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教育弟子，不说无能只说不为，凡事力行就可以了。孟子还经常告诫门人，千万不要因私欲而失掉本心的义，一定要时时省察。
孟子说：“鱼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熊掌，我也喜欢。如果两种东西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鱼取熊掌。我很看重自己的生命，也想坚守义，两件事如果不能兼顾的话，宁可舍弃生命而取义。
“我想保持生命，但是还有比生命更要紧的事情存在，所以不能苟且偷生。我憎恶死亡，但还有比死亡更让人憎恶的事情存在，所以遇到祸患就不逃避。如果人们想保持的、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话，那么凡是能够保住生命的手段就都可以用。如果人最憎恶死亡，那凡是能够逃避祸患的方法就都可以做。有方法保住生命，但不肯用；有方法逃避祸患，但不肯做，这就是为了大义。因为人所想保持的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所憎恶的还有比死亡更严重的。不仅贤德的人有这种存心，其实人人都有，只是贤人不让它丧失罢了。
“譬如说，一竹篮饭，一小碗汤，吃了就能活命，吃不到就会饿死。如果呵斥叫骂着别人，即使是饥饿的行路人也不会接受。如果更恶毒地用脚踢别人，那就连讨饭的乞丐也不屑理睬了。
“比方我有一万钟的俸禄，如果不从礼义上分辨它应得不应得，就接受，那这一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好处？为了有华丽的屋宇、妻妾的侍奉，还是穷朋友们得到我的周济而心生感激？如果不是为了这些，那从前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如今为了华丽的房子接受了；从前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如今为了妻妾成群接受了；从前宁可饿也不接受，如今为了周济穷朋友让他们心生感激而接受了。难道这些就不能放手不做吗？这就是丧失了本来的良心啊！”
孟子和孔子一样对学生诲人不倦，有问必答。不管问话太过率直，还是肤浅，他都不轻视，仍然仔细分析，详加解答。所以，他与弟子之间的的情谊，亲如家人。孟子经常勉励弟子们要奋发努力，他最痛恨那些自暴自弃、堕落沉沦的人。
他说：“自己放弃人格的人，不能与他谈论道理；也不能和他有所作为。一个人开口就说自己不识礼义，叫自暴；以为自己不能处仁行义，叫自弃。其实，仁是人类最安稳的住宅，义是人类最正大的道路。而现在的人，却放着安稳的住宅不去住，舍弃正大的道路不去走，真是可悲啊！”
孟子很讨厌所谓“乡愿”一类的人。
有一次，万章问孟子，怎么样叫做狂？
孟子说：“像琴张、曾哲、牧皮这一类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狂了。”
万章说：“为什么说他们狂呢？”
孟子说：“他们志气太高、言语太夸张，看不起现在的人，一开口就说古时候怎样怎样。但是他们的行为又掩盖不住他们的大话。”
万章说：“从前孔子曾说：‘走过我门口却没进我的屋子，而我并不引以为憾，但是那些假装忠厚的乡愿一类的人是戕害道德的害虫！’请问老师，怎样的人才算得上是乡愿呢？”
孟子说：“乡愿讥笑狂士们何必志气那么高？言辞不顾及行为，行为不顾及言论，开口闭口古时候的人如何。活在世界上，就按照世上的流俗做人，只要大家说好就可以。自己做事总是遮遮掩掩的，希望能够讨好世人，这就是假装忠厚的乡愿啊。”
万章说：“既然当地人都说他是个忠厚的人，那不论他到了哪个时代也不应该不是个忠厚人，孔子为什么要说他是道德的害虫呢？”
孟子说：“如果要把他的不是列举出来，也举不出什么大错；要责备他的行为，也没处可责备。他只是被下流风俗同化了，一味地迎合着卑污的世风。他的居心，似乎是忠厚可信，行为似乎清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认为也不错，但这与尧、舜之道完全相悖，所以说是戕害道德的害虫。
“孔子说过：‘我最嫌弃讨厌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讨厌地里的杂草，因为它会混乱禾苗；嫌弃自作聪明的人，怕他会混乱义理；嫌恶伶牙俐齿的人，恐怕他会混乱信实；嫌恶郑国的淫声，怕它会混乱雅乐；嫌恶紫色，是怕它会混乱朱红的正色；嫌恶假装忠厚的乡愿，是恐怕他混乱了真正的道德啊！’所以，君子回到大道上就可以了。大道如果正，百姓们自然会感动奋发起来。百姓感动奋发了，就不会有乡愿一类的邪僻行为了。”
孟子在这段教学生涯中，他心境平淡、安详，因为他正在享受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乐趣。
他说：“君子教诲人的方法有五种：一种是像及时雨对草木一样；一种是就他的本性淳厚而成就他的德行；一种是让他的才能发挥出来；一种解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一种是私自掇取君子的善言善行，修养自己。”
因材施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所遗漏。孟子说过，教诲人的方法很多，不屑于教诲实际上也是在教诲。孟子勉励弟子不要对现实的苦难屈服，因为人之所以能够成大功、立大业，都是经过了一番磨炼和试探的。他说：“当初舜于田亩间发迹，后来成为天子；傅说原来是筑墙的工人，后被举用为相的；胶鬲之前是鱼盐商贩；管夷吾则是在监狱中被举用的；孙叔敖是隐居海边被举用的；百里奚是在市街上做买卖时被举用的。所以上天如果想要把重责大任交给某个人，必使他心志困苦，筋骨劳碌，躯体饥饿，身体穷乏，以此来扰乱他的行为，让他的行为都不顺，目的是激发心志，锻炼他坚韧的性情，增长他所欠缺的能力。
“一个人本来就难免会犯错误，然后再改正。心志困顿不畅，思虑不顺，然后才能奋发振作。察看人家的脸色，听人家的声音，才能有所觉悟，通晓道理。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国内没有守法度的世臣和辅佐的贤士，外面没有敌对国家和外来祸患，那这个国家往往会灭亡。”
这就是孟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
因为看到人民遭受战争祸乱的影响，孟子非常痛心，所以他极力反对战争。
孟子曾说：“《春秋》中所记载的战争都不合理。不过，战争双方，其中一方比另一方略好一些，倒是有的。所谓的‘征’就是天子讨伐有罪的诸侯，但是敌对的诸侯国之间是不能互相讨伐的。
“征的意思是正，人们处在暴君的苛虐之下，希望有人来匡正他们的国家，民心所趋，还用得着战争吗？”
孟子曾批评好战的惠王：“惠王真是不仁啊！凡讲仁道的人，是把自己所爱推到自己所不爱；而不仁的人，就由自己不爱的推到自己所爱的。”
公孙丑不明白该话的真实意义，他问孟子：“这话怎么讲？”
孟子解释：“惠王为达到争夺土地的目的，不惜涂炭百姓，强迫他们去打仗，但是大败而归，他便一心想要报复，但怕不能取胜，就驱使他的子弟们拼死去战。这就是以不爱惜疏远人的心来对待自己所爱的亲近的人身上。”
对那些不行仁政、只图富国强兵的诸侯，孟子一向痛斥。
孟子说：“从前冉求在鲁国做季氏的家臣，他没有让季氏的不良行为得到改善，但是对百姓米谷的征收反而比往日增加了一倍。孔子气愤地对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去攻击他。’可见，国君不施仁政，做臣子的反而帮着他搜刮民财，这些都是孔子所弃绝的人。更何况是那些专仗兵力强大，喜欢战争的人呢？他们为了争夺土地而打仗，死的百姓堆满了田野和城池。这些人的罪恶岂可一死了之？所以，最擅用兵的人该受极刑；联合诸侯兴兵相争的人，可减一等；开辟荒地、尽力增加打仗资本的人，再减一等。”
在孟子看来，那些黩武好战的人，简直罪可当死，可恶至极！
孟子进入暮年后，无论在学问还是道德修养上，都已达到完熟境界，他的言论更富有哲理，深邃而广远。
徐辟问孟子：“从前孔子经常赞叹流水，说：‘水呀！水呀！’我就不明白，流水有什么值得赞许的？”
孟子说：“有根源的泉水，滚滚涌出，昼夜不停，注满低洼地区后，又继续奔流，一直流到大海洋里。而学有根本的君子，能够自强不息，循序渐进，不到达善的境界绝不中止，不正如同这流水一般吗？孔子取的就是它这点。如果没有根本来源，就像那七八月降下的暴雨，田里的小沟和水道会突然间满溢，但是只要稍作等候，它很快就又干涸了。所以，外面的虚名如果超过了自己的实学，这在君子看来是可耻的事情。”
一天，公孙丑忍不住问道：“老师的大道固然高明，但是学道的人，却像登天一样难，似乎永远也赶不上。老师何不降低一些，让它变成可以做得到，也好让我们天天勤勉学习呢？”
孟子说：“一位好的木匠师傅不会因为徒弟笨拙就改变或者废弃他用墨线的方法；后羿也不会因为学射箭的人笨拙就改变他拉弓的方法。君子教人学道，和教人射箭一样，就是拉满了弓，但不发箭，然而发箭的情势已跃跃而出。所以君子只在折中的地位立个法则，能够学的人，跟着他去做就是了。”
孟子50岁开始周游列国，十多年后又退隐回乡，从事教学写作工作，转眼间，漫长的20年又过去了。公元前289年，这位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永远地安歇了，享年84岁。
孟子去世后，他的门人遍布邹、鲁、齐、宋、滕、晋、楚等国，大多都秉承了孟子的遗志侍奉诸侯。但是，战国时代人人竞尚功利，使得孟子的学说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
司马迁曾慨叹地说：“余读孟子书，至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可见后人对孟子的评价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