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车，小明看我手里拿着他那本蓝色软抄本，忽然问我：“妈妈，你要去找周老师吗？”
看他有点紧张的样子，我心一软，忙安慰道：“不找周老师。语文作业没完成，不是说好由你自己去解释吗？”
他应道：“哦。”下车后我陪他走到校门口，还好，正要关校门时小明一头钻了进去，总算没有迟到。
其实我并不是因为下雪要送小明去学校，是因为老公要我尽早搞到校长的电话号码，才决定和小明一道来到南小的。想想自己既然已经来到学校的门口了，便改变了只是来搞电话号码的主张，准备自己去见一见这位华校长。
我这么想着，推开了传达室的门，正要往里走，却被门卫拦住了。门卫说：“现在是上课时间，外人不准进校，你找谁？”我说找校长。
门卫问：“你和校长约好了吗？”我如实说：“还没有。”
门卫的语气严肃起来，说：“没有约好我不可能放你进去，校长很忙！”我向他说明：“我找校长反映情况也不能进去吗？”门卫立刻反问：“你找哪个校长反映情况？”我问：“你们有几个校长？”
门卫说：“正副四个。”我说：“哪个都行！”
门卫扳起了面孔：“这不行。你不说找哪位校长，我不能放你进去！”没想到见一位小学校长也会这么难。我只得说：“找你们的一把手华校长，行不行？”
门卫说：“华校长有交待，找他必须事先约定，这事不好办。”我也扳起了面孔：“那就请你现在同他联系一下，说有一位学生家长要见他。”
门卫一听不再回答，就把我向门外赶。“你这是干什么？”我有些恼火。门卫粗暴地说道：“华校长出差了，你见不到！”
就在这时，我发现传达室第二道门边的墙上贴有一张打印纸，上面打印着校长们的电话号码。
我冷静下来，和门卫商量：“今天我也就不麻烦你了，我抄一下校长的电话号码总可以吧？要不然我又怎么和他们预约呢？”
门卫很不情愿，却又无话可说，他挥了挥手说：“那你就快抄吧。”于是我就把四个正副校长的号码一一抄了下来。我想，有了这些号码，今天这一趟就算没有白来。
回到家，我就把校长们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老公。老公为打好这个电话，甚至做了充分准备。那天他把小明的那个蓝色软抄本拿进房间时，就已经做了认真研究，并归纳出了几条意见。他的口才和他的文笔一样，富有感染力，我相信到时他会讲得有根有据，校长不会不服气。
但是，老公按照我抄回来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明明是打通了，却无人接听。一连打了好几天，都是这样。一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许，老公就给华校长连打了四次电话，每次都是响了两下，马上就被挂断了。这说明对方话机的旁边有人，只是不愿接罢了。尽管不愿接，老公还是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沉住气，继续打，终于，话筒里传来了声音。
老公问：“是华校长吗？”对方回答：“是的，你哪位？”
老公很高兴。他说自己是六年级周小萍老师那个班学生的家长，想向他反映一下周老师在教学和做班主任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过，他采纳了小弟和弟媳的建议，没有说出自己是哪位学生的家长。
华校长态度还不错，鼓励老公说下去。老公说：“周小萍是一个很不称职的老师，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她并不适合当小学老师。首先，她缺乏对孩子们起码应有的爱心，常常体罚、贬损甚至打孩子；抽屉里有几张废纸，她就会把孩子们的课桌搬走，没有课桌又怎么让他们上课呢？发现谁放学时没有把凳子扣在课桌上，她还会把学生的凳子搬走，没有了凳子，他们就只能蹲在地上听课；她这样做，把学生当成什么了？午休时间她能把大家都强行关在教室里，不准出门，是谁给了她限制这些孩子‘人身自由’的权力？家长们意见很大……”
一开始，华校长还“嗯，嗯”地应着，显得挺有耐心；老公正准备接下来反映周小萍布置作业太多太烂的问题时，华校长却打断了他的话，说，“这些情况你还是找宫副校长谈谈，我们学校主要是宫校长在分管这方面的工作。”
老公还是希望这位主持全面工作的“一把手”，能够直接听到家长们的意见，因此，就想做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电话嘎然而止，对方已经挂机了。
听着话筒里突然传来短促而刺耳的忙音，老公感到的不光是尴尬，意外，更是无奈。
他想骂娘。他再次将电话拨打过去，但无论怎么拨，对方已经不接了。老公只得放下话筒，让自己冷静下来。
尽管他对宫副校长的这个电话，不可能再抱希望，等到完全平静下来了之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试试。结果，几天一直都没人接的宫副校长的电话，这时一拨就通了。
后来老公告诉我，姓宫的态度比姓华的还要恶劣。他显得十分不耐烦，老公在向他反映周小萍老师的问题时，还没讲上几句就被这位宫副校长打断了，说：“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们从没听别人说起过。”
老公说：“你们从没听说过，是因为家长们有顾忌；这种情况我想你应该是能够理解的。”
宫副校长这时竟打起了官腔，说道：“有意见就应该直接反映嘛！这有什么好顾忌的呢？”
老公觉得他不仅不讲道理，而且是在故意回避问题，就有些生气地质问他：“家长们的顾忌，这是你们应该想到的。我今天向你反映问题，你就一再打断我的话，你又让别的家长怎么向你们反映呢？”
谁知，宫副校长早已失去了耐心，明确地回答老公：“周小萍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优秀老师！”
周小萍居然是这所重点小学的“优秀老师”，这是老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优秀”者，尚且如此，不“优秀”的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是不是一个“优秀老师”，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评定。既然学校的主体是学生，那么就应该让学生来发言；最了解学生真实感受者莫过于家长，家长对老师的评价自然也是不能缺少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正是这个道理。
老公于是直奔主题：提出更换班主任。尽管他明知这是徒劳的，但还是觉得必须让这位“主管领导”知道，他们眼中的“优秀”老师，在学生和家长的心目中却是连做一名老师的资格都不够的！
这次，宫的答复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我们学校搞的是大循环，班主任都是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中途不可能更换。”
老公说：“那就请你再听一分钟，听听你说的这位‘优秀教师’两天时间给学生布置了多少作业！”接着，他就把上周双休日周小萍布置的九项语文家庭作业念了一遍。
没想到，宫校长听到如此确凿的事实，依然是敷衍搪塞，装聋作哑：“你说的这些，我们还需要去调查！”
老公终于被激怒了。本来他还想提醒这位宫某，别忘了国家已公布了二〇一〇年至二〇二〇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通过减轻课业负担，保证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其中指出“课业负担严重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民族未来”，其指出的问题严重性不能不说如雷贯耳了！但见对方是这么个态度，再说这些等于对牛弹琴，他于是就正告这位副校长：“我说的这些情况，你们当然可以用你们自己认为可信的办法去调查，也完全可以不处理，但是，我们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必要时保留公开这些问题的权利！”
说罢，扔下了话筒。老公越想越恶心，他居然想到了荒唐可笑的“文化大革命”。在那场旷时十年的动乱中，许多领导都曾以“大老粗”为荣，没有文化的工人师傅照样可以进驻大学，去“占领上层建筑”。现在时代不同了，领导们都讲究起“文化”了，没上过大学的也会想法搞个“研究生学历”；身为学校的一位校长至少算是个文化人吧，怎么一不小心也露了馅，尽说些没有文化含量的话，显示出一副小官僚的面孔？
事后我告诉老公，这个宫副校长是南门小学的一个老人，去年老师罢课，学校的领导班子中四个换掉了三个，只有他被留了下来。听小明说宫就兼任他们班上的“思想品德课”。他对周小萍的所作所为不会一点不知情。
老公听了，更加感慨：“这样的一个人也有资格给‘祖国的未来’上‘思想品德’课？这不是与周小萍能成为‘优秀教师’一样地可笑吗！”
我却并不认为可笑。因为在我了解过的那些学校里，有一种“思想品德”教育是被认真地贯彻了，那就是教育孩子们“听话”和“服从”。
后来见到郑坚老师，我和他谈起老公给南小两位校长打电话的事，郑老师一点不意外，说：“猜得到，猜得到，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我问他，宫这个人怎么样？郑老师说，宫副校长也是从中学调来的，虽然分管教学，却并不懂业务，是个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最擅长‘和稀泥’的人。“你说他兼任周小萍班的‘思品课’，他很少去上课，因为他不喜欢上课。”
郑老师还谈到了另外一件事，让我明白了这位宫校长为何会特别强调“周小萍是优秀老师”背后的隐情。他说，宫的侄女也是南小的语文教师，也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她和周小萍一样平日也是不读书不看报，只布置学生作业却很少或根本不改作业，课堂上还常常教出错别字。因为太不像话了，引起了众怒，她那班的家长们联合起来找到学校，要求撤换她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开始学校也是置之不理，家长们心很齐，就坐在办公室不走，并正告校长，如果这事不解决，他们就去找教委，找市委，一级一级找上去，学校怕这事闹大了，最后只得将宫的侄女撤换下来了事。
老公与二位校长的通话无济于事，还把我们的心绪搅乱了，觉得小明的初中确实不能再在这里念了。而这时，我们有关大别山的系列纪实作品，正写到最后一篇《鬼妹》的收尾部分。正在写的这个故事，同样也是够让人闹心的：一个从张国焘“大肃反”的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红军女干部，由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鬼妹”，一辈子悲凄而屈辱地活着。
北京又在催稿了，我们只得强压心火，沉下心来。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六日，这是萍城一场大雪之后突然放晴的日子，也是《鬼妹》终稿的日子。
长达一年多的《寻找大别山》一书的采访与写作终于告罄，我和老公长长吁了一口气。我也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小明的天津“蓝印户口”的问题了。
按照售楼员的交待，我们买的是现房，不到一年就能拿到房产证，只要拿到房产证，就可以去正式申办“蓝印”。其实各地的产权证都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统一帮助办理的，只是武清的开发商太“牛”了，这事也要我们自己去跑。售楼员早就来过电话要我们去办理房产证了，可我们一直抽不开身，现在终于有了闲暇，我便去了一趟天津。
历经艰辛办“蓝印”
萍城没有直达天津的火车，我必须先到北京再转乘高铁去武清。到了武清，我先到开发商那儿领取办理产权证所需要的文件资料，然后再赶往房产局。
本来以为去了房产局，递上他们需要的文件资料，就可以登记办证了，一问，才知道，这事还得预约才行。
我有些意外：“你们事前并没有说明呀？否则我怎么也会请北京的朋友过来帮助预约了。”
工作人员不听我解释，说：“不预约，你今天来了也办不成。我们一天只办理五十个人。”
我急了，说：“我来一趟不容易，太远了！”对方却毫无表情地说：“来这办‘购房入户’的谁不远呀？”我发现当时赶来办房产证的人其实并不多，就陪着笑脸说：“请你们高抬贵手，就照顾一下吧！”对方断然拒绝：“没法照顾！”万般无奈，我只好说：“那我现在就预约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