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格兰4所大学当选荣誉校长后，卡内基夫妇邀请4位校长和他们的家属到家中来做客。后来这种邀请就变成例行事项，每年他的家里都会举办一次“校长周”。这种集会能够培养各大学校间互相联系和协助的精神。后来，经过圣安德鲁大学全体学生的投票，一致赞成卡内基继续担任第二期的荣誉校长，这对卡内基来说也是一件深感欣慰的事。
当时在大学里，有一种“校长晚会”，学生们能够在这个晚会上和校长一起聊天、游戏，而一般教授都不在邀请之列。每次的集会都令人愉快，当卡内基举办了第一次集会之后，他听到学生们私底下讨论说：“××校长曾经对我们说教，××校长曾经向我们训话，他们这些人都是站在讲台上发言，可是卡内基先生却和我们坐在一起毫无拘束地彼此交谈。”
不仅对国外的大学提供协助，卡内基也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协助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卡内基觉得规模已经很大的著名大学，没有必要再扩大，也不用再去多费心思了，而一些规模较小或是专科程度的单科学院，才更需要他的援助，所以卡内基总是尽量设法去帮助他们。此外，卡内基也向黑人教育机构伸出了援手，这些学校确实努力在提高曾经是奴隶的黑人的地位，令卡内基十分钦佩。卡内基以能够认识有名的黑人教育家而感到荣幸，他觉得黑人教育家不但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提高了数百万黑人的地位，实在是可敬可佩的人物。有一次卡内基捐赠了一笔款项给一家黑人学院，几天以后，校长亲自来拜访卡内基。
“我想向你提一件事，可以吗？”校长问卡内基。
“请说吧。”
“我很感谢你的仁慈与照顾，把一部分基金作为我们夫妇退休后的生活费。不过，卡内基先生，这笔钱实在超过了我们的需要，对我们黑人来说，几乎是一笔很大的资产，所以我建议如果你同意把这一条规定改成‘充作适当用途’，会更妥当些。我相信我们学校的理事们必定会作妥善的安排，而我们夫妇两人只要一点点钱就够过活了。”卡内基被校长先生这种高贵的节操深深打动，因而同意改变运用基金的规定。
对于和平，卡内基心中早就存有一个愿望，他希望国家间能够长久地维持和平。当听到英国军舰“摩纳克”号将要巡航世界的消息时，为了增进英美两国的亲善，他很希望它能到美国来访问。卡内基拍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政府的内阁官员，电报的内容是：“请将皮博迪的遗骸送回祖国。”乔治·皮博迪是美国企业家，也是个慈善家，1869年客死于伦敦。这封电报卡内基并没有签署发电人的姓名，但奇怪的是，英国政府竟然照办了。就这样，“摩纳克”号军舰便以和平使节的身份到了美国。
卡内基年轻时去英国访问，对于英国的和平协会十分关心，经常参加他们例行召开的会议，这使他有机会和当时英国议会的劳工代表克里默接触。后来这个人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全部奖金8000英镑，他只留下了所需的1000英镑，其余全部捐献给国际和平调停委员会。克里默被推崇为最勇敢、最高尚的道德规范。1887年，国际和平调停委员会到美国来访问，克利夫兰总统特地为他们介绍卡内基，卡内基觉得非常荣幸。总统先生十分礼貌、亲切地招待他们，彼此都由衷地表示要协力合作。从这一天起，卡内基的脑子里充满了和平问题，后来各国又在荷兰的海牙召开裁军会议。参加海牙会议的美国代表回来以后，有几位代表来访问卡内基，他们表示要在海牙兴建一座和平殿堂，问卡内基是否愿意捐出这笔费用。当时卡内基认为随便对他这么一提，就要他捐出一大笔钱，实在不合理。于是卡内基告诉他们说：“如果荷兰政府希望我这么做，必须正式地向我要求，我会重新考虑。”
不久之后，驻华盛顿的荷兰公使写了封信给卡内基，并附上一张详细的估价单，于是卡内基就先寄去150万美元支票。与他其他的捐款相比，这个数目并不算多，因为卡内基觉得建设和平殿堂的这项荣誉，不应该由他一人独占，而是需要全世界共同携手来建设世界上最神圣的殿堂。
1907年，有几位朋友来看卡内基，他们表示想在纽约组织一个和平协会，希望卡内基出任会长。当时卡内基以事情太多，无暇分身的理由予以拒绝。几天以后，一位牧师和几个为和平而努力的人又来要求他重新考虑，他同样婉言拒绝了。事后他想：除了为和平可以牺牲自己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事值得我去牺牲了，如果我连这件事都不愿意去做，那做其他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卡内基终于答应了这件事。当年4月，召开和平协会的全国大会，除了35个州的代表之外，还有很多知名的国外代表来参加，为协会平添了无上的光彩。
如果卡内基没有把这些钱用作有意义的分配和使用，终日盘坐在财富上面过着隐居的生活，必然会感到空虚、寂寥，人生也变得毫无价值。卡内基的这种慈善而明智的做法使他的生活比以前当企业家时更加充实了。同时，卡内基对于读书、写作及演讲等，也充满着浓厚的兴趣，他的晚年生活既充实又愉快。
那时候，卡内基经常邀约一些爱好文学的人，来家里举行文学晚会，并请《世纪》杂志的总编来主持，后来这种晚会变成了一年一度的惯例。有一次晚会，总编来迟了一会儿，他到达会场时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约翰·布罗斯与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这两个死对头竟然坐在一起。约翰是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而西顿被称为“动物文学之父”，因写了《动物记》一举成名。当时他们两人对于动物及鸟类的习性问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彼此互不相让，见面就如同仇人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所以事先安排座位时总编故意把他们两个分开，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竟又坐在一起了。不但如此，当天晚上，这两个一向互相敌对的人却一反常态的十分亲密，直到晚餐结束，都像是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似的。原来这是卡内基一手安排的，他为了使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和平相处，就故意变更了总编所安排的座位，使他们两人并排坐在一起。卡内基认为两个正在争论的人，如果有朋友出面调停就应该由衷地接受，因为他曾经历过和一个本来很要好的朋友发生感情冲突，而且这段感情永远没有机会修复了，他觉得这是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当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朋友一个一个地死去，会有被遗弃的孤独感，这时才更能感觉到友情的可贵。
当卡内基从企业界引退，有许多朋友由衷地欢迎卡内基，而最高兴的就是马克·吐温。当卡内基引退的报道及有关财产的事见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卡内基。
亲爱的老友：
最近你的情况还不错吧？你能借2.5美元给我这个崇拜你的人吗？我想去买一本《赞美歌》，让我唱着这首歌来祝福你。
你的朋友马克
后来，马克·吐温在纽约病倒了，卡内基经常去看他。虽然病得无法起床，马克·吐温仍和往常一样爽朗快乐，还一直讲笑话逗卡内基发笑。
有一次卡内基有事必须到苏格兰去，便去向马克·吐温辞行。当卡内基抵达英国时，马克·吐温的信也同时到了。因为卡内基出发不久，纽约发表了他为大学教授设立的“师恩基金”，马克的来信就是对这件事的祝贺。
圣安德鲁：
我把我的圆光送给你。如果你辞行的时候就把这件善举告诉我的话，我当场就可以把它送给你了。这个光圈是纯粹的锡制品，已经向神缴纳过货物税了，你可以放心。
马克
这位伟大作家的幽默风趣是全世界所共知的。他对政治、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同时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又富有吸引力的人。他赤子般的诚心和不惧艰难的勇气一直深深影响着卡内基，他是卡内基最尊敬、最怀念的朋友。在庆祝马克70岁生日的宴会上，许多与会者所发表的贺词都着重在他文学上的成就，卡内基却把他文学以外的事向大家发表：“马克先生以幽默作家成名而发财，有一家和他有关的出版社因倒闭而破产，他就拿出自己全部的财产给出版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同时为了协助偿还这家出版社的借款，他五年内跑遍全美和世界各国去作旅行演讲。这件事他并不认为全是出版社的错，也没有因为和自己无关而逃避责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啊。”
故友
卡内基有很多朋友，一些是与他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年伙伴，一些是跟他一起打拼事业的盟友，还有一些是他成名之后认识的各领域的名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进入暮年的卡内基越发珍重那些与他有着同样血统的英国故交。而他对故乡的眷恋也日渐加深，也许这就是叶落归根的情愫吧。
在卡内基眼里，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仿佛天生就应该拥有这样的地位。卡内基永远不会忘记他与格莱斯顿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那是在1882年，当时许多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对美国并不了解，为了使他们认识美国，卡内基写了一本《民族主义的胜利——共和国五十年的经过》。经人引见，卡内基认识了格莱斯顿，两人第一次见面就谈起了有关美国的事情。卡内基向格莱斯顿介绍了美国的政治信仰、人口数量、工业产值和财政等方面的情况，卡内基所说的使这位老首相相当震惊。听完卡内基的介绍和建议之后，格莱斯顿叹了一口气说：“真令我惊奇，美国这种成长速度实在令人想象不到，美国为什么不向全世界宣告这项事实呢？”
“的确有这个必要，政府将会这么做，但是我想先写一本书，用我个人的方法来宣传。”卡内基回答。
“对，你一定要这么做，这样对全世界各国都会产生影响的。”格莱斯顿稍微想了一会儿，又问，“你认为以后英国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较好呢？”
卡内基也想了一下才回答他：“过去的几百年，英国的确曾产生了很多优秀、伟大的人物，例如在文学方面有乔塞、莎士比亚、斯宾塞及狄更斯等人；在科学方面则有培根、达尔文等人，这些天才是物质无法相比的可贵资产。英国虽然无法占据工业国的优势，但是还可以向世界各国展示文化和道德的优越。也就是说，英国从此以后可以朝成为欧洲最高度文化国家的目标迈进。”
格莱斯顿听后颇有同感，不停地点头并重复着卡内基所说的一句话：“文化和道德的优越，文化和道德的优越！”
一次，格莱斯顿要整理他图书室的书籍，便邀请卡内基去参观。卡内基想他可能是要借机展示一下他所珍藏的书籍。而且在那里他们将不受干扰，可以静静地交谈吧。当卡内基走进图书室时，格莱斯顿正站在楼梯顶端搬移笨重的书籍，卡内基就在下面四处浏览，突然他发现一本很罕见的书，就抽了出来。他仰着头冲着楼梯说：“格莱斯顿先生，这里有一本书叫做《邓弗姆林人物志》，这本书的作者是家父的朋友，其中出现的人物都是我童年时代认识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