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继续谈自己重新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情况。根据傅敏的说法，1950年至1951年，傅雷肺病复发，在家里一边休养一边修改他以前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整本书重译花了他一年多功夫。傅雷当时还保存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初译本（全新的）三部，除留下特别精装的一部做样本外，他准备将其余的都一概销毁。傅雷记得父亲家楼上也有这部译作的初译本，他也想烧毁，但已经送给了我父亲，于是就在信中“请示”：“原译之错，使我不敢再在几个好朋友眼里留这个污点。请来信‘批准’为幸。”
之后一封信的日期为1954年10月10日。当年5月，傅雷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给楼适夷，长一万五千余字，向当年8月举行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意见。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提到了这个会议：“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杨绛认为：“假如傅雷先挑自己的错做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也许会想得周到些。”
当时傅雷在上海，钱锺书和杨绛在北京。不久钱锺书写信去责备傅雷的行为，结果傅雷生气了，有一段时间不理钱锺书，后来才恢复书信来往。在傅雷眼里，“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十弃行，南方话，含有贬义，意思是指无用的人）”。
这封信除了提到刚才的翻译会议，末了他还劝我父亲：“还有一件事，久已想和你说，就是像你现在这样的过dilettante的生活，我觉得太自暴自弃。你老是胆小，不敢动手，这是不对的。你是知道天高地厚的人，即便目前经验不足（指翻译简·奥斯汀），至少练习一个时期之后会有成绩。身体不好也不成为理由。一天只弄五百字，一月也有一万多字。二年之中也可弄出一部二十余万字的书来。你这样糟蹋自己，走上你老太爷（指宋春舫）的旧路，我认为大不应该。不知你除了胆小以外，还有别的理由没有？”
“我素来认为，一件事要做得好，必须有‘不计成败，不问效果’的精神，而这个条件你是有的。你也不等着卖稿子来过活，也不等着出书来成名，埋头苦干它几年，必有成绩可见！朋友，你能考虑我的话吗？”
我解释一下傅雷为什么在信里称我父亲dilettante。dilettante是形容一个人“周身刀，无张利”（粤语，懂很多东西，没一样精通），指一个爱好艺术的业余人士，喜欢不同的事物，不专心去做同一件事情。这个词语如果用在爱情上，就是说某人很花心。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喜欢绘画，明天搞电影、话剧，有时写现代诗，有时翻译英文小说，有时研究《红楼梦》。傅敏回忆傅雷的文章里有个例子，1943年冬到1946年春，傅雷、宋淇与十余友人组织两周一次的茶话会，与会者轮流就文艺、科技等问题做专题讲座，同时座谈时局。当时傅雷讲法国文学问题，朱滨生医生讲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奇（即宋淇）讲关于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我没有问过我父亲，为什么布谷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
现在我家中有很多父亲的译作，但都不成系统。如果他够聪明，就会找到新的翻译焦点。比如东欧文学一直被人疏忽，如果他专门做这方面的翻译，十年后就会成为这方面最有贡献的人，所以傅雷劝诫我父亲做事情要有恒心。
我父亲来港初期，先后任职美国新闻处和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他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陆续与当时留在内地的亲友断绝了联系，与傅雷的通信也随之中断。而傅雷在写给友人成家和、成家榴姐妹的信中多次提到我父亲。成家和是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后嫁给萧乃震，诞下萧芳芳。萧芳芳后来成为香港著名影视巨星。成家和一家住在安定坊1号，与宋家、傅家关系都较好。其中，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是傅雷的红颜知己。
傅雷与成家和的通信，从傅聪自英国回香港举办个人音乐会开始，因为成家和当时已经从上海移居香港。1958年12月，留学波兰的傅雷长子傅聪出走英国，到1964年他入了英国国籍。傅聪出走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至于出走原因，可能是傅聪当时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出色，而国内的音乐教育和训练也不系统，在没有好钢琴的情况下，他很难弹得出好琴，也做不了职业钢琴手。在这种情况下，傅聪到香港举办音乐会很容易被人利用，被英国、美国拿来做反国的教材，或者其他。所以傅聪到香港办音乐会的时间很仓促，搭飞机来，不开记者招待会，一结束马上走--他怕给人拿来做宣传，说他反美反英或者是反中反共。
1965年6月5日，傅雷写给成家和的第一封信就说到自己对傅聪的忧虑，请成家和代为搜集报章报道，并让她回信告诉他音乐会的整个过程。在这封信中，傅雷也提到我父亲宋淇，因为他得知傅聪在香港曾和宋淇通过电话，但傅聪并没转告他谈话内容。于是，傅雷在信中问成家和：“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话提到我们（指傅雷夫妇）吗？因为宋氏兄弟已经五年多不与国内任何人通信。倘若与你谈及，请转告我们。这些事聪以后不会在信里报告的。”
到了下一封信，傅雷又向成家和追问：“聪可曾与你提起宋伯伯通话内容？他一回去不会再做报告的了，问他也没用。”（1965年6月13日）据我的判断，当时傅聪来香港应该没和宋淇会面，只是通了一下电话，因为会面比较麻烦，而傅聪又来去匆匆。
1965年6月17日，傅雷致信成家和，希望她能转寄信件给宋家。信中他说：“宋氏一家对我们一向很好，他和乃震也相处不坏，记得乃震去世后他也表示过友情。这几年想必另有一些小误会。他和国内已经多年不通信，老太太在世时即也如此，连家信都不写了。他有他的理由，我约略猜得出来。可是上海的房子有不少问题要处理，我想写信由你转寄给他，不知是否方便？乞告知！不方便也就算了，勿勉强。”
究竟我父亲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什么断绝了与傅雷的通信？其实，与他断绝和钱锺书的理由一样，很简单--不想连累别人。他给傅敏写的那封信上说得清清楚楚：“自我母亲死后，我故意不寄信给他们，来信也不复，后来你父亲来信质问，是否因母死责怪他们和他们生了气。其实那时我们已觉情形不妙，和他们通信可能惹上海外关系复杂的按语，幸而此次出事，好像没有提起这一条，否则我们更于心难安。”
傅雷在1965年突然写了很多信交代事情，比方说急着找宋淇处理宋家房子。到现在我们约略能猜出傅雷当时的用意了。那几年因傅聪出走事件，傅雷一直挨批斗。1966年8月底，他遭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的“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9月3日上午，傅雷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聪收到父亲的最后赠言是：“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
傅雷与宋家家事
我家里现在保存有一封傅雷用毛笔写给我叔父宋希的信，末署1月30日，不记年份。信中傅雷说自己“搬入宋家十一年”，可以推断出这封信写于1961年，因为傅雷一家是在1950年搬入的。较诸其他信件，这封信字迹工整，以前的字迹潦草一些，应该是他事先起稿再抄写一遍的。信件的内容主要是谈宋家在内地的家事。
这封信开头写的是：“五年余未通只字，万不料为府上大故重而执笔，凄怆何可胜言！”信里详细说了我祖母由生病到过世的情况，死因是心肌梗塞。傅雷1965年4月写给成家和的信里面有一句话：“宋氏兄弟已经有五年余未同大陆的人通信，连伯母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大概叔父也没有回信。
傅雷虽不是宋家的人，但关于要如何处理我祖母身后的家事，他也有几点建议。他在信中说：
一、（工人）李妈继续留守，看管房屋，原则上无问题，但（A）要考虑到她应付老二房小二房之困难。老二房近在咫尺，长幼两辈眼界亦均不大：伯母在日对子孙辈虽极慷慨，背后尚啧有烦言，常嫌不足。小二房住得远，比较硬气一些，除非有人或母亲挑唆。（B）李妈忠心耿耿，诚实可靠，人所共知（另一方面亦是众矢之的）；惟知识有限，将来托以重任之后，当须防其恃宠而骄，或自作聪明。权限、职守、报酬，应如何交代分明，恐须郑重研究。--伯母常对愚夫妇言：“对李妈必须宽猛兼施，稍一放纵，即会越轨；而且也只有我能对付。”李宠子过甚，伯母只一再表示看了刺眼。
二、我等上托伯母荫庇，下赖贤昆仲信任，十一年清静生活，受赐良多。今后倘无意外节枝，当然仍愿借住。但伯母故世，心理上即觉孤独：屋多人少，从各方面看，均不甚妥；另招邻居，又恐多增摩擦，反生事故。据李妈言，叔陶夫人脾气难缠，近年来与其同居之胞妹及叔陶胞弟（亦同住武彝路）均反目为路人，叔陶公子又手脚不甚干净。李妈甚至坚决表示（当然只向我二人说）倘陈宅迁来看守，则彼不得不另觅栖身。--附带告知：温兄脑力衰退，待人接物及看事眼光大不如前；二位考虑委托人选时亦宜注意及之，恐不能居主要地位。
三、府上家具箱笼衣物大小用具，鄙意均须清点列成清册，封存者封存，出售者出售，分送亲族中清寒者分送。庶日后看守之人以及我等同居之人均可免除嫌疑--当然不是对贤昆仲言，而是对老二房及老四老陶等言。况慢藏诲盗，当非所宜。留存罐头食物，日久终必败坏变质，是否除价昂宜出售者外，可分赠族人？否则李妈在外人前不易洗刷。且二位对李妈只宜明的照顾，不宜暗中牺牲。（可参阅前第一项B。）不知尊意以为如何？
四、伯母在日对叔陶不无资助，今后叔陶生活必有困难。（据其对愚夫妇言，每月下旬必向伯母挪移50元，月初领薪后归还。但李妈则谓绝无归还之事。各执一词，未知孰是。）彼本人固难启齿，他人亦不便代言，谅贤昆仲早已料及此点。惟赠予数目，以何名义，以何方式，使受者能受，不伤体面，知者不至嫉妒，均是问题。因彼尚在供职，外间闲言大有影响，不能不事先虑及。原则上总须由二位主动提出。
五、府上冰箱，向由我家与伯母分担电费（实际尚有老二房常来取冰）；能有此种便利，沾光不少，倘有意出让，望赐以优先权。惟亦请贤昆仲主动提出，我等不便在此开口。近数年来，我体力日衰，百病丛生（眼力大衰，经常流泪，神经衰弱，失眠成为常事，三叉神经剧烈作痛，四五日即大发一次，每次十五六小时，再加“增生性”关节炎……），冰箱倒是终年需要。今后倘像过去一样借用，即使电费归我一人负担，外人看来总不大好，对老二房亦难应付。
六、我等借用之物尚有以下各件，将来或全部作价让与，或一部分归还，看情形而定。总之不能再借，不比伯母在日不分彼此，可无关系，今后必须分清泾渭，方可杜绝闲言闲语。
然后傅雷在信中列出各种家具数量名称。大家可否记得傅雷遗嘱第十二条--“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也由此可以看出，傅雷这个人做事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隔了几天，傅雷又写了第二封信给我叔父，共两页纸。信一开头说：“上月30日一信未知已否收到，伯母明日（五日）下葬后丧事可告结束。”后面主要劝告宋淇兄弟处理宋家留在上海的财产，其中老二房对宋家大屋虎视眈眈。老二房应该是老太爷的二房。我有个偏房亲戚叫宋春涛，与宋春舫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这个老二房应该是宋春涛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