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同年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1972年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并重申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会上，全国28个省市均对文件表示赞成。唯独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的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集团得志猖狂的嚣张气焰。
同时，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外事干部学习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对外宣传的一系列指示（主要批评“以我为核心”、“强加于人”等极端作法），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批判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及其给对外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和破坏。这就在实际上支持和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否定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谬论。
3月4日，周恩来在召集一些外事单位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不少单位在对待外国专家方面仍存在的排外主义、民族歧视等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指出“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判后，我们就主动”；“要向外国专家公开承认错误，不要怕这样做又要犯右的错误”。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一伙给予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遭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当场率先作出自我批评，使得到场的外国专家深受感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同样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当时“大闹怀仁堂”事件“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此外，周恩来再次提出要改善监狱待遇，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对已经解放的老干部，他提出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待中组部提出了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同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成为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后来党和人民的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自1971年底以来，周恩来领导的这场持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斗争，由于符合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拥护，但同时也遭到江青集团的愈来愈凶猛的反扑。1973年下半年起，江青一伙又从教育界开刀，连续制造了张铁生白卷、批《园丁之歌》、批“师道尊严”、突袭考教授、马振扶公社中学等事件，在全国掀起一股股所谓批修正主义“回潮”、“复辟”的恶浪，其矛头无一不是对准周恩来及其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对此，周恩来虽然坚持斗争，但毕竟已力不从心，致使这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不得不因连连受阻而开始进入尾声。
在党的十大上结成“四人帮”的江青集团向周恩来进行反扑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迟群一伙在清华大学搞的所谓“三个月运动”。这年10月至12月间，在迟群等人的操纵下，清华园内掀起上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下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的“反回潮”运动。运动中，迟群一伙挥舞“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的棍棒，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打击迫害。这场运动，严重地影响到北京和外省市的许多院校，使周恩来呕心沥血恢复教育系统正常工作的努力遭到破坏。
在此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一伙于1974年初发起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运动中，心怀叵测的江青等人蓄意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周恩来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终使他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三、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特点和意义
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作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长期战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斗争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经济形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各项工作的转机
首先，通过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生产形势开始好转。1972年，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除粮、棉生产因自然灾害略有下降外，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达到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增长4.6％；原油4567万吨，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增长10.1％。全国铁路货运量约17.8亿吨，比上年增长5.6％。此外，国家财政实现收支相抵，并略有结余。
197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值9.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9.5％；农业总产值增长8.4％）。在工业产品产量中，钢、原煤、原油和发电量等均比上年有所增加，铁路货运量也进一步提高。粮、棉、油等农业产品产量亦出现增长势头。国家财政继续保持收支相抵，略有结余。
在人民生活方面，国家自1971年11月起开始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资。这次调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增加职工工资，全国调资面约为28％，一年共增加工资基数11亿元。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在经济工作中重犯“左”倾冒进错误，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曾出现职工人数、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三个方面的突破问题。周恩来首先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三个突破”。经过两年的努力，“三个突破”被及时控制，基本稳住了局面，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一尖锐矛盾得到缓解。
1972－1973两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事实说明：周恩来抓住林彪一伙要害，深入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力整顿企业，恢复各部门的正常工作，正是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同时，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破坏国民经济、损害人民利益的有力批判。
其次，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站出来，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
例如，作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公开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否定了由此制定的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更重要的是，它对于加快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促使更多的老同志及早获得解放和恢复工作，必然要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后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一时期解放、复出的一批领导干部，正是反对和抵制“四人帮”、直至最后粉碎“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各部门帮派势力的骨干中坚。
第三，文教科技等战线的工作开始有了起色，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压抑的情况有所改变。“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文教科技界的广大知识分子首当其冲，这些领域的工作受到严重的破坏。林彪事件之后，特别是自1972年下半年起，周恩来多次提出要批判文教科技界的极左思潮，并亲自领导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真正看到了希望所在。由此，文教科技战线的工作重又出现生机。
在文化界，这一时期的报刊、图书种类开始扩大，印数明显增加，一些出版社也开始整顿恢复，文物考古事业亦取得重要成果。《园丁之歌》等剧目的出现，更是打破了几个样板戏长期垄断文艺舞台的局面。
在教育界，广大教师纷纷起来批判林彪一伙煽动极左思潮、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得到恢复，高校招生的质量逐步提高，数量有所增加，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人们学文化、学业务、学技术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非难。此外，国家还派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首批留学生。
在科技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再度提出，给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遭荒废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实验室、研究所的改造和建设等受到重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除文教科技界外，这一时期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工作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第四，对外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林彪、江青集团插手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对外工作曾发生多起重大涉外事件，给国家声誉造成极大损害，是建国以来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外交工作排除干扰，进展迅速，取得了重大成果。
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引起对外关系的一系列新变化，与我国建交和要求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与日俱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受孤立、被封闭的情况开始好转。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首脑会晤并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标志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同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正式建交协议，两国外交代表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签订了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更引起国际间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震动。同年10月，我国又与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至1973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90个，我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这一时期出现的外交格局的新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我国受包围、被封锁的不利形势，而且对于后来我国不断发展扩大对外交往，直至今天我们在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