来自于有关卿司的公文，《食货志》又抄录自《平准书》，比较而言，《本纪》的可信度较大，其系年是对的，《平准书》是将两次视察混为一谈了。
汉武帝越过陇山，来到陇西郡境，准备视察该郡防御羌人的备战状况，由于大批人马来得突然，地方上竟然无法供给皇帝随从官兵的食物，陇西太守因而自杀。武帝带着随从又转向北，出萧关，到新秦中，带领数万骑兵打猎。我们知道，古代皇帝大型的围猎活动，都要有数万甚至数十万军队参与，按照统一的指挥行动，猎捕活动实际上就是一次军队的实战训练。所以史书中称其“以勒边兵”。汉武帝在巡视中发现，新秦中竟然有千里的边地没有设置亭障，于是当即将北地太守等有关责任官员诛杀。同时，武帝下令招徕内地百姓到边境县畜牧，由官府借给母马，用以繁育战马，以这些人马来充实新秦中边地防卫，母马三年后归还官府，免除来边县畜牧者的占缗，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这次视察，汉武帝既检查了西北南线防羌的措施，又检查了西北北线防匈奴的措施，更以围猎的方式视察训练了边防军队，又向匈奴示威，以畜牧充实了边县，意义重大。
元鼎五年（前112年）底（九月），在匈奴的策划和支持下，世居青海赐支河曲的先零羌与河湟的封养、牢姐诸羌化解仇恨，结成联盟，合兵10余万，进攻汉朝的令居、安故，围困枹罕（今临夏）。史称：“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同时“匈奴入五原，杀太守”，予以呼应。
汉武帝对羌人的反叛早有准备，所以反应极为迅速，一接到陇西郡守的报告，当即派兵去平定。史称，元鼎“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而《后汉书·西羌传》载：“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综合两史所记，汉武帝这次是在以大军镇压反叛的南越王相吕嘉的同时，紧急调动了陇西、天水、安定三郡的骑士，以及负责京师巡察和皇帝出行时手持执金吾担任先导的中尉所统领的中央禁军，还有河南（治今河南省武陟南）和河内（治今河南洛阳东）的郡兵，总计10万将士，由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领，前往征讨，很快打败了羌人，解除了枹罕的包围，并一路追击，汉军占领羌人的根据地湟中，剩余的羌人离开湟中，逃到西海（今青海湖）、盐池（今茶卡盐池）一带。
为了更好地管理羌人，处置羌族问题，汉武帝设置了权力很大的护羌校尉，持节管理羌人事务。史载：
护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以护西羌。王莽乱，遂罢。时班彪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拥节。长史、司马二人，皆六百石。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护羌校尉是汉朝最早设置的专门在地方上管理羌族的高级职务，其他如西域都护、护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等，都是在其后设置的。说明了羌族问题的重要，以及汉朝对安定羌族的重视。第二，护羌校尉是军职，统领一定数量的军队，而不是如郡太守、县令之类主要是地方行政管理职务。护羌校尉治事不辖地，领民（羌人）不领县。以将军任主官，说明汉朝统治者在对羌族管理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武力震慑的作用，不是单纯以教化治羌。第三，护羌校尉秩奉为比二千石，与朝中所设的护军校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及各郡郡尉的级别相同，但其持节，即得到皇帝给以的出使凭证“节”，说明其职务系皇帝直接派遣，代表朝廷，十分重要，而且权力很大。第四，护羌校尉开府治事，校尉府设有长史一人，司马二人，都是六百石旳职位。长史是校尉的助手，负责帮助校尉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并具体统带校尉府诸吏杂人员，当校尉不在时，长史则代行校尉的职权。司马是军官，系校尉手下具体带兵打仗的人员。上述与护羌校尉同为比二千石的军官，有的不置司马，多数只有一员司马，极少设两位司马的。护羌校尉下设两位司马说明其所统兵员较多，或者该职军事任务繁重。第五，护羌校尉的职责，一方面是代表朝廷管理郡县内外所有羌人种族，保护羌人的安全和安定，经常召集羌人首领议事和贯彻朝廷的政令，以朝廷名义赐给诸羌金帛粮食等物，还要处理羌人内部的冲突矛盾纠纷，以及羌人与汉人或其他民族之间的冲突，平抑羌人的冤屈。掌握羌人的动态，搜集有关情报，及时上报朝廷，或通告郡县，以备不虞。当羌人发生大小动乱时，则首先率部下将士前往镇压。第六，护羌校尉的治所究竟在何处，可能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汉旧仪》言在令居县，但明确说是东汉初年的治所。西汉时护羌校尉的治所在何处，《汉书》中无记载。初期可能在令居县，这从西汉羌人造反总是先进攻令居可以感觉得出来。令居，即今永登县。这里是由内地西入湟中、青海，西北入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地，控扼着羌人与匈奴南北、东西交通的枢纽，护羌校尉驻于此，有利于对尚桀骜不驯的羌族的控制。但在《水经注》中又有别的说法。其卷2《河水注》言：“湟水又东南径卑禾羌海北，有盐池。世谓之青海。湟水东流径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湟水又东，右控四水，导源四溪，东北流注于湟。湟水又东径赤城北，而东入径戎峡口，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径护羌城东，故护羌校尉治，又东北径临羌城西，东北流，注于湟。湟水又东径临羌县故城北。”依此，护羌校尉治所护羌城在湟水上游东侧，不在令居。从《水经注》的描述，可以界定护羌校尉城西边是赤城（在青海湟源县西日月山），东边是临羌县故城（今青海湟源县东南）。则所谓护羌城应在今青海省湟源县西，日月山之东。郦道元既称其为“故护羌校尉治”，说明是西汉时期的护羌校尉治所。如果联系到西汉时羌汉力量在今海东一带的消长情况，可能此地是赵充国平定羌乱后的治所。
从史书中检索，西汉时期先后担任过护羌校尉一职的有：
宣帝时，辛临众，辛汤。《汉书·赵充国传》载，宣帝元康三年，“诏举可护羌校尉者，时充国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充国遽起奏：‘汤使酒，不可典蛮夷。不如汤兄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更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国之言”。
元帝时，王尊。《汉书·王尊传》载：“起家复为护羌将军转校尉，护送军粮委输。而羌人反，绝转道，兵数万围尊。尊以千余骑奔突羌贼。”
成帝时，尹岑子河。《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永始四年，护羌校尉尹岑子河为执金吾，一年迁。”
成帝后期，辛通。《汉书·辛庆忌传》载：辛庆忌“长子通为护羌校尉”。
孺子婴时期，窦况。《汉书·王莽传上》载：居摄元年，“西羌庞恬、傅幡等怨莽夺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诛永，遣护羌校尉窦况击之”。
[1]《后汉书·西羌传》。本节凡引用此文，不再出注。
[2]李文实：《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88页。
[3]《汉书·地理志下》。
[4]种之字，史籍写法不同，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写作“开”，《资治通鉴》则用“”，为避免与开关之“开”字相混，保持羌种名称的特性，故本卷凡涉及羌种名，皆用“”字。
[5]《后汉书·西羌传》
[6]《汉书·高后纪》。
[7]《汉书·文帝纪》。
[8]刘光华：《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9]《汉书·李广传》。
[10]《史记·平准书》。
[11]《史记·平准书》。
[12]《汉书·武帝纪》。
[13]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14]此处记载当亦有误，但难以定夺。因汉武帝一行既已过陇山，就难以由陇西向北。要向北，必须仍越陇山回陇东，再向北。
[15]《汉书·武帝纪》。
[16]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第154页。
四、赵充国入河湟，稳定羌区
（一）先零羌等大规模反叛
羌族是西部最古老的农牧兼营、以牧为主的民族。《说文解字》解释道：“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洲塔认为：“《汉史》中所述的‘羌’字，实为藏文‘’字的音译，是北部之意，为地域上的概念，所谓‘西羌’，实际上在藏语北部的本意上汉语又赘加了一个‘西’字，藏汉字异意同，附会合称‘西羌’。”①在一定意义上，羌概指当时西北地区的诸民族。秦献公西进，诸羌西迁。秦孝公时，商鞅变法，秦国力强盛，诸羌降服。秦始皇时，“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诸羌远徙，到了“河关之西南，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一支逃到“河曲西数千里”，成为藏民来源之一的“发羌”，一支逃到天山南路，成为“婼羌”，另一支向南进入蜀地，形成了越嶲羌、广汉羌、武都羌等，还有不少羌人留在原地河湟地区。在河湟地区的诸羌，有些以图腾命名，如牦牛羌等，有些以酋长名命名，如烧当羌、先零羌等，有些以地名命名，如勒姐羌、卑湳羌等，“大者万余人，小则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羌族居住区东北部达秦朝陇西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朝的疆域时云“西至临洮羌中”，即言此种情形。
在诸羌之中，先零种羌力量最强，而且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在被徐自为率汉军击败，逃往青海、盐池以后，先零种豪并不死心。汉武帝晚年的征和五年（前88年），先零种豪封煎派使节到匈奴商议反汉，匈奴单于狐鹿姑当即派人越过河西走廊，来到祁连山南的小月氏部，向诸羌传话道：“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其与汉朝战争的新胜利（指前90年匈奴单于与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接战，李广利兵败投降），证明其力量之强。又以羌人在汉朝郡县统治下的使役之苦，挑拨汉羌关系。号召各种羌与其联合，共同打击汉朝，如果成功，羌人也可以到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游牧。匈羌的这次联合行动似乎是成功的，但史书对其失载。元康三年（前63年）赵充国回忆说：“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一般注家都认为赵充国所指，即元鼎五年（前112年）末先零与封养、牢姐种羌结盟攻汉，而被徐自为等击平之事。然元鼎五年距赵充国发言的时间已经有约60年，赵之“往三十余岁”从何说起？且元鼎五年的反叛在次年就被平定了，不是“五六年乃定”。所以赵充国所说的羌人的这次反叛，肯定不是指元鼎五年的那一次，而是别有所指。从时间上分析，征和五年与元康三年相距26年，近30年之数。而且此事是赵充国亲身经历过的，他在年老时回忆前事，年代上有一点差错是难免的。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汉朝为了加强对羌人的控制，决定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分出二县，设置了金城郡。金城郡辖今甘肃兰州、临夏至青海西宁、海东等地区，是汉朝深入河湟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基地。朝廷不时派大员来到羌族地区，了解他们的需要和疾苦。宣帝（前73至前49年在位）继位初，派熟悉羌族情况的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先零种大豪向其提出要求，说：“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就是希望能允许他们离开现在居住的西海、盐池等高寒地区，向东渡过湟水，到气候和水草较好的湟中一带放牧牲畜。义渠安国将先零羌人的要求向朝廷报告，后将军赵充国认为不可答应羌人的要求，同时批评义渠安国“奉使不敬”，就是作为使者，没有认真贯彻朝廷的既定方针。先零羌人虽然没有得到答复，却因为事先已经向朝廷特使报告过了，而带领种人赶了牲畜，强渡湟水放牧，郡县官员无法禁止，时有冲突。
先零种羌见地方官对其非法行为束手无策，遂得寸进尺，于元康三年（前63年），召集各种羌200多位豪首会商，决定：各种羌互相解除旧有怨仇不再内讧，互相交换人质表示诚信，由先零羌豪率领举行盟誓，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汉朝。消息传到朝廷，汉宣帝向老将军赵充国咨询。赵充国认为，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他们内部种落林立，互相攻击，没有拧成一股绳。匈奴人一直在努力联合羌人共同反汉，羌族的种落只要解仇合约，就会与大汉朝对抗，往往力量很强，王朝非花大力气无法平定。最近匈奴人东西受困，企图以美色和物质利诱破坏西域诸国与汉的联合，未能成功。故而匈奴肯定会派使者到先零等羌种处。现在传来先零羌与诸种羌豪重又盟誓合约的消息，这是羌人联合匈奴反叛汉朝的前奏，形势极为严峻，不可不早做打算，防患于未然。
不出赵充国所料，一个多月后，传来世居阳关西南的狼何种羌派使者到匈奴，要向匈奴借兵进攻鄯善、敦煌，以便隔绝汉朝与西域交通道路的消息。赵充国知道狼何种是小月氏的一支，力量弱小，不可能想出这种截断汉朝交通命脉的计谋，其背后必定有匈奴人。他向汉宣帝分析说：“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他向朝廷建议：“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朝廷要大臣们推举可以担任巡行羌地使者的人选，赵充国认为辛武贤可以，而丞相御史向皇帝推荐的是义渠安国。
受朝廷派遣，义渠安国到羌地各处巡视，告诫诸羌种豪首不要上坏人的当，同时调查情况，区别善恶，以阻遏反叛发生。义渠安国大概吸取了上次对羌人问题处理软弱而受到批评的教训，到湟中后，竟不分青红皂白，大杀一气。史书中说，他“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这种无端杀戮的政策，激起诸羌的愤怒，连那一心归附汉朝的羌豪和被汉朝封为归义羌侯的先零羌豪杨玉也觉得朝廷过去给他的约定不可信，而群起反叛。“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见篓子捅大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带了骑都尉将的三千骑兵仓皇退至浩门（今永登县西南河桥镇），做防备羌人的准备。羌人前来攻击，汉军寡不敌众，在退却途中遗失了许多车辆、辎重、兵器。退到令居，义渠安国才将羌人群起反叛的事向朝廷报告，而反叛的羌人正在向南边的金城郡进击。这已经是神爵元年（前61年）春天的事情。之前，赵充国向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迅速采购200万斛粮谷，羌人就不敢动了。耿寿昌向朝廷报告应储备100万斛，实际上只购得40万斛。义渠安国这次行动用掉了一半粮食储备，余下的粮食已经不多了。
（二）赵充国平定羌人反叛
羌族大规模反叛，宣帝让御史大夫丙吉向赵充国请教，谁人可以将兵前往镇压。已经76岁的赵充国自告奋勇地说：“无逾于老臣者矣！”赵充国（前137—前52），祖籍陇西郡上邽县，后来徙居于金城郡令居县。他历仕武帝、昭帝、宣帝三朝，是西汉著名的军事家。赵充国出身骑兵，年轻时以陇西郡良家子弟被选为宿卫侍从武帝的羽林郎。曾作为代理司马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当全军被优势敌军包围时，赵充国率百余壮士突围陷阵，受伤20余处，终于解除了贰师将军的困境，受到汉武帝的接见和嘉奖，以功为中郎，又升迁为车骑将军长史。汉昭帝时，他以大将军护国都尉的头衔，平定了武都氐人的反叛，迁任中郎将，又任水衡都尉。在反击匈奴的战斗中，他俘获其西祁王，提升为后将军。昭帝死后，作为朝廷重臣，他与霍光一起谋立宣帝，封营平侯。宣帝本始年间（前73—前70），赵充国为蒲类将军征讨匈奴，斩俘数百人。回长安后，任后将军和少府。匈奴出动10余万骑兵至汉边塞，企图入境抢掠。赵充国率4万骑兵屯卫沿边的五原、朔方、云中等九郡，单于闻讯而退。赵充国生活的令居是汉族与羌族杂居之地，他对羌族的人文历史及社会状况和秉性有切身的了解，对羌族与汉朝的关系史知道得更多，又长期活跃在抗匈与反对叛羌的第一线，故而能对羌人活动的分析鞭辟入里，明察秋毫，见近虑远。
汉宣帝本以为赵充国年纪大了，不会主动承担这一重任。现在听说他自告奋勇要带兵上前线，就亲自召见他，问道：“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宣帝含笑道：“诺。”
四月，赵充国到金城（今兰州西固区北），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六月，正式开始了军事行动。军队乘夜渡过黄河，步步为营，十分谨慎。经四望峡（今老鸦峡），见无叛军守卫，知其不善用兵，于是连夜进军至乐都（今青海乐都县），终于到达西部都尉府驻地的龙支（今青海平安县）。在那里，面对反叛羌人的挑战，赵充国每天宴飨士卒，不许出战，只让他们构筑工事营垒，做战斗准备。诸反叛羌豪见此，互相指责说：“语汝亡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壹斗而死，可得邪！”
与此同时，赵充国的儿子、担任右曹中郎将的赵卬，率领期门佽飞、羽林孤儿以及胡越骑作为侧翼，来到令居。叛羌派出大部队切断了汉军的粮道，赵卬向朝廷报告。朝廷下令，以八校尉、骁骑都尉和金城太守联合派兵搜捕山间的叛军，以保证道路和桥梁渡口的畅通。
赵充国认为对羌族各种落，应该分清主谋和胁从并区别对待，严惩主谋者，宽恕胁从者，只要诛伐先零，那么罕幵之属不用动兵就会臣服，以此来争取羌族人心。以前，罕幵羌人首领靡当儿曾经让其弟雕库向金城西部都尉报告先零羌人要反叛的消息。由于雕库族人也有参与反叛的，西部都尉就将报信的雕库扣留下来。赵充国了解情况后，马上将雕库释放，并让他转告羌人，汉军只诛杀反叛有罪者，希望大家别跟着先零羌人自取灭亡。同时宣布，捕杀叛乱首领及骨干者，将有多少不等的赏赐。“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这是赵充国分化瓦解反叛羌人的重要措施。
但是，当时朝廷中主剿派占优势。汉宣帝调集6万多步骑兵布置在金城一带，想以优势兵力迅速剿灭叛羌。酒泉太守辛武贤提出的作战计划是，由他率领武威、张掖、酒泉郡兵1万余骑，带30天的粮草，越过祁连山南进，由赵充国沿湟水西进，两支大军于七月上旬在鲜水上会合，夹击罕幵羌人。汉宣帝让赵充国研究这一计划。赵充国和长史董通年指出，辛武贤的设想必定是要失败的。汉朝应该集中力量打击先零羌，争取其他羌种归顺，才是全师、得胜、安兵的良策。意见上报朝廷，受到朝臣的一致反对，他们觉得，先零羌是在罕幵羌人的帮助下反叛的，只有先镇压罕幵，才可能最终平定先零的反叛。汉宣帝采纳朝臣的意见，任命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同时下诏责问赵充国，为何率领了1万多军队，不迅速殄灭叛羌，白白地拖延时日，劳民伤财，让将士们受苦？命令他约期与辛武贤会合，到鲜水合击罕幵种羌。赵充国并没有畏惧宣帝的斥责，他再次上书，陈述利弊，说明先零和罕幵是主谋和胁从的关系，先打罕幵，会使叛羌的阵营更为团结，羌种的反叛更难平定。他还披沥心迹表陈：“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幵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幵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赵充国的奏书于六月二十八日送出，七月五日就收到皇帝回复的玺书，通知按照赵充国的计划实施，收回了合击罕幵的命令。
赵充国率兵神速推进到先零叛羌的驻地附近，叛羌极为意外，纷纷丢弃辎重逃跑。赵充国率军在后边慢慢地驱赶，那里道路狭窄，湟水湍急，叛羌数百人为了抢渡湟水而掉到水中淹死，向汉军投降及斩首者500人，汉军夺得其牛羊马匹10余万头，车四千多辆。汉军进抵罕种耕牧地区，赵充国下令严格军纪，不许焚烧庐帐，不许在庄稼地里割草牧马。未损一兵一卒，罕羌等万余参与反叛的羌人就投降了汉朝。
远遁南山和青海湖以西的先零叛羌，凭借险要的地形坚守。汉军进山作战，兵少难以取胜，兵多又因道路崎岖，运输线长，而难以保证充足的给养供应。自开战以来，调集前线的6万多汉军，人马每月用粮199630斛、盐1693斛、草料250286石，使得陇西粮草价格飞涨，后方运输繁重。因此，朝廷无法长期在边地屯聚大兵。叛羌首领看出这一点，他们据险坚守，就是想在汉军撤走后东山再起。赵充国冷静地分析形势，针对羌人能忍耐严寒和困苦，熟虑了一个撤走骑兵、留步兵屯田、以持久对持久、最终平定叛羌的计划。根据调查，从临羌（今青海湟源东南）到浩门，共有荒地2000多顷。如果留下1万多步兵屯田，让他们分屯各险要之处，建造房屋，修治沟渠，垦种土地，再在湟峡（今西宁东之小峡）至鲜水附近的湟水沿线修建70道木桥，加派2000骑兵为屯田兵的护卫，这样屯田所得，不仅可以满足屯田者本身的生活所需，还可以补充金城郡的储备。汉军“内有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长期坚守，叛羌必将自行瓦解。
赵充国正准备将屯田意见上奏，却因腿病和痢疾而卧床不起。朝廷上下主剿呼声重新高涨。汉宣帝下令赵充国把军队交给辛武贤等人，于十二月突袭先零叛羌。赵充国的儿子赵卬劝父亲迎合皇帝旨意，别再抗争，否则皇上恼怒，性命难保。赵充国批评儿子对皇帝不忠，决心再次抗旨上奏，以生命捍卫自己的意见。他抱病奏上《屯田策》，不久，又奏上《屯田十二便》，完整详尽地陈述了屯田的计划与优点。汉宣帝终于接受了赵充国的意见，同时让辛武贤、许延寿、赵卬对叛羌实施军事打击。三将军共斩降叛羌八千多，前来投奔赵充国的羌人也有五千多。
次年，神爵二年（前60年）五月，赵充国上奏道：“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经过皇帝批准，赵充国全师凯旋。秋天，盘踞南山的残余叛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等种落，斩杀了先零羌豪犹非、杨玉，全部归降朝廷。规模很大的羌族反叛，就这样平定了。汉朝设置金城属国安置投降的羌人，西域归入中原王朝统辖和羌族反叛的平定，初步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构想。
[1]《后汉书·西羌传》。
[2]《汉书·西域传》。
[3]按征和仅四年，无五年，疑误。此据《汉书·赵充国传》。赵充国此次《对策》中所言年代似多有误，然难以考证，故以征和五年对应其后一年，即后元元年之公元年代。
[4]《汉书·赵充国传》。本节以下凡引本传者，不再加注。
[5]《后汉书·西羌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