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外国文学行当里的人,听说我的专业曾经也是外国文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追问一句:哪个系的?我说:中文系的。追问者于是释然。我们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确设置了一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阅读文献以翻译成中文的材料为主,既不是正宗的中国文学专业,也不是正宗的外国文学专业,地位比较尴尬。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中文系外国文学专业的人有两条出路,第一条出路,就是发奋学习外语,到国外混几年,然后回来当外国文学专家。一位中国本土的外国文学专家,在大会上发言讲外国文学,我问身边的国际友人:怎么样?他笑着说:不错,达到了我们本科生的水平。我觉得他的评价靠谱,因为我听一位外国汉学家在主席台上讲钱鍾书《围城》的语言问题,感觉也像我们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但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精神共享和情感交流。
第二条出路,就是放弃外国文学专业,转到中国文学领域来。但你准备研究那一段呢?中国文学也不是好惹的。你接受过正规的文字学、训诂学、金石学训练吗?再退一步说,你认识汉字吗?会写汉字吗?读一些、写一些简化了的汉字,研究一些“简体字国学”,只能贻笑大方。接下来就没有选择了,只有一个专业,那就是20世纪的白话文文学,也就是学科设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20世纪白话文学,也是一件苦差事。首先你得将你的审美趣味降下来,到图书馆去翻阅发黄的《新青年》、《新潮》、《现代评论》杂志,读一些“的”“底”、“地”“得”不分的文字,实在是让人纠结。那些在灵魂表面瘙痒的文字,不要说与法兰西、英格兰、俄罗斯文学相比,就是与“东欧弱小民族反抗文学”相比,也有距离。多数20世纪中国作家的思想性和文学性,犹如牛郎和织女,被语言的银河所阻隔。翻箱倒柜,也就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林语堂、钱钟书、张爱玲等几位作家。可是,就这么几位能勉强读下去的作家,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吗?
无论是取法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还是取法于外国文学现代文学的标准,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强行的美学分析,都给人十分勉强的感觉。于是,便出现了“再解读”的思潮,用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新潮理论(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符号学),还有文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传播学等方法,对20世纪中国文学做思想史或者精神史研究,或者说,文化研究思维的介入,为这一领域带来了一线生机。
但不管用什么方法,暂时还无法摆脱外国理论或外国文学的阴影,这是历史的玩笑。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和形式逻辑体系,感觉多于推论。但它的内部有另外一种逻辑体系,那就是表现“天人合一”乌托邦梦想的“宇宙逻辑”。在“阴阳五行”(木火金水土,东南西北中,角徵商羽宫,肝心肺肾脾,怒喜忧恐思,等等)的总体梦幻结构中,展开古老的东方分类学式的想象。这种东西,其本质是一种诗歌思维。所以,中国古代人即使写理论著作,也像是在写诗,带有很强的形象思维特征。既然是诗歌思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写诗呢?这就是古人的想法。直到王国维那里,这种想法依然很强烈。
翻译过来的外国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比如中古的佛教理论和寓言故事,比如近现代以来的西方理论和文学作品,为中国人的诗性思维注入了逻辑思辨力。“因明学”尽管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智慧术,但它包含了逻辑思辨的方法。可是到了中国,它就变成了禅宗,变成了机锋和顿悟,也就是变成了“诗”。现代西方理论的引进,特别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之后,现代汉语理论体系的建立,才开始逐渐改写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人赖以思维的“语法结构”甚至“精神结构”。同样,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阅读,也在改变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言说方式,左右了许多中国作家的叙事方式和抒情语体。我想说的是,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外国文学和理论,一旦进入了广泛的阅读层面,实际上已经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能不能列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是有争议的。我个人主张,它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翻译家的现代汉语再创作。
因此,我的这本文集,与其说是“外国文学”评论,不如说是“中国文学”评论。文集编入了我自1991年以来所写的全部“外国文学”评论文章,其中俄罗斯文学评论占据了较大的篇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些文章曾经收入过我自己不同的批评文集,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文集的一个附录部分。直到这一次,它们真正成了绝对的主体。
我用本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白垩纪文学备忘录》做书名,看上去有偶然因素,其实也隐含着某种意味。那篇文章是讨论卡尔维诺的。在小说《恐龙》的开头,卡尔维诺说,由于不适应气候和植物的巨大变化,到白垩纪末期,称霸地球十几亿年的恐龙灭绝了。接着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恐龙再现、混迹于人群之中、并将人类变成一种恐龙与新人的混血儿的故事。因此卡尔维诺写道:“恐龙灭绝得越彻底,它们的统治范围就扩展得越广。”也就是说,恐龙是不会灭绝的,它以基因的形式,或者说以DNA的形式在人类中播撒,借以保持其历史的连续性。在媒介和高科技畸形发达的今天,文学或诗的语言,这个奇异的“物种”,或许会像白垩纪的恐龙一样濒临灭绝,但它同样会以特殊的形式混迹于新的语言和符号世界,在其中播撒文学的基因。如果我们模仿卡尔维诺的话,可以这样说:“文学语言灭绝得越彻底,它们的统治范围就扩展的越广。”
最后,我想将这个小册子,献给我的老师倪蕊琴和冯增义先生。他们50年代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学里讲授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也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权威。离开校园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们。在这里,我遥祝远在异国他乡的老师,快乐安康!
张柠
2011年5月5日于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