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这年仲冬，托尔斯泰才重新执笔写《安娜·卡列尼娜》。该把这部小说结束了。第一部已经在《俄罗斯通报》1875年前四期发表；1876年1月，该杂志才继续刊出《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时跟写《战争与和平》时一样，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4月初，他写信给斯特拉霍夫说：“我胆战心惊地感到自己正在转入夏季状态（无法写东西），对写好的东西感到厌恶，而此刻桌上却放着四月号的校样，真担心能否改好。都写得很糟，必须重写，将排好版的全部重写，全部涂掉，全部抛弃，改弦更张。并且声明：抱歉得很，今后决不再重蹈覆辙，尽力写点像样的东西，不像现在写的东西这般松松垮垮，非驴非马。我现在正在进入这样的状态，很是可喜。请拿出真诚的友谊给我看，要么对我的小说只字不提，要么只谈其中的败笔。我疑心自己的才能正在衰退，如果真是这样，也请告诉我。我们这个污浊的写作行业风气很坏，每个作家都在自己周围拉拢一帮吹捧者，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作用以及衰落情况。我不想误入歧途，不想堕落。我请您在这方面帮助我，您不必拘束，不要以为您的严厉谴责会妨碍一个有天才的人的活动。”
照例托尔斯泰夏天是不写东西的。随着夏天的到来，《安娜·卡列尼娜》又停下了。
6月初，他带着妻子到莫斯科去看病，不过没检查出什么大病来。
整个夏天，他看书，跟来庄园做客的斯特拉霍夫讨论哲学问题，到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去买马。直到9月份才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坐定，等灵感到来。他从萨马拉省和奥伦堡省回来快两个月了，本想快些把这部小说写完，好开始新的工作。可就是力不从心，什么也写不出来。他说：“精神上尚处于休眠状态，苏醒不过来。身体不适，意气消沉。我对自己的能力已经绝望。命运给我安排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活在世上而不尊重生命（只有从事某项劳动才是尊重生命）是莫大的痛苦。甚至连思考的精力都没有。这不是才思枯竭就是大干之前的休整。”
12月中旬，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后续几章送往莫斯科，准备在《俄罗斯通报》12月号上刊出。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部准备在次年《俄罗斯导报》前四期上发表，可是这时托尔斯泰跟该杂志主编卡特科夫在塞尔维亚与土耳其战争（1876—1878）中俄国是否该出兵支援塞尔维亚人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列文认为不该出兵，卡特科夫要求加以修改，托尔斯泰不同意。托尔斯泰根据斯特拉霍夫的建议，决定把小说的最后一部即第八部用单行本出版。
小说出版后，无论莫斯科还是彼得堡，人们纷纷议论它，像往常一样，既有赞扬，也有批评。
1877年5月7日，斯特拉霍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每一部分的出版情况，各报报道得如此之快，议论得如此之热烈，就好像是报道和议论一场新的会战或俾斯麦的一句新格言一样。”
《复活》
1887年，雅斯纳亚曾来过一位特殊访问者——著名的司法界人士、上诉厅总检察长科尼。科尼同时还是一位作家，他与许多文学大师有交情，如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工作中，科尼了解许多案子的来龙去脉，这引起托尔斯泰的极大兴趣。有一次，他给托尔斯泰讲了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
70年代初，当科尼在彼得堡区级法院当检察官时，一位上层社会的青年人来找他，向他申诉，说监狱里的人不许他把一封信交给一个名叫罗扎莉娅的女犯人，除非由监狱的人先拆开看过。科尼向他解释，这是规定，于是青年人着急地说：“那么请您看完信，吩咐把信交给她。”原来那位女犯人是一位波兰妓女，被控告偷了一个喝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法庭审决她四个月的徒刑。科尼对青年人说：“这样吧，我可以不拆看你的信，请你简单告诉我信中写的是什么。”“我向她求婚，希望快些举行婚礼。”科尼很奇怪，问他：“你是个贵族吧？”他回答说是的，并说出了俄罗斯一个古老贵族的姓氏。科尼问他能否问他几个问题，他同意了。科尼问：“你是在哪儿认识罗扎莉娅的？”“在法庭上。”“她的什么地方使你入迷，长相吗？”“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娶她呢？你了解她的过去吗？”“她的案子我清楚，我是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你和她结婚后怎样生活？你能和她共同出入社交场合吗？你父母同意吗？假若她故态复萌怎么办？而且你们悬殊这样大，怎么会有共同语言，那不是双方都感到痛苦吗？”青年人站起来，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用自己颤抖的手倒了一杯水，稍稍镇静了一下，断断续续地说：“您说的我都想过，但我还是要娶她。”科尼劝他是否再好好想一下，虽然拯救一个堕落的女人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用结婚这种办法也许不会有任何结果……科尼把信转给罗扎莉娅后，很快就收到了她文理不通的回信，她同意结婚。作为名检察官，科尼认为有责任避免那位神经发热的贵族青年陷入不理智的行为，所以坚持必须在四个月刑满后才准许女犯人同青年结婚，而且很快地，斋期来临，在斋期中是禁止结婚的，所以立即举行婚礼的事只好放下了。在等待的时间里，青年人时常去看望罗扎莉娅，她因为疯狂地用下流话骂同牢犯人，被关入单人牢房。青年送给她许多结婚礼物，她十分高兴。然而，斋期结束时，罗扎莉娅突然得了斑疹伤寒，死了。从此，科尼再没见过那位青年。过了几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尼从一位看管女牢房的可敬的老婆婆那里得知了罗扎莉娅的历史。罗扎莉娅是一位孤女，她父亲死时，把她托付给庄园主，一位阔太太。她长到十六岁那年，来了一位庄园主的亲戚，就是那位贵族青年，他看上了罗扎莉娅，并诱惑了她，当这事被发现时，庄园主太太不是按常理赶走贵族青年，而是赶走了姑娘。后来，青年人也抛弃了她。她生下孩子，送到育婴堂，一步一步堕落下去。终于有一天，命运使贵族青年做了陪审员，参与了对罗扎莉娅的审判，他认出了她，他知道这个女人的堕落完全是他的责任。于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心灵煎熬后，他知道，唯一的选择就是与她结婚……
托尔斯泰认真地听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后，第二天早上对科尼说，他晚上考虑了很久，建议科尼将这故事写出来，交给“中间人”出版，科尼答应了。托尔斯泰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科尼为人很亲切，他答应给中间人出版社写一个短篇，我对此抱着很大希望。因为情节十分精彩，而他又很有才能。”然而过了不久，1888年4月12日，托尔斯泰又写信给比留科夫：“请您问问科尼，他答应写的那个短篇是否已经写了，如果还没开始写，那他是否可以把这个短篇的题材让给我，因为这个题材非常好，我非常需要。”在给索菲娅的信中，托尔斯泰也说：“妙极了的题材，要是能让我写就好了，真想写。”后来托尔斯泰直接写信给科尼说他想采用罗扎莉娅和她的诱惑者的故事，这个创作意图使托尔斯泰一直不得安宁。1888年6月1日科尼回信说：“我热切地请求您不要放弃这个念头。经过您的手笔，这个故事一定会让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受感动，最最不动脑子的人看了也会开始思考起问题来。”
托尔斯泰喜欢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人性、良心“复活”的故事，是一个人通过非凡的努力走向“天国”的故事，也是一个揭露了社会黑暗，指出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故事，这种故事是晚年的托尔斯泰唯一感兴趣的。
《复活》是1889年开始动笔的，直到1899才完成，前后写了十年。为了写这部小说，托尔斯泰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他曾借助于一位司法界人士达维多夫的帮助，多次出席法庭的会议，翻阅法庭的记录，考察监狱的生活情况，与被告和囚犯谈话，犯罪者中有许多妓女。他还为犯案的人奔走说情，宣传他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有一天，他没通过任何人准许，来到莫斯科布蒂尔基监狱，在监狱附近，他碰到一个人，就问他是否是看守，对方回答是典狱官，他问：“您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些关于囚犯生活的材料？”那人回答说这是严格禁止的。但当知道问话者是谁时，那人便把托尔斯泰请到家中，尽其所能地回答了问题。谈了一个多小时，托尔斯泰告别时，请这位典狱官有空到自己家去。他的名字叫维诺格拉多夫。后来，在整个1899年冬天，他们经常见面。托尔斯泰请维诺格拉多夫看《复活》的校样，请他指出监狱生活的描写中有哪些不准确的地方。维诺格拉多夫指出了一些诸如监狱服装的错误等，最重要的是，指出政治犯和刑事犯从来不关在一起，连接触也不可能，这使托尔斯泰对小说第四稿作了根本性的改动，把女主角玛丝洛娃认识政治犯的时间改在她去西伯利亚的时候。为了真实性，托尔斯泰甚至跟着押解犯人的队伍一直从监狱走到车站。
《复活》最后完成时速度很快，“就像炮弹接近地面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