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丧师失地，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严酷事实促使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醒悟。如魏源，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之情的激励下，搜集资料，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对强国御侮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但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大多数国人所理解，在炮声初息、惊魂甫定之后，绝大多数国人仍浑浑噩噩，而朝廷官员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帝国主义毫无戒备。1856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中国又一次在外国的侵略面前不知所措，导致最终的失败，国家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英、法、美等国为了攫取比《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更多的特权，于1854年初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他们故意歪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关于通商“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动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条文，要把“稍有变动”一语扩充为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外国公使驻北京等一系列特权。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于是英法便借口所谓“亚罗号事件”和“马嘉理事件”，于1856年10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火依然从广东燃起。虽然上次战争已经过去了10余年，但是清政府在外来的侵略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却与上一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一度攻入城内，最后因兵力不足，骚扰劫掠后退出，其后仍不时炮轰广州，劫夺船只，焚毁村庄。两广总督叶名琛却以“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奏报。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又一次攻城，叶名琛却以为敌人虚张声势，因而“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结果，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后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于囚所。叶名琛是完全按传统的道路培养出来的中国社会上层人物，26岁中进士，38岁任巡抚，43岁任总督，仕途亨通，也应该饶有政治经验，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官员，面对外来的侵略，却表现得如此虚怯、愚昧。战争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衰弱腐朽的本质和中国社会的落后。
1858年5月，英法舰队攻打天津，清政府认为“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又一如既往地以妥协方针对付蛮横强大的敌人。清政府同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次年，战事因换约再起。1859年6月，侵略军再次发动了对大沽的进攻。清军以落后、陈旧的武器还击，虽侥幸击败了敌军，自身却也伤亡枕藉。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再度进攻天津，清军反击，结果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精锐耗竭”。10月，侵略军进攻张家湾，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很大。在通州八里桥，清军“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但并不能挽回败局。历史是残酷无情的，落后就得挨打。可惜的是，中国落后遭到了惩罚，人们的反应却竟如此的迟钝和麻木。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一路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坐落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其中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金银珠宝，是一座荟萃中西建筑艺术的皇家园林，但经过侵略军10余天的抢掠和焚烧，最后只剩下一片败瓦颓垣。清政府在英法武力逼迫和沙俄恫吓挟制下，又同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又被迫开放了11个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渗入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赔款银达1600万两。西方列强还取得了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权利，把清政府置于自己监视之下。通过这次战争，大好领土大片丧失。九龙被割让给英国；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所谓勘界条约，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仅仅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这场战争则使殖民者的势力伸入到了中国的内陆。咸丰帝“车驾北狩”和英法联军入京的噩梦在中国人心中很久不能消除，人们开始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逐步清醒过来。
由于这次战争强烈的冲击，革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动，出现了一批要求革新政治的议论文章和著作，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在战争中，位居要津的奕、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通过镇压太平军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他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它表明中国地主阶级在时势的逼迫之下开始分化。可以说，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挑战作出积极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和行动，并且波及各个阶层，主要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