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歌德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创作力，还在构思、撰写、改动、印刷和发行《葛兹》的时候，在歌德的脑海里，别的创作计划和设想已经纷至沓来。计划之中就有剧本《普罗米修斯》和长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时，狂飙精神已经几乎从歌德身上消失了。他谨小慎微地在《诗与真》里解释说：“巨人普罗米修斯扰乱天庭的反抗精神对于我的诗的描写并没有供给什么素材。我觉得适宜于我的描写的，是巨人一方面承认比自己更高的威力的存在，但同时又想与之比肩，以平和的、忍耐的努力同他对抗一事。”
著《维特》驱烦恼
1772年5月至9月，歌德遵从父命，去法兰克福北边的韦茨拉尔，在帝国高等法院实习。这是一个有四五千人的小城。在帝国法院1689年从施派尔迁来这里后，与帝国法院有关的人就约有900人。其实，这里并非最好的进修之地。只不过因为歌德的外祖父在这里工作了10年，歌德的父亲也曾拜访过而有点老关系罢了。他的如意算盘是想让歌德找到晋升之阶，可是他没有想到歌德对司法工作没有什么兴趣。在这里歌德参加公开举行的庭审，去听法学家专为实习生讲的课。此外，还是《法兰克学者汇报》的撰稿人。
同年6月9日歌德去离该市2里地的福尔佩特豪森参加舞会。正好克斯特纳（1741—1800）和夏绿蒂（1753—1828）也去跳舞。于是他们互相认识了。
夏绿蒂也很喜欢跟歌德做伴，很快歌德就为她的魅力所吸引和迷醉。然而，这一开始就注定歌德的爱恋只能是单相思，因为她已是情有所钟。她的未婚夫克斯特纳在不来梅公使馆工作，“是一个非常正直和相信人的男子”。他下班回来，总看见歌德厮守在未婚妻身旁。虽然他不存介蒂，但是歌德还是感到不自在。
克斯特纳也未明显地表现出吃醋。他仍然保持同歌德的友谊，信任自己的未婚妻。夏绿蒂也明确表示她只能给歌德以友谊，而不能以身相许。她始终坚定地忠实于对克斯特纳的爱情。克斯特纳的这种豁达宽厚的态度既赢得了未婚妻的爱，也使歌德很不好意思。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歌德深知他们的三角关系渐趋紧张。他思想斗争很激烈，甚至萌生自杀的念头。但是他的理智终于占了上风，他抛去一切忧郁病的妄念，决心活下去。他不辞而别。
正好默尔克约他去莱茵省看望他们共同的朋友。于是，他第三次从他的心上人身边逃走，但是这次逃走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是他抛弃了多情的女子，而这次是他自己被人抛弃了。
一星期后，他已经坐在莱茵河畔科布伦茨附近一幢漂亮的别墅里了。别墅的主人索菲·封·拉罗歇是一位刚成名的德国第一个女作家。她曾与诗人魏兰德有过一段恋情，现在是特里尔选帝侯的枢密顾问格奥尔格·米歇尔·弗朗克·拉罗歇的妻子。她身旁站着16岁的大女儿玛克西米利安妮。她那开朗的脸，白皙的皮肤，乌黑的眼睛，使歌德一见之下，就想起夏绿蒂，不知不觉地爱上了她。
但是这个少女却拒绝了歌德的追求，第二年在其父亲作主的情况下，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并且有四儿一女的老鳏夫彼得·安乐·勃伦塔诺——一个侨居法兰克福的意大利富商。
1774年1月中旬，这个年轻的继母走进这个富商家的时候，一群孩子包围了她。最大的男孩安东11岁，最小的女孩保娜才4岁。
歌德回到法兰克福以后不久，他竟意外地在街头遇见了克斯特纳。两人又热烈地拥抱起来。
克斯特纳不久同夏绿蒂结了婚，歌德买了结婚戒指送给他们。他附上一封信，写道：“你们不要到法兰克福来，这会令我心情舒畅。你们来，我就走。”直到1816年夏秋绿蒂才与67岁的歌德在魏玛重逢。歌德友好和有礼貌地接待了她，但双方都感到陌生和疏远了。
正在歌德痛不欲生的时候，克斯特纳写信告诉他耶路撒冷自杀的消息。耶路撒冷是歌德在莱比锡大学时的同学，“身材中等，身体健美，英俊可亲，长脸带圆，金发碧眼，穿着蓝色的长礼服，浅黄色的背心和裤子，以及褐色头的长靴”。他在布伦瑞克公使馆当秘书。据说他热恋一个朋友的妻子，但绝没有看见他跟这女人公开在一起。他爱好英国文学，性格有些孤僻内向。
耶路撒冷的自杀、歌德自身的体验和遭遇，使歌德不用费多大劲，就构思出《维特》完整的情节。甚至维特写书信的日期都与歌德给夏绿蒂的信相差无几。但是，歌德并不等于维特。维特死了，歌德却活着。
歌德花了4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这部书信体小说。在歌德离开夏绿蒂，回到法兰克福一年半以后，莱比锡书店来信索稿，歌德将书稿寄去。1774年秋，《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本小说出现在书展上，立即引起轰动。这位25岁的青年人一下成为新闻人物。
一本很平常的描写三角恋爱的小说，为什么竟然轰动一时呢？
根据歌德自己的分析，这与当时的社会有关。当时德国还是一个封建社会。人性受到压抑，个性没有解放，恋爱没有自由，青年人受到各种封建观念的束缚。他们的种种热情得不到满足，根本不可能从外部受到鼓舞去干一番事业，只能在精神空虚的市民生活中彷徨，感伤，厌世。所以，这部小说受到有时代精神苦闷的青年的热烈欢迎，甚至与维特有同样遭遇的青年读者竟然步维特的后尘，穿上蓝上衣、黄背心，仿效维特而轻生自杀。
德国文坛高度评价了这部作品。老一辈的诗人莱辛、魏兰特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都赞扬歌德的天才。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们都热烈赞扬这部作品的革命精神。伦茨把维特称为“被绑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毕尔格尔写信告诉歌德，说他读了《维特》之后，夜里做梦，梦见自己在歌德的怀抱里大声恸哭。可见小说感人之深。
《维特》成了当时的畅销书。封建卫道士们慌了手脚，不许让这本有伤风化的小书流行。当时作家尼古尼拉为了对抗歌德，竟写了一本214页的小说《少年维特之喜悦》，篡改结局，让维特用灌上鸡血的手枪自杀未遂，最后与夏绿蒂结婚。这使歌德大为恼怒。
鉴于有些青年仿效维特走上轻生之路，歌德深感自己的小说受到了误解。在1778年再版时，歌德在扉页上题了一首诗，这就是那首著名的诗《夏绿蒂与维特》。郭沫若在1922年首次翻译了这部小说，诗的译文如下：
“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
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
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圣至神；
啊，怎样从此中有惨痛飞迸！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名闻；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语：
请做个堂堂男子吧，不要步我后尘。”
这本小说已译成各国语言，中文译本已有20种以上，其印数之高，居世界第一。
《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前后几年，是歌德文学创作最绚丽多彩的时期。他酝酿了如此多的诗歌创作计划，以至他只要信手采撷生活中的花絮，便可塑造成诗的形象。歌德的创作欲望极盛，如果他不写剧本，他就得毁灭。白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无不在梦中凝聚成形，幻化成第二天清晨歌德笔下新的艺术形象，他的想象力空前活跃。
1775年是歌德在法兰克福的最后一年。他邂逅了当地一个富商的女儿，16岁的莉莉·舍内曼，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光。新的热烈的爱情使两个人的关系迅速发展到正式定婚阶段，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间离了他们，双方父母的不认可更给两人相爱带来了重重阻力，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歌德自己的踟蹰和犹豫，因此造成了他们的最终分手。歌德既爱莉莉，却又觉得投入一种家庭幸福的生活很难得到满足。从这件情感事件的处理上，歌德发现摆在他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身穿镶金银边的上衣和搭配得当的华服出入在社交场合，在富丽堂皇的吊灯和壁灯微弱的灯光辉映中与一位迷人的少女相逢，怀着浅薄的兴趣，去伴随这样一个俊俏的金发少女，去听音乐会，参加舞会，去满足世俗的虚荣心和生理的欲望；或者身穿灰色的海獭皮衣服，围一条褐色的丝绸围巾，穿一双高筒靴，在二月轻柔的微风里感受着大自然，面对着一个广博而充满魅力的世界，永远追求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工作不息，奋斗不止，把青年时代天真无邪的感情谱成短小的诗篇，把生活中浓郁的趣事写成新颖的剧本，不迎合任何世俗，只须深深体味、反复磨砺自己的所思所想，在工作中完善自身，同时代精英共享人生。歌德认为后者才是最大的幸幅。
1775年初夏，歌德接受了施托尔贝格兄弟的邀请，陪他们一道去瑞士。他想试一试是否离得开莉莉，他试图通过环境的变换克服心头的危机。他身着“维特服”走遍了如诗如画的瑞士。当他站在歌特哈德山巅考虑是否继续到意大利去旅行时，对莉莉的思念再次强烈地占据了他的心灵。他返回法兰克福，又一次陷入情感之中不能自拔。在痛苦的抉择中，他再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必须离开莉莉！傻瓜才让别人束缚住自己！沉溺于情感会禁固他所有的力量，会夺走他灵魂的全部勇气。他必须离开，到自由的天地中去！
1774年12月，歌德认识了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的王储卡尔·奥古斯特。1775年秋天，王储为了公主的婚礼路过法兰克福，邀请歌德到魏玛去住一段时期。歌德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是歌德生活中的转变。歌德认为这转变来自一种神秘莫测的巨大力量。他像是被无形的精灵所鞭策，由日神的骏马拉着命运的轻车疾驰而过。他想不起他来自何方，也不知即将驶向哪里，只有鼓足勇气，紧握缰绳，避开岩石和悬崖一往直前。
在魏玛从政的日子
1775年11月7日，歌德来到了魏玛公国。这是一个不到6000人的宁静小国。公国的统治者是女公爵安娜·阿玛利娅。在丈夫早逝后，这位能干的统治者极其精明地治理了公国达17年之久。尽管财力有限，尽管7年战争造成普遍的不稳定局面，安娜仍然在自己的周围多方位地、成功地促进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歌德把她称为“具有完美人性的完美君主”。
歌德在魏玛居住了50多年。当他刚到魏玛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卡尔·奥古斯特的宫廷里逗留这样的时间。固然，安娜女公爵创建了“缪斯宫廷”，给她两个儿子担任教师的是即兴诗人兼作曲家冯·艾因西德尔和冯·塞肯多夫等人，还有被称为“童话之父”的文科中学教师穆佐伊斯和出版家贝尔图赫。这种人文人才的组合会对整个德意志祖国产生意义重大而富于生气的影响。
不仅如此，歌德逗留在这里，还希望在过了一段无拘无束的自由文人生活之后，能承担社会的具体任务和责任。他给友人的信中说，从政即使只有几年的时间，也总比呆在家里空有远大志向而无所事事好。他曾经到过几个公国，现在他来到这个早已使他感兴趣的魏玛公国，希望为这里贡献自己的才智。
歌德留在魏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年轻的公爵。1775年9月，安娜·娜玛利娅的长子卡尔·奥古斯特到了法定年龄，接替她掌握了大权。歌德刚到魏玛时，奥古斯特才18岁，他整晚整晚地坐在歌德那里，推心置腹地畅谈艺术和自然的话题，谈论种种趣事。他与歌德很快便处得亲密无间，两人常常谈话到深夜，奥古斯特疲倦了就紧挨着歌德的沙发睡着了。他们俩人都年轻，都处在精力极充沛的状态中，往往干一些近似疯狂的事情。白天，他们经常骑着烈马，跳过篱笆和沟壑，涉水爬山，直到筋疲力尽。夜间常常在旷野露宿，在森林中生起一堆篝火。与爵位继承人相处，歌德也产生过忧虑和不安，然而他很快看到奥古斯特那出类拔萃的天性不久就得到了净化，形成了最美的品质。与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令歌德感到愉快。他看到年轻的公爵对国务充满了热忱，他完全理解公爵。
1776年6月，歌德正式进入魏玛宫廷当了枢密顾问官。被委此重任，理所当然遭到非议。最受宠幸的宫廷顾问弗里德里希·冯·弗里奇就是竭力反对者之一。但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奥古斯特公爵坚持他的任命。他认为对一个才干出众的人，不把他放在最能发挥他的才能的地方去使用，就是糟蹋这个人才。世人的判断是根据偏见，而他和每一个愿意尽职尽责的人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对得起公国和自己的良心。
歌德进入枢密院，很快卷进了几乎全部政务活动和国家管理工作中。他的工作范围极广，从承担制定防火条例的小事直至参与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巴伐利亚战争期间欧洲各宫廷之间的高层政治谈判。此外，他还主持过政府的某些部门的管理工作。
能够担此重任，不仅出于公爵对他的充分信任，还主要是由于歌德不懈的努力。他渴望投入工作，锻炼和考验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十分认真地对待那些被人不屑一顾的小事。起初，也许只想试一试能否出任重要职务，仅过了半年他便改变了看法，把是否称职当成了道德上的考验。他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克服重重阻挠和困难，努力完成这些任务。歌德遇事冷静而敏锐，思想坚定，确信只要坚持到底就有希望。解脱了压力，灵魂就会懈怠，就会追求生活享受。歌德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才是最令人痛苦的。责任心驱使歌德从事繁芜庞杂的事务，即使到最小的村庄和荒凉的小岛，他也会孜孜不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