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方言中的禁忌语
方言中的禁忌语，是封建迷信的产儿。碰见了不吉利的词，便改用另一些不同音的词语代替。在各地方言中都有一批忌讳语，特别是旧社会使用得更普遍。拿膳食方面来说，禁忌语就不少。
北京旧时口语忌用“蛋”字，在以下这几个词中都避用：鸡子儿（鸡蛋）、炒黄花（炒蛋）、松花（皮蛋）、木樨汤（打蛋汤）。“蛋”字只作贬用，如浑蛋、坏蛋、捣蛋、滚蛋、王八蛋。但上海口语却不忌用“蛋”字，而忌用“卵”字。因它专用于指人的私处，“卵”只用于詈语，如老卵、小卵、阿胡卵等等。
禁忌语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用反义语来替换不吉的词语，谓“讨口彩”。此法在禁忌语中极普遍。戏院里的太平门，原意为万一发生了火灾好让观众逃走，说“太平”乃失火事故之反义。吴地习俗，行船忌说“住”，“箸”与“住”同音，故改称“筷儿”取“快”音。现普通话、广州话的“筷子”，即由此来。广州人把“气死我”叫做“激生我”；“笑死我”叫做“笑生我”；“杠”和“降”同音，故把“竹杠”称为“竹升”；“空”和“凶”音谐，便把“空”说成“吉”，“空屋出租”成了“吉屋出租”；忌说“通书”（黄历）而说“通胜”，因“书”与“输钱”的“输”同音，新会人还称“棺材”为“长生板”，忌说“生病”而改为“唔自然”。
二是用有关或相近的事物名称来代替。许多地方忌“虎”，遇“虎”时改用“猫”代称。如温州把“老虎”改叫“大猫”；长沙将“腐正街”叫“猫正街”，“腐乳”称作“猫乳”，因“腐”与“虎”同音。北方人干脆把“老虎”改称“大虫”，小说《水浒》里即如此。此忌讳心理发展至顶点，竟连姓氏也不免其扰，姓虎的自念作“猫”，真有点谈“虎”色变了。江苏、浙江杭嘉湖地区的蚕农忌说“温”字，养蚕怕瘟，于是“温度表”要说成“寒暑表”。忌说“亮”字，因“亮蚕”是蚕病，“天亮了”则要说“天开眼了”。
三是用比喻来代替不吉的词。如湖南临湘早上忌说“龙”字，因“灯笼”的“笼”与“龙”音同，故而把“灯笼”比喻为“亮壳里”。现代汉语里，士兵打仗受伤叫“挂彩”，南方则叫“带花”，皆为受伤后扎了绷带的比喻。
四是用假托之辞来代替。如古代汉语称帝王之死为“晏驾”，意即他不出朝，只因他的车驾出来晚了。佛教僧尼之死为“圆寂”，意即他们完全沉浸于念经中去了。称有封邑的大臣之死为“捐馆舍”，是说他不在，只因他抛却了自家馆舍到别处去了。后称人死为“捐馆”，由此而来。
词语的忌讳现象较古，过去的禁忌语在地方志中往往有所载录。如乾隆《宝山县志》载：“俗祀灶曰谢喜欢，讳灶如躁音也。”
“今俗称幡布为抹布，船中则云转布，忌翻、没也。”
词语的忌讳还会发展到对行为的回避。例如东海和黄海一带的居民旧时吃鱼，不能吃完半边再将鱼身翻转来吃另一半，怕翻船亦怕搁浅。渔民吃饭时筷子都不搁在碗口上，这被看作是搁浅的不祥之兆。旧时杭州吃梨要整个吃，不可切成片片，因“梨”、“离”同音，被认为暗示离散，如今男女情侣吃梨仍忌。而江西一些地方旧时吃蛋则必分着吃，因一人吃整个蛋预示着“完蛋”。吴方言“钟”、“终”同音，“送终”即为死人送行，送结婚礼品，不能“送钟”。
（三）对动物的禁忌语言
语言禁忌的对象不仅是人类，也包括动物界。这是人类远古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产物。
人类最早的生存手段是采集和狩猎，这就把人类依赖动植物的生存条件提到必不可少的程度。那时人的生产力和知识水平甚低，人类祖先的采集和狩猎异常艰难和艰险。于是他们对获取的植物果实或猎物看作是动、植物对人类的支持和恩惠，并认为是大自然的损失，应在感恩的同时，用奉献表示报偿和致歉。在认识上，远古人把动植物都看作有灵的东西，甚至杀了一只动物要祈禳，砍倒一棵树要供献。
基于这种原始的动植物有灵的观念，产生了祭兽神的原始仪式。在我国东北山区各族狩猎生活中，敬奉虎神、熊神、鹿神、貂神的仪式较多。他们从不吃熊脑、心、肺、肝、食道、眼珠等，认为熊的“灵魂”分别收藏在这些器官里。这些民族一方面崇熊为圣物，一方面又要猎它食它，形成尖锐的矛盾。其实行语言禁忌，正为解决这一矛盾。在这些族民看来，只要施行了一套民俗仪式和语言禁忌，就解决了这一矛盾，既可不得罪崇拜物，避免它们加害自己，又可满足食欲。
对动植物的语言禁忌同样也包括“避讳”。浙江金华人，普遍存在畏虎、蛇的心理，禁说其名，旧时山民上山干活，忌说虎、蛇之类的话。生产力和自卫能力落后的山民，除了尽力征服自然之外，主要是以适应、服从自然力的方式求得自身的生存，因此在不可战胜的险恶可怕的自然力面前，只能采取躲避方法。当他们面临猛兽威胁，就会逃之夭夭。在多次受到猛兽威胁后，会心有余悸，如果听谁说出某种猛兽的名字，或模仿某种猛兽的吼声及动作，同伴们会大惊失色，长者会加以制止。这样，就出现了对猛兽的语言禁忌。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偶然因素，当人们在捕猎野兽时，某个人因发现了野兽的踪迹而高兴得喊叫起来，甚至叫出野兽的名字，结果却把野兽惊跑了，导致捕猎无获。人们由此得到一条教训，打猎时禁忌喊叫或说出野兽的名字。
这种情况仍然是由于人们抗拒自然的能力太弱的缘故而产生的禁忌。
到了图腾崇拜的时代，对动植物的避讳更为普遍。原始人因不了解男女媾精造成生儿育女，以为是某种动植物“侵入”母体内，致使妇女怀孕，于是就将这一种动植物奉为祖先加以崇拜，这便为图腾崇拜。所以图腾崇拜实际上是动植物崇拜与祖先崇拜互相结合的形式，亦即是说，图腾崇拜以动植物为崇拜的直接对象，而表示的内容是祖先崇拜的观念。对图腾的语言禁忌是不能直呼图腾的名称。我国东北地区的鄂伦春和鄂温克族以熊为图腾，鄂伦春族忌讳直呼熊名“牛牛库”，而称公熊为“雅父”（祖父），称母熊为“太帖”（祖母）；鄂温克族称公熊为“和克”（祖父），称母熊为“恶我”（祖母）。我国古代的商族以玄鸟（燕子）为图腾，《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所以不直言燕子，也是为了避讳。
当人们生产力水平提高，有了弓弩、火枪之后，便逐渐打破了对动植物的种种禁忌，消除了许多恐惧心理，把它们看作是供食用的猎物。但古代形成的那些比较原始的语言禁忌风俗有些仍保留下来，比如鄂温克人不说“熊死了”，它们成为后世狩猎民俗的一个部分。鄂温克人不再相信熊是他们的祖先，却还自觉地恪守这一语言禁忌，说明民俗的传承有其强烈的“惯性”。
二、文字图像：民间辟邪意识的直观载体
语言辟邪发展到极点，出现了语言灵物崇拜，其表现形式为符、咒。符咒是运用语言进行巫术活动的产物。符的种类极多，它是用墨或朱砂书画在特定的纸帛上的文字或变形文字及图像，将其贴在适当的地方，充当“文字”符号，代替语言的力量，用来作辟邪镇妖之用。咒语是人们与神灵交通时使用的口头语言，大多数咒语都是神秘的，其中含意难以通晓，其目的也多用来驱赶邪恶。
1.法力无边的咒语
使用恶毒的诅咒来驱鬼逐邪，祓除不祥，这是古已有之的方法之一。《尚书·无逸》中有所谓“厥口诅咒”，也就是“告神明令加殃咎”，古人认为，鬼也有种种禁忌，有种种弱点，害怕人的诅咒便是鬼的弱点之一。《内经》记载，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专用咒语为人治病的专门家，对着病人念咒，为人除去病魔或将疾病转移到别人或其他物件上。这种治病的方式叫“祝由”，因而也有传说讲，黄帝时代有两个医学家：一个是用药物和针石为人治病的岐伯氏，一个是用咒语为人治病的祝由氏。这就把祝由一词当成人名了。在现代汉语中，用语言给人增加好运的意义仍保留在祝字上，如“祝你一路平安”之类词语中的祝字；用语言使别人得到坏运的意义则留给了咒字，如诅咒、咒骂一类词语中的咒字。因而，祝由一词本义是指念咒为人治病，但古人每以职业做自己的姓氏，因而说祝由为姓氏也未尝不可。
咒语的威力是巨大的，古人对此坚信不疑。《南史》载刘宋时代（南朝刘裕建立的宋朝）有一个人叫薛伯宗，他能用咒语把人的病转移到树木上。有个叫公孙泰的人脊背上生了痈，薛伯宗先对着患部发气功，将痛封住，然后结合咒语，把公孙泰的背痈移到书房前的柳树上，公孙泰的背痈消失了，柳树上起了一个拳头大的瘤。二十多天后，这树瘤溃烂，流出一斗多汁水，这棵树也就枯死了。
中国民众崇信的咒语主要为道家和佛教密宗的咒语，流传的有关咒语故事也多是有关道士和尚的故事。民间历代也流传着一些浅显易用的咒语，也许是百姓们自己的发明。
古代传下来的符咒有多种，它们虽然没有实际功效，却有文化和民俗意义。
咒语能驱病魔鬼怪，当然是鬼话。但鬼话既能驱赶自然界里看不见的所谓真鬼和心中的同样也看不见的鬼，这鬼话不妨还是听一听好。毕竟应该承认，驱鬼的咒语比祭鬼前进了一步，因为咒语是对付恶鬼的一种主动性行为。
2.神秘的变形文字——符箓
咒语来源于人们对语言魔力的崇拜，符箓则产生于人们对文字法力的信仰。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古代传说，仓颉造了文字，天为人们降了粟米来表示祝贺，鬼却在暗夜中哭泣。中国古人有文字崇拜，故中国人认为弄脏字纸是亵渎文明，死后要受恶报的，因而要敬惜字纸。古人自然也就想到了要用文字来交通神鬼和役使鬼神，于是就发明了符箓，因而符箓的出现必然是在文字出现之后，至少是在文出现之后。
迄今我国所见最早的符箓，是一条南北朝时代西域符箓的真品。
以上文书影印自《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33页。通过这一真品，我们可以发现，符箓可分为两部分，即符和咒。上方带有“黄”字的图画为符。画着一个手执三叉戟的人。当然，符画不止这一种，有各式各样的，敦煌写本中的符可以为证。符不是古代宗教的特殊的语言，古人已经不相信它，认为它不过是道士们胡乱画的图形，故有“鬼画符”之说。符箓中大多数符号是难以破译的。为了使符箓符号神秘莫测，具有非凡的法力，必须写得不同一般，或重重叠叠，似是而非；或笔画复杂，如同迷宫草图；有的还像“一笔画”之类。总之，要写得既艺术又高深。先前的符是可读的偈语，因其字体深奥怪诞，以后竟作为一种形式、一种符号肯定下来了，可读性消失了。再到后来画符并不表示书写具体内容，只是表达一种意愿。某一符号被认为具有特定的驱邪治病功能，佩符者从心理上得到了满足也就够了。精神胜利了，本来就没有的鬼也就更没有了。“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号。”这就是说，画符是很神秘的。箓与符相辅而成，箓即记录之意，这种记录是记录神的言行、或神的形象。符和箓后来并称，即所谓依照天神所授意，按诸神名所定之职责，命令某神去执行，它可以役使魔鬼，驱邪除恶。
符箓在民间最广泛的用处是治病。在民间一些突发性的病被称为“客撞”或“打撞客”。这客指的是不速之鬼。这不招而致的鬼来冲撞人或人无意地冲撞了鬼，人都要生病。病人往往会胡言乱语或突然不省人事或口吐白沫抽搐。这又称为中恶，这时往往要请道土焚烧符箓。一些小病小灾，也要带符吞符。《红楼梦》写巧姐病了，刘姥姥说可能客撞了，凤姐赶紧查《玉历宝钞》，叫人烧纸谢神，就是这种民俗。这时往往要依据得病时间来判断冲撞了哪路鬼，带哪种符或者把符烧灰吞服。这些符都是表示镇压的意思。在民俗传说中，不同的日子、不同的时间冲撞的鬼是不同的，因此要采用写有不同符咒的符箓进行镇压和遣送。
自然，符箓的用处不只是治病，举凡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通过符箓的神力而得到。读书人时刻梦想科举高中，因而科举也有符箓。在左边这个符箓中我们可以看出“早科昌”实际是咒语，中间三星当是福禄寿三星的标志，这些都是祈求吉祥的。这道符的下半部是一个雷字镇压着三鬼，这无疑是出于道家的对雷法的信仰。这道保佑科举的符又必须同一种巫术形式结合起来才有效。其法是取桥上土七升、红枣五升，装入大瓷瓶中，埋入孔子像前地中三尺，用土将此瓶掩埋后，还需要依据五方五色（东青西白南红北黑中黄）放上五块各重一百二十斤的大石头，再将石头用土埋好。五色石不易得，可用颜色将石头染为五色。然后再将此符埋入。另外还需要在孔子诞辰或文昌诞辰之时向孔子和文昌献祭。据说此法能保佑一方举子，使一方的儒学兴旺。当然一家也可用此法，不过将土与枣的分量减少，土用七两，红枣用五枚，石头用一斤二两，如法埋在孔子像前，据说能保佑一家读书人高中。读书不用功，却企图乞灵于符箓保佑，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