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报销”是我们熟悉的一个词。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公家报销”的好处。在个人出钱的场合，我们可能非常注意节省；但只要沾上公家的边，我们就非常大方。“公家报销”导致的浪费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人民群众对花“公家”的钱毫不心疼的作风十分不满意。但由“公家报销”导致的价格扭曲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价格改革正全面推开的今天，考察一下“公家报销”与价格扭曲的关系，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从君子兰价格暴涨说起
前段时间，哈尔滨出现了“君子兰热”，君子兰价格暴涨，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价格。人们感到奇怪，哈尔滨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不过几十元，买一盆君子兰就得几个月的工资，而除了观赏以外，目前并未发现君子兰还有其他使用价值。难道月收入几十元的普通居民竟有如此的需求冲动？一位记者发现了这个秘密。原来，君子兰的主要需求者是机关团体。也就是说，君子兰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公家报销”人为地抬上去的。这说明：“公家报销”会导致价格扭曲。
何谓“公家报销”？
“公家报销”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个俗词，它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语义。这要从“花钱”说起。
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世界上所有的花钱都可以划归为四种方式之一。钱可能是你的，也可能是他的；可能为你花，也可能为他花。这样二乘二就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你为你花你的钱；第二种是你为他花你的钱；第三种是你为你花他的钱；第四种是你为他花他的钱。
以此来看，个人开支可以划归为第一种花钱（如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用的东西）或第二种花钱（如给朋友送礼），而“公家报销”则属于第三种或第四种花钱。以公费医疗为例，对病人来说，公费医疗属于第三种花钱，即“你为你花他（公众当然包括病人本人在内）的钱”；对医生来说，公费医疗属于第四类花钱，即“你为他（病人）花他（公众）的钱”。在实际生活中，第三种花钱和第四种花钱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花钱的方式不同，其效果也就不同。一般来讲，当花钱按第一种进行时，花钱的人既注意省钱又讲求效用，即尽量把钱花得合算；当花钱按第二种方式时，花钱的人可能注意省钱但对效用却关心不够，如送礼的人往往花钱买些对受礼者并无多少实用价值的东西（难怪礼品往往是耐看不耐用）；当花钱按第三种方式进行时，花钱者往往只讲效用不讲节约（只要吃得好，管他钱多少）；当花钱按第四种方式进行时，花钱者往往既不讲效用也不注意节约。一位企业领导曾让职工医院的大夫给他做了一次本无必要的CT检查（每次180元），这位大夫后来对别人说：如果让他（领导）自己出钱的话，他肯定不会做这个检查，那是180元钱啊。但我们同样可以问问这位大夫：如果让你替他付钱，你会为他做这种检查吗？
价格扭曲是如何发生的？
所谓价格扭曲，是指实际价格结构偏离均衡价格结构。均衡价格结构是指在竞争的市场上由供求双方共同作用形成的这样一种价格结构：从供给角度看，这种价格结构反映生产商品的相对成本，从而保证了生产者利润的最大化；从需求角度看，这种价格结构反映商品对消费者的相对效用，从而保证了消费者满足程度的最大化。如果供求双方中有任何一方被扭曲，价格就会偏离均衡价格。“公家报销”对价格的扭曲主要是通过扭曲需求造成的。
价格结构反映商品对消费者的相对效用有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第一，需求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支出预算约束），如我们每个人支出不能超过我们的收入（包括借款在内）；第二，需求者以追求效用（满足）最大化为目标。就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永无止境的需要，我们要吃、要穿、要住、要行、要玩，这每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多多益善。但是，我们的收入限制着我们的需求，我们不可能每个方面都“多”，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就要相应压缩其他方面的支出，因此，我们只能在各种需求中进行权衡比较：多吃点少穿点，还是多穿点少吃点？所谓消费选择，就是要在满足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求得需求的最大满足。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约束是严格的，他的需求偏好函数也是既定的，那么，他的支出结构就决定于价格结构，就是说，需求结构与价格结构之间有一种函数关系。如果每个人的支出都受到收入的严格约束，如果每个人都在追求需求的最大满足，那么，由此形成的市场需求结构就对应着特定的价格结构，这个价格结构恰反映社会消费偏好。人为地改变这种价格结构，就会使消费者把需求由价格偏高的商品转向价格偏低的商品，从而造成前者的积压和后者的供不应求。如果不想长期维持这种状况，价格就必须恢复到它原来的水平。这就是我们说的均衡价格结构（这里我们没有考虑供给的扭曲）。
如果支出不是来源于个人收入，而是由“公家报销”，那么，正常需求的两个前提条件就难以满足：第一，支出预算约束会软化（个人的收入是固定的，而公家的钱则往往是可以追加的）；第二，花钱的人未必追求最大效用（如“你为他花他的钱”）。只要这两个后果有一个发生，需求与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就不复存在。与这种需求相对应的价格结构就脱离社会的消费偏好函数。某商品涨价肯定会赶走一部分个人消费者或使个人购买量减少，但公家报销的购买量却往往靠追加支出而维持不变，甚至还会增加。哈尔滨君子兰价格涨到几百元竟没有吓走购买者，一个重要原因是买者（机关团体）的支出预算约束太软，也不讲实用价值。如果让当事人用自己的钱买来自己用，那么，第一他可能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第二即使有钱也感到不划算，所以，这种行情是难以维持的。个人买东西首先是问价格，而公家买东西首先是问能不能开发票（相比之下，价格高低倒是次要的）。
“公家报销”对价格的扭曲是连锁的。如果住宿费可以提高，那就会由此派生出对彩电的需求、空调的需求、地毯的需求、冰箱的需求，等等，从而带动这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所以，究竟是因为服务标准提高而引起服务收费提高，还是由于服务收费（可以）提高而引起服务标准提高，恐怕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把出差费发给个人包干使用，十元以上的床位恐怕就很少有人问津（外国人除外），一大批彩电就可以搬到商店，买彩电的队伍可能大大缩编。
“公家报销”的通货膨胀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
“公家报销”不仅扭曲相对价格，而且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这主要产生于两个原因。第一，“公家报销”往往引起预算支出增加，成为导致财政赤字、社会总需求膨胀，从而带动价格全面上涨的重要原因。有人说去年行政费支出增加是由于物价上涨造成的，这话也许只有一半正确性。实际情况也可能是，物价的上涨有一部分是由于行政费用增加引起的。第二，即使没有财政赤字，不发生名义总需求膨胀，由于价格结构被扭曲，造成一部分商品供应相对紧张，导致排队以及票证等准货币的出现（即票证充当货币），从而使货币实际上贬值，这同样是一种通货膨胀。
“公家报销”还引起收入的再分配。第一，作为“公家”的钱，来自全社会，可以说是人人有股、人人都是“他”。但是，不同的人享受“公家报销”的机会大不相同。两个名义工资相等的人，一个靠“公家报销”一年享受的东西，另一个没有“公家报销”机会的人恐怕三年也享受不到。第二，不同的人消费构成不同，无论价格结构的扭曲还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都会引起收入的再分配。
我写这篇短文，绝非主张取消“公家报销”，因为“公家报销”并不是全都不对，而且只要有社会，就会有团体，就会有国家，就少不了有“公家报销”。何况，在一些特殊商品上，“公家报销”也有它特殊的好处。我只想告诉人们，“公家报销”的代价是巨大的，作为花钱的一种办法，尽量少用。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只要自己能直接花的钱，就不要让别人代替自己花；对政府来讲，要尽量把第三、四种花钱转变为第一、二种花钱，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
我写这篇短文，也绝非想把目前的价格扭曲归罪于“公家报销”。
事实上，“公家报销”只是价格扭曲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为了确保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时期应尽量缩小“公家报销”的范围，严格控制行政支出和社会集团购买力。如不卡住“公家报销”这一头，价格放开也难以合理，还会导致低工资高物价的局面。
*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1985年7月6日第1版，曾收入《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