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图书馆的确切藏书量，说法不一。有资料说共有五千一百一十一册（有些书会分成几册），但我也不能确定，因为图书的编号已经编到七千多册了。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藏书量莫衷一是呢？可能是因为点算的时间不同。开始时，我祖父从欧洲带回来的书有三千多本，其后藏书又不断增加。我父亲在《两周年祭》中说：“听母亲说，从前在北大时，父亲常常会领到薪水就去买书，关于戏剧的书，连家用都不够，这种苦况只有母亲知道。”可见他当年购书是多么狂热。
我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一本《褐木庐藏剧目》，由我祖父编订。扉页有他用文言文写的《自序》，全文如下：
予自始冠西行，听讲名都，探书邻国，尔时所好，尽在戏曲，图府之秘籍，私家之珍本，涉猎所及，殆近万卷。民国四年，初游法京，入Bibliothèque de l‘Opéra（歌剧院图书馆），寝馈其间，三月忘返。六年返沪，择所爱好，挟与俱归。十年再渡，道出德奥，时则大战甫平，币值下降，遂罄囊橐，捆载而东。后因疾疹，并束高阁。近五六载，沪杭平津，奔走往来，不宁厥处。去岁斥金四千，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聚书其中。今春复辞青市参事，扃户写目，匝月乃竟。盖二十年来，辛苦搜求，所获不过三千余册，财力不足，闻见有限，无足怪也。犹幸所藏仅限一类，范围既隘，择别较易，即此区区，已为难得。以言戏曲，粗备梗要，中土所藏，此或居首，持较法京，才百一耳。至于网罗四部，掇拾遗亡，充栋汗牛，事属公家，要非私人所能为力也。且铢累寸积，聚散无常，远者无论，近如聊城之海源，扬州之测海，累世菁英，终归散佚。今兹所有，当难永保，矧烽火连天，迫于眉睫耶？编次既讫，忧心如捣，辄记所感如右。民国二十有一年，吴兴宋春舫记。
祖父的褐木庐，可谓当时青岛的一个文化地标。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私人能藏有七千多本外文书，且大都有关西洋戏剧，是件殊不简单的事。据说胡适组织人员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时，曾到青岛参观褐木庐，看见很多莎翁作品，仅《哈姆雷特》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时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梁实秋，收藏了很多国外戏剧及莎翁研究资料，向来以此自豪，但他一参观褐木庐，立即被祖父藏书之广所折服。当时在青岛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众多，包括梁实秋、杨振声、闻一多、洪深、章铁民、张友松、孙大雨等，可以推想他们都曾经是褐木庐的读者。
此外，祖父应该是中国最早自制藏书票的人之一-另一个是我外祖父邝富灼。他的不少原版外文书的扉页上都贴有藏书票，票上印了“褐木庐”字样、一些图案以及一个号码，那应该代表书目的编号。
海洋科学奇缘
根据杨洪勋《宋春舫：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一文所述，1927年暑假，我祖父到青岛找到时任青岛观象台台长的老朋友蒋丙然，探讨在青岛建设第一个中国海洋研究所，经过商讨，决定在青岛观象台设立“海洋科”，并由宋春舫担任首任科长。商定后，由蒋丙然向青岛市政府请示，很快得到批准。于是，我祖父便开始任职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科长。
根据我父亲的说法，祖父当时在青岛政府是第四把交椅。我觉得不合情理，一个海洋科科长怎么能排第四呢？我猜，青岛原属德国的势力范围，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在青岛的特权被转让给日本，但德国对青岛的影响还非常大。当时的青岛政府知道我祖父通晓德语，也许可以帮忙和德国人打交道，就批准他担任观象台海洋科科长。如果祖父当时真有什么影响力，应该不是因为他是海洋科科长，而是因为他操流利德语，兼且有一个好厨师。
当时祖父在家里雇了两个大厨，一个煮中国菜，一个煮德国菜。很多人都看不起德国菜，觉得不入流-通常就是一大盘各式香肠，伴着些酸白菜。祖父特地雇用做德国菜的厨师，是为了招呼德国人；大家通常也不聊什么公事，只是闲话家常。所以德国人认为跟他打交道比跟其他中国人好，而且还能吃到祖家风味的菜肴。
关于我祖父担任海洋科科长的过程，我父亲好像也不大清楚。近日我有个访客，他是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一向对祖父和当时的海洋馆很有兴趣。这位访客给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例如有位叫子猷的作者写过一篇《为海洋科学研究奠基-纪念宋春舫与蒋丙然二位先驱者》，文中提到祖父参观过摩洛哥的海洋博物馆和水族馆，之后就对海洋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0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会，蔡元培建议在青岛成立中国海洋研究社，其后有三个人参与筹备：我祖父、青岛市市长胡若愚和青岛气象台台长蒋丙然。蒋丙然提议为气象台建立水族馆，委任我祖父为参事。当时青岛市没有权力随意委任官员，要到南京请示，得到公文准许才行。海洋馆1931年动工，1932年落成。他们三人每次开会都有记录，例如筹钱，我祖父捐得最多，有一万大洋。实际上真正工作的也是我祖父，对于青岛观象台水族馆，他可谓出钱出力。当年的海洋馆演变成今天的海洋大学了。
病逝与藏书去向
据我父亲所写的简历，在1936年或1937年，我祖父毅然决定接受重大的切除肋骨手术，希望可将病肺压缩。“然当时此种手术成功机会仅为百分之五十，对患有多年痼疾之病人，尤为不宜，然对多年来一直为病所困之伏枥老马，具有此种想法实未可厚非。”我祖父之所以冒险做手术，是因为他想专心写《欧洲戏剧史》。可惜他手术后身体太弱，自知时日无多，更不顾一切地工作，拼命整理写书的材料。结果他在1938年倒下了，这回他再也没起来。
在祖父的最后几年里，他又搬回北京。据我父亲的说法，祖父把褐木庐七千余册藏书中的外文戏剧书都带回北大的一间房子。他以为自己会住一段时间，便在北大里面又盖了一栋房子。
祖父在1938年逝世后，青岛日军的宪兵队曾派人前往调查藏书，不得要领而去，正是因为大批外文书已运到北京了。但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定居，条件并不允许他把几千本书运到上海，即使运来也无处安放。况且，尽管我父亲能读法文，但大概对这些古典法文话剧也没有很大的兴趣。这批书最后去了哪里呢？
我父亲有个表兄叫温之章，常常帮宋家打理事务。他称呼我祖父为“代父”。他比我父亲大，现在应该九十多岁了。他给我父亲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说，祖父生前在北京有过协议，将来会把这批书全部捐出。根据一些说法，这批书最后是捐给了当时的燕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