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惊呆了。他正要细问，小明却把电话挂掉了。他想把电话再打过去，但家里装的这部固定电话并没有来电显示。
老公从小明急切的呼喊声中，感到了巨大的不安。他分明听得出，小明在电话中的哭声，是那种想哭又不敢哭出来的声音，但被压抑了的哭声却越发让人感到他内心的恐惧。
老公想象不出，有什么事会让小明感到这样恐惧。他坐不住了，也不可能再写下去了。他当即扔下笔，慌忙出了门。读高中时，老公曾以十一秒七的速度跑完过一百米，这时他飞身下楼，一路狂奔。奔到跃进路，拦了辆出租车，就心急如焚地赶往南门小学。老公赶到小明的教室时，学生都还在午休，周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同时喊来了小明。
小明站在周老师的面前不敢抬头，他弓腰驼背，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这样子使老公触景生情，心里很不舒服。
周老师没向老公作任何解释，就教训起小明：“大家都在认真地看书写字，你们几个倒好，打起了扑克。谁叫你把扑克带到学校来的？我早就说过，不准带这些东西，你就是不听！”老公很尴尬。看上去，这是在教训小明，遭到斥责的显然还有站在现场的老公。不过，老公想知道的是，小明究竟怎么了？他却越听越不明白，不明白小明把扑克带到学校，到底惹了什么祸。
尽管没闹明白，自己的孩子被班主任如此严厉批评，并要求家长立即赶到学校，问题肯定会不小。《三字经》上就说得很清楚：“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老师对学生严格要求，这是对学生负责；小明的不轨行为，居然把老师气成这样了，作为一个父亲，老公只能说软话。
老公说：“实在不好意思，小明给你添乱了，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老公还想和周老师进一步地沟通，却发现，她一转身，连声招呼也没打就走开了。
这让老公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听我说过，周老师对孩子们很严厉，对家长却是很有礼貌的，说话都带着笑。老公想，周老师今天显得有些反常，准是在家里，或是在学校，遇到了不顺心的事。遇到不顺心的事又一时掩饰不住，或根本就没打算要掩饰，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失礼之事。
小明并不知道周老师已经走开，他依然还站在原地不敢动，不敢抬头，不敢东张西望，像个正在接受审讯的“坏分子”，还勾着个脑袋，佝偻着身子。
老公告诉他，周老师已经走了，小明这才动了一下身子，哭丧着脸说：“爸爸，我错了。”
老公问：“你知道错在哪儿了吗？”小明说：“我不该把扑克牌带到学校来。”老公很生气，恼怒地说：“你也太不像话了，同学们都在认真地自习，你居然打起了扑克！”小明立即强调：“不是自习课，是午休时间！”
老公认为小明在强词夺理，于是就问：“你说是午休时间，为什么周老师说‘大家都在认真地看书写字’？”
小明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就是午休时间！”经过细问老公才知道，原来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中午都在学校就餐，午饭之后到下午上课，这段时间虽然很长，周小萍老师却要求同学除了去厕所，必须一律呆在教室里。有些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没有别的事可做，就趴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或是写作业打发时间；小明和爱动的男同学，安静一段时间还行，长了就受不了，不想看书又不准出教室，就商量着打起了扑克。打扑克，就会有输有赢，输了的不服气，赢了的就神气，于是说话声、笑声大了点儿，正在看书的女班长就跑到周老师那儿告了他们一状。
老公终于闹清了，却又更加糊涂了：“午休时间，为什么不准离开教室，去操场玩也不行吗？”
小明说：“不允许。她怕我们出事，说出了事她负不了责。”他问小明：“这样说，你们的午休时间，一直就被锁在教室里？”小明说：“是。”
“教室里有老师吗？”“很少有老师。都是班干部在监管。”
老公大为惊愕：难道为了防止孩子们在午间休息期间“出事”，就只有限制孩子们人身自由这样一种粗暴的办法么？
限制人身自由，严格地讲，这是一种违法行为；难道能够找出“安全”的理由，就可以天天把孩子囚犯一样地“看守”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老公感到很憋屈。心想，这都是什么事啊？孩子们一个上午连上了四节课，已经够辛苦了；下午还有两节有时是三节课等着要上--中间的午休时间又是那么长，本该让孩子们好好地休息，尽情地玩耍，却硬是把他们“关”在教室里，不准离开一步，在教室又只能看书写字。这是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还是对孩子们天性的一种摧残？
孩子们利用午休打打扑克，娱乐娱乐，轻松轻松，何罪之有？即便要批评，当面批评批评孩子足矣，想必小明和那几位男同学也不会不听，犯得上惊动家长吗？
即便需要家长配合，其实也只要在电话中说明一下，或强调一下，也就可以了。回想刚接到小明电话时的恐慌，以及飞身下楼和在大街上不顾一切狂奔的情景，老公不免感到荒唐，感到可笑。
由于老公一路就这么想着，走着，竟忘记了坐车，最后干脆走回了家。
回到家，才发现，出门时走得太慌张了，写好了的书稿忘了压上镇纸，这期间外面起了风，风把他已经写好了的书稿，天女散花似地吹落了一地。待把满地的稿纸捡起来，才注意到麻烦大了，事先忘了在稿纸上注明页码，现在需要一张张地将其辨认，才能把几十张稿纸按先后秩序理顺。
老公真的十分恼火。他忽然觉得刚才这趟跑得太没名堂。周小萍老师是不是把每一位家长都看成是“待业青年”或是“下岗工人”了？否则，有谁可以像不坐班的作家一样，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呢？
这也太不尊重家长了。这样不尊重家长的人格，能够教好学生吗？这也太不尊重学生了。这样不尊重学生的权利，可以当好一个老师吗？
我从安徽回来以后，参加了一次，也是第一次参加了小明班上的家长会。会上，周老师差不多讲了半个小时，半小时没见她表扬几个学生，讲的全是学生的不是。说很多学生作业马虎，读书结结巴巴，连书上有答案的作业都做不出来，肯定是在家里没有预习，云云。她讲完之后，家长们鸦雀无声，无人鼓掌。
刘老师进来时，却完全不同，家长们十分活跃，刘老师只讲了短短几分钟，她的话竟几次被掌声打断，而且，掌声十分响亮。
这种反差太大了，周小萍自己也会感觉到，因此，她显得很不自然。其实，家长们与两位老师的接触并不多，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无疑是来自学生们的真实的感受。散会之后，听几位家长的议论才知道，这次期中考试，周小萍班的语文成绩在全年级考得最差。几天前，一位家长竟然跑到校长室拍了桌子，骂“这是什么重点学校，孩子跟着姓周的学了几年语文，至今还不知道怎么写作文！”这让周小萍老师感到很难堪。
听了家长们的议论，我的心也很沉重，因为小明这次期中考试的语文只考了80.5分，这是他第一次掉到了90分以下。当然，分数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看得出他的字明显在退步，有的字写得已经像鬼画符。
也许是因为这次考试考得太差，也许是那位家长在校长室拍了桌子，自从家长会开过之后，小明的语文家庭作业忽然多了起来。
我当时的一篇日记是这样写的--
头天周老师布置小明抄十面书，从十七课抄到二十课；另外，还从二十八课抄到三十一课，其中有两课是整课整课地抄。小明晚上抄了两个多小时没抄完，今天早晨六时，他就起床，脸也没洗坐下来又抄。抄了几行，他就吸一下鼻子，看来是有些感冒了。我劝他不要再抄了，他怕周老师，坚持抄到七点多，才全部抄完。抄到最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抄了些什么。
孩子的负担是太重了！
本来我以为，那几天一下布置了那么多的家庭作业，是周老师对学生家长告她“黑状”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手段。后来发现“家作”一天比一天多，据说是快要期终考试了，她这是在帮助学生系统地复习。小明每天的数学作业在刘老师的办公室就做完了，因此回到家里，便是没完没了地做语文作业，还要求家长最后必须签字。这样，小明每天在前面做，我就得在后面检查，等于我也都跟着来一遍。于是，从那时开始，白天我是作家，晚上就成了小明的“同学”。
我发现，我当时的许多日记，记下的竟都是小明做语文“家作”的事。至于那些日子我和老公还干了些什么，无论怎么想，都回忆不起来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二，很冷，零下1度到3度
作业非常多，小明的语文一直做到夜里十点半，我不得不叫他马上去睡觉；我在小明的作业后签字，并写上意见：“作业太多，无法完成。”
十二月二十四日，周三，平安夜
因为听写测验时错了八个字，老师罚小明每字抄二十五行，每行八个；此外还要抄书、抄词、做卷子，他从晚上六点一直做到十点多。
平安夜我们想带小明出去走走的时间都没有，只是他想吃面，我跑到小饭店给他买了一碗回来。
我越想越气，提笔在他的作业后面写上了自己的意见：订正听写每字二十五行，每行八个，是不是太多？其实每个字订正两行小明就会写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虽然已是意见很大，但我不想与周老师闹僵，意见写得还算委婉。第二天，我接到周老师的电话，她解释说，现在已经没讲新课，已进入了全面复习的阶段，上午听写完就要同学订正完，那时一个字只写三行，但小明放学的时候也还没写；当然，这样的学生也不止他一个，她很生气，这才罚他们一个字必须写二十五行，就是写到半夜也要完成。
我问她：“一个字二十五行是多少？小明八个字就写满了十四页纸，能罚这么多吗？”其实，我是想说：十四页纸的抄写，你自己能做到吗？
谁知，她当即很不友善起来：“我的作业并不算多，你可以到学校去了解，别的班作业更多！”
她的话我信。我甚至相信，不光是南门小学别的班，别的学校，别的城市里的学校，整个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可能在这样做。问题是，人家都这样做，就是对的吗？
这么大的作业量，让孩子们不堪重负，毫无乐趣可言，对学习产生出一种恐怖，一旦从此丧失了学习热情，其后果只能是厌学！
一个厌学的学生，我们还能指望他（她）们有个灿烂的前景吗？但是这些话，我不能向周小萍直接说。因为这其实是一些常识，她应该是懂的，她是从师范学校走出来的，应该比我们更懂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专家早已经把话说得很直白：孩子们的成长比成绩重要，他们的成人比成功重要；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像孩子那样长大！
期终考试之前，小明因为感冒后造成腹泻，在家休了几天病假，但考得依然不错，数学和语文都上了9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