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研究只是默默耕耘，新闻的炒作则一石击起千层浪。1989年9月30日，《参考消息》报转载了一篇法新社关于骊革干古城学术研究的报道，披露了这件鲜为人知的史实；同年12月，新华通讯社播发了兰州大学与国外学者进行这一学术研究的简讯；次日，《人民日报》也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发了消息。之后，相关报道屡见报端，90年代初，作家王萌鲜出版了21万字的纪实作品1997年，上海记者曹家骧赴永昌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0月11～14日，在香港《文汇报》作了连载报道。近两年，关于这一历史案件的最新研究成果，更成为新闻界争相报道的热点。
此地原为匈奴折兰王府，汉赶走匈奴后，大批居民移驻于此，取折兰府谐音，名“者来寨”。70年代，村民因城墙坚固，遂以炸药炸墙取土，发现了近一小土车铜钱，可惜当成废品外卖，现已无存查证。
90年代，考古工作者了发掘得到了数十件文物，并在走访中发现了1979年当地村民挖出的西汉时带有粗绳纹的灰陶片，及一处前后两室的汉代墓葬，前室仍有4件完整的灰陶、陶灶和陶仓木，周体嵌有几根一尺多长的木杆，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古罗马军队构筑“重木城”的器物。
河滩村还出土一写有“招安”二字的椭圆形器物，可能是罗马降人军帽上的顶盖。当地在开山采矿时又发现了汉五铢钱，至今还有一二十户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珠，头发自然卷曲，须、头发、汗毛均呈金黄色，身材魁伟粗壮，皮肤白皙。虽讲汉语，但语音与当地汉人差异较大，卷舌音多，鼻音重等。村民们讲，祖先们传说这里曾住过“黄毛番子”，罗马人的后村有：河滩村的宋国荣、宋十有、张永涛四兄弟及子女，水磨关村的曹泽元，六坝乡星海二队的蔡文华、蔡文兰兄妹，永昌工贸大厦的李姓两姐妹等如安葬死者时，不论地形如何，一形馍馍，俗称“牛鼻子”，以作祭祀之用。习惯在村社和主要路口修牛公庙，以立牛公为主屠宰过牛的地方，牛群嗅到血腥后发狂突奔吼叫，或拼死抵斗，俗称“疯牛扎杠杠”。专家认为这可能是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据此，史学家大多认为，西汉安抚古罗马军团于骊初步揭开了这一千古之谜。但仍有部分学者对古罗马军团能否经过万里征程来到中国表示怀疑，认为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解开的谜团，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西汉时期的中国是否已经有了欧洲的移还有待中欧洲各国考古专家的共同论证。
特洛伊战争真伪之谜
在《荷马史诗》的滋养下，当代艺术家通过电影再现的火爆的“特洛伊战争”，令考古学家备感压力，因为那次木马屠城的惨烈尚未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
特洛伊战争到底有无其事？多少年来人们争论不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来自近20个国家的35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了一项对特洛伊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其文明活动从公元前3000年早期青铜时代开始，直到拜占廷定居者于公元1350年放弃了它。按照这一项目的现任负责人曼弗雷德·科夫曼的说法，确定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成了这一考察活动的主要任务。
一、一座失守的古城
科夫曼说，根据考古遗迹推论，大致可断定特洛伊城大约是在公元前1180年被摧毁的，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输掉了一场战争。考古人员在遗址处发现了大量相关证据，如火灾残迹、骨骼以及大量散置的投石器弹丸。
按照常理，在战争结束后，保卫战的胜利者会把那些用于投掷的石块等武器重新收集起来以便应付敌人再次入侵；而若是征服者取胜，他们是不会做这种善后工作的。当然，这些遗迹所反映的那次冲突并不意味着就是《荷马史诗》中所讲的那场特洛伊战争。考古证据还表明，在该城此次被打败的几十年后，一批来自巴尔干半岛或黑海西北地区的新移民定居到了那个很可能已相当凋敝的城市。
在考古学界，传统的主流看法认为，这些遗迹与《荷马史诗》中提到的那个伟大城市毫无关系；作为今天考古对象的那座古城，在青铜时代晚期已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因而不可能是一场伟大战争的“主角”。
而科夫曼就此反驳说，对欧洲东南部地区新的考古研究将纠正这些看法。
二、“人神大战”原本世俗
科夫曼指出，特洛伊城以当时那一地区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甚至具有超地域的战略重要性。它是连接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以及连接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战略中枢。在当时的东南欧地区，特洛伊城的这一战略中枢位置是无与伦比的。特洛伊城显然因此遭受了反复的攻击，它不得不一再进行防卫，以及一再修复、扩大和加强其工事。这在留存到今天的遗址上，还有明显的表现。挖掘还表明，特洛伊城比先前一般认为的规模要大15倍，今天遗址覆盖面积就有75英亩。科夫曼推断，当年荷马必是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听众们知道特洛伊战争，所以这位行吟诗人才会浓墨重彩地刻画阿基利斯的愤怒及其后果。荷马把这座城市和这场战争搭建成一个诗意的舞台，上演了一场伟大的人神冲突。然而，在考古学家看来，《荷马史诗》还可以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世俗的意义上得到证实：荷马和那些向荷马提供“诗料”的人，应该在公元前八世纪末“见证”过特洛伊城及那片区域，这个时期正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荷马史诗》的形成年代。
科夫曼认为，尽管在荷马生活的那个时期，特洛伊城可能已成为废墟，但是留存到今天的这一伟大之城的废墟也足以给人深刻印象。生活在当时或稍后时期的《荷马史诗》的听众，如站在彼地某一高处俯瞰，应当能一一辨认出在史诗中描写的建筑物或战场的遗迹。
东线发掘新证据
尽管特洛伊位于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旧称），但两位特洛伊考古活动的先驱（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1871年发现了古代特洛伊城遗址；卡尔·布利根，主持了对特洛伊的考察）却带给人们这样一种观点：特洛伊是希腊人的特洛伊。这个观点是一种成见。
而科夫曼指出，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两位先驱的考古研究仅涉及在“西线”从希腊到特洛伊的考察，却忽视了在“东线”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整体考察。
科夫曼说，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已大致确定，青铜时代的特洛伊与安纳托利亚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要超过它与爱琴海地区的联系。在特洛伊出土的、数以吨计的当地陶器以及其它一些发现（如刻有象形文字的印章、泥砖建筑、火葬现象）都验证了这点。
对安纳托利亚的研究告诉人们，这座今天被称为特洛伊的城市在青铜时代后期曾兴起过一个有相当实力的王国——威路撒。赫梯帝国和埃及人与威路撒都曾保持着密切联系。据赫梯帝国的历史记载，在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早期，他们和特洛伊城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甚是紧张。
这个时期正是《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发生特洛伊战争的时期。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这一点值得继续研究。
三、结论仍未确定
几十年前，那些坚持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们曾是少数派，他们的学说曾被主流学术界嗤之以鼻。然而，随着近十几年来相关考古活动的突飞猛进，当年的少数派如今成了多数派。而今天的少数派，那些坚决否认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只能用一句“特洛伊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说法支撑他们的观点，正如科夫曼等人指出的，这种说法过于勉强。
科夫曼说，现在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在青铜时代后期的特洛伊曾发生过几次冲突。然而，我们还不能确定荷马颂吟的“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对这几次冲突的“记忆蒸馏”，是不是的确发生了一场值得后人永远追忆的大战争。
“阿波丸”号之谜
1945年春，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被美国海军切断，制空、制海权损失殆尽。但当时日本还扣押着英、美等国战俘和侨民16.5万人。除日本本土外，分别关押在中国的沈阳、青岛、上海和台湾等地。英、美等国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和一些中立国家，要求日本派民用船承运红十字会送给盟国战俘和侨民的救济物资。美国向日本承诺，在日本至中国东北、青岛、上海、台湾航线，以及日本至东南亚航线上，保证运送救济物品的日本民用船只的安全。日本决定动用“阿波丸”来完成这项任务。日本政府并保证该船只用来承运战俘和侨民所需的生活物资。然后，“阿波丸”按美方的要求，两舷漆上了绿色油漆，中间勾画出白十字，夜间航行时用灯光把白十字照亮。所以，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船上的十字标志都十分明显。
就这样，装有枪炮的“阿波丸”号摇身一变成了运送救济物品的“红十字”和平船。
根据协定，“阿波丸”撤掉了高炮和护卫兵，装上英、美、加拿大等国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字会送给盟国战俘和侨民的救济物资约2000吨。然而，聪明的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按美国的要求去做，起航前秘密地装上了约600吨的军火及飞机零件，并在包装箱上贴上红十字标志，准备悄悄送往驻东南亚日军。而且有关国家提供的资料曾表明，“阿波丸”号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日本人怎么也没想到，“阿波丸”这次出海，竟成为死亡之行。
1945年2月17日，“阿波丸”由日本门司起航。途经台湾、香港、西贡、新加坡，于3月10日到达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港口。3月18日自雅加达开出返航。当时驻东南亚日军人心惶惶，军政要员们争夺“阿波丸”乘船证逃回日本。凡拿到登船证的军政要员都化装成伤兵，由士兵和医护人员扶上船。3月24日，“阿波丸”到达新加坡，停靠4天后继续返航。开始日本人还担心那个绿底白十字不行，许多人还在舱内求神拜佛。第二天早晨，果然有两架美国飞机飞临“阿波丸”上空，船上人员吓得面无血色。好在这两架侦察机绕船飞一圈就走了。此后再也没见飞机跟踪，日本人感到虚惊一场。
然而，“阿波丸”怎么也没想到，美国海军的一艘鱼雷潜艇早就紧紧地盯上了它。第三天上午，忽然有人报告发现美国潜艇，跟“阿波丸”并排航行，潜艇驾驶台上还有几个美国水兵用望远镜观察着“阿波丸”。一会儿潜艇钻入水下消失了，但这并没有引起日本人的重视。当“阿波丸”进入台湾海峡时，在值班巡逻的美国“皇后鱼”号潜艇也发现了“阿波丸”号。观测员向艇长拉福林报告：在牛山海面有一个巨大的目标在飞速行驶。拉福林艇长命令紧紧跟踪这个目标。经过测定，行驶目标航速达18海里，在牛头岛的北纬20°26′61″，东经120°08′01″。拉福林认为一般非军事船只没有如此快的航速，他们断定这是一艘日本的驱逐舰！
“阿波丸”发现“皇后鱼”号已逼进，船长并没有在意，照样快速前进。“皇后鱼”号发出“停车受检”的信号，“阿波丸”置之不理。带有复仇心理的拉福林艇长下令“鱼雷攻击”。在相距1万米的距离上，4只鱼雷间隔100米从水下飞速扑向目标。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大约15分钟后，“阿波丸”就在海面上消失了。”阿波丸”上2009人中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存。当时他正在船上看书，突然爆炸的冲击波将他从床上抛到海里，后来是美国“皇后鱼”号把他救起。“阿波丸”的许多情况就是他战后回忆提供的。
时间飞逝，一眨眼“阿波丸”号便在历史的记忆中暂时消失了三十余年。直到1977年3月，经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华国锋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达文件，决定打捞“阿波丸”沉船，“阿波丸”号才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福建省有关领导组成代号为“7713”的领导小组。成立了工程指挥部，联合组成了打捞作业船队，于1977年5月抵达福建平潭。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在远海及复杂海况和敌情下的打捞工程。这一重大工程牵动了陆海空三军。海军受命派出了潜水打捞小分队。
按照美国卫星探测到的方位，开始寻找海底“阿波丸”沉船。工程指挥部决定先派人探摸沉船情况。“阿波丸”沉船海域风大流急，气象复杂多变，按潜水规定，空气潜水装具的最大极限深度是60米，而沉船在近70米处。作业海区雾大风大，海涌借着风势，一浪高过一浪。因为海域复杂，潜水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这项艰巨任务就落到了海军潜水打捞小分队官兵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