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邓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按：1920年－1924年）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邓小平，是很少用这种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她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提到：“我问过父亲，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父亲深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接下来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
正是这种战友之谊、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然而，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看来，老一辈革命家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历史，却可以成为致这些老革命们于死地的“理由”。“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遭受批斗，一般缘于这样两种原因：一曰“现实问题”，二曰“历史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多指某人建国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这样的干部常常会遭到群众批斗，本人也要不断地检讨，但还不至于“一棍子打死”。而所谓“历史问题”，则多指某人建国前曾发生“自首”、“变节”、“逃跑”、“叛变”等行为或嫌疑，这样的干部往往要被“开除出党”，甚至入狱判刑，落得“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林彪、江青等人先以“历史问题”将刘少奇彻底打倒并迫害致死，然后又试图以同样手段来打倒、搞臭邓小平。
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江青、康生多次指示“邓专案组”突击调查邓小平历史上“叛变自首”的问题。为此，中央专案组“二办”抽调人员，补充调查所需人力。“邓专案组”加紧行动，奔赴各地，搜罗取证。从1968年6月起至1969年底，“专案组”先后派出外调小组93批，外调人员223人次，所到15个省、市、自治区，计140多个市县，行程达30多万公里。虽如此，对邓小平的“历史问题”所进行的调查仍毫无进展。事后，“专案组”在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写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关于邓小平的历史问题，经反复查档、调查，到目前为止，除了入团、转党问题尚未找到直接人证，以及一些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外，还没有查到有被捕、叛变、通敌等重大问题的线索。”同时报告又写道：“下一步工作，我们拟重点查其意图搞反革命政变，篡党篡政的阴谋活动，和串通外国的问题。相应地核实其三反罪行。”康生阅后批示同意，并将此件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阅。周恩来看后，就邓的入党问题亲笔写下注语：“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周恩来的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批注，不仅让“邓专案组”白忙活了一年多，更让“专案组”幕后的阴谋家们所始料不及，且无计可施。
三、“邓小平专案组”寿终正寝
1969年秋天，因频繁的边境武装冲突引发中苏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林彪于10月中旬发出关于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一号命令”，国内包括首都北京进入临战状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对驻京党政军机关和在京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仍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小平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邓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指示和交代。他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原拟将邓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邓一家安排在这里不妥。随后，周恩来提出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并且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通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那些条件。而邓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10月20日，邓小平夫妇等乘飞机离京直飞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
打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一直惦念着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一家。
一年后的1970年秋，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为此，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追随林彪的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进而揭露了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
庐山会议期间，实际上起着“秘书长”作用的周恩来异常忙碌、紧张。陈伯达等人事发后，他曾连续工作达30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在场医务人员立即进行抢救。……
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想起了住在离庐山不远的邓小平--这位23岁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办事果决、举重若轻的老战友。
一天，他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叫郑淑云（曾是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尚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直呼还戴着“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这时邓在周心目中所占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还采取了一个果断举措，让成立了两年多的“邓小平专案组”寿终正寝了。
1970年11月28日，自成立以来一直无功可邀的“邓小平专案组”给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到有关部门继续查找邓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而此时吴法宪因庐山会议问题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不敢轻举妄动，便将报告转送周恩来和汪东兴。几天后，“专案组”看到批回的报告上豁然写着周恩来的一段批语：“东兴同志，这全部是公开文件，请你考虑是否需全部调阅。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
周恩来所批这些看似委婉、实则尖锐的话语，令“邓专案组”成员们大失所望，沮丧不已。原来在一年多前，邓小平就与“专案组”无关了，可作为“专案组”的成员竟然毫不知情，还在卖力地四处查找邓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件多么滑稽可笑的事情！尽管如此，“专案组”的成员仍不死心，他们又向黄永胜、吴法宪等写出一份“讨教”报告，内中小心翼翼地试探性问道：“如已决定邓小平专案组撤销，我们对邓的审查工作立即结束，是否也就不再送呈邓小平的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的线索报告了？”作为对这件报告的“回应”，同年12月24日，吴法宪的秘书来到“专案组”，向全体人员宣布：“你们送上来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报告和总理对前一个报告的批文，首长们都看了。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
由此，“邓小平专案组”便不宣而散。而那件“探讨”性的报告，也成了“专案组”解散前的最后一份文件。
四、峰回路转的1972年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集团--这个“文化大革命”中孕育出的怪胎的彻底覆亡。在处置惊心动魄的林彪事件期间，周恩来以其毕生所铸就的信念、智慧和忠诚，全力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此后，在江西邓小平一家的处境也开始明显改善。
同年11月5日上午，邓小平夫妇在他们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内，享受了一次相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和该厂全体工人一起听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9月18日）的文件传达。这时已是林彪自取灭亡之后50余天了。对此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饱经风雨的邓小平只对家人说了8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实际上是对经历了5年多劫难的党和国家的创伤做某些愈合工作，是一次对“文化大革命”中若干错误的初步纠正。就在领导和推动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给予极大的关注，千方百计为他们的“解放”和重新工作创造条件。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泽东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也提到邓小平，并且是把邓和时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说邓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对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他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历经5年动乱时光、已是力不从心的他，自然希望这些老同志能早日得到“解放”，出来工作。
于是，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讲到邓小平的问题。他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了一步：他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实际上等于说，邓也是属于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其中写道：“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可以看出，这些文字，在当时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据邓小平女儿毛毛撰文回忆：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一天，新上任不久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前来看望我的父亲，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他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随后，中央又批准父亲提出的关于让他大儿子邓朴方回京治病的请求。
4月下旬，毛毛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王震。王告诉她：“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五一”节过后，毛毛即刻赶回江西，向邓小平转述了王震的话。
8月初，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致信毛泽东，毛很快作出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篇至关重要的批语。
照理说，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五、门板也挡不住的“好事”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在这之前，批判极左思潮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进行，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从7月中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