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深秋，23岁的黑格尔告别了著名的图宾根神学院，踏上了人生新的旅程。在他的纪念册里，同学们给他画了一幅漫画：青年黑格尔驼着背，弯着腰，手拄两根拐杖。旁边的题词是：“愿上帝保佑这位老头儿。”在同学们的心目中，这位“小老头”是个可爱的伙伴。他为人循规蹈矩，安分守己，而且有些枯燥无聊。一部充满惩恶劝善说教和描写市民琐碎日常生活的乏味小说竟使他陶醉不已。他对文学的鉴赏力不超过中等水平，口才也平庸无奇，喜欢把读过的书按学科门类详细地摘录在活页纸上，并严格地按字母顺序排列。在日记中，他不厌其烦地叙述着无聊的琐事，发表的见解也难见惊人之语。人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少年老成、谨小慎微、一肚子陈芝麻烂谷子的庸人。可谁会想到，在这庸人的外表下埋藏着一颗杰出的心灵。日后令那些同学们瞠目结舌的是，这个“小老头”竟然脱胎换骨，在人类思想领域里成就了非凡的伟业。他以那严整而深邃的哲学体系征服了思想界，晚年荣登作为德国学术界领袖的柏林大学校长宝座。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身后荣显。他的巨大身影遮掩了一个多世纪的哲学发展历程。从那时起，人们或者继承黑格尔，或者批判黑格尔，但难以避开黑格尔。黑格尔给人类思想的历程刻下了他深深的印记。
求索之路
1793年，正当法国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黑格尔经过两年神学和三年哲学的学习，完成了学业，以第四名的成绩从图宾根神学院毕业了。在他的毕业文凭上写着这样的评语：健康状况不佳，中等身材，不善辞令，沉默寡言，天赋高，判断力健全，记忆力强，文字通顺，作风正派，有时不太用功，体质一般，神学有成绩，虽然尝试讲道不无热情，但看来不是一名优秀的传教士，语言知识丰富，哲学上十分努力。
但不知什么原因，黑格尔没有去当牧师，而是到了卢梭的故乡瑞士做了一名家庭教师。也许确如毕业文凭所说，他由于口才不佳而不具备做一个优秀牧师的条件。也有人解释说，由于当时大学里笼罩着一种气氛，好像在修道院和兵营里一样，这才使黑格尔产生了厌恶教会的情绪，而法国革命和卢梭的影响使他形成的激进的政治倾向也起了一定作用。无论如何，他没有进入教会献身于上帝，也没有留在德国谋生，而是来到了较为开化的瑞士。
告别大学校园的时候，在黑格尔内心深处仍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与同学们分手时相互勉励的一句口号：“上帝之国。”对于一位出身于虔敬的清教徒世家和毕业于神学院的大学生来说，这句口号的意蕴是显而易见的。那是对终极理想的炽热向往和追求，那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王国”在德国的翻版。几年后在给同窗好友荷尔德林的信中，黑格尔为这个口号作了注脚。他说，那“是对真理和自由全无保留的献身，是对禁锢思想戒律永不妥协的誓言”。可以说，启蒙运动给这颗年轻的心灵植入了最初的火种，而大革命使他燃烧成熊熊的激情。这激励着他一生不懈地探索和追求，也是他最终登上哲学的奥林匹斯山的能量源泉。
在幽静的伯尔尼，黑格尔成了一个贵族家庭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1797年，他又转到美丽的莱茵河上的法兰克福做家庭教师。对他来说，这项为生计的工作不需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正好使他能够理头读书、思考和写作。
他的思考最初集中于宗教问题。这对一个神学院的毕业生来说，显然是顺理成章的。在这里，黑格尔把理性宗教和民众宗教与传统的权威宗教对立起来，指出教会与专制政治是沆瀣一气的，而传统教会体系就是一个把人不当人的体系。在他看来，希腊罗马的宗教本是自由人民的宗教，随着自由的消失，这种宗教也消失了，而基督教则是专制的产物。不久，黑格尔又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研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时，他开始思考财产问题，并推断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财产。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也使黑格尔对新产生的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有了一定的认识。
这期间，他对康德著作的理解日益加深。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从极其丰富的康德体系中，期待着在德意志大地上出现一场革命。”也许他这时还不敢奢望最终撷取康德发起的这场哲学革命的最终果实的竟是他自己。但他已经看出对康德哲学的必然发展在人们面前展示的前景：许多人会为它的必然结论大吃一惊。“人们仰望着把人抬举得这样高的，全部哲学的顶峰感到头晕目眩。为什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尊严才受到尊重？为什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自由禀赋才得到承认”？他认为，肯定人类本身是如此值得尊重，乃是这个时代的最好标志，它说明压迫者和人间上帝们头上的灵光消逝了。
这时，他那才华横溢的同学谢林打着“清除陈腐教义”的旗帜，已经在批判正统神学的激流中起锚扬帆。在耶拿大学，谢林作为新思潮的领袖，成为大学生们所崇拜的对象，学生们把他的课堂挤得水泄不通。面对谢林的成功，黑格尔却不急不躁，默默无闻地摸索着自己的道路。他觉得自己还不能与谢林相提并论，不敢发表他的批评意见。谢林显然很看重黑格尔，他请黑格尔谈谈自己的学术研究，黑格尔只是谦逊地回答说，我的作业不值一提。
不过，黑格尔绝没有虚度光阴，他在这个时期思考了许多问题。但是他觉得，由于缺少书籍，并且时间有限，他还无法把在头脑中萦回的那些观念充分地发挥出来。也许是思之越深，越彻底，而言之越慎吧。但他对成功的信念是坚定的：“我坚信，只有不间断地的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总有一天会获得有分量的成果，有志者事竟成。”他有时引用谢林的口号勉励自己：“我们决不甘落后！”
1800年11月，已届而立之年但仍默默无闻的黑格尔在写给已经名噪一时的谢林的信中表示：“我不能满足于人类低级需要的科学教育，必须攀登科学的高峰。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也就是化为一个体系。”他深知营造这个体系是一项艰巨而严肃的工作，他为此而甘于寂寞。随着新哲学体系的轮廓在哲学家面前日益明朗，黑格尔喜不自禁：上帝之国来临了，我们加紧工作吧！
当黑格尔已届而立之年的时候，命运有了转机。由于父亲去世，他得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约3000古尔盾。有了这笔钱，黑格尔认为自己在经济上已经能够独立，不需再为生计而奔波，他甚至感觉自己是富有的。有了金钱作后盾，他决定要过一种悠闲的绅士生活，要到一个有好书和上等啤酒的地方定居。他举目四顾，选中了耶拿。
耶拿是普鲁士的一个大学城，也是普鲁士大学城中最活跃的一个。著名文学家席勒和哲学家费希特都曾执教于这里。在黑格尔到来时，德国一批才华出众的年轻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包括他的密友谢林。他们讲授哲学、历史和希腊语，传播着法国的新观念。一时间耶拿成了德国文化复兴和自由思想的中心。
1801年1月，黑格尔来到耶拿。8月31日，适逢他31岁生日，他成功地通过了授课资格答辩，成为耶拿大学一名编外讲师。所谓编外讲师，就是获得开课资格，但不领薪俸的教师。除了从听课的学生那里收取一点听课费外，他必须另有财路补充生活所需。
初登大学讲坛，黑格尔并不算成功。第一学期，选他课的学生只有11人，就是到后几个学期也难得超过30人。作为一个教师，他的风度和口才都不出众，尤其不善于深入浅出地讲解艰深的哲学问题。人们形容他呆坐在讲台前像坐在自家的写字台前一样，翻着讲义，寻找着自己要讲的段落，吸吸鼻烟，又打喷嚏又咳嗽。语调低沉，费劲地斟酌着字眼，他因此而得到“木头人黑格尔”的雅号。只是在讲到得意处时，他才显得从容不迫，嗓音洪亮，双目炯炯发光。但即使这时，他的发音、手势和表情也常与所讲的内容不协调。
不过，选他课的学生都是他的知音。他们对老师的评价与其他人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些人理解老师思辨智慧的深奥之处，在他们心目中，黑格尔是一位圣哲，他的天才使其他人都黯然失色，渺然无光。他们崇拜黑格尔，简直把他视为真理的化身。虽然这些真理有时令人费解，但却无可辩驳。人们只要懂得其中一部分，就会感受到获知真理的极大满足。学生们对他讲的话如饥似渴地聆听，并苦思冥想，以求弄懂每个词所包含的深奥意蕴。一个学生要到维尔茨堡去，黑格尔顺便说，那里有他的一个朋友，学生马上问：“朋友”一词究竟应该按通常的意义来理解，还是另有深意？
黑格尔常常陷入忘我的沉思，这时他便会进入超脱而宁静的境界。有一次，他竟心不在焉地提前一个小时进了课堂。坐在教室里的是另一班学生，他浑然不觉，有板有眼地开始讲他的课。一个学生暗示他弄错了，他也未予理睬。一个小时后，他自己的学生们来到教室门口，他们知道他搞错了，好奇地站在外边看黑格尔怎样收场。思想家以自己的方式来摆脱这尴尬的局面。黑格尔说：“诸位，感官可靠性是否真正可靠，首先取决于关于自身的意识经验。我们一直以为感官是可靠的，本人在一个小时前却对此有了一次特别的经验。”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但迅即消失，一切照常进行。
一位学生这样描绘黑格尔的形象：“容貌端庄……一双大眼睛闪烁不定，可以看出他是个内向的思想家，这种眼光使人望而生畏，即便不把人吓退，也会使人敬而远之。然而他说话和气，待人友善，很得人心，这又使人愿意与他接近。他的微笑富有特点，是我们在别人身上没有见过的。在微笑时，他在善意中夹着些锋利、尖刻和讥讽的味道，这是他具有深邃的内心世界的表征。”
在耶拿期间，除了学生们外，还有一位伟大的诗人成为他的知音，那就是歌德，两人结成忘年之交。歌德那时担任魏玛公国主管教育文化的大臣。他利用其名望与权位，在1805年为黑格尔谋得副教授的头衔，次年又使他得到一笔微薄的薪俸。父亲的遗产毕竟有限，这笔薪俸加上学生的听课费，黑格尔也只能过着节俭的生活。
在耶拿期间，黑格尔专注于后来令他一举成名的大作《精神现象学》。眼看只剩最后几页了，然而风云骤变，打破了哲学家的宁静思考。1806年10月30日，拿破仑率大军占领了耶拿，粗野的法国大兵们冲进哲学家的住所。哲学家友好地招待了他们，客气地说，希望他们不要辱没自己的荣誉，尊重一位普通的德国学者。他的态度对第一拨士兵起了作用，但接着别的士兵不断来到。黑格尔不堪其扰，把未完的书稿塞进衣袋，走上了街头。就在躲避战乱的临时居处，他借着营地和炉灶的火光，完成了最后几页书稿。
经过这场战乱，黑格尔的家被洗劫一空。然而哲学家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亲身感受这一事变的。他抛开个人甚至祖国目前所罹战祸的痛苦，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次事变的意义。在他心目中，拿破仑继承了法国革命的事业，承担着摧毁旧秩序，为德国开辟新道路的历史使命，因此他的同情心在法军一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喜不自禁地讲到他亲眼看见拿破仑的心情：“我见到拿破仑皇帝——这位世界精神——骑着马出来在全城巡察。看到这样一个个体，他掌握着世界，主宰着世界，却在眼前集中于一点，踞于马上，令人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世界精神”，这是后来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黑格尔那里，人类历史是“世界精神”这一绝对精神在世界史领域中的体现——演进的历史，也是人类自由的发展史。“世界精神”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一个民族作为其承担者或体现者，而后它又被继起的民族所取代，这个更替过程往往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因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颂扬战争，认为就如风的吹动能防止湖水的腐臭一样，战争有利于民族的健康。当20世纪的人们饱受德国人发动的战争之苦的时候，黑格尔的这些思想遭到许多人的唾骂。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具体描述了“世界精神”演进的轨迹。在那里，“世界精神”与自然界的太阳一样，首先从东方初露曙光，自东向西运行。它依次经过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等，然后栖止于日尔曼民族这里。当他看见拿破仑的那一刻，呈现在他眼前的无疑是一幅“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生动景象。不过，成熟的黑格尔哲学追求对法国革命的超越，他不再把拿破仑的法国，而是把经过拿破仑大军扫荡过的普鲁士作为“世界精神”在当代的承担者，并且还曾瞩望北美，预言在那里会看到新世纪的日初。
1807年春，经过长期劳苦，在耶拿战役前夕仓促完成的巨著《精神现象学》问世。黑格尔以15年的心血熔铸而成的哲学体系，终于莽莽然耸入云天，以夺目的光彩呈现于世间。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里，黑格尔含蓄地批评了谢林，从此，这两个青年时代曾信誓旦旦，要在共同的道路上携手并进，永不分离的朋友，如今终于分道扬镳了。两人的分手彬彬有礼，江郎才尽的谢林在最后一封信里不无伤感地说：“但愿还值得继续做您的真正朋友。”是的，黑格尔从此如日中天，遮掩了英才早露的谢林的微弱星光。
