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从三个方面论述如何做到“奇正相生，变而神之”的问题：其一，奇正相变的主要方法是“示形”。“示形”就是给敌人一个假象，而将真实企图和行动隐蔽起来，以造成敌人的失误，从而给我军可乘之机，一句话：“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意思是说，给敌人以假象，是用奇兵来迷惑敌人，而不是我的正兵；战胜敌人的是我的正兵，而不是我的奇兵。对此，它又作了进一步阐述道：“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
也就是说，把奇兵变正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奇兵，而我却以正兵打击它；把正兵变为奇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正兵，而我却以奇兵打击它。要做到出奇制胜，如不成功地采取欺骗敌人的“示形”办法是难以奏效的。只有“先形之，使敌从之”，诱使敌人中我之圈套，产生失误，才能进而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示形”的最高境界，就是它引《孙子》所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
其二，奇正相变的目的要“致敌虚实”。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优势兵力战胜劣势兵力，这是一条极其普遍的规律。适应这一规律，从古至今的军事家都主张避实击虚，集中兵力来攻击虚弱之敌。因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指出：“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
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无疑这是鞭辟入里的见解。然而，如何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它认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这就指出了奇正相变的目的，正是为了察明敌之虚实，进而避实击虚。所以，只有懂得了奇正相变之术，并巧妙地运用它，才能“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从而战胜敌人。其三，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适宜”。
“分合”就是兵力的散使用和集中使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认为，兵力使用上既不能过分分散，也不能绝对集中。要“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还引证正反两个战例阐述这一原则。它认为，淝水之战苻坚的失败，在于其兵力过分集中，“能合而不能分”，有正无奇，成为应该分散而没有分散的“縻军”-一进退失据、左右受制的军队，其结果是百万之众，倾刻崩溃。相反，吴汉灭蜀的成都决战，汉军的胜利就在于“兵分而能合”，做到了依据战场情况当分则分，当合则合，吴汉与副将刘尚原来分兵隔锦江而屯，在初战失利情况下，吴汉果断与刘尚会合，秘密地集中兵力，从而大败蜀军，收到了绝妙的效果。
2.攻防兼备，攻心守气，变易主客的攻防思想。
战争中的作战形式是进攻和防守。大凡战争，都有攻守，没有进攻是无所谓防守，没有防守既无所谓进攻，攻防是同一矛盾体内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论述攻防问题，十分精到地阐述了三个观点：
其一，攻防兼备。它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胜而已矣。”这就是说，进攻和防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防守时要善于把握转入进攻的契机，进攻也要善于以防守相配合；进攻和防守，作战形式虽有区别，但二者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转化，可以相互包含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目的都是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从而在攻守问题上，提出了“攻防兼备”的思想，并在作战目的上把两种对立的作战形式统一了起来。
其二，攻心守气。它指出：“夫攻者，不只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只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难度有待焉。”这就是说，进攻不是攻城掠地、破阵陷敌，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意志也是进攻的目的；防守也不能单纯地完壁坚阵，而应当首先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进而待敌之隙而攻之。它还认为，如果进攻时做到“攻其心”，才能够打破敌人企图摧毁敌人的意志，这样就达到了“知彼”的境地；如果防御时做到“守其气”，才能保持高昂斗志，这才真正达到“知己”的境地。从而深化了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
其三，交易主客。“攻防”是军队作战形式的一对范畴，“主客”是军队所处地位的一对范畴。这两对范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阐述攻防问题时，看到了二者的联系，从而将攻防问题引申到主客问题上，提出在攻防作战时要善于交易主客的观点，这个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它认为，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关系在胜败得失的核心不在于采取何种作战形式，而在于是否掌握着主动权，是否处于有利的作战态势，即军队的主客地位。
所以，它指出用兵作战要“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就是说，用兵作战必须善于比较和估量敌我双方主动与被动、有利与不利的攻防态势，所以，努力创造条件改变我之被动和不利为主动和有利，改变敌之主动和有利为被动和不利。所以，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是有主客之分的，其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善于交易主客，变我之客为主，变敌之主为客。它正是从主客可变的角度，进一步指出：“故兵不拘主客迟速，惟发必中节，所以为宜。”就是说，问题不在何种战斗地位，其关键在于交易主客的处置方法要适宜、中节。
3.教得其道，士乐为用的练兵思想。
《李卫公问对》非常注重对军队的管理教育和军事训练。它从诸葛亮对这个问题的一段论述展开了讨论。诸葛亮在《兵要》中指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它一方面认为这段话有失片面，从而指出：“此谈非极致之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这段话的可取之处，认为此论是针对“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的事实，故“有所激云尔”，其意在突出强调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性。
当时，唐朝从建国后有20余年没有战事，“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也迫切地面临着提高军队素养的问题。为此，要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要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搞好官兵关系。原则就是“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意思是说在恩威并施、赏罚并用的治军原则中，思的前提是威，要以爱兵为上。只有将帅与士卒“心一”，意愿相同，士卒亲附，这样才能立威，才能明罚。“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矣”。二，它十分强调将帅须深晓训练方法。它说：“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那么，什么是“教得其道”呢？它提出一个三阶段、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这个“三等之教”的训练方法，由少及众，由浅入深，由简单入繁，非常符合训练规律的。三，它还提出训练必须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来区别对待，扬长避短。如针对番兵长于骑射，汉兵长于弩战的特点，提出：“汉戎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
4.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战略思想。
中国古代兵家自孙武以后，有过这么一个主流思想：论兵不止于兵、言战却不好战。他们把以德服天下作为最高理想，所以，《孙子》有“庙算胜”之说，《吴子》有“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之句《孙膑兵法》有“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之言，《尉缭子》则有“兵胜于朝廷”之论，他们总是以不战而胜作为最佳战略指导思想。孙武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谋攻篇》）。尉缭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尉缭子·兵令上》）。
中国古代兵家这一主流思想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得到了很大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兵法孰为最深者”为题展开论述，提出了不战而胜，以德服人的战略是最为精深的兵法思想。它将《孙子》提出的战略五要素（道、天、地、将、法）分别列为三等，认为“道”是第一等，“所谓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即将不用暴力、以德服人，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最佳治国方略；“天地”是第二等，“所谓天时地利者是也”，即将上应天时，下顺地利，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次一等治国方略；“将法”是第三等，所谓“任人利器”、“得士者昌”是也，即将任用将帅，斗战法，利兵器，从而达到国治民安的战略作为第三等治国方略。其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了不战而胜的思想。它将军事战略也分为三等，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综观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继承了中国古代兵家的主流思想，它对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三分”之论，可谓真知灼见，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兵法思想。
另外，此书还在古代阵法的考辨，兵学渊流的探寻，战争得失的品评各方面都做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总之，它的确是我国古代一部极有价值的兵书，它对于我国军事学术的研究和发展是有贡献的。宋代将其列入《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我国古代兵书的经典着作，也是十分适宜的。
四
《唐太宗李卫公头号对》除了在军事技术的研究与完善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外，其中所体现的企业经营管理、领导管理艺术、教育艺术等对如今的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启迪和教益，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和借鉴。
1.重谋略的军事思想在生产经营中的运用。
战争是人类既斗力又半智的极其激烈的对抗，是敌我双方凭借既定的物质条件而进行的智力竞赛。古代军事家说过“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一部人类战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千姿百态的军事谋略斗争史。中国古代兵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把那些奇正、虚实、用间、造势、示形等各种施计用谋的手段高度抽象概括为“谋略”。
重视“谋略”，同时强调“机变”，成为中国古代兵家的传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着重围绕奇正、虚实的运用，结合春和越王伐吴之战、东汉吴汉平定公孙述之战、隋末霍邑擒获来志生之战等着名战例，阐述了重视谋略的军事思想，并强调施计用谋要善于“变而神之”、“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兵无不是机”。市场如战场，商战如战争，生产经营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舞台上，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变化面前，要想站稳脚跟、把握机遇，立于不败之地，不重视谋略运用不行，施计用谋不善机变也不行。军事家在战场对抗中是否重谋机变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和军队的存亡，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竞争中是否重谋机变关系到公司企业的兴衰成败。
所以，在重谋机变的思想上，军事家与生产经营者获得了认同和共鸣。因此，《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中重视谋略、强调机变的思想，对每一个生产经营者都很很深的启迪。
国际上着名的市场营销专家菲力浦考特勒在其名着《新竞争》一书中曾说：“日本人在当今世界上以产品优质、优价着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们的产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像索尼、丰田、佳能、精工和尼康这些名字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普遍的承认和尊敬。’日本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企业家很懂得把军事指挥中的谋略灵活运用到企业的管理中去。如六十年代初，日本索尼公司首次向美国市场推出黑白电视机时，就运用了避实就虚这一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多次强调的谋略思想。索尼公司为了打入美国电视机市场，它首先避免向强大的美国竞争对手实行正面攻击，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有限的范围内，全力搜索美国市场中尚未被满足的细分市场，抓住竞争对手这一薄弱环节，倾注全力集中攻占这个领域。
索尼公司首先以屏幕为8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投入美国市场，到1963年共有10家日本厂商向美国出口黑白电视机，产品全部限定在12英寸以下的屏幕，其尺寸比美国产品小得多，在产品规模上避开了与美国公司正面较量。在产品营销渠道上，索尼公司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他们寻找一些规模大，又颇有声望的零售商为其经销商品，因此，与美国公司也不存在牌号冲突的问题。这样索尼公司在没有惊动美国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在美国电视机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建立了自己的商品基地，逐步确立了索尼公司黑白电视机在美国市场中的地位，为日后与美国公司争夺市场份额展开全面较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先恩后威的治军原则在领导和管理中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