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马史诗》的滋养下，当代艺术家通过电影再现的火爆的“特洛伊战争”，令考古学家倍感压力，因为那次木马屠城的惨烈尚未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
特洛伊战争到底有无其事？多少年来人们为此争论不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来自近20个国家的35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了一项对特洛伊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其文明活动从公元前3000年早期青铜时代开始，直到拜占庭定居者于公元1350年才放弃了它。按照这一项目的现任负责人曼弗雷德·科夫曼的说法，确定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成了这一考察活动的主要任务。
一座失守的古城
科夫曼说，根据考古遗迹推论，大致可断定特洛伊城大约是在公元前1180年被摧毁的，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输掉了一场战争。考古人员在遗址处发现了大量相关证据，如火灾残迹、骨骼以及大量散置的投石器弹丸。
按照常理，在战争结束后，保卫战的胜利者会把那些用于投掷的石块等武器重新收集起来以便应付敌人再次入侵；而若是征服者取胜，他们是不会做这种善后工作的。当然，这些遗迹所反映的那次冲突并不意味着就是《荷马史诗》中所讲的那场特洛伊战争。考古证据还表明，在该城此次被打败的几十年后，一批来自巴尔干半岛或黑海西北地区的新移民定居到了那个很可能已相当凋敝的城市。
在考古学界，传统的主流看法认为，这些遗迹与《荷马史诗》中提到的那个伟大城市毫无关系；作为今天考古对象的这座古城，在青铜时代晚期已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因而不可能是一场伟大战争的“主角”。
而科夫曼就此反驳说，对欧洲东南部地区新的考古研究将纠正这些看法。
“人神大战”原本世俗
科夫曼指出，特洛伊城以当时那一地区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甚至具有超地域的战略重要性。它是连接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以及连接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战略中枢。在当时的东南欧地区，特洛伊城的这一战略中枢位置是无与伦比的。特洛伊城显然因此遭受了反复的攻击，它不得不一再进行防卫，以及一再修复、扩大和加强其工事。这在留存到今天的遗址上，还具有明显的表现。挖掘还表明，特洛伊城比先前一般认为的规模要大15倍，今天遗址覆盖面积就有75英亩。
科夫曼推断，当年荷马必是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听众们知道特洛伊战争，所以这位行吟诗人才会浓墨重彩地刻画阿基利斯的愤怒及其后果。荷马把这座城市和这场战争搭建成一个诗意的舞台，上演了一场伟大的人神冲突。然而，在考古学家看来，《荷马史诗》还可以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世俗的意义上得到证实：荷马和那些向荷马提供“诗料”的人，应该在公元前8世纪末“见证”过特洛伊城及那片区域，这个时期正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荷马史诗》的形成年代。
科夫曼认为，尽管在荷马生活的那个时期，特洛伊城可能已成为废墟，但是留存到今天的这一伟大之城的废墟也足以给人深刻印象。生活在当时或稍后时期的《荷马史诗》的听众，如站在某一高处俯瞰，应当能一一辨认出在史诗中描写的建筑物或战场的遗迹。
东线发掘新证据
尽管特洛伊位于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旧称），但两位特洛伊考古活动的先驱（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1871年发现了古代特洛伊城遗址；卡尔·布利根，主持了对特洛伊的考察）却带给人们这样一种观点：特洛伊是希腊人的特洛伊。
科夫曼指出，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两位先驱的考古研究仅涉及在“西线”从希腊到特洛伊的考察，却忽视了在“东线”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整体考察。
科夫曼说，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已大致确定，青铜时代的特洛伊与安纳托利亚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要超过它与爱琴海地区的联系。在特洛伊出土的、数以吨计的当地陶器以及其他一些发现（如刻有象形文字的印章、泥砖建筑、火葬现象）都验证了这点。
对安纳托利亚的研究告诉人们，这座今天被称为特洛伊城市在青铜时代后期曾兴起过一个有相当实力的王国———威路撒。赫梯帝国和埃及人与威路撒都曾保持着密切联系。据赫梯帝国的历史记载，在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早期，他们和特洛伊城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甚是紧张。
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这一点值得继续研究。
结论仍未确定
几十年前，那些坚持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们曾是少数派，他们的学说曾被主流学术界嗤之以鼻。然而，随着近十几年来相关考古活动的发展，当年的少数派如今成了多数派。而今天的少数派———那些坚决否认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只能用一句“特洛伊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说法支撑他们的观点，正如科夫曼等人指出的，这种说法过于勉强。
科夫曼说，现在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在青铜时代后期的特洛伊曾发生过几次冲突。然而，我们还不能确定荷马颂吟的“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对这几次冲突的“记忆蒸馏”，是不是的确发生了一场值得后人永远追忆的大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