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貌取人藏奥理
人类的面部，恰如一个密码高度集成的信息模块。人的俊与丑、聪与笨、活与痴、静与怒、乐与悲等个体特征，均能从面部展现出来。如果对人的面部信息作个分类，最起码可以分为静态信息与动态信息。
静态信息是展示形的方面。诸如脸盘的长与宽、鼻梁的高与平、眉毛的浓与淡、眼睛的大与小、嘴唇的厚与薄、耳朵的卷与展、颧骨的突与缓等等，这些都是形的特征。外观上人与人的区别，主要是从这些形的不同反映出来的。有趣的是，这些形的特征并非完全由后天生长而成，而主要是由先天遗传决定的。我们在评论一个小孩的相貌时，常常说像他爸爸或像他妈妈，甚至说像其舅舅，指的就是这个小孩的五官或头形的某些方面像他的父母或像他的舅舅。必须指出的是，人的面部形象本身并无社会意义，但在不同的场合，人们对不同相貌的好恶，人们普遍看法中对俊与丑的区分，及人们行为上产生的对俊与丑的接受与排斥，使得人类的面部形象客观上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含义。
面部的动态信息，则是展示人的精神方面。面部展示的最生动、最深刻的信息，正是这种动态信息。无论一个人的长相如何，一旦内心情感发生异常，就会不同程度地在面部表示出来。而且，不管五官长相差别怎样，在表示相似的内心情感时，面部“形”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共性。比如，人们在不愉快时，则会嘴角下垂，面颊下吊，眉头深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板着脸”；而人们在遇到愉快的事时，这种情感反映在脸上，则嘴角拉向后方，面颊往上展，眉毛平舒，眼睛微眯。如果再仔细地观察面部某一部位对内心不同情感的反映，则会更有趣。比如欢喜时，眼的变化是下睑稍扬，眼尾生皱；发怒时，则眼睛睁大；痛苦或悲伤时，则眼睛闭一部分或全部闭住；恐惧或惊讶时，则眼睛睁大；厌恶时，则眼睛略微眯成细缝，眼珠转动。再看一下鼻子对情感的反映：欢喜时，保持正常；发怒时，鼻翼扩大；痛苦时，绷紧，略显细长；恐惧时，鼻翼扩大；厌恶时，往上提升，鼻根生皱，鼻翼拉向一边。这种内心情感在面部的生动表现，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认识的重要媒体。
事实上，人的面部所展示的信息，远不止上面所说的静态的、一时的“形”与“情”，人的经历、修养、性格，甚至思想，这些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样能够在面部展现出来。年龄增长引起容貌的变化自不待说，由于感情所引起的面部肌肉自然地、不由自主地运动，他的性格必当在某种程度上在面部留下痕迹。一个凶狠的人，由于经常皱眉撅嘴，会使相关的肌肉形成一种足以暴露其邪恶性情的固定状态，而经常微笑则可以防止这一点。特别是人有理智的、体现良好教养的多样性运动，往往会逐渐使人的面部线条变成比较富有优雅的特征。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往往是凭着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就认定某某是个好心人，某某是个狡猾的人，某某是个聪明的人，某某是个愚笨的人，等等。得出这种印象，是因为人们在长期的交往、观察与体验中，经验性的感性认识已经转化成了非理性的习惯性认知。这种认知的特征，就是对人判断的“脸谱化”。中国神秘文化中的“相命术”，正是这种“脸谱化”的具体表现和应用。
从上面叙述的角度看，人对人认识中的“脸谱化”是有一定的客观道理和真实性的。问题是，人们的这种完全正常的认识活动，何以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演化成令人迷惑同时也令许多人为之倾倒的神秘文化现象呢？这大概同古时人们的生产力落后和对自然界认识上的幼稚有直接关系。其时的人在幻化无穷的自然界面前显得茫然，并在这种茫然中艰难地生存。人们在那样的环境中最关心的是富贵、贫贱、温饱、饥寒、喜乐、灾祸、生死等命运问题。如果把这些内容与某些不同命运的人的相貌联系起来，并进而形成对某些相貌的崇拜和对某些相貌的忌讳，那么相命术的产生就不奇怪了。
古人对相貌与命运的联系是深信不疑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古人都信相术。在《荀子·非相》中，就有不同的看法：
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
荀子的观点是，看一个人的相貌，不如去审视一个人的内心；审视一个人的内心，则不如去考察一个人的所为。一个人如果行为正、心善良，既使相貌生得凶恶，也不会妨碍他成为正人君子。若相貌善而所为邪，他将沦为小人。君子的命运当然是吉祥的，而小人的命运当然是凶险的。因此，一个人的相貌差异，并不会决定其命运的吉凶。
二、发轫悠远影响深
中国相命术起于何时，恐怕难有确切考证。但渊源悠远，必是无疑。《左传·文公元年》有下面两段记载：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弗听。
这两段记载，前一段是说元年春，周天子派内史叔服前来参加葬礼。公孙敖听说叔服会相命，就让叔服给两个儿子看相。叔服看后对公孙敖说，谷这个儿子会供养你，难这个儿子将会为你送终。
后一段记载说的是，当初，楚王准备把商臣立为太子，征求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的年岁还不大，内宠又多，(如果立了商臣)再行罢黜，就会生乱。
在这两段记载里，叔服何以认定谷“必有后于鲁国”？子上何以认定商臣“不可立也”？其依据正是“谷也丰下(既谷的下颔很丰满)”和“蜂目而豺声，忍人也(既商臣的眼睛像蜂而声音如豺，是个残忍的人)”。这种判断同后来骨相书里所说的“地满满堂”和“眼胞凸出露睛光，性恶猖狂似虎狼，又得豺声神急促，噬人如蟒恶无量”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相术家所下的判断均被后来的事实验证了。楚王没有听从子上的规劝，后来被商臣所杀。
范蠡是战国时着名的谋略家。越王勾践在会稽山屈辱于吴国后，范蠡呕心沥血扶助越王勾践振兴复仇，最后终于帮助勾践打败了吴国，雪了君耻国辱。但勾践得胜后，范蠡不久就离开了他。范蠡为什么要离开呢？司马迁所着《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原来范蠡深谙相面之道。他认为颈长而嘴尖如鸟嘴的人，是不能同享欢乐的。
与范蠡相类似，秦国大将尉缭也依据相面术对秦王作了判断。《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游。”乃亡去。
原来尉缭从秦始皇鼻子高，眼睛长，胸部耸突，声音如豺狼叫唤这几个方面，判断秦始皇这个人一旦得了天下，天下百姓将惨遭迫害。
从上述散见各种史料的记载可以看出，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相面术就已经比较成熟，并广泛运用于处世谋略之中。
到了汉代，迷信活动盛行。帝王将相们几乎是每事必祭，遇疑必卜，相面术在这一时期亦更为广泛地流传和更为成熟。相面术的理论也系统化了。《汉书·艺文志》就载有《相人》二十四卷。此后各种形式的相术着作不断出现。
汉代两个着名的相术家值得提及。一个是吕公，一个是许负。
《汉书·高帝纪》记载：
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秀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秀箕帚妾。”
刘邦尚未得志时，吕公通过看相，认定刘邦必做皇帝，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刘邦。后来刘邦果真当了皇帝，吕公的女儿也成为生育孝惠帝的吕后。吕公自然也成为国丈。吕公的相术，可谓精到家了。
相术家许负，《汉书·外戚传》有他的记载：“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
许负为薄姬相面后，认为她会生天子，后来薄姬果然生下了汉文帝。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也有关于许负的记载：
余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
对许负的这些断言，周亚夫本人都不相信。而后来的事实，却应验了许负的一些断言。
唐宋时期，相面术也是很盛行的。且大量相术着述的出现，使相术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完整化、实用化。
宋代相术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陈抟。陈抟是中国道教史中的着名人物，极善相术。他曾为宋太祖看过相，认定宋太祖登基天下方能安定。据传说，陈抟的相术是向一位常着麻衣的老人学的。后来流传于世的《麻衣相法》一书，大概与此不无关联。
到了明代，相术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最着名的并对后世相术影响极大的相术家是袁珙、袁忠彻父子俩。
袁珙在明成祖时，曾官拜太常寺丞。他在他所居住的房子四周种植许多柳树，并自号柳庄居士。至今民间流传甚广的《柳庄相法》，据传就是袁氏父子所着。
至清代，相面术仍然十分盛行，相术着作也很多。尤以陈淡埜所着《相理衡真》影响最大。该书共十卷，较系统地概括了历代相法精要，是一部难得的相术典着。
中国相命术流传几千年，在历史上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风民俗的影响，一类是对历史事件的影响，再一类是对古代科学文化的影响。
对民风民俗的影响，主要是大量学术不多却不泛辩才的陋儒方士活动于市井乡间，使得一些相理的是非、善恶标准深深地渗透于民众的伦理观念和婚丧嫁娶风俗之中。至今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及山区，青年男女配婚时，往往要请相士看相。若相士认定是相克之相，婚事定是难成。
相命术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反映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对帝王继承人确立的影响。《隋书》记载：
(炀帝在藩时，)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
后来这位晋王登上了帝位，这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前面已经提及的相术家陈抟应太宗之召进宫看相，陈抟认定当时的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后来这位寿王果然登基，成为历史上的宋真宗。这也反映了相命术对确定帝王登基人的影响。
二是对识别贵人的影响。《陈书》上有一记载：
长沙王叔坚母，本吴中酒家婢，相者言当生贵子。宣帝微时，因饮，通焉，生叔坚。及即位，召拜淑仪。
这段文字是说陈宣帝卑微时，听了相术家所说“(那酒店的婢女)当生贵子”的话，与这婢女私通，果然生下贵子——长沙王。
《后汉书·班超传》记载：
班超行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相侯相也。”
这段文说的也是于卑微时识英豪。
三是相术对识君认臣事件的影响。前面提及的范蠡助勾践得胜后，因勾践“长颈鸟喙”，离他而去，就是这类事件。
上面列举的例子，在卷帙浩繁的史书中不胜枚举。这反映出相命术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不过，史书中许多记载的可信性是值得探究的。史书的编纂者往往出于各人的历史观编史，故多有牵强附会的地方。
相命术与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关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古代中医的辨症论治上。中医辨症的主要手段是望、闻、问、切。其中的“望”、“闻”后对病人症状的判断，与相术理论有许多的相通之处。例如中医所说的肝火重的人，面赤、目涩、性躁，与相理所说面赤性急多暴躁是一致的。在中医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说与相命术结下了不解之缘，故有人说，古代中国医、相之道同源。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相术”，即通过观形、察色、闻声以确诊、施治的辨症论治方法。中医的经典着作《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篇，就根据不同人的特点，将人的形、色、音、神、症状等，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种类型。时至今日的中医辨症论治，仍然遵守着上述的有关法则。极为有趣的是，相术的许多原理，与上述中医原理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