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你会配合我的工作，以便建立一个能够应付未来问题的组织。
你忠实的w.c.杜兰特。”
4月6日才宣战，那已经是这个通知发出去26天之后的事了。
3月10日信中提到的解职自1917年7月生效。它与建造战斗机发动机的合同或者战争本身没有关系，纯粹是为了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的利益而采取的日常管理措施。
当然，下面这些话本来是用不着说的，就是凯迪拉克汽车公司和所有与通用汽车公司有关的企业都正忙于生产“自由”战斗机的发动机和其他战争物资，它们都在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任何危险地为赢得战争而努力着。’
比利的反应可能更多是做给皮埃尔·杜邦和他的管理人员看的，而不是主要针对媒体。也许是出于对老利兰的尊重，也许是因为他想让事情尽快过去，比利此后再也没有公开提起过这件事。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能够任命一个自己更信任的人来管理凯迪拉克汽车公司了。他选择的是理查德·柯林斯，比利做马车生意时就认识他，后来在别克汽车公司还做过销售经理，现在负责别克汽车公司的全部销售系统，在汽车业内外号叫“车皮柯林斯”，因为他管理别克汽车公司的销售业务时很成功，总能拉到成车皮的订单。
至于利兰父子，他们后来的际遇比戴维·别克好不到哪里去。1917年离开凯迪拉克汽车公司以后，他们很快组建了一个名叫“林肯汽车公司”的新企业（亨利·利兰终生崇拜亚伯拉罕·林肯）。运用他们追求精良的名声，很快就得到了一份制造6 000台“自由”战斗机发动机的政府合同，并且没费多大力气就得到了足够的资金，买下了底特律一个工厂。
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利兰父子继续设计一款大型轿车，想使它成为市场上最豪华（也最贵）的汽车。他们也轻易就得到了必需的资金资助。但是，1920年第一辆林肯汽车上市以后，马上被人讥为是头年的凯迪拉克汽车昂贵的克隆版。而且祸不单行，联邦政府开始追查利兰父子逃税和在履行“自由”发动机制造合同时过高收费的事情。到1921年11月，他们的新企业就破了产，亨利·利兰不得不寻求贷款以使企业生存下去。
最后，亨利·利兰找到了亨利·福特，1902年的时候正是他夺走了福特的企业，并命名为凯迪拉克汽车公司的。精明的福特没有答应向利兰提供帮助。破产法官宣布林肯汽车公司的所有资产将于1922年2月4日拍卖抵债，福特提出了唯一的竞价。
福特的出价为500万美元，远远低于林肯公司的评估价值。为了照顾利兰债权人的利益，破产法官将底价提高至800万美元，“疯子亨利”’同意支付这个价格。福特一开始同意利兰父子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继续管理林肯公司，但后来就派出自己的管理人员，按照他自己的思路对林肯公司进行改造。
拍卖之后不到4个月，利兰父子就被彻底赶出了汽车业，再也没能回来。亨利·利兰这位率先提出可替换零件的概念从而使福特的流水生产线成为可能的人，1932年死于底特律家中，享年89岁。他的林肯商标在福特汽车公司沿用至今，就像凯迪拉克商标在通用汽车公司沿用至今一样。
在新泽西海岸的得意和在华尔街的倒霉
1917年解雇了利兰以后，管理通用汽车公司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包括沃尔特·克莱斯勒在内）都欠着比利·杜兰特的人情。但董事会主席皮埃尔·杜邦不欠比利什么，他继续观察着比利的做法和战略安排，而杜邦自己的军师约翰·拉斯科布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拉斯科布进入了通用汽车公司财务管理委员会，开始全力投入到通用汽车公司的事务上来。
皮埃尔觉得，通用汽车公司首先应该按照杜邦公司的模式改革财务管理和运营机制。而拉斯科布却很快成了杜兰特的应声虫，并不卖力地推行杜邦的政策，以克服来自杜兰特的阻力。拉斯科布完全赞成比利要壮大公司的雄心，哪怕这样就意味着要去冒险兼并那些债务大于资产的企业.，甚至要求通用汽车公司自己发行更多的股票。1919年通用汽车公司的过度扩张，拉斯科布的责任跟杜兰特至少是一样的，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随着自己“孩子”的不断壮大，比利终于可以享用自己积聚的财富了。1917年，他和第二任妻子买下了一套俯瞰纽约中央广场的房子。，同年，他们又在大西洋岸边的新泽西的迪尔买下一块名叫“雷默”的地产。
雷默是由全球金融家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建造的；杜兰特从雅各布寡妻的继承人手里以折扣价买了下来。
雷默有37个房间，富丽堂皇。比利似乎仍嫌不够气派，把周边的几处房产一并买了下来。沃尔特·克莱斯勒回忆说，他从没见过如此豪奢的住宅和如此宽厚仁慈的主人…雷默成了凯瑟琳的领地，她丈夫从纽约回来后，就在这里休息。比利如果不出差，就会到这里或者到纽约的房子度周末。
即使在雷默，比利也离不开电话。业务助手们会不停地请示、汇报，通用汽车公司所有下属部门的负责人都直接向杜兰特报告。
只要利润和汽车市场本身持续增长，下放权力、改进各企业的协调和财务管理的问题就暂时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变化无常的股票市场风云突变，比利不久就被迫屈服于杜邦的要求，那就是建立一个更制度化、更系统化的管理体制。
虽然美国于1917年4月加入一战对汽车销售量并无太大影响，但在股票市场上却造成了一种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因为谁也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战争对商品价格将有怎样的影响。整个夏天和秋天，汽车股票的价格一直在下跌，冬天才有所回升。1917年1月，通用汽车公司普通股的售价在200美元上下，到6月，跌到115美元；9月跌到86美元；10月则跌到了75美元。
比利建议杜邦和拉斯科布组建一个购买辛迪加，以稳定和提升股票价格，但他们没有答应，理由是，支付足够的股息比操纵股市要好，更能吸引公众对股票的兴趣。不过，这次碰壁还难以让比利回头。
奇才又赌了一把……因此削弱了自己的权威
比利仍然相信通用汽车公司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其被低估的价值，因此开始在1917年夏天自己大量购进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想独力回天。更加危险的是，他做的是保证金交易，以自己已经拥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向其经纪人作抵押。
那时跟现在一样，保证金就是买方交存的保证金与股票购买价格间的差价。当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价格跌至比利的购买价以下时，经纪人就开始催交保证金，要求全额支付他们实际上借给他购买股票的借款。
比利又一次遇到了大麻烦。他找到拉斯科布，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要求公司贷给他100万美元。他说自己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才这么干的，他不想出售自己的任何股份以补足保证金。这实际是他一系列削弱自己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的举措的第一步。
拉斯科布很同情杜兰特的处境，将他的要求提交到董事会讨论。1917年11月9日，在杜兰特缺席的情况下，董事会研究决定拒绝杜兰特的要求，部分是因为担心会有法律上的问题，部分是因为担心杜兰特的赌博行为一旦让公众知道，将损害通用汽车公司的形象。出于对杜兰特的尊敬，董事会决定采纳拉斯科布的建议：给杜兰特发工资。自重返通用汽车公司以来，杜兰特只领取每月70美元的董事津贴；拉斯科布建议给杜兰特支付每年50万美元的工资，从1916年补起。
董事会同意了这个建议，给了杜兰特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这件事也没有见报。
不过，通用汽车公司对资本的需求并没有消减，而公司低迷且不稳定的市场估价也让杜邦和比利感到担忧。拉斯科布又建议从杜邦公司取得支持，这家公司因为在战争中出售化学物品和爆炸物品发了大财，手里有5 000万美元的闲置现金。
从杜邦的角度看，通用汽车公司不仅是一个可靠的投资项目，而且也是进入日益增长的汽车业的一个跳板（汽车业正好也是化学物品尤其是油漆的消费者，杜邦公司则是化学物品的生产厂家）。拉斯科布则觉得拉杜邦公司来投资，可以支撑他和杜邦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个人投资。
从比利的角度来看，杜邦公司如果向通用汽车公司大规模投资的话，自己的地位必然会被削弱，哪怕股票价格会得到支撑。他是通用汽车公司最大的股东，如果杜邦家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足够多的股权，迫使他将雪佛兰汽车公司和联合汽车公司并入通用汽车公司的话，他将不得不与杜邦分享权力，而这对他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
皮埃尔告诉拉斯科布，他将向杜邦公司董事会提交这个投资建议，但有两个条件：一是杜兰特同意将雪佛兰汽车公司和联合汽车公司并入通用汽车公司；二是杜兰特同意通用汽车公司的财务和行政管理委员会按照杜邦公司的模式进行改革，比利可以担任行政委员会的主席，拉斯科布担任财务委员会的主席。
为了获得维持通用汽车公司股票价格所必需的资金支持，比利实际上是被迫放弃了对公司财务的控制权。皮埃尔在1915年所说的绝：不当“傀儡董事”的话，现在直接甩给了杜兰特。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杜邦公司的财务委员会和董事会表决购买97 875份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接近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发行的股份的25％；外加购买133 000份雪佛兰汽车公司的股份。总投资额为2 500万美元，即杜邦公司所获战争利润的一半。
1918年2月，在完成了并购雪佛兰汽车公司所需的法律手续之后，皮埃尔在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宴会。公开的说法是要借机宣布杜邦公司在通用汽车公司的投资，并向东部地区最有影响的银行家“介绍”比利·杜兰特。正如比利所回忆的：宴会进行得不错……人们请我简单介绍一下通用汽车公司的历史，我照办了。结束的时候我说，通用汽车公司已经ll岁了，汽车业的竞争场地也已经平整了，公司现在也对其他行业产生了兴趣……
比利所说的“其他行业”指的是电冰箱行业。他曾经自己买下一个开发电冰箱的企业。他接着说：我有信心，并且毫不迟疑地宣布，当公众认识到了它（电冰箱）的重要性和作为家庭必备用品的价值以后，光那个企业的盈余就足以支付通用汽车公司全部优先股的股息。
虽然那天宴会上没有谁认可这一点，奇才的这番话还是有先见之明的。1928年，即杜兰特以10万美元的价格将他的电冰箱企业出售给通用汽车公司后第9年，该企业就给通用汽车公司上缴了1500多万美元的净盈余。不过，那天晚上尊贵的客人们走出大都会俱乐部的时候，所得到的信息不是电冰箱的广阔发展前景，而是通用汽车公司不再是一人独霸的局面了。比利“孩子”的命运现在跟杜邦家族企业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虽然杜邦公司注入了大量的现金，通用汽车公司的资本需求随着其信心和野心的增长而继续增长。杜兰特个人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也随之不断被削弱。1918年1月，公司授权的资本股份增加到了2亿美元，将雪佛兰汽车公司并入了通用汽车公司，购买了雪佛兰汽车公司全部已经发行的优先股。6月，公司增加发行了4 400万美元的股份，将联合汽车公司并入了通用汽车公司的麾下。
在1916年接受了联合汽车公司的股份而不是现金、售出其海厄特滚柱轴承公司的阿尔弗雷德·斯隆，在通用汽车公司第二次发行新股时收到的股份最多。为了承认他所有的股份的比例和他作为经理的价值，他也被选进了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并被任命为杜兰特任主席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委员。
1918年11月，公司再次增加了授权融资的额度，这次为3.7亿美元。
一个月后，杜邦公司新投人通用汽车公司2 800万美元，进一步巩固了杜邦的权力，加强了两家公司的联系。虽然不断发行新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价格仍持续回升，杜邦公司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致杜邦公司股东的年度信函中，杜邦说：
我们对与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杜兰特先生的合作感到荣幸。杜兰特先生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汽车工业之父和优秀的领导人。“1919年7月，在扩张计划全速推进的时候，杜兰特提出了最大的一笔融资建议，而董事会再次全力支持了他的建议。这次新发行的普通股和优先股使通用汽车公司的授权资本增加到10亿美元，使它成为继美国钢铁公司之后的第二大企业。投资人和股票经纪人抓住战后经济的复苏和汽车业疯狂增长的良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前景感到乐观：通用汽车公司新发行的股份居然供不应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