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设疑冢乱视线
防止墓葬被盗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当然是不让盗墓者找到真正的墓葬。保护墓主人死后不被侵扰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当然是不让盗墓者找到墓主人的棺椁。于是，人们想出很多隐蔽墓葬的方法，其中最令盗墓者难以琢磨的便是疑冢。茫茫深山之中，坟冢林立，不知哪一个才是埋藏墓主人棺椁和稀世珍宝的真冢。
疑冢，即是为迷惑人而虚设的坟墓，也是最普通的反盗墓方式，即隐蔽墓址，使盗墓者不知其处。据说先古陵墓不封不树，不在地面设置突出的标识，其主要出发点之一，就是防止盗掘。
可能没有人能够想到，孔圣人竟然是最早设置疑冢防盗的人。宋代孔传的《东家杂记》一书中记载了圣人孔子的疑冢：“先圣坟西有虚墓五间，皆石为之。世传先圣没，戒门弟子为虚墓，后果遭秦皇发冢，有白兔出于墓中，始皇逐之，之曲阜西北十八里沟而没，鲁人因名其沟曰‘白兔沟’。”这条史料说明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为了防止当时孔子学说的反对者发掘孔子坟墓，在孔子墓旁边设了五座疑冢来迷惑试图盗墓的人。当时儒家的学说不过是一家之言，还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再者说，孔子的观点并非人人赞同，还有很多反对派。联系这一背景，弟子为其造假坟，迷惑盗墓者还是有理由的。不管这样的传说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为了防止惨剧的发生，反盗墓是必须考虑的事情。
然而区区五座疑冢并没能免除孔子墓葬被盗的厄运，300年后的秦始皇还是发掘了孔子的坟墓。
设置疑冢的防盗方式流行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军阀混战，少数民族南下，地方割据势力并起，加之气候杏迁，自然灾害纷繁，瘟疫肆虐，使这漫长的40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乱世。乱世多盗贼，这一时期同样也是盗墓盛行的时期。为了防止墓葬被盗，人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防盗方式。设置疑冢，这种古老的防盗方式也被魏晋之人竞相采用。
在设置疑冢方面，我们不得不提到曹操。曹操设置七十二疑冢的事，为世人所熟知，但曹操的真正陵墓在哪里，迄今为止，我们仍是无法确定。
曹操设置疑冢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防止盗墓。但也可能与其生前一贯奸诈多疑的性格有关。
《太平广记》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曹操年少时曾与后来的敌人袁绍一起搞了一个恶作剧。有一户人家结婚，晚上夫妻合拜入洞房。曹操叫袁绍“站岗放哨”，自己潜入主人家园子，偷看新郎新娘的床上之事。不料看得正起劲，被主人发现，大喊：“有偷儿至！”于是主人家的家丁把园子团团围住，曹操被包围了。但曹操对此一点也不惊慌，只见他从袖内抽出一把利刀，一手拽住新娘，主人见状瑟瑟发抖，不敢动弹，反而求他放人。曹操此时却指着躲在树后的袁绍说：“偷儿在这里，你们为何不去追？”袁绍一听，转身就逃。主人也急忙带众家丁去追赶。这时的曹操，放开新娘，旁若无人地走了。
曹操性格上的多疑，不止是三国演义多有演义成分，有许多史料可以证实：曹操有一个同乡叫恒邵，过去与他有私仇。曹操得志后，恒邵向他请罪，跪在庭前。曹操说了一句：“跪而解死耶？”结果还是把他杀了。《魏书·张绣传》记载，曹操的一个侄子曾为张绣所杀，后来曹操为了打败袁绍，以摆脱军事上的劣势和被动地位，不得不释怨招徕张绣，封他为侯，食二千户。但一俟消灭袁绍，地盘巩固，曹操的儿子曹丕就出言逼迫张绣自杀。曹操在临死之前，又把张绣的儿子张泉杀死，以绝后患。凡是有宿怨的，曹操都猜忌，不放心，至死也不放过，所以《曹瞒传》中说，“故人旧怨”大都被曹操报复杀死。
曹操生性多疑的性格，在其死后也得到了体现。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邺城所有的城门全部打开，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应该说，曹操设疑冢是相当成功的，近两千年来，人们一直没弄清他的墓地所在。人们都认为，曹操设疑冢，正体现了曹操的“奸雄”本性。清代诗人陆次云就曾写诗讽刺道：“疑冢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邱。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正平是三国时名士祢衡的字，被江夏太守黄祖所杀，葬于武汉长江中的鹦鹉洲。诗的意思是，曹操搞了七十二座疑冢，费尽心机。而弥衡只有一座三尺坟，却历千年而安然无恙。当然，今天，鹦鹉洲已被江水淹没了。
因为曹操死前曾叮嘱其侍妾、歌伎们要常常登铜雀台望其西陵墓田，所以清代诗人查慎行写了一首很有名的七绝：“分香卖履独伤神，歌吹声中繐帐陈。到底不知埋骨地，却教台上望何人？”讥讽曹操设了那么多疑冢，到底让其姬妾们向何处眺望呢？
宋代诗人俞应符对曹操的这种行径甚为不齿，他在《七十二座疑冢》一诗中，以厌恶的口气写道：
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
直须发尽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
毕竟没有人肯花那么大的力气将七十二座疑冢一一挖掘。再说，即使将七十二座疑冢一一掘开，能肯定曹操的尸体就葬在其中的一座坟墓里吗？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篇《曹操冢》，为我们解开曹操墓葬之谜提供了一条线索。原文不长，兹录于下：
“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暗。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间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众所周知，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多是采自民间故事和传说。这篇《曹操冢》，肯定也是道听途说，不过却也言之凿凿。意思是说，先后有两人在许昌城外的河里洗澡，下水后却变成死尸浮出，尸体好像是被刀斧砍过一样。地方官为弄清真相，便令人从河的上游截断水流，水落石出，见水下的石崖上有洞，洞口设置着以河水作动力的转轮，轮上排有锋利的刀子。人们将轮子卸下，进洞发现一块小石碑，上写篆字，仔细看，才知是曹操之墓。于是人们将棺材劈开，将里面的遗骨抛出。墓中的金银财宝全被人们取走。
如果这则故事是真的话，那么可以断定，曹操的遗体是运回许都安葬的，所谓七十二疑冢，没有一个是真的。
但这只是个传说而已，不足为凭。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曹操的《遗令》。在《遗令》中，曹操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墓地的位置：“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怕人掘墓，又公开其墓的具体位置，这不是缺心眼儿吗？
曹操死于洛阳，自河南洛阳至河北临漳的路程比从洛阳到许昌要远一倍。既然不是就地安葬，那么，曹操灵柩有归葬临漳的可能性，也有归葬许都的可能性。
如果说这个可能性存在的话，蒲松龄所记载的故事就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近代史学家邓之诚在其《骨董琐记》里又提供了另一条线索：据说磁县有个农民叫崔老荣，此人在鼓城镇西十五里的墓葬地挖坑时，墓坑突然塌陷。他继续挖掘，发现一个石室，外有石门，石门旁有许多死人的遗骸。县官陈希贤闻知后，派人向石室内倾倒硫磺，然后再派人进去，发现石室四壁就像刚刚粉刷过一样。石室中央有一石棺，棺前有石刻的墓志铭，说明是魏武帝曹操的墓。在此之前，附近曾发现这样的石室十余个，但均无石棺，所以，人们认为这才是曹操的真冢。
根据此记载，可知这个“曹操冢”规模很小，仅容一棺，虽然有墓志为证，但不像是一个已贵为王的曹操的坟墓。况且，曹操下葬时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曹丕刚刚继魏王位，汉献帝给曹操的谥号为“武王”。“武帝”之号，是曹丕称帝以后才改的。而此墓志言曹操为魏武帝，要么是曹丕称帝之后才安葬其父，要么是后人的伪造。到底邓先生所记是否确实，尚未被学术界确认。
1985年，在河南安阳市安丰乡出土了一件后赵建武年间的勒柱石刻，上面刻有西门豹大夫刻像，以及西门豹祠的重建时间、面积、官吏参加者等内容。这一石刻是目前唯一一件反映西门豹祠情况的实物。后赵建武年间是公元335年至公元348年，时间距曹操去世的时间约有一百多年，《水经注》成书年代距离曹操去世也只是二三百年，同时《水经注》记载的西门豹祠的建造年代正是后赵建武年间。考古专家认为郦道元所描述的西门豹祠，正是曹魏时期西门豹祠原址上重修的西门豹祠。
然而，在河北临漳县和河南安阳县的漳河岸边，就有五处西门豹祠，哪一处西门豹祠是后赵建武年间的西门豹祠呢？关于西门豹祠的位置，《水经注》上有这样的记载，漳水经过武城城南向东流去，又经过西门豹祠前向东北方向流去。此可以判断漳河在经过武城时是东西流向，武城在漳河北岸，西门豹祠应在武城的东南方向。古邺城西的漳河北岸，有一处古城遗址，正是战国时代所建的武城。就在距离武城遗址约十里的河北临漳县丰罗镇漳河大桥南侧，在一处隆起的土台上立着一块宋代西门豹祠碑石，碑文描述这里曾经是一座西门豹祠。
1988年3月8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该文说，“七十二疑冢”实际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而墓的确切数量非72座，而是134座。这篇文章的全文如下：
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
磁县地处冀南，周围方圆30多公里的大地上分布着众多墓冢。《三国演义》第四回记载，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其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曹操疑冢”进行了多次调查，根据多处墓志铭和墓形建造结构以及壁画、陶俑、古币等器物考证表明，从公元424年到公元578年，先后有东魏、北齐在磁县、临漳邺镇一带建都，其间历代皇亲国戚、天子朝臣葬于此地，逐渐形成了大型古墓群。
另据磁县出土的墓志看，墓的主人也均为北魏、东魏、北齐时人，所以《磁县志》这样记道：“民国以来，经人盗掘者多有墓志，都是北朝时的王公要人……疑冢之说不攻自破。”
既然之前找到的都不是曹操的真墓，那么曹操的真正陵墓在哪里呢？
1998年4月，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在村边的空地里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块石碑。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对于寻找曹操墓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河南安阳市的文物工作者如获至宝，因为年代久远，这块石碑的字迹有的已经模糊，考古人员对石碑进行了拓片，并对石碑记载的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发现这是一块墓志铭，内容是后赵建武年间的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的是，鲁潜墓志首次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方位。鲁潜墓志记载：“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名堂二百五十步。”从墓志记载来看，是以高决桥为起点的，高决桥现在的位置据考证可能是在安阳市安丰乡，然后从高决桥向西行1420步，再南下170步就到了魏武帝陵的西北角，再从西北角西行43步，再向北250步，这就到了鹿泉墓的灵堂。按位置记载来说，魏武帝陵和鹿泉墓的关系大概就是200多步，相对是比较近的。如果鲁潜墓志同鲁潜墓的距离太远，对于曹操墓，鲁潜墓志的记载就失去了坐标意义。考古人员在鲁潜墓志发现地进行考古调查，认为鲁潜墓应当距离鲁潜墓志发现地不远处。然而，这一带的地层已经破坏，鲁潜墓已经无迹可寻。随着鲁潜墓志古碑被发现，曹操墓的范围逐渐缩小了。被野史和传说混淆视听的曹操墓，似乎有了云开雾散的迹象。那么鲁潜墓志记载的高决桥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