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马法》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
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人类的竞争己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这种竞争不用于古战争的刀光剑影，但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一场又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因此《司马法》不仅在军事斗争领域长期发生深远影响，而且它所揭示的许多原则和方法，能够反映人类竞争的共性，对于领导艺术、企业管理、商业竞争、体育竞技、人际关系等许多领域都有借鉴作用。
1.《司马法》与现代军事
现代的军事斗争，无论是从指挥艺术、军事技术，还是战争规模，军队素质，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斗争不可比拟的。然而，在海湾战争中，拥有世界最先进武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们的行囊中却都装有一本《孙子兵法》作为军事教科书诵读。由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尽管军事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的规律还是不变的。《司马法》这并不是一部以讲具体作战方法为主的技巧类兵书，而是以讲战略战术为主的兵权谋类兵书，重在探寻军事斗争一般规律的基本原则。其中的许多思想精华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是以警示世人。例如，和平时期也必须牢固树立“忘战必危”的思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然而世界并没有实现和平，其中民族矛盾，领土争端、政治纠纷、宗教矛盾仍普遍存在，因此海湾战争的硝烟未散，巴尔干半岛又战火骤起，阿富汗，索马里也都处于内战之中，美国的“9.11”余热还未散尽，伊拉克战争又再次爆发，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司马法》“忘战必危”的名言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但是，真正认识这一点并非易事。人们往往容易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在和平的环境中，尤其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常常忽略了潜在的战争威胁，自觉或不自觉地放松了对战争可能性的戒备，或者说自行解除了思想武装。殊不知，战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国内国际，总会有一些居心叵测之徒要想方设法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如果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则很可能在突如其来的战争面前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这类事例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远的不说，科威特被伊拉克一口吞并就是典型的一例，其教训是令人深思的。又如，在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必须高度重视“固甲利兵”。海湾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军事领域的一场革命。美国所展示的先进武器令世人瞠目的同时，也动摇了人们多年奉行的拿破仑“多兵之旅必获胜”的信条。
2.《司马法》与领导艺术
《严位第四》中说：“凡战，三军一人胜。”这句话明确揭示了将帅在战争中是起决定性的作用，认为将帅的德才高低、智勇能力大小，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即所谓“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六韬》）。对于一个公司，或企业、集团来说，领导者素质的高低也是该集体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一个集体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德才兼备的好领导。而作为集体“领头羊”的领导者，除了努力加强自身修养外，还要讲究领导艺术。《司马法》的作者认为，天下没有带不好的兵、就看你如何带他们。换言之，没有领导不好的部属，就看你如何领导他们。《司马法》作者认为，治民有七术：“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故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严位第四》）意思是：凡是对待民众以仁爱之心，宽厚大度，别人亦会以仁爱之心亲近你；你以救国忠君为大义，一心为民，别人亦会以壮烈之举报效于你。若将帅指挥英勇，那么勇将之下“必无弱兵”，士卒必然会势如破竹地压倒敌人。将帅之心合乎于仁，行动合乎于义，又能以智慧辨别是非，以勇猛为国除患担当大任，这样的人便能获得士卒的永久信任，具体对某个对象是施以仁义，还是晓以利害，应当因人而异。因为“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严位第四》）也就是说，人的性情，气质会因地方不同而不同。如果不论对象的特点，千篇一律，总是用一套管理方法或不顺应形势，总是用旧的管理方法，势必顾此失彼，难齐众心。其次，领导者要严于律己，率为人先，部属才会乐于为之生死效力。《严位第四》中说：“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已，复战则誓，己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这是要求将帅要始终以谦逊自处，胜利时要与士卒分利，功劳归大家，而不独吞胜利果实；失败时要严咎自责，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把过错推给士卒；战斗时，应振奋军心，身先士卒，灵活变换战术，努力争取胜利。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往往是平等的关系，尤其在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与被领导双方都是企业的主人，因而作为一个领导者不要以一个权威者的身份凌驾在被领导人之上，而更应具有吃苦的精神，善于与部属同甘共苦。是凡有成就的领导者莫不如此。反之，如果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或见利忘义，遇难退缩，势必众叛亲离，既害集体，又害自己。
《司马法》中关于领导艺术的内容丰富而精彩，如“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宋徽，本末唯权，战也”，“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弭兵寝，圣德之治也”等等，虽然是当时条件下的一些领导方法，但其中某些带有共性的原则到现在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深入发掘，或许对于我们提高领导能力会有所裨益。
3、《司马法》与企业管理
如今是一个“管理的时代”，钻研经营之道，已经成为任何一个致力于不断拓展业务的管理着的第一要务。但是企业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问。企业领导者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要有娴熟的领导才能和强烈的竞争意识。有一位智者说过：阻碍中国未来发展的将是管理的落后。因此，古代兵法被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尤其是日本企业界一些领导者乐此不疲，作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在日本，许多企业家都熟读中国古代兵书，有的甚至深入研究，以致出现了兵法经营学派。日本着名企业家大桥武夫原是军人，后从事商业，他经营的东洋精密工业公司之所以成功，与他善于将兵法运用于生产经营之中直接相关。他还着书立说，写出多本跟兵法有关的经营的书，如《兵法经营要点》等。着名的松下电器公司之所以成为世界大企业，据说就是因为其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善于运用诸葛亮的谋略思想。近年来，国内一些企业家也将目光投向古代兵法，力求走出一条兵法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的新路子。《孙子兵法》的国际研讨会原本是兵家、学者的论坛，然而连续两届会议都有不少企业界人士参加。他们所写的《运用孙子思想指导公司建设》、《（孙子兵法）使企业加强了活力》等文别具一格，反映出古代兵法进入企业管理的趋势。
唐太宗曾说：“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指出了学习兵法常见的毛病，就是只求其形，却未学其神。在现实条件下，我们将古代兵法与企业管理相结合，更要注意这一点，切勿生搬硬套。《司马法》虽为古代军事法典，然而其中的某些基本原则若能得其神韵，亦可为企业管理增添色彩。如“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上使民不得其义，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谓多威，多威则民诎。”（《天子之仪第二》）意思是：军队过分威严，百姓则受不了，然而忽视威严，百姓便又会看轻了军队，不服于制。居上位的人，使用百姓不得当，百姓之间无次第的管制，那么有技能才用的人便得不到施展其长处的机会，牛马也使不上力量。官吏随意欺压凌侮百姓，百姓就会委曲难伸。企业如同一个小的王国，同样存在管理宽严和人尽其才等问题，企业领导者如能仔细揣磨上述主张，其企业必能大放异彩。又如“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天子之仪第二》）的主张，明确提出教育为先的思想。军人尚且需要教练在先，使用在后，作为各有专长的企业职员则更不能忽略这一点。此外，“赏不逾时”、“罚不迁列”的主张如果贯彻于企业管理之中，对于奖勤罚懒，增强企业活力也定会有所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只是分工的不同，彼此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用兵法管理的过程中要有所选择，选择那些有益于增进上下团结、加强企业凝聚力、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则和方法，切勿胡乱采用克敌之术。
4、《司马法》与商业竞争
中国古代“重农折商”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然而兵家经商却有悠久历史，范蠡、白圭就是典型的代表。范蠡经过二十多年努力辅佐越王勾践报仇血恨，亡了吴国，尔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在齐国以其独特的军事思想经营商业，不久便家财万贯，号称“陶朱公”，被后人尊为商神。白圭也有：“天下言治生”之祖的美称。他在总结其成功经验时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史记·货殖列传》）道出了兵法与经商的密切联系。随着时代发展，竞争越演越激烈，范蠡、白圭等人的经验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如目前美国出版一本畅销书，叫《行销大战》。书中说：“迄今为止，有关行销方面最精彩的着作并非由哈佛大学的教授，或是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及其他巨型企业高级主管所执笔。我们认为，关于行销方面最精彩的着作就是普鲁士的退役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写的，1832年出版的《战争论》。”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但也表明军事斗争与商业竞争不仅在简单的商品经济时期有共同之处，而且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联系更为密切。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许多日本商人和中国的海外华侨都认为商场就是战场，并有意识地应用古代兵法处理商业竞争事务。
综观《司马法》全书，“礼”“仁”、“信”、“勇”、“权”这几个字占有突出地位。它开篇即言：“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仁本第一》）意思是，古时候人们以仁爱为根本，用通义来治理天下，这才是正当的，正当的方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时，就应该使用奇谋诈术。认为只有礼仁、信、勇、权等要素相结合，才能“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同上），即对内可以得民心，可以固守，对外具有声威，所向无敌。治国如此，经商也不例外。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商人大多注重以优质的商品、诚实的合作取信于顾客和同行，以敢于冒险的精神和灵活多变的经商方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而那些商场失意者，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因弄虚作假、坑蒙拐骗而自毁的大有人在，不善于灵活机变而落伍的也不乏其人。所以，中国古代商界尊奉关羽和范蠡为二位商神，其原因就在于商业竞争需要关羽那样的忠信，同时也需要范蠡那样的机智。除仁信、忠勇、权变等原则外，《司马法》中还有许多适于商战的主张，如“不复先术”、“见物与侔，是谓两之”等等，有赖读者亲自品味。
唐太宗曾说：“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李卫公问对》）十分有理。古代兵法大多舍事而言理，言浅而意深。学习兵法不能去看它的表面意思，而要在领悟其内含的意思。阅读《司马法》之类的着名兵书，若确得其要旨，能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这不仅在军事斗争，领导艺术、企业管理、商业竞争诸领域，而且在体育竞赛，处世为人等范围都能找到用武之地。
卷上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①，正不获意则权②，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③。是敌，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④，智见恃⑤，勇见方⑥，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
战道：不违时，不历⑦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⑧，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⑨天下即平，天子大恺，春搜秋狝狝⑩。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进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弭兵寝，圣德之治也。
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守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待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日：某国为不道，征之。以其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