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表现在：
一、日台关系已逐渐从民间往来走向官方交往，交往层次与级别不断提升。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各届日本政府都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不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对“台独”的支持也呈“民间化”的特点。但从1987年开始，日政府却不断打出“台湾牌”，欲与台发展官方关系，当年2月，日本首先造成与台湾官方往来的既成事实，同时制造“光华寮事件”，公然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此后，日台关系渐趋政治化、官方化。进入90年代，双方官方往来更频繁，交往级别也更高。台“立法院副院长”、“立法院长经济部长”、“外交部次长”、“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相继访日。此外，日政界许多人几年来还一直在为李登辉访日寻找时机、推波助澜：d994年，日出现利用亚运会邀请李登辉的“访日政治风波”；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日国内的一些组织又鼓吹李登辉可依照“康大模式”访问京都大学，至今，这股势力仍在积极方动。
二、日台关系逐步从台下走到台上，日政府也已开始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指手画脚。首先，中日建交后很长一段时期，日媒体对台的报道一直较为冷淡，但李登辉上台后，台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经济发展，引起了日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台湾问题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有关台湾的肯定性报道明显增加，。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事件”、1995年的李登辉访美及我国随后进行的军事演习和1996年的台“总统直选”都引起了日媒体的高度关注与充分报道。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普通民众对台的关心度与同情度均有所升高。1997年2月，日本国内跨党派亲台议员组织大联合，成立“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囊括众参两院议员三百多人，占国会议员总数的40％。近两年，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日政府还借此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对我说三道四。1995年，在李登辉访美、我国作出强烈反应并在台湾海峡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后，日高层官员公然向我国表明反对态度，其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多次公开对此表示“关注”，并要求我国“克制”，这是中日建交以来首次有这么多日高层官员就“台海安全”问题公开发表意见。
三、日本政府正一步步更深地卷入台湾问题，并日益暴露出欲借台湾问题来牵制我国的倾向。1996年，日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以“因台湾海峡演习，延缓第四次对华贷款”相威胁，支持李代辉当选台“总统”。与美国派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相比，这对我国利益有更具实质意义的危害性。这两年，日企图利用美国来共同建立亚洲地区的安全架构，并借此涉入台湾问题。1996年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1997年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都表示，如果日本周边有事，日美应加强安全合作。对于这个“周边”的解释，日右翼人士公然指出包括台湾海峡，日政府对此含糊其辞，既不反对，也不赞成，1997年9月日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其立场并无任何变化。虽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但却避开了“是中国内政”这一措辞；虽称日“不认为围绕台湾问题会发生纠纷”，实际上回避了就可能发生的台湾危机作正面表态。反映出日本确有利用台湾安全问题来牵制我国的意向。
日本涉入台湾问题的原因
一、从地缘上讲，台湾拥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日本安全战略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为岛国的日本，控制了台湾，就等于获得了向中国和亚洲大陆扩张的跳板。历史上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往往以朝鲜半岛为桥头堡，以台湾为跳板。在地理位置上，台湾扼日南北航线之要冲，是其南下东南亚西去欧洲的必经要道，日每年在这条航线上的运输量达5亿吨左右，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对日本这种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大并且一心欲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来说，航线关系着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台日命运休戚相关。实质上，日在80年代提出的保卫1000海里海上航线的战略任务，其范围就包括台湾东西两侧海域。
二、日欲利用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日实质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在事实上存在的“遏制与围堵中国”的政策意识驱使下，中国已经成为美日在东北亚的主要假想敌，在美对华政策的经验之下，日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牵制我国的最重要的王牌。日将台湾看作是遏制我国的有力屏障，认为如台湾“独立或分治”，中国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缺乏纵深屏障，没有台湾，我国将无法真正走向海洋，必然削弱与日竞争的力量；而且如台湾“独立分治”，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无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主权，一时难以就日占领下的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与日进行争论。因此，对我国统一问题，日认为，“最好是维持现状”。
三、日台经济关系密切，日本在台湾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当前日本不仅是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也是其第二大出口国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日本长期保持对台贸易70亿一100亿美元的顺差，日本的9大贸易商社占台湾外贸总额的66％以上。台湾的一些大企业，几乎都与日本有深厚的关系，有的甚至堪称为日本的“影子企业”。日本金融界的几大银行也非常重视在台拓展业务，都在台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日本的钢铁、电子、机械等产业也与台相关产业关系极为密切，NEC、Epson等大商社在台湾均有重大利益。随着台湾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台湾市场在日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日企业界也越来越重视台湾，呼吁扩大日台经济关系。因此，巩固和发展日在台政治、经济利益，将是日今后对台政策的基本着眼点。
四、日本对台曾实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多年来在某些日本人心中，对台湾的觊觎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心中有不尽的“台湾情结”，对台湾的眷恋之情总是难以释怀。部分极端的日本人认为，即使再度殖民台湾是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是让两岸实现统一则将是日本的梦魇。同时，日本对台50年的殖民统治也培养了一批具有不尽的“日本情结”的台湾人，这样，两股力量形成的合力使日在“台独”运动中从来没有扮演过局外人的角色。日曾是“台独”运动的始作俑者，70年代以前，“台独”的大本营就在日本，有的日本人还亲自参加“台独”活动，成为台独力量的“外籍军团”。70年代以后，“台独”的大本营先后转向美国和台湾本岛，但日本人对“台独”的支持却没有终止。近两年来，日本某些对台湾过分关心的民间人士或在野政客甚至国会议员在经过七八十年代一段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又一次活动起来，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台独狂风”。台湾问题自中日建交时起就是一个难题，日外交人士认为，今后动摇中日关系的潜在威胁可能不再是“过去”（历史问题），而是“未来”，即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有可能超越历史问题而成为中日间产生摩擦的首要因素。日本政坛上的一些人，不甘心长期在台湾问题上无所作为，他们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展示有志于在台湾问题上一试锋芒的意愿。正如某些国际问题专家所说的那样：“在台湾问题上，老惹麻烦的是美国人，但真正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人”。
美国“依日防中”的战略
美国总统布什展开上任以来首趟东北亚之行，先到日本，再经韩国到中国，除了在外交上显示日韩是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国，在实际效果上也要显示美国“依日防中”的一贯战略安排。作者以为，在中、美、日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日本如果与中国处于持续战略紧张中，而日本又靠美国来缓解这种战略紧张，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加不容乐观。
美国总统已经开始其上任来的第一次东北亚之行，中美日三角关系再次成为亚太地区关注的焦点。由布什这次东北亚三国行引出的远不仅是一个中美关系话题，而必然要涉及复杂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布什与小泉的会晤议题，除了在第二阶段反恐上更大程度（朝鲜问题似乎列在这个大范畴下）的合作、促进日本经济改革、驻日美军问题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外，在对外政策与安全问题上一个显著事项是协调美日两国的对华政策。
当然，可以预料的是，布什与小泉会在公开场合低调谈论所谓“中国问题”：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在亚洲扩大中的影响。华盛顿视中国为其在亚洲的主要对手，而视日本则为其在亚洲的主要伙伴。
去年，中国与东南亚决定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和朝野，美国也吃了一惊。行动迟缓的小泉政府在中国之后着手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
固然中国、日本与东南亚三边之间存在一个“10加3东亚合作框架”，但中日在东南亚的布局，是明显的战略竞争。布什政府对日本的新东南亚政策当然是满意的与支持的，但他们还是不知道如何承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应有地位。
美国在中亚的反恐已经改变了亚洲的政治地图，加强了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日本对美国的反恐战争支持远超出了预期，同样加强了日本在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影响。美日之间在反恐问题上合作极为愉快，布什在东京对小泉的表现大加赞扬，也将寻求日本对美国第二阶段反恐的更大程度支持。
中国的亚洲战略的核心是与亚洲各国建设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奠定中国的亚洲地区依托。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逐步意识到在亚洲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寻求自身在亚洲地区地位的重要性。
六、东盟与中国“唇”与“齿”
中国与东盟全面对话伙伴
近几年来，中国一东盟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很快，势头很好。短短几年，中国从东盟的协商对话国发展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双方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政治领域，双方各个层次的交往频繁，政治对话升级，相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加深。1994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1996年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后访问菲律宾。1996年，李鹏总理、乔石委员长访问了越南。1997年，李鹏总理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进行了正式访问，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了越南。在1998年11月APEC会议期间，江主席会见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领导人。1999年，中国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双边合作框架文件，与越南和文莱发表了未来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1999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出席第三次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前后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四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1997年底，江泽民主席与东盟领导人实现首次非正式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建立中国一东盟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为双方关系全面和深入的发展构筑了框架，指明了方向。1998年胡锦涛副主席出席了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东盟一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晤。1999年11月28日，朱镕基总理又应邀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第三次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中国与东盟的全面对话合作框架运作良好，目前共有五个并行的总体对活框架：中国一东盟高官政治磋商、中国与东盟经贸联委会、中国与东盟科技联委会、中国与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和东盟北京委员会。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会至今已举行了，五次，1999年4月在昆明举行的第五次高官会上，双方就中国和东盟各自发展情况、中国与东盟关系、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中国与东盟经贸联委会就进一步加深双方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充分交换了意见。中国与东盟科技联委会正在就气象、地震、遥感领域开展合作进行探讨。双方建立了中国与东盟合作基金，中国捐资70万美元，用以资助联委会决定的合作项目，其中人员交流项目已于1997年底和1998年初实施。
中国与东盟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不断扩大，经贸、科技合作已成为双方关系中十分重要和活跃的组成部分。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从1994年的13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35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1999年1～10月，双方贸易总额达214.8亿美元，同比上升15.7％。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在逐年增长。在劳务合作和承包工程方面，东盟已成为中国重要市场。中国与新、马、泰、越、菲、印尼六国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除官方的合作项目外，中国与东盟的民间科技合作也在增加。中国与东盟国家民间商会问的合作正在逐步发展。1997年4月，贸促会与东盟商会签署谅解备忘录，成立中国与东盟商务理事会。此外，中国与东盟在环保、邮电、交通、海运等领域的合作也在不同程度地向前发展。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不断加强。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及联合国等重要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双方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增进本地区国家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